在那遥远的地方

寒光

第一部
 

（一）机场邂逅

    十月的布加勒斯特，已经有了一丝凉意。我从北京搭乘罗航TAROM 公司的航班，一夜之间，途经炎热潮湿的巴基斯坦南部海港城市卡拉奇，飞抵了这个地处东欧黑海之滨的沿海国家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国际机场，我要换乘下一班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奔赴我此行要去的目的地--比利时。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故土，踏上了赴欧留学的旅途，那一年我正好二十九岁。

    候机厅里有很多需转机飞往欧洲其它国家的旅客，其中有一大半是华人，因为当年从中国飞往欧洲国家的航班不多，除了从北京飞往巴黎的国航外，大概只有价格相对便宜的罗航了。这时候我看见有一位华人中年妇女正同一位手里拿着一张中国地图、年纪约莫二十来岁的欧洲姑娘用手比划着艰难地交谈着，见状我上前用法语问那位姑娘是否需要帮助。尽管我在国内才学了两年法语，但这时候也能派上点用场。听见我的声音，那个姑娘转过身来，见有人能说法语，她喜出望外，开始用法语同我开始交谈起来。

   

年轻人之间似乎有更多的青春吸引力，几分钟之内我与她便像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热聊起来。她告诉我，她是瑞士人，家住在瑞士北部靠近苏黎世的一个小村庄，她的哥哥在瑞士驻北京大使馆做随员，这次她利用假期去北京旅游，刚从北京回来。说着，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只自行车铃给我看，告诉我这是她在北京买的，回家要装在她的自行车上，因为她的自行车上还缺少一个铃。我当时心里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她的自行车上会没有铃？后来才知道，瑞士的人口很少，骑车可以横冲直撞，不需要摁铃。装个车铃不过也只是种装饰。

    我打量了眼前这位瑞士姑娘。她身高大约一米六十左右，扎着羊角小辫，金发鬈卷，眼睛特别明亮，从她红扑扑的脸蛋上能让人感觉到她身上洋溢着一种青春勃发的朝气。她告诉我她的母语是德语，法语是她的第二语言。我知道瑞士这个欧洲小国有四种官方语言，北方地区说德语，西南方地区说法语，东南部临近意大利的地区说意大利语，东部山区里说拉丁罗曼语。而我即将要去留学的比利时也是一个有三种官方语的国家，北方地区说佛拉芒语，这是一种与荷兰语非常接近的语言，或者可以称作“比利时荷兰语”，南方地区说法语，东部小块地区说德语。

一踏上欧洲的土地，便面临繁杂的语言问题，要想在欧洲国家里有所作为，先得要拿下几种语言。

    交谈之中，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的登机时间到了。我同她握手告别，我们相互留了地址，她留给我的是她的家住地址。从她留给我的地址上，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卡特琳。

（二）一个心愿

    等我在比利时安顿下来后，我同卡特琳开始了通信来往，每次接到她的来信时，我的心里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有几次，我还收到她寄来的包裹，包裹里装的是瑞士产巧克力。作为回礼，我给她寄去了中国的真丝头巾。她告诉我，她正在一所卫校里读护士专业。她还告诉我，她的家在山上，当春天来的时候，满山碧绿，万紫千红，到了深秋季节，又成了一片金黄，冬天里山上白雪皑皑。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我的眼前似乎呈现出那样鲜艳生动的四季景象。她用山上摘来的花草作装饰制成了精巧的贺卡，我能从小小的贺卡上感觉到她细腻的用心。我在信里告诉她，等有机会我想到瑞士去见她。我同卡特琳的通信来往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去瑞士见她。

   

我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大学开始了国外的留学生涯。在大学里有一位名叫布鲁门的德国籍教授，他热心好客、机智幽默，再加上他的太太是一位贤惠的新加坡华人，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喜欢同他来往。布鲁门是语言学教授，除了母语德语外，他还精通英法荷等多门语言，为了帮助中国留学生尽快地提高英语能力，完成他们的学业，他每周日下午在家里接待中国留学生，让大家用英语交谈，他作辅导。他的太太烤了蛋糕，准备了热茶招待大家。有些刚从国内出来的留学生没地方住，就临时住在他的家里。在大家的眼里，布鲁门教授就像是一位慈祥可亲的大叔。

    语言幽默是布鲁门教授的另一个特点。有一次下午茶时间大家聊起了西方礼仪，他突然问中国留学生：“西方人提倡Lady first(女士优先），但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优先？”大家疑惑不解，他扶了扶眼镜，眨着狡黠的眼睛说道：“上楼梯的时候女士不能优先。否则，跟在后面的男士会看到什么？”听他这么一说，大家立刻会意地大笑起来。

    有一天，一位在大学生化系攻读博士的上海籍留学生问我愿不愿意跟德国教授一起去墨尼黑？我一听非常高兴，立刻同意，这样我便同那个留学生一起跟着布鲁门教授去了德国墨尼黑。

我打算乘这次去墨尼黑的机会，再坐火车去瑞士，去完成我的一个心愿。

（三）魅力莱茵

    布鲁门教授的家乡在墨尼黑。我们搭上布鲁门教授的汽车，从比利时进入德国，沿着美丽的莱茵河一路向南，驶向地处德国南部的大城市墨尼黑。

    早就听人说，去德国不能不看莱茵河。莱茵河的魅力只有当你看到她的时候才能体会到。春夏季节是莱茵河一年里最美的时节，当汽车在莱茵河边上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放眼望去，河的对岸是绵延起伏的群山，山上一座座古城堡在绿树簇拥下显得雄伟壮观。莱茵河像一条铺在大地上的浅绿色绸带，蜿蜒曲折，河水在轻风吹拂下泛着清澈的涟漪。望着眼前的自然景色，我的心里感到有一股暖暖的醉意。

    我们在莱茵河边，在一个叫做“鼠塔”（Berg Maus）的地方停了车。我们在河边的一个咖啡座坐下，喝着咖啡，看着河岸风光，听布鲁门教授介绍这个地名的来历。在这地方矗立着一座塔，据说那个塔是由罗马元帅德路威斯在公元前8年修建的关税塔。相传公元10世纪时，美茵茨主教哈托二世为人吝啬、性情残暴，他把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大量粮食藏在塔中。百姓忍无可忍，将他关进塔中，主教最终成了群鼠的美餐。

由此，“鼠塔”成了关税塔的别名并一直流传至今。后来，“鼠塔”一直作为莱茵河上的信号塔，引导来往船只的航行。

    途径莱茵河边的一个名叫美茵兹 （Mainz）的城市，我们进入了市中心，那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正遇菜市场闭市，布鲁门教授说可以去菜贩那里去拿一点免费蔬菜。不愧是个老土地，布鲁门教授知道菜贩收摊的时候会将剩下的蔬菜水果处理掉，轻身回家，这个时候去找菜贩要，准能拿到点什么。可惜到那里的时间稍晚了一点，菜贩已经差不多走光了，结果只要到了一些我当时并不认识的菜，那菜模样有点像茭白也有点像洋葱，但个头要比茭白和洋葱大得多，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菜叫“大茴香”。当晚在布鲁门教授的家里，我将大茴香切成丝炒鸡蛋，尝试着做了一道菜，味道还挺不错。在美茵兹有个肖特玻璃博物馆，世界玻璃制造业的领先企业肖特集团总部就在美茵兹，这个建于1884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牌企业领导着世界玻璃业生产和科技的潮流。肖特集团旗下的玻璃博物馆当然也是免费参观的，对于我们来说，开心、省钱、实惠是我们出游旅行的宗旨。

    这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到墨尼黑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要争取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到目的地。

于是，我们上了车后一路快行，直奔墨尼黑。

（四）老城新姿

    墨尼黑，德国第三大城市，南德最大的城市，巴伐利亚省的首府。墨尼黑曾是古巴伐利亚王国的都城，现在是德国重要的工业和科研基地之一。很多人或许只知道宝马牌汽车的外文是BMW，但绝少有人知道BMW的含义是什么。BMW是德语Bayerische Motoren Werke（巴伐利亚汽车公司）的缩写，宝马牌汽车的老家就在墨尼黑。布鲁门教授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开车回一次老家墨尼黑，在市中心他有一套公寓房，平时因为他全家人都住在比利时，所以那套公寓就空关着。他要去看看自己的房子情况，也要去会会自己的老朋友们。我和另一位留学生在墨尼黑的那几天就住在布鲁门教授的家里。

    他带我们去参观了奥运体育馆和奥运村，一九七二年夏季奥运会曾在墨尼黑举行，在那里曾发生了一件举世震惊的恐怖事件：十二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结果造成五名人质被杀。当我们进入奥运体育馆和奥运村的时候，那里的场馆空空荡荡，半天不见一个人影。我当时一个感觉就是德国太有钱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奥运体育场馆在奥运会后就这么被空置了。

   

布鲁门教授又驱车一百公里，把我们带到了南边阿尔卑斯山脉，他把车停在山脚下，我们登上了山峰。在山上，我们环望四周，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拿破仑曾经带领着部队在登上阿尔卑斯山后说过的一句话：“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一个矮个子巨人，在他的胸膛里有着一颗企图征服欧洲大地的雄心，因为他的身后有千军万马，所以他敢说他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我因而想：任何一个企图征服他人的人，最终还是会被他人所征服。历史往往会有相似的重复，当年的拿破仑是这样，今日世界霸主也将是这样。

    在墨尼黑有一个科技展览馆，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参观的地方。这个展览馆包罗万象，囊括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发展史，可以让参观者领略到现代科学技术的杰出成果。最有趣的是每个参观者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些科学实验，来了解有关的科学知识。我和那位同去的留学生在展览馆里度过了大半天，感觉收获颇丰。

    在市中心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啤酒屋，里面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布鲁门教授告诉我们，当年希特勒就是在这个地方举行演讲，煽动战争狂热的。

我发现德国人爱喝啤酒，拿的是特大的啤酒杯，但喝的时候却非常守规矩，几百人全都面对面坐在长条桌前，喝着聊着，没见有一个人站立着，也没见一个人发酒疯。我由此可以想象出当年德国人边喝啤酒，边听希特勒演讲的情形。

     墨尼黑市区有个“英国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公园之一。公园里有个园中园，那里是市政府批准的天体区。在那里，不管男女老少全部裸体躺着晒太阳。谁进入那个区域，脱是正常的，谁不脱反而是不正常的。我和那位留学生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前去“英国公园”的园中园探一究竟。我们带上了照相机的远焦镜头，到了园中园后，我们不敢脱光，只好远远地躲在树后架起照相机，偷拍了一阵，将那些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全部收入了镜头。世界上的天体主义运动在欧洲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在欧洲各国都有一些地方对裸体主义者开放。裸体主义者并非色情主义，他们可以全裸，但并不色情。他们的理念是返朴归真，回归自然。

    结束了在墨尼黑的逗留，接着我要坐火车只身去瑞士，去完成我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五）瑞士重逢

    德国墨尼黑去瑞士苏黎世的火车在欧洲的原野上飞驰，火车时而钻进了山洞隧道，时而又在山间的大桥上穿行，一路上风光无限，山川景色尽收眼底。当火车到达一个小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警察，查验了一下护照，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他去瑞士苏黎世，他就不再过问。这时我才知道，火车到了德国、瑞士和奥地利三国接壤的一个边境关卡。几分钟后，火车再次启动，便进入了瑞士的国土。我随身带了一本国内出版的“读者文摘”杂志，在火车上翻阅起来，我恰好读到一篇文章，介绍法国人和瑞士人。文中说法国的男人像水，瑞士的女人像山。我心想，这回我倒要亲眼看看瑞士的女人像不像山。

    苏黎世，是瑞士的第一大城市，但与墨尼黑相比要小得多，城市座落在苏黎世湖的东方尽头，出了火车站往前行走二十来分钟就到了湖边。苏黎世市区非常干净，地上见不到一张被丢弃的废纸或烟蒂，环保达到了极致的程度。乘转车间隙时间，我走出车站，想见识一下苏黎世城区，我心想只要笔直走，不拐弯，我就能走回车站不迷路。

我在火车站给卡特琳拨了一个电话，那天因为是星期天，她在家，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已经到了苏黎世，接着我要转火车去她住的那个小村庄Männedorf， 她说在火车站等我。去Männedorf 的火车沿着苏黎世湖向东行驶，右边是湖，左边是山，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火车在每个村庄都停靠。当火车到了Männedorf 站的时候，我见卡特琳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了。自从布加勒斯特机场相遇后，过了一年多时间，我与这位瑞士姑娘再次在她的家乡见面了。我们抑制不住激动，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我跟着卡特琳爬上了山，我发现她爬山的速度飞快，如履平地。因为我在她的身后跟着，爬山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小腿腓肠肌非常发达，这是长期登高锻炼的结果，而我走了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感觉双腿又酸又胀。这时在我的脑子里突然又冒出了“法国的男人像水，瑞士的女人像山”那句话。她看到我跟不上她，便停下朝我挥挥手，意思是：喂，快点啊！

    到了她家，我看见这是一幢建在半山腰、年代已经很久的木头房子。她家里陈设很简单，我一眼就看见了那架挂在墙上的老式拨号电话。她的父母是农民，看上去很苍老，脸上满是岁月和风霜留下的皱纹。

屋后的山坡就是她家的农庄，农田里种满了苹果树。她告诉我她已经向学校请了一天假，明天带我去另一座山上的旅游点玩。

    下午，她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我反正跟着她走，她去哪儿我就跟着到哪儿。我们走着山道，不一会儿我跟她来到了一栋小木屋，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大家在那里一起念圣经，唱圣歌。我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傻乎乎的在一旁坐着，感受那种祥和欢乐的气氛。等活动结束，我再跟着她火急火燎地回家，我发现她做事情干练、时间观念很强，一件件事情安排得很好。

    六点钟左右她家开始吃晚饭。饭菜很简单：她家自己腌制的咸肉，加上生菜，还有就是煮土豆。饭后，她妈示意我可以到屋后花园里看看，她妈拿来一把椅子，让我在院子里坐下。我见卡特琳的父亲又背起了药水桶，走进果林，给果树喷撒农药。看到这个情形，我不由想起了自己当年在农场菜田里给蔬菜打农药的经历来，我想帮他一起干，但他摆摆手，不让我干。我望着他那已经微驼的背影，心里升起了一种凄楚悲凉的感觉。

    天黑后，我们坐在桌前边喝着她自家酿制的苹果酒边聊天，她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只会说德语，不会说其它语言，于是卡特琳就负责翻译。

恐怕这是第一次他们家里来了一个外国人，他们问了我好多有关中国还有我家里的情况，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好像是在听我讲述一个东方的童话故事。晚上，我睡在了她哥哥的房间里。在床上我辗转反侧，脑子里不断地在想，这个卡特琳在我的心里应该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觉得自己有点疯狂，为了见一个姑娘，从比利时跑到了瑞士。嗨，年轻人不都这样吗？

（六）一览众山

    第二天，我跟卡特琳下山，坐上了火车，前往她所说的那个旅游胜地。当火车到了一个车站后，我们又换乘了另一辆火车，然后火车拉着我们往山上驶去。瑞士是个山国，高山峰峦起伏，湖泊河道纵横。当火车朝着山顶飞奔时，好像一支利箭飞向蓝天。

    火车在山顶停下了。五月天，山下已经是一派盎然春意，但山顶上却还积着雪，白云在山顶上掠过，仿佛伸手就能抓住一朵云彩。我欣喜地跑到崖边，往四周望去，顿时感受到了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情画意。再往山下看，只见半山腰一片青绿，草地上放养着一群悠闲觅食的奶牛。突然从山下传来“叮当叮当”的声响，我发现这叮当声来自挂在奶牛脖子上的那只铃铛，静谧的山坳因阵阵铃铛声而变得活跃起来。

我忍不住朝着山下大喊了一声，喊声立刻在山谷间回荡......

    山顶上有一幢木房子，那是一座旅馆，木房子的底层是一个饭店，游客们喜欢坐在室外的餐桌前，边进餐边欣赏山上的风景，我和卡特琳也在那里吃了午饭。饭后，卡特琳抢着付了饭钱。我们请另桌的游客帮忙，摁下照相机的快门留了一个合影。这张照片是我们俩在山上的第一张留影，在我的抽屉里已经放了近二十八年。

    卡特琳问我：“你在比利时要读几年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她又问我：“你以后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说真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在我的面前有太多的未知数。身在他国异乡，一个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往前走，不知道路该怎么走，往后走，没有退路可走。不在国外拿个文凭学位，在国外只能落到在餐厅打工的地步，回国会连原单位都进不去。要拿下个文凭又谈何容易？在国外当医生，这是难乎其难的事。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前途都不知道，还侈谈什么爱情和婚姻？我突然之间明白了自己当下一无所有的卑微境况，也明白了自己背负的使命。我们俩都陷入沉思中......

山上的早晚气温变化很大，中午的时候在太阳照耀下，感觉温暖舒适，等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寒气立刻袭来，气温骤降。

    同上山时的兴奋喜悦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下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有点低落。我对卡特琳提出要分担上山的火车票和午餐的费用，卡特琳生气地说：“如果你要给我钱，我就立刻从火车上跳下去！”我感觉我的心被刺痛了。我不愿意让一个女孩子为我花钱，这有伤我的自尊心，但是我当时是个穷学生，囊中羞涩又让我胆气不足。我感觉我同卡特琳的交往是个错误，我不该来瑞士，因为我在一个西方姑娘面前还没有谈情说爱的资格。

    我突然感觉我变得那么脆弱，我的内心在哭泣。

（七）最后一夜

    卡特琳见我变得沉默，轻声问：“你不高兴了吗？如果我说错了什么请你原谅。”我连忙说：“没有啊，我是被这里的自然风光陶醉了。”说罢，对卡特琳投去一个勉强的笑容。这时我也知道我的表情已经将我内心的不快全都写在了脸上。我心想或许是自己太敏感，卡特琳抢着付账并无轻视我的意思，是我错怪了她。

然而我知道，贫穷，这是我心中多年来一个不能触摸的伤疤。在上海的时候，我曾与一个女孩悄悄地谈起了恋爱。有一次，那个女孩不经意的一句话刺痛了我的心，造成了我与她的分手。那一天，那位女孩对我说：“你以为我和你只有一张写字台就能结婚吗？”我立即意识到她是在讥笑我，我感到不能容忍。尽管后来她一再解释，但我下定决心同她一刀两断，因为我觉得她心里看重的是物质条件。我认为，维持男性的生理基础靠雄激素，而维持男性的心理基础靠的是自尊心。倔强的性格，强烈的自尊，促使我要在国外从社会的最底层努力地站起来。我意识到，在我还没有真正站立起来之前，我不配同一个女孩谈情说爱，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觉得女人大都是“唯物主义者”，没有富足的经济基础，女人是不会跟我走的。

    这一晚是我在卡特琳家的最后一晚，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她家了。晚上，她的父母早早进入卧室休息了，我同卡特琳坐在客厅的桌前轻声地交谈，这时候的她变得格外的温柔可爱。我望着她闪亮的眼睛，心里涌起了一股怜惜之情。我想，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我就会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

如果我有足够的能力，我要让她年迈的父母安度晚年，不要再在黄昏中背着沉重的药水桶在果园里喷洒农药了。这时候，我突然伸出手去抓住了卡特琳的双手，将她那小巧的双手贴在了我的胸口，让她感觉我的心跳。我们俩的头靠得越来越近，两个人几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呼吸气息。我们之间不再说话，这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将嘴唇逐渐贴近她的嘴唇，她闭上了眼睛，微微张开了湿润的嘴。终于我将嘴唇完全贴在了她的嘴唇上，慢慢地我俩的舌头搅缠在一起......

    我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了她，她高低起伏的胸脯贴在了我灼热的胸口上。我把嘴移到她的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Demain je vais te quiter, mais je penserai toujour à toi! (明天我就要离开了，但我会一直想你的！) ”

    卡特琳用颤抖的声音说：“Moi aussi! (我也一样！)”我用舌头舔弄着她的耳垂，一只手伸进她的上衣，在她光滑细嫩的脊背上上下摩挲。

    我问她：“Est-ce que tu as eu un garçon? (你有过男朋友吗？)”

她轻轻地摇了摇头，回答道：“Tu es le premier homme qui touche mon corps (你是第一个碰我身体的男人)。”

    这时候她开始轻声呻吟，她的身子变得非常的柔软，似乎在迎接一场激烈凶猛的狂风暴雨的到来。她嗫嚅道：“你想要的话，你就来吧，我亲爱的。”

    突然，我心收紧了，虽然这时候我很想得到她香酥的肉体，但是一个讨厌的念头又从心底出现，逐渐占据了我的整个灵魂。

    我不配得到她！我是个穷学生，我什么都没有，我有什么资格得到她的身体？我喊了一声:“不！我不能！”我推开了她的身体。她一惊，忙问：“你怎么啦？”我流着眼泪说：“我现在一无所有，我要回比利时，我要在那里完成我的学业，等我站起来的那一天，我再来找你！”卡特琳一把抓住我，把她的脸贴在了我的脸上，说：“我相信你！你能行！”我们俩再次拥抱在一起，谁也没说话，一直到夜深。

（八）巫山云雨

    此时我们俩的身体开始发热，两颗心在激烈的跳荡，亢奋的欲望已经难以抑制。我拉着她的手，走进了她的卧室。关上房门后，我和她一下倒在了床上。

我用颤抖的手解开了她的衬衣，她那一对坚挺的乳房便一下子暴露在我的眼前。当我摘下她的胸罩后，我便像一个饥渴贪吃的婴儿捧起她的乳房吸吮起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我发现她的脸色变得绯红，胸口皮肤出现了一大片红晕，啊！这是一个女人情欲兴奋时的表现。我的手变得更加不老实，我扯下了她的裤子，又扯下她贴身穿的小内裤，刹那间，一个赤身裸体的姑娘活生生地躺在了我的眼前。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高挺的乳房、纤细的腰肢、翘耸的臀部、发达的大腿勾勒出一个西方女孩优美的曲线形体态，我望着眼前的卡特琳，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怜爱之情。尽管此时我内心激荡，欲火炽烈，好似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理智告诉我不能顶入她的身体，因为她还是个处女，她身体最后的那道屏障只能由那个叫做丈夫的男人来顶破。同时我也知道，突破那道屏障的时候，她会有疼痛。我只希望这个夜晚在她记忆里留下的不是疼痛，而是欢愉和快乐。我决定替她守住那道最后的防线。
...... ......
卡特琳双手将我的腰紧紧地搂住，我和她一起享受着那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快活。这时的她已经情迷意乱，从嘴里发出的呻吟声里夹着的不再是法语，而成了德语。

   

一个人即使他会流利地说很多种语言，但在三种状态下他只会使用母语，一是数钱时，二是发怒骂人时，三是做爱失神时。这时虽然我听不懂她说些什么，但我可以猜出她在说些什么。我从她的表情、呻吟声中可以得知她内心的快活，此时此刻的她已经神魂出窍。今晚，我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向人生快乐世界的大门，我让她知道了一个人生的秘密，今后让她自己再往这条大道上奔跑，去寻找那属于她的极乐世界。

    当最后的高潮到来的时候，我感觉一阵晕眩，似乎自己的灵魂飞上了天空，激流淌过了我的全身，像潮水一样涌向心田。虽然快乐是短暂的，但其韵味将在我的记忆中存留。当我离开了卡特琳的卧室，走进了我睡觉的房间时，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一点。

    第二天清晨，我在窗外一阵山鸟的叫声中醒来。我要离开了，当我向卡特琳的父母告别的时候，我见卡特琳的母亲在拭擦着眼泪。我拉着大妈的手，虽然我没法用语言来安慰她，但我的肢体动作已经能让她知道我内心的依依不舍。

    卡特琳送我到火车站。在站台上我们俩紧紧的拥抱，直到火车即将启动的最后一分钟。

    再见了，美丽的瑞士！再见了，亲爱的卡特琳！

 

(第一部完)

第二部
 
（一）进退维谷

    入夜，一轮皎洁的月亮升起，银色的寒光洒在大地上。四周，万籁俱寂，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声。我一个人独自徘徊在安特卫普城区的一条小街上，漫无目标地向前踱着步。此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焦虑和孤独。刚踏进这个欧洲国家时的好奇心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未来的无知，对前途的担忧还有生活上的困扰。

    两年前，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离开上海来到这个西方的城市，想一显身手，一举拿下博士文凭，然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然而两年的医院临床进修期快要结束，我向教授提出攻读博士学位的请求尚未得到首肯，我只是协助一个博士生搞研究工作，这时我的生活经费也快用完了。

    我明白，如果我没有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回去，那么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我原来任职的大学附属医院将不再给我一席之地。我曾看到某些个从国外回去的医生因为没有带回一个学位而被拒之门外。有的人虽然靠身后强有力的关系回到了原来的医院，但是再也做不成医生，只是在院部的外事办公室作为陪同外国来宾的当差。我曾多次看见他背后被人指指点点，成为讥笑的对象。他当年神气活现的样子从此不再，垂头丧气如同流浪狗一般。

我看在眼里，怕在心里。我心里很明白，在国外时间越长，国内的同行对我的期望值就越高。

    出国留学，就像是一场科举考试，如果我拿到了国外的博士文凭后毅然回国，同时高喊几声报效祖国的华丽口号，那么我将从此飞黄腾达，春风得意。如果我最终拿不到学位，便会被认为是本人能力太差，朽木不可雕，其结果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虽同意让我回到原单位但从此不可能被重用。我这段出国留学的历史也就成了一段耻辱史，让人扯笑一辈子。如果再退一步，拿不到学位回上海，原单位将我拒之门外，我只得去其它低一等级的医院求个位置。那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败将一样，英雄落入草莽，自尊心大伤。

    我知道教授有课题，但是缺少经费。我想，教授为什么没有同意我读博士学位的申请，关键还是在经费问题上，于是我请教授向大学方面为我申请奖学金。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医学院给外国留学生的科研奖学金只有一个名额，这次奖学金的名额给了另一个也是从上海来的女生。

    我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了。退，无路可走，就这样回上海去，于心不甘。进，路又在哪里？我接下去该怎么办？

 

我想去其它国家，想去瑞士，想到卡特琳所在的那个国家去。我想去加拿大，去蒙特利尔，等我在那里站起来后，再把卡特琳接过去。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想念着卡特琳，我忘不了她的笑脸，忘不了那个销魂之夜。

    我先后给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和瑞士洛桑大学寄出了申请信。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我只得去寻找打工的机会。我到大学的学生办公室去找学生工做，我去图书分发中心去包装图书，到人家里粉墙，到大学的印刷厂印书。在大学印刷厂给临近毕业的博士生印刷博士论文时我的心在发痛，我感觉自己好似一个老姑娘在给人做嫁衣裳。

    那些临时工的零碎收入并不够我每个月的开销，我只好再去其它大学的学生办公室寻找打工的机会。在另一个大学的学生办公室，一开始那个秘书不肯给我介绍打工机会，说只给本校的学生介绍工作机会，后来在我恳求之下，她介绍给我的是一个骑着自行车拖着广告牌满街跑做广告宣传的工作，我拒绝了。我觉得自尊心受不了，在医院里我穿着白大褂，像模像样的是个医生，一转身却成了一个拉广告牌的打工仔，给熟人看见了怎么办？

   

我只得自己再到外面去找打工机会。一天，路经市中心江边观景台的时候，我看见一家餐馆的门口贴着招工启事，要找一个清洁工。我走进餐馆找到老板，老板说可以让我试工一星期，我立刻高兴得像中了大奖一样。一个人当他落魄到社会最底层的时候，只要给他一条生路，哪怕是最艰苦的，都会让他兴高采烈。从此，我每天清晨五点就去那家餐厅打扫，一直干到九点，我再赶去大学的实验室工作。

    穷书生的清高和好面子同样体现在我身上，我不愿意对人说我每天一早在餐厅打扫的境况。有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对别人说，要想知道怎么找打工的机会可以来问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听了感觉心里特别受伤，我觉得我是这所大学里中国留学生中处境最惨的一个。我宁可要咬碎牙往自己肚子里吞，对国内的亲人和朋友，我丝毫不提打工的事情，只是告诉他们我在国外攻读研究生，以致他们以为我在国外的日子好过得很。

    一个人如果曾经落入过人生的低谷，当他再次落下的时候，他并不会觉得太痛苦，因为他曾经历过。我是个几经起落的人，当我离开农场考入大学，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让我的人生走向了一个辉煌的高峰。

然而当我出国留学，我又一次跌到了一个低谷中，我不得不靠打工维持生计。但我坚信只要我不屈不挠，坚持努力，我必然能重见人生的曙光。

   正当我再次鼓起勇气，等待着转机出现的时候，然而一场疾病再次击垮了我的信心。

（二）呈现转机

    一连几天的高烧，我在昏昏沉沉中从清晨熬到黄昏，再从黄昏熬到第二个清晨。我已经有几天没有好好地进食了，屋子里已经找不到什么吃的东西。想到超市去买点食物，但是我全身无力，连走出家门的力气也没有。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我好像看见我走在一条林荫道上，两旁是盛开的鲜花，绵延的道路走不到尽头。突然我看见天上飞来了一个天使，向我招着手，我定睛一看，那个天使就是卡特琳。她向我吹了一口气，突然间我也飞了起来。我拉着她的手，在天上飞啊飞......

    当我脑子清醒的时候，我琢磨着等我病好了，我就去买机票，我要回家！

    这是一场病毒性流感。因为我在实验研究中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作为测试方法，我的身体受到放射线同位素的照射影响而造成免疫力下降，一旦传染上了流感病毒，我的病情就变得非常严重。

数天后，我才逐渐退烧，病情开始好转，终于恢复了正常。

    一旦疾病痊愈，我又恢复了信心，我打算再坚守阵地，等待时机。我相信，机会常常会在等待中出现。

    一天下午，我在大学校园里遇见了一位来自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留学生，她姓高，我们都称这位大姐“老高”。同老高寒暄了几句后，她问我会不会做菜？我回答说还行，做的菜可以请客。老高一听，非常高兴地说：“我有救了！”

    原来，我们这个大学的副校长范德鲁斯教授，也是比中协会的主席。几天后中国对外友协一个代表团要来拜访范德鲁斯教授。他打算在家里举行晚宴，宴请招待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范德鲁斯教授找到老高，请她去他家做中餐。谁知偏偏老高不谙烹调，但她又不能推辞，只好一口答应下来，同时她打算再找个会做菜的中国留学生帮她这个忙。正巧那天她在路上遇见了我，听我说会做菜，她不由喜出望外，于是大呼有救了。

    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从上午开始买菜备材料，到下午准备做菜，忙了一整天。我做大厨，老高做助手，我花心思准备了一桌的菜肴。晚上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带队的代表团一行六人到范德鲁斯教授的家里赴宴，席间觥斛交错，不亦乐乎。

酒醉饭饱之际，范德鲁斯教授问客人饭菜如何？客人们连连说：“很好！很好！”我心里暗想，他们都是些老吃客，什么高级饭店没去过？什么山珍海味没吃过？说很好也是出于礼貌。范德鲁斯听客人们称赞菜很好吃，信以为真，于是非常高兴。

    老高乘机对范德鲁斯教授的夫人说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范德鲁斯太太得知后感到过意不去，连忙上楼，一会儿她拿着一包东西给我，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打开一看是一件皮大衣。我也乘机对范德鲁斯教授说我正在为申请奖学金被拒烦恼，请他能否帮个忙？范德鲁斯教授正在高兴劲上，一口答应说试试看，叫我两天后去他的办公室找他。

    两天后我去范德鲁斯教授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份表格，是比利时外交部海外学生奖学金申请表。他叫我填好表格后交还给他，他一再说不能保证成功，只是试试看。我当时也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心想只要他尽了力，不成也就算了。

    天下果然真有奇迹出现！大约过了几个星期，我收到了比利时外交部的来函，通知我去外交部指定的医务所做体检，并告诉我已经批准授予我外交部海外学生奖学金，期限不限，直到完成学业为止。

我太高兴了！烧一顿饭居然能换来数年高额奖学金，而且没时间限制，一直拿到完成学业。这真是个海外神话！

    我将这个好消息马上通知了我的导师、外科教授范黑。他一听也非常高兴，当即拍板答应让我读博士学位，并且给我设计了课题。

    感谢上帝！时来运转全在一瞬间。如果那天我没遇到老高，我就没这个机会。如果我遇到了老高，有了机会，但是我不会做饭，那这个机会也不属于我。由此，我想到了一句名言：“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

    我得到了机会，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就像那满山遍野的迎春花，只要给我一片阳光，我就必然向着太阳怒放。

（三）莱蒙湖畔

    课题研究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一种新的胃幽门溃疡外科治疗术通过动物实验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各项测量数据显示动物模型术后胃的排空功能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我向导师鲁斯曼教授报告了这个好消息，教授告诉我，实验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可以开始撰写论文。如果不出意外，半年后我就可以参加论文答辩，从而获得博士学位了。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瑞士的卡特琳。

两年来，我同卡特琳鸿雁传情，封封书信传递着互相思念和爱慕之情。当我感觉孤单的时候，从卡特琳的来信中我感觉到了丝丝温暖，当我成功的时候，我告诉卡特琳，让她一起分享我的喜悦。因为心里有卡特琳，我感到充实。

    在最近的一封来信里，卡特琳告诉我她已经从护士学校毕业，在苏黎世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当上了手术室的护士。我同卡特琳商定，我们再次在瑞士见面，然后一起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参加一个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医学院和捷克布拉格大学医学院的校际交流活动。我们将约会的地点选在了瑞士南部的著名城市日内瓦和洛桑。

    阳春四月的日内瓦，风和日丽，春意盎然。当飞机在日内瓦机场徐徐降落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激烈跳荡，热血汹涌，我马上就要见到日思夜想的卡特琳了！走出旅客通道，我左右观望，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突然我看到了一个举起了双手朝着我不断挥舞的姑娘，正是她，是卡特琳！

    我飞跑过去，同卡特琳紧紧地拥抱。我看见她的眼眶红了，一道晶莹清亮的泪水正从她的一双大眼睛里往外流淌。

    “Tu vas bien? Ma cherie!( 你好吗？我亲爱的！)”我忍住了激动，轻声问道。

   

“Tu me manques tellement que ça me fait mal parfois,Mon amour!( 我好想你啊，有时让我感觉心痛，我的爱人！)”她哽咽道。

    “Allez,donne-moi un sourire! (来吧，给我一个微笑！)”我对她说道。这时，卡特琳的脸上绽开了一个甜甜的笑容。

    我牵着卡特琳的手，沿着莱蒙湖岸边的林荫小道缓缓而行，尽情地欣赏莱蒙湖畔的迤逦风光。

    莱蒙湖，也称作日内瓦湖，是瑞士境内1498个湖泊中最大的一个湖泊，阿尔卑斯山脉积雪融化后的水流进了湖中。莱蒙湖的西侧是日内瓦城，湖泊向东延伸七十多公里，沿途还座落着瑞士的另一个大城市洛桑。莱蒙湖，湖水清澈见底，湖面浪平如镜。湖里白帆点点，只是当快艇驶过时，激起了浪花簇簇。湖面上天鹅和水鸟嬉戏，湖水中鱼虾自由穿梭。在湖的中央有一个人工喷泉，喷出的水柱高达150米，堪称世界之最。人在美景中最容易动情，尤其是同心爱的人在一起，更加令人心潮澎湃，激情荡漾。

我向卡特琳讲述了这两年来遇到的种种艰难，尤其是那次发高烧，病得死去活来的经过。她责怪我为什么不在信里告诉她，她说如果她当时知道了，一定会赶到比利时来照顾我。我听她这么说，心里涌起了一股甜甜的暖意，我深情地吻了她，在岸边一块青青草地上我同她搂抱着席地躺下。

    温煦的阳光照射在我们的身躯上，我们懒懒地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我瞥见在草地上有一对彩蝶翩翩飞舞，互相追逐。

    “Est-ce que tu m'aimes? (你爱我吗？)”卡特琳认真地问我。

    “Comment tu es bète,Bien sûre que oui! Mon petit choux! (你傻呀，当然爱啦！我的小卷心菜！)”在法语中，小卷心菜是对心上人的甜蜜称呼。我用手捏了一下她那翘翘的鼻子，卡特琳将头偎在我的怀里，像一只可爱的小猫。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心里充满了爱意。

(四)情缘洛桑

    告别了日内瓦，黄昏时分我和卡特琳坐上火车前往我们的下一站 - 洛桑。从日内瓦到洛桑，距离只有六十三公里，坐火车四十分钟就到了。

   

火车沿着莱蒙湖一直往东驶去，沿线风景如画，犹入仙境。西斜的太阳像一团火焰，发出炽烈的光芒，将西边的云彩染得通红。夕阳下的莱蒙湖像一位清纯的少女，显得优雅、宁静。

    眼望车窗外的景色，我不由轻声哼起了一首中国老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莱蒙湖上静悄悄，看着我心爱的卡特琳，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将歌词里的“微山湖”改成了“莱蒙湖”，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句改成了“看着我心爱的卡特琳”。卡特琳好奇地看着我，问我唱的是什么歌？我将歌词翻译成法语告诉了她，她大笑起来：“你可真会编啊！”

    我俩的欢声笑语引来了邻座一对老夫妇的注意，他俩微笑地看着我和卡特琳，似乎也回想起了他们年轻时的美好时光。

    火车缓缓地在洛桑站停下了，我俩随着三两成群的旅客走出了车站。今晚我和卡特琳选择在洛桑下榻，要在一个古老的城市寻找一种朴实的浪漫。

    我和卡特琳在火车站附近的饭店共进了晚餐。在饭店门口，我们向一个正要钻进汽车的小伙子问路，询问去一家旅馆该怎么走。他看了纸条上写的地址，说离这里不远，然后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说道：“上车吧，我带你们去。”

一踏上洛桑的土地就遇到这样一位热心的年轻人，我立刻对这个城市充满了好感。这时我注意到这个小伙子的一侧耳垂上还悬挂着一个耳环，似乎多了一点脂粉气，让我感觉到这里的人除了有山一样的性格外，还有水一样的柔情。

    我们预定了房间的旅馆座落在靠近湖边的一条马路上。这是由一栋老房子改造而成的家庭小旅馆，规模虽小但却充满了家庭气氛，脸上堆满笑容的老板把我们领到了楼上的房间。一进屋子，我俩便急不可待地拥抱在一起，像是干柴烈火，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我在卡特琳的嘴唇、耳垂、脖子上落下了无数个吻点，她的躯体在微微地颤抖。这次我打算完全得到她。我觉得如今我已经不再自卑，我有能力可以得到她，她的生命是属于我的！
　　我感觉自己在向着一个高峰攀登，身体的活动渐渐脱离了意识的控制。当我抵达巅峰的时候，热血涌上了脑门，好像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时间停止了行进，我的灵魂飞向了天空......

    我和卡特琳相拥相抱着度过了一个美好温馨的夜晚，我感觉此时此刻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把卡特琳的手放在我的胸口，让她感觉我的心跳。我对她发誓：爱她直到永远。

   

洛桑是个山城，山脚下是美丽的莱蒙湖。湖滨地区名叫Ouchy，同汉语的“无锡”发音十分相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总部就在洛桑的湖滨地区，让这个山城成了一个世界著名的城市。对我和卡特琳来说，洛桑也是见证我们俩爱情的城市，在那里我和卡特琳第一次合二为一，将两个人的生命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五)熊城之旅

    在瑞士洛桑我和卡特琳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莱蒙湖畔“无锡”的清晨又迎来了新一天的一轮朝阳。我们再次乘上列车，启程前往捷克首都布拉格，去参加由安特卫普大学医学院同布拉格大学医学院共同举办的校际交流活动。

    我们坐上了由洛桑前往苏黎世的火车，然后要在苏黎世换乘国际列车前往布拉格。在欧洲坐火车，上了火车后在中途站点可以随意上下，只要方向不变，可以任意换坐下一班列车直到终点站，这为沿途游玩提供了方便。

    在伯尔尼站我们下了车。伯尔尼是瑞士的首都，位于瑞士西部高原山地，城市由老城和新城两部分形成，莱茵河的支流阿勒河将老城三面围住，形成了一个半岛。阿勒河的左岸是老城区，河的右岸是新城区，两个城区之间有七座桥连接。

走进老城里到处可以看见熊的标记，在伯尔尼的州旗上就有一头熊，城市雕塑也处处见熊。我问卡特琳在这里为什么处处见熊？卡特琳告诉我，在这个城市里到处都见熊的标记是源于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公元十二世纪末，统治瑞士中东部的一位公爵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城市，为了给城市取名，这位公爵决定外出打猎，以打到的第一只野兽作为城市名。结果他打死了一头熊，于是就以“熊”字为该城命名，伯尔尼这个名字在德语中就是熊的意思，因此伯尔尼也有一个别名，叫“熊城”。伯尔尼老城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上的一处世界文化古迹。老城里没有一幢新建筑，完好地保留了中世纪的风格，古老的街道、古老的建筑协调地构成了一个城市的“老字号”风格。

    走出车站后，我们沿着大马路一直往前走。在马路的右侧，我看见有一条垂直的马路通向一幢高大的圆顶建筑，卡特林告诉我，那就是瑞士联邦大厦，也就是国家政府的办公大厦。有卡特琳做导游，我感觉好轻松，可以知道很多。

    再往前走，忽然听见一阵音乐声响起，我看见一支吹奏乐队在大街上演奏音乐，不仅在伯尔尼，在瑞士的其它城市我都曾看见过这样的马路乐队演出。

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在乐队的周围很快就围拢来了一群观众，我和卡特琳也伫足聆听，直到一曲结束。这些吹奏乐手都是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音乐爱好者，尽管是业余级别，但他们的演奏水平很高，至少我听不出与专业演奏家有什么区别。

    伯尔尼的老城不大，一会儿我们就走到了老城的尽头，然后我们转身折回车站，搭乘下一趟去苏黎世的列车。

    到达苏黎世车站已经是下午，傍晚时分我和卡特琳登上了驶往布拉格的国际列车，从苏黎世到布拉格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这一晚我们将在火车上度过。有卡特琳作伴，我不会感觉旅途的乏味枯燥。

    我问起卡特琳有关她哥哥的情况。她告诉我，她的哥哥在瑞士驻中国大使馆已经由随员升任三秘，他很喜欢中国，打算在驻北京的使馆一直工作下去。我问卡特琳，她哥哥是怎么会到中国去工作的。她告诉我，她的哥哥毕业于苏黎世大学的政治系，有一次他阅读了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这个东方古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开始学习汉语，想有朝一日去北京工作。后来他向瑞士外交部提出求职申请，要求到驻北京大使馆去工作，很幸运的是他的申请得到了同意，于是他作为驻华使馆的随员去了中国。

我问卡特琳在北京旅游的时候，最喜欢北京的什么？她告诉我很喜欢吃北京烤鸭，还有北京的糖葫芦、麻脆花。我告诉她上海的小吃更多，有南翔小笼包子、老虎脚爪、葱油大饼......我给卡特琳讲述了小时候的种种童年趣事，卡特琳的眼睛里闪烁着专注又好奇的神情。话语之间，火车一溜烟进入了德国境内，向着捷克首都布拉格一路飞跑。

    夜深了，卡特琳头枕在我的肩上睡着了。我望着她的脸庞，看着她翘翘的鼻子、弯弯的双眉、长长的睫毛，心里涌动着无比的爱恋。

（六）捷克印象

    布拉格，捷克的首都，这座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欧古城洋溢着一种波西米亚文化的气息。在市中心有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长七百五十米，宽六十米，名叫瓦茨拉夫大街，大街的两旁商店、酒吧、饭店以及影剧院栉比鳞次，竭尽繁华。大街的尽头有个广场叫做瓦茨拉夫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青铜雕塑，雕塑上那位骑马的勇士就是古代波西米亚的国王瓦茨拉夫。置身在瓦茨拉夫大街，让人感觉有点像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上一样。

    我和卡特琳走进一家名叫巴佳的百货大楼，这是一座建于1930年的老牌百货店。我发现店里的商品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价格低廉，适应捷克人的消费标准。

我给卡特琳买了一只长毛绒的哈巴狗，我对她说等她回到瑞士后，就让这只哈巴狗代替我陪伴她，想我的时候就抱抱这只哈巴狗。因为不会讲捷克语，我同营业员交流全靠打手势，却也没什么障碍。

    在百货大楼的不远处有一家电影院，那里正上映着一部美国电影，从电影海报上看这部电影的英文原名是The War of the Roses（玫瑰战争），男主角的扮演者是麦克尔-道格拉斯，女主角由凯瑟琳-特纳扮演。我们买了两张电影票，每张只花了20捷克克朗（相当于人民币五元钱），票价非常便宜。 因为电影对白全部译成了捷克语，从头到底一句也听不懂，电影的故事情节只能靠猜。只看到影片中一对夫妇开始的时候恩爱无比，到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因开始打架，以至打得你死我活。直到电影结束，我和卡特琳走出电影院还是一头雾水。

    晚上，我和卡特琳到一家饭店吃饭。这家饭店据说以前是一个皇宫舞厅，饭店的大厅其大无比，装饰豪华，可以想像昔日王公贵族和小姐们身着艳丽的服装，在舞厅里翩翩起舞的情景。大厅里面摆放着几百张饭桌，可以一次性容纳上千个人就餐。男招待会说德语和英语，所以点菜毫无问题。

我们点了一种名叫Goulash的招牌菜，实际上是一种浓汁蔬菜炖牛肉，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这道菜被称之为国菜。菜做得很可口，价格却很便宜，吃完饭后结账才200多捷克克朗，相当于人民币50-60元钱。这个价钱对于收入菲薄的捷克人来说却是昂贵的，所以进这家饭店吃饭的客人基本上都是些国外游客，当地人只能在饭店门前朝里面张望，不敢踏足。

    我们被安排住在布拉格大学的学生公寓里，每天的房价是每人100捷克克朗，相当于25元人民币。晚上我们从市中心乘坐有轨电车返回大学学生公寓，上车后向司机买票，司机却摇头不卖票。正在无所适从的时候，车厢里一位中年男士用英语告诉我们，必须在路边的商店里购买车卡，上车后自觉打卡。他把手中的车卡给了我们让我们打卡，我们要付他钱，但是他坚决不要。电车到了终点站，我们下了车，但不知道去大学学生公寓该往哪个方向走。这时候电车已经开动，离开了车站。电车司机见我们正在犹豫不决，立刻停车，跳下车来用手指点我们去大学学生公寓的方向。虽然我们无法用语言交流，但是他已经猜出我们是住在那里的大学生。

刚到布拉格，小小的几件事已经让我们感动，捷克人的热情善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初步印象。

    晚上，我建议到外面街心花园里散散步，卡特琳欣然同意。室外一轮明月当头照，静谧的街心花园里此时悄无人影。我和卡特琳在一张长凳上并排坐下，不一会儿，她跨坐在了我的大腿上，我俩开始窃窃私语，缠绵缱绻。

    我有点担心：“不会怀孕吧？”

    她摇摇头道：“不会那么巧的，不管它了。”
...... ......
　　布拉格的夜晚是迷人的。街上绿树环抱着一栋栋建筑的红瓦白墙，和煦的春风里夹着玉兰花的馨香。我内心在一遍遍地发问：卡特琳，你愿意同我月下牵手，白首偕老吗？

(七) 古城寻踪

    校际交流活动开始了，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医学院和捷克布拉格大学医学院的对话会在布拉格大学医学院的会议室举行。会议开始后，双方代表各自介绍了本院学生在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基本情况，我作为一名海外博士留学生也介绍了课题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整个对话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积极向上的气氛。

对话会后，我们参观了布拉格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我问卡特琳是否想过将来到布拉格来工作？她说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但是语言是个问题，要学会捷克语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天马行空，心血来潮。

    明天我们就要离开布拉格了，今天下午我和卡特琳再次去布拉格的市中心寻访这个城市的名胜古迹。

    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个闻名于世的天文钟。这个天文钟安装在市政厅南面的墙上，是在公元1410年由两个皇家钟表匠合作制成，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在天文钟表盘的上方有两个小窗，每到整点的时候，窗户就会向内打开，这时耶稣的十二信徒将会依序出现，一旁的死神开始鸣钟，上方的公鸡也会振翅啼叫。每当时间快到准点时，天文钟下便围起了一大群人，等候着时钟的敲响和耶稣十二门徒的显现。

    在老城广场上有一家专卖纪念邮票的商店，那里可以找到捷克以及世界各国的纪念邮票，这些五颜六色的邮票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尤其让人动心的是这里的纪念邮票价格低廉，成为国外游客欣然解囊的一种地方特产，我也毫不犹豫地选购了一些邮票。

布拉格城市中心有一条河穿越，河的名字叫伏尔塔瓦。河上有十八座大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石桥叫“查理大桥”。这座大桥从1357年开始建造，整整花了四十三年时间，直到1400年才竣工。桥两侧石栏杆上有三十座雕像，为天主教圣徒和保护神，造型有女神、武士、人面兽身和兽面人身像等，是布拉格最负盛名的名胜之一。

    我和卡特琳在伏尔塔瓦河边一个咖啡店坐下，从窗子看出去正好可以看见河的对岸山丘上那座气势宏伟的城堡，那就是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如果一个画师在此取景作画，这将是一幅非常优美的风景画。望着窗外的旖旎风光，喝着有浓郁奶香味的咖啡，这是一个十分惬意的时刻。

    喝完了咖啡，我和卡特琳走过了查理大桥，向着山丘上的城堡行进。布拉格城堡与查理大桥一样都是布拉格最享盛名的古迹，它的建筑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历史上它曾经是皇宫所在地，现在是捷克的总统府。在总统府大门前站岗的卫兵身高有两米多，是个巨人，我在他边上就像是一个小矮人。游客们轮流在他边上拍照留念，他就像一个木偶一样，一动不动地持枪站立着。

在城堡的边上有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叫圣维塔大教堂，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历代皇帝举行加冕典礼以及死后安葬的地方。教堂高耸的塔尖刺向云端，教堂内色彩鲜丽的玻璃画让人瞩目，跟随着游客们一踏进教堂，我立刻能感受那种幽静古雅的气氛。

    布拉格的歌剧院是一座金碧辉煌的音乐殿堂，其华丽程度可与维也纳的金色音乐厅媲美。布拉格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们，可以在歌剧演出开始后去买票，票价会立刻跌一大半。按他们教的诀窍，我和卡特琳弄到了非常便宜的歌剧演出票。其实歌剧唱什么词，演什么戏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是要去歌剧院内一睹表演大厅的雍容华贵，并且听听男高音和女高音们的悠扬歌声，还有歌剧音乐的美妙旋律。

    今天是我和卡特琳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将在布拉格告别，她回瑞士苏黎世，我返回比利时安特卫普。当分别的时刻逐渐临近时，我俩的心里开始涌现出了淡淡的忧伤。从感情上说我不想和卡特琳分开，但是理智上必须让我回到那个为学位作最后冲刺的地方。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快就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久久的忧伤。我甚至因为害怕那种难以挥去的忧伤，而想躲避那一逝而过的欢乐时光。

 

我不想对卡特琳说任何更加伤感的话，因为她此时已经陷入悲情之中。我鼓起精神对她说，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到那时让她来比利时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见证我成功的时刻。这时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欣慰的神情，捕捉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八）香殒幽谷

    回到安特卫普，我投入了博士论文的最后准备工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导师确定将于六月底举行论文答辩会。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远在苏黎世的卡特琳，并且希望她能够前来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很快我收到了卡特琳的回信，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说她已经向科里请好了假，将在我论文答辩的前一天赶到布鲁塞尔。在信上她还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她怀孕了！

    听到她的这个消息，我心里不由一阵紧张，但马上又转为高兴。因为我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但一想到我即将成为一个父亲，我的心里立刻升起了一种甜蜜的感觉。这个孩子应该就是那个迷人的布拉格之夜结的果实！我对卡特琳说留住这个孩子吧，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我开始了倒计时，心里算着卡特琳即将到来的日子。我将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着她的到来。在我的写字台上，那张年历上的日子被我一天天地划去，离我论文答辩只剩下了最后四天时间，离卡特琳到来的日子只剩下了最后三天了。我去花店买了一束玫瑰花，在玫瑰的上面放了一张精致的小卡片，上面用分别用德法汉三种文字写了：“Catherine, Ich liebe dich! Catherine, Je t'aime! 卡特琳，我爱你！”

    说好了在她到比利时的那天，我去布鲁塞尔机场接她。我早早地赶到了机场，心情焦急地等待着卡特琳的到来。从苏黎世飞抵布鲁塞尔的航班降落了，我在旅客出口处引颈探望，但是许久未见卡特琳的身影，我心里不由着急起来，一种不良预感在我的心里缠绕。我跑到机场的电话亭，给卡特琳的家打电话，但是对方传出的是卡特琳母亲的声音，她说的德语我一句也没听懂，只得挂下电话。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心里开始埋怨起来：这个臭丫头！哪怕有什么急事，也应该提前通知我一声呀！

明天就要举行论文答辩会，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只得把卡特琳缺席的事情搁一搁，先把答辩的大事应付了。

    第二天的论文答辩进行得很顺利，答辩结束后，考试委员会开会商议，一小时后考试委员会主席公布成绩：“Great distinction grad”(优秀级)。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这时全场听众齐声鼓掌祝贺。我感到遗憾的是卡特琳没到场，如果她在的话也一定会为我高兴，一定会为我欢呼的。

    我回到家里，想到卡特琳，我的心立刻沉了下来。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要这样不辞而别？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使得她决定离开我并且狠狠地惩罚我？我不敢再往下面想。

    我等待着卡特琳的来电或者来信，向我解释这一切的一切。几天后我终于收到了一封从瑞士寄来的信，但是信封上的字不是卡特琳的笔迹。这时我几乎不敢打开信封，不敢阅读信里写的内容，但是焦急的心情又催促我马上打开信纸，让我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信文是用法语写的，字迹非常工整：

尊敬的先生：

    请允许我先作自我介绍，我是卡特琳的哥哥。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我的妹妹，亲爱的卡特琳，三天前因为骑自行车不慎摔下山崖，不幸遇难。从她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你写给她的信件，因此知道了你们相亲相爱的故事。卡特琳的葬礼将于明天举行，希望你节哀保重！                                                                                                                                                                                     安德鲁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黄豆般大的泪水滴在了信纸上，我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认定他们是在骗我！我大声呼喊：“卡特琳，你为什么要骗我啊！卡特琳，你不能这样啊！你是知道我有多么爱你的！”

 

我觉得我是在做梦，是在做一个恶梦。一时间，与卡特琳在一起的种种往事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的笑声好像又在我的耳旁响起，她的笑容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次次闭上眼再睁开眼，希望每一次睁开眼时能让我从梦魇中回到现实，然而这个噩耗不是梦，我每次睁开眼时还是看见那封信躺在我的眼前。我跑出家门，在细雨中奔跑，让雨水浇湿我的衣服，让我的脑子稍微清醒......

    几个月后，我去了苏黎世，在公墓里找到了卡特琳的墓碑。我在她的墓碑前放了两枝玫瑰，一枝献给我心爱的卡特琳，另一枝献给我未曾见面的孩子。

                             
                                                                                    （第二部完）

第三部


（一）一个夙愿


    因为卡特琳的遇难，我的情绪一落千丈，经历了数个月的内心痛苦挣扎，我才渐渐走出了心灵的阴影。我决心要继续走我的路，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五年的荏苒光阴，换来了我手头的那张印着“医学科学博士”的文凭。我曾有过种种美好的幻想，原以为只要拿到了博士文凭，我的双脚便踏上了一条金光大道，在比利时或者在其它的西方国家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我甚至想过去瑞士日内瓦，去世界卫生组织申请一份职业。瑞士，那是卡特琳的祖国，以前我曾希望能走到她的身边，如今她不在了，我也想能经常去苏黎世，到她的墓地送上她生前最喜欢的白色蔷薇花。我似乎感觉她依然活着，在我的耳边好像常常回响着那熟悉的自行车铃声，还有她银铃般清脆的笑声。我不断地向有关单位发出求职申请，但是回复都不尽人意，我的心头因此笼罩上了一片乌云。

    一天，我得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招聘外科住院医生，我前去应试，但是院方告诉我，我的医学院本科文凭是中国的，在这里不被承认。我的那张安特卫普大学“医学科学博士”文凭只是一张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文凭，不能从事医疗临床工作。

要想在比利时或者其它欧洲国家从事医疗临床工作，需要持有一张比利时或者欧洲其它国家政府承认的法定医学博士文凭。

    如何才能拿到一张法定医学博士文凭呢？我的眼前一片迷茫。我心里明白，只有找对了路才能上路，我必须先去了解获得法定医学博士文凭的路线图。于是有一天我跑到布鲁塞尔的联邦政府办公区，大胆地敲开了卫生部的大门，结果被门房里一个五十岁开外的先生一顿斥责：

    “你有预约吗？”

    “没有，我只是想来打听一些情况。”我用法语轻声说道。

    “你想问什么？”对方粗鲁地问。

    “我想打听一下有关学位认证的情况。”我压低了声音，带着几分谦卑地回答道，这时我感到自己格外的渺小。

    “没有像你这样不预约就来的！对我用荷兰语说话！”那个人这时火气显得特别大，开始故意刁难我。

    “不可以说法语吗？这里不是可以使用双语吗？”我还是耐着性子轻声地同他说话。我心想，同那些自恃高傲的人犯不着同他们斗嘴吵架，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个人发了一通火，最后总算把我带到了楼上一个办公室。我见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士，从他斯文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亲和。

我向那位先生说明了来历，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然后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有关学历认证方法的信息，详细地告诉我该怎么着手进行。

    我很感激他的指引。经过他的解释我才知道，一个外国人要想在比利时获得一张法定的医学博士文凭，要么在比利时的大学医学院重读七年医学本科，要么向比利时的高教部提出学历认证申请，然后由高教部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各种学位文凭进行资格认证。一般说来，申请人还需再到比利时的大学补读若干年，参加各门功课考试以及毕业大考，如果成绩及格就可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对我来讲要走的是后一条路，虽然进大学插班重读可以缩短学习年限，然而这是一条非常艰难崎岖的路，因为在规定的时间内我必须修完各门课程，每门课的考试都必须及格，必须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考试，每个轮转的科室实习分数也必须及格。当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听说在西方国家当医生非常难，犹如攀爬一座尖尖的象牙之塔。

    从卫生部回来之后，我向导师范黑教授讲了这个情况。他真诚地希望我能留在比利时，他认为我是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习，最终拿到医学博士文凭的。

他对我说，应该向比利时高教部认证文凭，申请读“医学博士”文凭，这样我未来的职业道路就会变得宽广。想到进入大学重读的种种艰难，我心里不免有点发虚。我对范黑教授说，我的年龄不小了，太迟了。范黑教授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永远别说太迟！”

    “永远别说太迟！”这句话激励了我。我于是联想到了童话故事“龟兔赛跑”。一只兔子与一只乌龟赛跑，兔子占有绝对的优势，但它恃勇轻敌，坐失良机，而乌龟靠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最终赢得了比赛的胜利。我们华人在海外拼搏有诸多不利因素，然而我们唯一的长处就是具备东方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顽强进取的精神，这也是当年在农场磨炼让我练就的一种能力。像那只乌龟那样，靠着自己一步步的不懈努力，必然走向胜利的终点。

    我在国内时曾经是个外科医生，我立志在比利时这块土地上也要做个医生，这是我自从踏上了这块土地后就萌生的一个愿望，我发誓要成为一名比利时政府认可的持照医师。即使是座尖尖的象牙塔，我也要尝试着去攀登，让事实证明我行！

于是我按图索骥，进入了文凭认证程序。第一步要准备好我的各种学位文凭，我先要将国内医学院出具的本科毕业文凭的英语译文翻译成法语文本。我找了一家翻译社，请他们翻译。但是拿到的译文让我很不满意。那个年代中国的医学院校还是按照前苏联的教育体系模式，全都是独立的高等专业院校，“学院”的英语翻译则通用“College”这个词，然而这个词在法语里的含义却是“中学”的意思。那个翻译社的翻译人员将我国内英语版的医学院文凭中的学院“College”这个单词也照搬到了法语译文中，这下问题就严重了，如果将这份翻译件送到高教部，会被认为我只有中等医学专科的学历。我要求翻译社重新翻译，但是对方坚持不肯，我只好重新再找翻译社。

    为了能够得到一份准确的法语翻译件，我不能再盲目地去找翻译社。我先去了法院，在书记处那里得到了所有的司法翻译名录，找到了我认为合适的英法语互译司法翻译，然后上门拜访。我先请对方看文凭的英文原件，问清法语译文该用什么词，满意了以后再请着手翻译，这样做到第一步就无闪失。等所有的资料都准备齐全，送进了高教部，我便满怀希望地等待着部里的回复。

  

  

（二）黎明曙光


    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的煎熬等待，我终于等到了高教部的回函。

    这是一封由高教部长亲自签字盖章的回信。手里拿着信，我的心里紧张和激动交集。我迅速地打开了信笺，从信文中获知我的既有文凭经过审核后，被认定为相当于比利时大学医学本科六年级的同等学历，我被批准进入比利时的任何一所医学院攻读医学本科最后一年的课程。这意味着我必须读完医学本科第七年的所有十门课程并通过每门课程的考试，完成为期一年的各科临床实习，实习分数必须全部合格，最后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并且通过毕业考试，这样我才可以获得大学的法定医学博士文凭。

    读了高教部的来信，好似迎接一场大战的到来，我既高兴又焦虑不安。这时候范黑教授也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高教部长曾给他打了电话询问我的情况。范黑教授在电话里对部长先生说：“我了解我的学生的能力，给他一次机会吧！”范黑教授的推荐在关键时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范黑教授，是比利时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外科教授，专长器官移植，他是比利时皇家外科学会的两任主席。我是范黑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因为我在研究工作上的成绩，得到了他的赏识。

他看好我的潜力，相信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获得成功。我感觉自己就像一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只要给我一点点土壤，哪怕是在夹缝里，我也能发芽成长。在异国他乡，我这样的华人留学生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要得到一个洋教授的信任、器重，靠的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做人，重视并且把握住每一个让我为之效力的机会。我不认为得到导师的帮助是“水到渠成”的事，而坚信“引水先筑渠，渠成水自来”的道理。 

    带着高教部的信，我走进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的秘书办公室，在这所始建于1834年的老牌大学注册入学。

    犹如是投入一场战役，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在战斗还未打响之前，我必须先作战略战术的设计，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仔细分析了自己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我的不利因素是：我是个外国人，法语不是我的母语，势必给学习带来困难。我是插班生，我的医学院基础教育是在中国完成的，我没有在比利时的医学院接受前六年的系统教育，对比利时的大学教育方法会不适应。我的岁数比比利时的应届学生们要大，年龄会给我带来学习上的困难。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也具有有利因素：我做过医生，我的临床工作经验要比比利时的当地学生们多。我读过医学科学博士学位，所以做论文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我觉得我必须发挥出我的优势，将我的长处发挥到极大值，这样就可以弥补我的先天不足。

   于是我做了这样的安排：一是在还未进入大学读书之前，我先将毕业论文大致准备好，这样我就可以在进入学习后省出时间来复习各门课程，应付考试。我将当年读医学科学博士时在国际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为这次大学毕业的论文，我估计一定能得到高分。二是我做过外科医生，所以对外科理论和操作驾轻就熟，在临床实习中我尽可能多选择外科，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比较高的实习分数，可以提升毕业考核的总分。三是对于十门课程的考试，我了解到可以考两次，第一次是在一月份，第二次是在十月份，在一月份的考试中如果哪门课程没通过还可以在十月份再补考一次。我明白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上的先天不足，阅读速度跟不上。我相信只要给我充分的时间作准备，我就可以全部考出来，然而我缺少的也就是时间，所以我考虑不能盲目地象当地学生那样去温课考试，那样肯定是要失败的。

 我按照兵法上所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做了这样的安排：我在对付一月份那次考试之前集中温习十门课中的五门，保证至少能通过五门。然后在别人准备论文的时候，因为我的论文已经事先准备好了，就可以腾出时间去集中温习另五门课，争取在十月份的考试中也一举通过，这样最终我就能将十门课的考试全部拿下。

    做了充分的战略战术部署之后，我满怀信心地踏进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校门。

    对我来说，在比利时的大学里读书完全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和经历，我在这所号称“自由大学”的西方高等学府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一种并不自由的“自由”。在这里上课并不需要签到，我发现每堂课来听课的学生不足一半，还有另一半学生去干什么了？我不知道。但那些来听课的学生都拼命地做着笔记，并且他们都带着录音机，将老师的讲课内容录下来。等到下一堂课，来听课的学生又只有一半人，却又换了另一拨人。原来学生们都商量好了，去听课的学生将笔记和录音带传给了未去听课的学生，这样他们通过互相交换，可以节省出时间去做他们各自的事情。

 

等到要考试的时候，在学校的印刷所里可以找到上届学生的课堂笔记，可以将他们的笔记复印后作为迎考的复习材料。自由大学，看似自由，实际上并不自由，听不听课随你，但考试由不得你，每门课都必须及格，只要一门课考试不及格，就拿不到毕业文凭。学生们采用灵活多变的方法来对付繁重的课程，我感觉在这所大学里读书要拼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智力和能力，而且也是在拼一个人的机动灵活性。   

    记得当年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第一学年班里来了十多个外国留学生。第一堂课是生物课，授课老师以飞快的语速讲课，我们中国学生都觉得听起来很吃力，笔记记不下来。那些外国留学生只经过一年的汉语培训，根本无法听明白老师在说些什么，上完课他们个个目瞪口呆，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记下来。几个星期后，他们受不了了，纷纷跑到学校留学生办公室反映困难。于是校方决定给留学生单独授课，根据他们的母语分别用法语或者英语给他们开小班讲课。不光上课给外国留学生们开小灶，他们的考试也很容易，考题非常简单，完全是给于特殊照顾。接受第三世界国家的留学生，为这些国家培养技术人才是当时上面交给校方的一项政治任务，所以大学以最大的努力要让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

 

然而我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读书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优待。尽管我的法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但是要在大学里听课、做笔记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我竭尽全力地学习，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有努力地学下去，才可能捕捉到那个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希望。

    那一天，在上老年医学课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坐在我的边上。我注意到她头发是棕色的，她的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长得很美，她的嘴角弯弯，微笑的时候她的笑容很甜。下课的时候，我故意向她借笔记看一下，她很爽快地借给了我，还对着我投来了微微的一笑。当她的目光同我对视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一颤，这又是一种让我心动的目光。我对她产生了一种好奇，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我叫卡特琳”她轻松地回答了我。

    啊！她也叫卡特琳。这个名字好像与我有缘，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我同她之间将会发生一个故事。


 （三）芳草青青


    每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从安特卫普坐上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四十五分钟的火车行程加上半小时的地铁，然后再换乘电车才到达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开始我一天的学习和临床实习。

晚上，我回到安特卫普已经是七点多钟。我赶紧吃点东西，为了赚点生活费，马上又去一家书店做清洁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家，每一天都是这样在紧张和忙碌中匆匆度过。身心疲惫，缺乏睡眠，好多次我在坐火车去布鲁塞尔的途中昏昏欲睡。有一天早上，我又在火车上睡着了，等我惊醒过来，火车已经过站开到其它城市去了，我只得再坐另一班火车返回布鲁塞尔。我感觉庆幸的是，这是一列城际火车，如果我搭上的是国际列车，错过了下客站，火车下一站就开到其它国家去了。

    一九九五年，比利时又迎来了一个春天，经历了一个严冬的原野开始苏醒，大地泛出一片嫩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清新的芬香。在城市街道旁的青青芳草丛中夹杂着一朵朵鲜红色的虞美人花，在阳光下争妍斗俏。虞美人花，是比利时的国花，是为自由而战的烈士们用鲜血浇灌的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比利时西南部的佛兰德斯战场上，到处都开满了艳丽的虞美人花。成千上万的战士为了保卫祖国而壮烈牺牲，埋在了佛兰德斯黄土之下，一位加拿大的军医麦克雷目睹战争的残酷，怀着对阵亡战友的思念，用二十分钟时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首十五行诗《在佛兰德斯的战场上 In Flanders Fields 》。

诗中写到了在战场上遍地绽放的虞美人花：

    在佛兰德斯战场，虞美人花随风飘荡                     
    那是我们的疆域。而天空                               

    云雀依然在勇敢地歌唱，展翅                          

    歌声湮没在连天的烽火里                               

    此刻，我们已然罹难。倏忽之前，                       
    我们还一起生活着，感受晨曦，仰望落日                 
    我们爱过，一如我们曾被爱过。而今，我们长眠            

    在佛兰德斯战场……                                  

    继续战斗吧                                         

    请你从我们低垂的手中接过火炬，                       
    让它的光辉，照亮血色的疆场  

若你背弃了与逝者的盟约                              

    我们将永不瞑目。纵使虞美人花依旧绽放                 

    在佛兰德斯战场……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附属医院座落在城市的最南端，这里也是医学院的本部所在地，是在布鲁塞尔郊外的绿地上建起的一个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当我完成了在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Jules Bordet的名字命名的肿瘤研究所两个月时间的实习后，接着我要到大学附属医院里完成肾脏外科两个月的实习。我选择这个科作为实习点，除了因为外科是我曾经从事过的专业，另外也是因为卡特琳也选择了这个科作为实习点，我同她在这里可以有更多的接触机会。说心里话，我有点悄悄地喜欢上她了。

    在肾脏外科的病房里，住院病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来做肾移植的。我发现病房里有很多意大利病人，我觉得有点好奇，有一天我问了科主任。

科主任告诉我，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科的肾移植技术过硬，在国际上有良好的声誉，所以国外的病人慕名而来，包括意大利病人，他们口口相传，一个接一个远道而来。二是比利时同意大利两个国家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有所不同。在意大利，要获得移植器官的供体必须得到死者生前的同意并在有关文件上签字方可在他去世后摘取其器官，这样就限制了移植器官供体的来源。而在比利时，除非死者生前签署文件拒绝死后器官的捐献，否则就认定他默认了同意捐献器官，只要合适就可以在他去世后摘取使用，这样可以大大地增加移植器官供体的来源。这两个国家因法律不同造成了两个国家在器官移植方面的例数多寡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在比利时，南部法语地区肾移植做得最好的医院科室就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附属医院的肾脏外科，而在北部荷兰语地区肾移植做得最好的医院科室当属范黑教授领导的安特卫普大学一个附属医院的外科。

    卡特琳和我同在一个科里实习，从事外科是她打算将来发展的方向，所以她选择外科的实习机会。而我并不打算将来继续搞外科，到外科实习只是因为我当年在上海的医院里工作时曾经是个外科医生，不论从理论还是到操作我都是熟手，我可以在外科的实习中拿到高分。

一天中午，我同卡特琳约好一起去医院食堂进午餐。用餐时卡特琳告诉我她是比利时人，当她还是年幼的时候，她的父亲受一家比利时棉纺总公司的派遣，去了非洲一个叫做扎伊尔的国家，在那里一家新建的纺织厂工作，在那个国家先后呆了二十多年。不久后，她也随着她的母亲去了扎伊尔同她的父亲团聚，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那个国家里度过的。她还告诉我，在扎伊尔，他们家同一个来自中国的医疗队医生们建立了友谊，多少年过去了，她的父母一直在打听那些医生的下落，希望能联系上他们。我对她说或许我能帮助他们找到那些中国医生，因为我在来比利时前就听说我所工作的医院每两年就要派遣一批医生赴扎伊尔，说不定她们家要找的医生就在上海那家医院里。

   几天后，卡特琳对我说，她回家后告诉了她父母我来自中国，有可能认识那些当年赴扎伊尔医疗队工作的医生，她的父母喜出望外，邀请我去他们家做客。卡特琳问我愿不愿意去她家？我欣然答应了。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跟卡特琳去了她家。卡特琳的家座落在布鲁塞尔的北郊，那是一栋虽然不是很大，但很别致的西班牙式花园别墅。房前花园打理得干净整洁，园子里鲜艳的玫瑰花和色彩绚丽的绒球花尤其醒目。

卡特琳的父亲是一位很健谈的先生，她的母亲是位慈祥的女性。见到我的到来，他们很高兴，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我知道当年他们同中国医疗队医生们建立的友谊使得他们看到中国人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而我就是这种美好感情的受益者。

    晚饭后，卡特琳的父亲搬出了幻灯机，在大屏幕上放映当年他们在扎伊尔工作和生活的幻灯片。一边放映，他一边给我讲述了在扎伊尔的一个个真实经历的故事。 

    扎伊尔气候温暖、湿润，是个适宜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国家，但是当地工业基础落后，当地人缺乏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作为一个比利时的殖民地，比利时的投资者在扎伊尔开办了棉花加工厂，将当地生产的棉花作粗加工后运往比利时和欧洲国家。卡特琳的父亲就职的比利时总公司将他派往扎伊尔担任了一家棉花加工厂的厂长，由于他的有效率管理，这家厂的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了当地一个重要的企业。

    在棉花加工厂的附近有一个中国医疗队的驻地。有一天半夜，年幼的卡特琳发起了高烧，剧烈的耳痛让她哭闹不止。母亲急忙将卡特琳抱到医疗队驻地，敲开了医疗队宿舍的门，中国医生连忙给卡特琳检查，诊断是急性中耳炎导致鼓膜穿孔。经过及时治疗，卡特琳痊愈了。

从那以后，卡特琳一家同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们成了好朋友。卡特琳的父亲热情好客，经常请医疗队的医生们到他的厂里做客，医疗队的医生们也在中国春节期间请卡特琳一家人去医疗队驻地过年，品尝他们做的中国菜。卡特琳从小就跟着父母去中国医疗队的驻地同中国医生叔叔阿姨们玩。她从中国朋友那里学会了用汉字写她的名字“卡特琳”，还会用汉语说：“你好!”、“谢谢！”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是个让卡特琳的父亲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上午，在他们工厂的所在地上空突然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一支对抗扎伊尔蒙博托政府的反叛军从南部攻入，将他们厂和周围其它公司的欧洲籍职员全部作为人质绑架了。所幸那些日子卡特琳和她的母亲离开了扎伊尔回比利时度假，未成为反叛军的俘虏，但卡特琳的父亲因为留在了扎伊尔，所以也被反叛军抓住，反叛军的士兵咆哮着将人质们押在了一栋楼的房间里。

    到了晚上，反叛军的小头目走进屋子，环视着被关押的人质，接着用手枪抵着一个个人质的脑袋，凡是被手枪点到脑袋的人质就被士兵拖出去，在楼房前的场地上当场打死。站在卡特琳的父亲身边的一个人质就这样被拖出去，随着一声枪响，再也没有回来。

卡特琳的父亲知道，这样的厄运迟早会落到他的身上，也许明天或者后天，他就会落到同样的下场。他浑身颤抖，开始默默地祷告。

    半夜时分，突然间屋外再次枪声大作。屋子里的人不知道屋外发生了什么情况，预感灾难又将来临。不一会儿，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远而近，房门被打开了，进来的不是黑人反叛军而是戴着贝雷帽，身穿迷彩服的比利时军人。屋子里立刻沸腾起来，大家高呼“万岁！”原来是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应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请求派遣了武装突击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空降到这个地区，法国突击队员负责打击和驱赶反叛军队，比利时突击队员负责解救被绑架的欧洲人质，并将他们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卡特琳的父亲因而获救，这次战役就是世界战术史上有名的“扎伊尔空降之战”。

    听了卡特琳的父亲绘声绘色的讲述，我仿佛置身于当时紧张、惊险的场景之中，好像在我的眼前展现了当年的血腥而激烈情景，我的内心对卡特琳的父亲顿时充满了敬意。


 （四）爱湖驻足


    自从到卡特琳家做客之后，我同卡特琳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我帮卡特琳设计了毕业论文，并帮她寻找资料提供了写论文所需要的实验数据。

我在一月份的考试中，如预期的那样果然通过了五门课的考试，还有五门课的考试我放到十月份的第二次考试中去完成，卡特琳将她的笔记借给我作为复习用，对十月份的考试我充满了信心。

    在肾脏外科实习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要上手术台，作为助手，我娴熟的手术操作让主刀医生感到意外，他问我以前是否做过外科医生，我告诉他在中国的时候我曾经就是一个外科医生。他连连说：“难怪，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于是主刀医生每次将主要的手术操作部分做完后就下了手术台，余下部分就交给我来完成。等肾脏外科实习结束的时候我获得了九十分的好成绩。

    当两个男女年轻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一种神奇的爱慕之情就悄悄地降临了。我试图更进一步接近卡特琳，期盼能最终俘获她的芳心。

    时间转眼到了夏天，七月二十一日，比利时的国庆节来临了。我同卡特琳说好了，利用这一天的假日，我们一起去布鲁日玩一天。

    布鲁日，位于比利时的西部，是比利时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布鲁日古城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中世纪的时候，布鲁日是一个活跃的经济城镇，集工商贸为一体，四方商贾纷至沓来。

当年的布鲁日，城内水路纵横，河道连接大海，与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齐名，素有“北方的威尼斯”之美称。现在，布鲁日城里依然完好地保留着中世纪风格的房屋建筑，走遍全城找不到一栋新式楼房，城中的马路是用石块磊砌而成的。走进城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伴随着一阵阵马蹄的踢踏声由远而近，一辆辆载着观光游客的古朴马车在石子路上奔驰而过，让人感觉时光倒流，仿佛置身于欧洲的中世纪时代。

    我牵着卡特琳的手来到了布鲁日的市中心广场。在广场的一侧有一座高88米的钟楼，这是公元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建造的一座砖塔，是布鲁日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中世纪，这座钟楼兼有报时和瞭望功用，除了报时外，每当发生大的集会或着重要事件，钟楼就敲响铜钟向市民们发出信号。

    我和卡特琳拾级而上，一口气爬到了塔的顶楼，在塔顶的瞭望楼台上，极目远眺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这时我抓住了卡特琳的手，我俩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一起，迎着拂面而来的轻轻徐风，我们双眼相视，没有过多的话语，从眼神里互相传送着内心的爱意。拥贴着卡特琳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身体，我闻到了她脖子上有股淡淡的香水味，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由自主的冲动。

这时，我因瑞士卡特琳的逝去而沉睡的心又开始复苏，眼前的比利时卡特琳再次唤起了我对女性的渴望。在我的眼里，相比瑞士卡特琳，比利时卡特琳更显得成熟和沉稳。如果说瑞士卡特琳是乡村小家碧玉，比利时卡特琳则是城市大家闺秀。如果说瑞士卡特琳有种朴实、纯情的特征，从比利时卡特琳的身上我更多地感觉到一种独立、矜持的性格。

    布鲁日的荷兰语含义是“桥”，有桥就有水，城里河道丰富，房子沿河而建，处处小桥流水，岸边垂柳轻扬。我和卡特琳手挽着手，沿着河边悠闲地散步，我们各自谈起了自己的童年经历。卡特琳给我讲述了她记忆中在扎伊尔的件件往事，那个国家的一草一木深深地印刻在了她的脑海里。我离开中国已经九年光景，上海城市的模样，那一条条马路、一栋栋大楼在我的心里也同样挥之不去，浓浓的思乡之情开始在我的心里萌动。

    跨过一座座小桥，转了好几道弯，不经意间，我和卡特琳走出了好几公里地。在一座三孔桥的尽头我们推开一扇木制大门，踏进了一个很大的庭院，院子的中央是一大片草坪，院子的四周是一排排白色的小房子，这里就是布鲁日另一处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古迹，叫做“Begijnhof 修女院”。

这个修道院建于十三世纪，穷苦人家的女孩子以及寡妇们进入这个修女院，在这里可以得到免费吃住，她们在这里祷告、修行、接受教育。等到女孩长大成人后可以做出选择，要么成为修女在修女院继续呆下去，要么离开修女院结婚嫁人。这种修女院不同于其它传统形式的修女院，在这里居住的女子不需要宣誓脱离世俗，不受教廷的管理，但她们必须遵守天主教的清规戒律。应当说是当时在极为严格的天主教教会制度下受世俗影响而摆脱了约束和束缚的一种另类修女院形式。人类历史一直在传承和改革中发展，宗教体制的传承和变革在布鲁日的修女院可以略见一斑。

    我俯在卡特琳的耳边，问卡特琳：“如果你生活在中世纪会不会去做修女？”

    她微微一笑，仰起了头，回答说：“为什么不？如果不用宣誓终生独身，我或许也会去做修女，因为在中世纪女人是不可能做医生的，但可以做个修女护理病人，我愿意帮助别人！”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河继续往前走，转过几个街区后，眼前蓦然出现了一个湖泊。宽阔的湖面上一群白天鹅在惬意地游水嬉戏，湖对岸的尖顶城堡投在水中的倒影被层层涟漪搅得支离破碎。

卡特琳告诉我这个湖名叫“爱之湖”（Lac d'amour），就像是从布鲁日的眼睛里流出的一汪深情的泪水。年轻人喜欢来到爱之湖的边上，在这里倾吐和见证他们的爱情。

    在湖边的一棵高大的栗子树下，我和卡特琳驻足伫立，我的双手搂住了她的细腰，渐渐地我俩的嘴唇贴到了一起。就在我们的嘴唇相触碰的瞬间，我感觉到一股电流从嘴唇通到了我的心里。我仿佛感觉在我面前站立的是瑞士卡特琳，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同瑞士卡特琳第一次接吻时的情景。我似乎觉得虽然我眼下抱着的是比利时卡特琳的身体，但她们两个人的灵魂却是同一个。

    我嗫嚅道：“卡特琳，我爱你！我好想你！”似乎我此时是在对一个灵魂说话。我疯狂地吻着她，好像要把多年来积蓄在内心世界里对瑞士卡特琳的思念全部倾泻在比利时卡特琳的身上。我的心在哭泣，止不住的眼泪扑簌簌地流出了我的眼眶。也许卡特琳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此时那么伤感和激动，但我不想对她说明这一切，就让她以为我的这些情感都是为了她，在我的心里也只有她吧。泪水湿润了我的双颊，也沾湿了卡特琳的脸庞。我内心为在天堂的瑞士卡特琳祈祷，希望她能原谅我将爱的接力棒再次传给比利时的卡特琳。

   

   “你在比利时没有亲人吧？是不是感到很寂寞孤独？”卡特琳关切地问道。我点点了头，没有回答。

    卡特琳一下子搂住我的脖子，用充满爱意的口吻对我说：“那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人吧，当作你的妹妹，我们全家都欢迎你常来。”卡特琳亲切的话语，让我感到心头一阵温暖。说实话，我很喜欢卡特琳的父母，他们对我就像是老朋友那样亲切，让我格外感动，卡特琳也成了我在异国他乡最亲的人了。

    夕阳照在了爱之湖的湖面上，湖水泛着斑斓的金光。我和卡特琳这时已经成为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两人相依相偎，足迹踏遍了布鲁日古城的一个个角落。

    

 （五）医者无界


    在十月份的第二轮考试中，我如愿以偿，另外五门课的考试也全部及格。我的毕业论文也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取得了九十分的好成绩，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最终我以总分七十七分的成绩圆满地完成了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医学院的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文凭，卡特琳也以总分八十分的成绩取得了毕业文凭。我和卡特琳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在拿到文凭的那天，我和卡特琳还有其他的同学们一起去酒吧喝啤酒，狂欢了一个晚上。

   

布鲁塞尔的老城中心有个闻名于世的“大广场”（Grande place），在广场的一侧有家“天鹅之家”饭店。一百五十年前，有个政治流亡者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作为难民来到了比利时，他在比利时流亡期间经常来这家饭店的一楼咖啡厅喝咖啡，并且在这里写下了一部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他就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卡尔 马克思。一天下午，我和卡特琳走进“天鹅之家”，在那里叫了一杯咖啡，慢慢细品。

    我坐在当年马克思经常坐的那个位子上，想象着当年马克思抬头思考、低头写作的情景，我问卡特琳：“马克思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

    卡特琳略微思考了一下，机智地反问我：“那么耶稣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于她的这个巧妙回答，我无言以对，只好回以呵呵一笑。来自红色中国的我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圣人，无疑，在卡特琳的心里耶稣就是一位救世主。

    我问卡特琳，毕业后打算去哪里工作？卡特琳说，她很想去“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 MSF），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工作几年。

一方面是想救助那些国家的穷人，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医疗水平上得到锻炼。我很赞同卡特琳的想法，我心里悄悄地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同卡特琳一起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派遣到中国去工作。于是我同卡特琳商量好，一起去设在布鲁塞尔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总部了解有关信息。

   “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人道医疗援助团体，任务是向世界各地因天灾、战乱、瘟疫等受灾的人群提供医药援助，并且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帮助重建医院药房、推动营养和卫生项目、培训医护人员等。卡特琳信仰基督，她怀着一颗善良的心，想帮助天下的穷人。很多次，当她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世界各地因天灾人祸造成的饥饿、疾病流行的惨状，她的心就非常沉重，每当这时就更坚定了她要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愿望。我并没有像她那样高尚的志向，只是想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去中国工作，回到我的祖国去。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总部里，我们听了有关这个组织的任务介绍。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目前需要的是去卢旺达和柬埔寨的医疗人员，至少要去那些国家服务六个月以上才可能派去其它国家地区。我问在中国有无人员派遣？

总部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在西藏地区也需要志愿人员，另外在香港也有“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办事处，但是首先要到卢旺达和柬埔寨去服务一段时间。

    听了这席话，我有点泄气了。我知道当前在卢旺达和柬埔寨正战火连天，发生在1994年的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大屠杀造成了这个国家近一百万人口的死亡，而在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我不想冒生命危险去那两个国家，因而想放弃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想法，但是卡特琳依然坚持原来的主张，我与卡特琳之间发生了争执。

    那天，卡特琳来到安特卫普，到了我的住所，我们又就未来的去向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我对卡特琳说：“去那些国家太危险了，何况你又是个女孩子。”

    卡特琳固执地说：“我不怕！那里的人民正在受难受苦，他们需要医生和帮助！看看那里的饥民，看看那里奄奄一息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拉一把！你明白吗！”

    卡特琳是一个有着一颗善良之心的理想主义者，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我敬佩她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为了她的安全，更因为出于对她的爱，我竭力阻止她去那些战乱中的国家。

但是她的意志力是那么的坚强，我难以改变她的想法。在卡特琳面前，我感觉自己的渺小和懦弱，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凡人，在理想、爱情、乡情和生命的选择中，我难以作出最后的决定。最后，我横下一条心对卡特琳说：“我和你一起去卢旺达吧！我们生死都在一起！”

    卡特琳深情地看着我，许久没有说话。她伸出一只手，轻柔地摸着我的脸颊：“你不是想回到你的祖国去吗？”

    “但是我想同你在一起！我不想离开你。”我的声音有点颤抖，我的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肩膀。

    “这样吧，你先回上海。你有工作经验，你回去后马上就可以找到工作。我刚出校门，还需要接受锻炼，去卢旺达可以有更多的实践机会，我可以提高创伤外科的临床工作经验。我争取在那里呆上半年，最多一年，然后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派到中国去工作，你看怎样？”卡特琳平静地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回到祖国，了却我的思乡之情。对卡特琳来说，在卢旺达，她可以得到更多的医疗临床实践，在那里有更多的创伤病员，对于她所选择的创伤外科的技术水平提高很有利。

另外，卢旺达是扎伊尔的邻国，从卢旺达去扎伊尔不远，她也可能再回到她度过童年时光的那个地方，去看看她所熟悉的那一切，这也是她的一个心愿。等卢旺达的服务结束，她就有资格申请去中国工作，工资也由“无国界医生”组织支付。我们最终可以在中国相会。     

    我和卡特琳的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在那个晚上我恳求卡特琳留下来过夜，她同意了。

    我抱着卡特琳软软的身体，放纵地吻着她的脸和颈项，我似乎感觉一团火焰正从我的心中升起，熊熊燃烧着我的整个身躯。我知道，我同卡特琳很快就要分开，两个人从此相距万水千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相逢，也不知道她在那个战乱的国家会不会遇到危险。今晚，我俩要将爱情的火焰燃烧到最炽烈的程度，要让这个夜晚成为我俩临别前的一次欢聚，只有当两个人的肉体合二为一时，那种爱才会渗入到对方的灵魂深处，永远镌刻在我俩的心上......


（六）时过境迁


    我给上海原来工作过的那家医院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回去工作的意愿，同时我将安特卫普大学和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两张博士文凭复印件一并寄去，我期望得到他们的答复。

但是，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回音，于是我打算回上海，亲自去那家医院一趟。

    时隔十年后，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上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在急剧地变化，变得我无法辨认。我记忆中的那一条条马路已经面目全非，我已经无法找到昔日的感觉。上海，象一位豆蔻少女，长大了，变美了，变得娇艳妩媚。白天马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商店琳琅满目，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城市繁华尽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街头霓虹灯五光十色，点缀着一个纸醉金迷的不夜城。在这个初成雏形的国际大都市的繁荣表象背后，我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紧迫。

    满怀着希望，我踏进了阔别十年的那家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型医院，我曾是这里的一个医生，在这里我曾经经历过好几个酷暑严寒。当我走进院人事处办公室的时候，我认出了那位副处长，当年他是一个医生，我估计他因为是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业务上不去，所以改行做了行政干部。

    那位副处长坐在椅子上，见我进来，眯缝着眼睛，傲慢地问我有什么事。我将来历说了一遍，告诉他我想回来工作。他瞥了我一眼，用一种轻蔑的口气问：“你有没有文凭？”

听到这话，我心里感觉不舒服，心想：你也有点太小看人了吧？我反问他：“你要我几个文凭？我不是已经将我在比利时获得的两个博士文凭复印件寄给你们了吗？”

    “噢，我们已经扔掉了。”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话语间仍然流露出一种轻蔑。这是什么话！我开始有点愤怒了。

    “同你直说吧，我们现在已经不像过去了，以前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来一个我们接受一个。现在我们有自己的专家，对归国留学生要进行考核，你们这些归国留学生中有人才也有庸才，我们只接受人才。”我心想，你这番话的潜台词就是把我当庸才了啰？

    “我本来就是从这里出去的，我已经经过那么多中外专家教授的考核，难道都不算数了？”

    “那你说说，你想回来工作的个人目的是什么？”他还是不依不饶，试图想知道我的归来是否怀有什么不良的图谋。

     我耐着性子，告诉他：“我没有什么个人目的，很简单，就是在国外的时间长了，想回家了。”

    “你这是在讲大道理，你打算回来工作的个人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再次重复刚才的问话。我想，以他阴暗的内心看人，别人大概都像他一样阴暗。这时我再也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冲他高声说道：

   

“你大概以为我是在国外呆不下去了，回来讨口饭吃是吧？我明确告诉你，如果我在国外没有站住脚，我是绝不会回来的。正因为我在国外已经有了医师执照，可以在国外做医生，所以我才想回来的，你懂吗？。如果你们不接受我，那我走好了，我回到国外去做医生去！”

    “我的话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他的口气开始有点变软。

    “你的这些话代不代表你的个人意见我不知道，就因为像你这样心理阴暗的人坐在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所以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再见！”我头也不回，扭头走出了这家医院的人事处。

    我突然想到了“狗恶酒酸”的成语故事。古时有一个酒家酿制好酒，香飘百里，八方酒友慕名而来，却因店里养了一条恶狗，见人就吠，吓得大家不敢靠近，结果酒家的好酒卖不出去，酒败变酸。如今我怀着一颗想报效祖国的心，刚踏进医院的门就被那个人事处副处长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是他的那种恶劣态度扑灭了我的拳拳热情。

祖国号召海外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祖国，但是到了基层，那些能力低下却又高高坐在领导位置上的人像酒家的那条恶狗一样，为了保住他们的饭碗，他们抗拒海外归国留学生，排斥人才，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威胁，他们自己不努力长进又害怕别人超越他。我知道象这样的人并不偶见，如果我回来工作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干扰，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后台，没有社会背景，而中国社会恰恰又是个很需要社会关系和社会背景的地方。

    离开故乡上海十年了，我开始对这个城市感觉陌生，在这个地方我已经找不到我的位置，我跟不上这里的环境变化，尤其跟不上人的思想变化，如今我已成了这个城市的边缘人。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繁华表象的背后，我感觉到了一种汹涌的暗流，当我只是去捕捉城市的浮光掠影时我会被她的魅力所吸引，但是一旦当我深入这个城市的内层，我就能看到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那凄厉的厮杀声。

    我无意去淌水探知深浅，更不想去搏击暗流。碰了一鼻子灰后，我只得悻悻地又回到了比利时。我感觉自己好似从高空一下跌入万丈深渊，不尽的失落感困扰着我，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忧郁之中。

那些天，我整天无精打采，浑身疲乏无力，从早到晚倚躺在床上，连爬起来的勇气也没有，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意识到自己是患上了抑郁症。我就是这样在昏昏沉沉、似睡似醒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不能这样，这样下去是要毁掉自己的。我必须爬起来，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内心的激烈挣扎中，终于爬了起来，双脚迈出了家门，去省卫生局登记和办理医师执照。

    在不知不觉中，我的抑郁症烟消云散了，从此我开始了在比利时的行医职业生涯。


（七）远方来信

   

    卡特琳已经离开了比利时，作为“无国界医生”去了卢旺达，卡特琳的生命安危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担忧。在她走后两个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她从卢旺达寄来的第一封信，此后几乎每一两个月都能接到她的来信。展开信笺，她一行行娟秀的文字跃入了我的眼帘，读着读着，好像一幅幅画面展现在我的眼前。

    1994年4月6日，一架载着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和布隆迪总统的座机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上空被火箭弹击中，两位总统同时罹难，由此引发了卢旺达国内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族的互相猜疑，从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冲突和种族大屠杀，令世界震惊的人间惨剧拉开了帷幕。

在短短的一百天时间内有近百万图西族人被胡图族人杀死，卢旺达的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气味。当一个国家陷入疯狂的时候，世界却闭上了眼睛。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对这场大屠杀视而不见，联合国在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中表现消极。大屠杀发生的第四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投票，决定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260名维和人员，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担任维和任务的比利时部队以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遭到杀害为由，撤出了全部在卢旺达的部队，并带走了所有的武器。然而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救援组织无惧炮火，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当地，拯救平民百姓。

    卡特琳随着一同前往的“无国界医生”医疗队队员辗转到达了刚经历了一场旷世大屠杀的卢旺达。医疗队的队长是一个法国外科医生叫法朗索瓦，队员有德国籍麻醉师汉斯、荷兰籍内科医生丹尼尔、比利时籍护士凯蒂和路易丝，他们一行六个人到了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与先前已在那里工作的“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同事们会合，然后又派往了更边远的地区。

    在当地，他们目睹了大屠杀后的惨状。一个个村庄的图西族人被满门杀绝，成千上万的图西族妇女被强奸，尸横遍野，哀声四起。

卡特琳和她的同事们每天要收治许许多多病人，工作时间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大屠杀发生后，在医疗队的驻地又来了一群特殊的女病人，她们就是在这场世纪大屠杀中惨遭强奸的妇女，她们怀上了孩子。她们的亲人被杀戮，已经让她们悲痛万分，而自己被强暴又如雪上加霜，在她们的心里落下了双重的伤痛。然而等待她们的噩运还不止这些，她们会被家人以及族人唾弃，甚至被赶出村庄。

    一天，有一个被强奸后怀孕的图西族妇女要分娩了，被送到了医疗队，卡特琳和护士凯蒂为她助产。这位妇女神情暗淡，沉默寡言，当她产下一个女孩后，她就不停地哭泣，卡特琳见状使劲地安慰她，给予她亲切的关怀。后来从她的嘴里了解到，在发生大屠杀的时候，她和她的新婚丈夫闻声连夜逃亡，躲避追杀。但是因月高天黑，慌不择路，她同丈夫走失了，她被一群胡图族的民兵抓住后遭到了强暴。此后她走了三天三夜，最后终于找到了丈夫，但是当她丈夫得知她的经历后，便一脸不悦，甚至恶语相对。最后丈夫无情地抛弃了她，不知了去向。十月怀孕，她在乞讨中度日，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她总算熬到了今天，然后由国际红十字会送她到“无国界医生”医疗队驻地来生产。

   

产后第三天，卡特琳去查房，那位图西族产妇问卡特琳：“Doctor,what's your name? which country do you come from?(大夫，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什么国家？)”

     这时候，卡特琳第一次看到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You may call me Catherine，that's ok.I come from Belgium，Do you know this country? (你叫我卡特琳就行，我来自比利时,你知道这个国家吗？)”

    “Catherine, Oh, so beautiful name! Belgium? It's so far away from here! (卡特琳，多么美的名字啊！比利时？离这儿好远啊！)”产妇喃喃道。

    “I hope my daughter will become a doctor too in future，It should be so great! But......（我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也能成为一个医生,那该多棒！但是......）”  

产妇自言自语道,说着，她转过头去，偷偷地拭擦着眼泪。

    “Don't be sad, Madam！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You see the sun is rising. (别伤心，太太！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看太阳正在升起。)” 卡特琳指着窗外正在冉冉升起的一轮旭日，轻声宽慰着她。

    医疗队正打算将这母女俩送到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难民营，但是那位女子突然消失了，大家分头寻找，结果在医疗队附近的一条河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投河自尽了！在那个孩子的襁褓里，卡特琳发现了她留给孩子的一枚戒指以及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女孩的名字“卡特琳”。

    卡特琳的心里充满了悲伤，泪水湿润了她的眼眶，心里充满了悲愤。天哪！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她猜想那位母亲在孩子的襁褓里留下这个名字，或许是她临死前给孩子起的名字，或许是要让孩子记住给她接生的那位比利时医生的名字叫“卡特琳”。

    卡特琳越发感觉她正在执行的是一项伟大的国际主义使命，从事的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义务。虽然工作艰苦，但是她毅然而然地以全部热情投入医疗救助工作。

尽管“无国界医生”组织遵循国际医疗守则，坚持人道援助的权利，恪守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不受政治、种族、宗教、信仰的左右，但是仍然面临着各种偏见和危险。

    一次卡特琳和医疗队的队员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个为医疗队担任司机的当地图西族人得知队长法郎索瓦是法国人，卡特琳和两位护士凯蒂和路易丝是比利时人，表现出了不满。有一次他在开车送医疗队的几位队员去首都基加里的途中，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企图置他们于死地。幸好他的阴谋没有得逞，几位医疗队员安然无恙。

    原来，在这场大屠杀中，法国政府和比利时政府各自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胡图族人是以法语作为他们通用语，而图西族则以英语作为通用语，法国政府为了建立一个世界法语联盟，对法语国家和地区予以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法国政府给胡图族提供武器助长了胡图族的种族大屠杀气焰。比利时曾经是卢旺达的宗主国，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时期，人为地划分了贵族和平民，他们按照所谓的人种学将以牧业为主只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图西族划为贵族，而将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胡图族划为平民，造成了民族间的对立和矛盾。

比利时在卢旺达发生内战时，又借口十名蓝盔维和士兵被杀，早早地撤离了卢旺达，这些都成了最终发生种族大屠杀的原因，图西族人认为法国和比利时要为这场大屠杀承担一定的责任。

    卡特琳和法郎索瓦只能竭力地解释他们只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不代表各自的国家政府，以此来改变当地人对医疗队的偏见。

    读了卡特琳的来信，我心里对卡特琳和她的同事们充满了敬意，我觉得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是当代的白求恩大夫，在战火中锤炼了他们国际主义和人道精神的赤胆忠心，他们是我的榜样，但是在我的心里对卡特琳的生命安危还是怀着深深的担忧。我盼望着卡特琳能够早日完成她在卢旺达的派遣任务，尽快地回到比利时。

    我内心在为卡特琳默默地祈祷，我期待着去布鲁塞尔机场迎接卡特琳凯旋归来的那一天。

     （第三部完，第四部待续）


    

第四部

（一）首战告捷

冬天里的第一场大雪降临了。一夜之间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大地，马路上、树梢上和屋顶上都积满了厚厚的一层白雪，把这个城市打扮成了一个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清晨，当人们透过窗户第一眼看到屋外白茫茫的景象，都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叹：“哇，好大的雪啊！”不一会儿工夫，马路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嚣，一辆接一辆的汽车缓慢而有序地行驶着。人行道上一群群学生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着走向学校......这座古老的城市再次苏醒了。

我的诊所座落在比利时北部的一座城市里。年轻气盛的我奉行执业“三不主义”：一不打广告，我认为靠广告招徕生意是一种缺乏信心的表现，“好酒不怕巷子深”，我要用我的真本事来吸引病人，让病人们口口相传为我做广告宣传。二不在唐人街开业，我觉得如果把诊所设在市中心唐人街，那么我的病人仅仅是华人群体了，我要把诊所开到当地人的住宅区内，把当地病人吸引到我的诊所来，才能体现出我的水平。三不留在首都布鲁塞尔行医，如果留在布鲁塞尔行医，因为那里的绝大部分居民是说法语的，那么我也只会法语了，我要把诊所开到比利时北部以荷兰语为官方语的城市去，那

样的话我还可以学会荷兰语。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毕业后，我给自己施加了压力，踌躇满志地迎接创业的新挑战。

诊所开业后，前来就诊的人数超过了我原先的估计。或许是因为一个华人医生开设的诊所会给当地那些患了疑难杂症的病人带来一些新的希望，正所谓是“远方来的和尚会念经”，除了华人病员外，当地人也纷至沓来。我考虑那些病人在其他医生那里久治未愈，或许是因为其他医生在诊断上有误，我需要重新检查作出诊断，按照我的分析和诊断结果重新给药治疗。而对于那些患了疑难杂症的患者我不能再重复常规的治疗方法，他们肯定早已尝试过各种治疗，身为华人医生的我只能从传统中医药宝库里寻找办法。

这一天，我的诊所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是位八十岁上下的比利时人老先生。他走路艰难，是由他的儿子搀扶着进入了我的诊所。坐定后，他的儿子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

“医生，我的父亲两个月前做了右膝关节手术，手术后他的右腿就开始肿胀，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病人的儿子边说边拉起他父亲的裤腿，让我看他的父亲的右腿，我发现病人的右腿的确肿胀得很厉害，皮肤薄得似乎一戳就会破了一样。

“你父亲后来有没有到手术医生那里去复诊？他怎么说？”我问病人的儿子。

“去复诊了，手术医生还给我父亲拍了右腿的血管造影片，说是手术外伤引起的深静脉狭窄，需要再次手术。”说着，病人的儿子开始激动起来，声音变得越来越高：“这是医疗事故！我对那个医生没信心。我们不去他那里，我们要同他打官司。”

“你先让我看看血管造影片好吗？”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病人的儿子拿出了造影片，我看了片子，发现病人右下肢深静脉造影的确有一段狭窄。我感觉病人患肢深静脉的这段狭窄未必就是手术外伤造成的，或许是手术后引起的深静脉血栓的可能。我觉得这位病人尚未接受药物溶血栓治疗，直接就手术有点轻率和匆忙，再说病人从心理上也不愿接受再次手术。我想还是应该给病人作溶栓治疗，我何不尝试先给病人采用中药治疗？中药在活血祛瘀治疗方面有比较理想的效果，而且安全性也比较高。

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独立开方给病人使用过中药治疗，当年在国内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在中医科实习基本上都是替中医师抄方，有时候给病人开药方也要经过带教老师的过目认可。现在我自己已成了一名医师，必须独当一

面。万事开头难，但再难也总要有开头的那一天。

主意已定，我坚定地对病人说：“我打算用中药给你治疗，是有希望治好的！”

虽然我对病人说得很肯定，但实际上我的心里并没有底。这位老先生和他的儿子听我这么说，不由喜上眉梢。我目送这父子俩满怀希望地缓缓离开了我的诊所，心想这第一炮必须打响，这位病人治疗的成败不仅会影响到我在比利时当地人群中的声誉，也关系到我今后能否树立起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信心。

我查阅了有关的中医书籍，自己拟了一个中药配方。我通过家人从中国寄来了一箱中药材，让那位病人每天煎药服用。那位老年病人尽管对中医中药毫无概念，但他信任我，相信只要按照我的医嘱用药就能治好他的病。

他坚持每天服用这种味道很苦的汤药，服用了四五天后，奇迹果然出现了。病人的患肢水肿开始消退，两个星期后患肢完全恢复了正常。当病人再次到我诊所来复诊的时候，这次病人不用儿子搀扶，他自己迈着大步，行走如常。我见状不由地喜出望外，心里默默地喊着：“感谢上帝啊，真的出现奇迹了！”。病人和他的儿子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病人嘴里念念有词道：“你真了不起！中药真是神奇啊！”

此后，这位病人和他的儿子逢人就介绍我，讲述他那条腿的故事，这家人从此便把我当作了他们的家庭医生，并不断地介绍新病人来我的诊所就医。我因此也确信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我在异国他乡行医的方向，是一个外来医生在比利时的土地上行医的立足之本。

我作为一名全科医生，每天面对的是患者的各种病症，除了按照治疗常规处理这些病症，我觉得还应该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有独到的治疗技术。为此，我研究并创立了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其中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周围性面瘫是我的拿手绝活之一，对于新近得病的患者我的治愈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

一位原籍亚美尼亚的患者一夜之间发生了面瘫，他在一个半月时间里看遍了比利时的各大医院神经内科，向各位名医教授求诊，服用了包括类固醇激素在内的各种药物，但是治疗毫无起色。那天当他来到我的诊所的时候，我看见他的面瘫程度非常严重：一侧面部歪斜，眼睛无法闭拢，嘴角流涎，喝水时水从嘴角流出。对于他这样的病人，常规药物治疗毫无作用，我采取了面部针灸加上穴位药物注射的治疗方法，经过了一个来月时间的治疗，看着他的情况越来越好转，歪斜的面部已经牵正，患

侧的眼睑和嘴角也能够闭拢。患者内心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他是旅比亚美尼亚人报的主编，欣然撰文介绍了他的求医经历，赞颂了中医的神奇疗效。

一位中年荷兰病人，是Terneuzen 市的一个会计师，得了周围性面瘫，在当地虽经西医治疗，但依然不见好转，面部歪斜得很严重。他偶尔打听到我的诊所地址，于是不顾遥远，每周坚持驱车前来就医，经过我一个月时间的针灸加上穴位注射治疗，病情大为好转，他的面部歪斜得以完全纠正。我恰好要回上海度假，我告诉他等我度假结束回比利时后再来复诊一次。两个星期后，我度假结束回到比利时，那天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让我不由吃了一惊。

原来，得病后的他面部是向右歪斜的，当我再次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脸竟然歪到左边去了。我心想难道是因为治疗过度的缘故？画蛇添足，弄巧成拙了？但我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猜想，这是不可能的！针灸治疗病症，只有有效与无效两种结果，不存在因治疗过头走向反面的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治疗面部向右歪斜，不可能因为治疗过头而歪向左边去的。正在纳闷之际，只见这位先生笑眯眯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颜色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我注意到他的脸

轻微向左歪斜的。这时他告诉我这是他小时候的照片，他出生时就天生面部轻度向左歪斜。如果治疗他的面瘫治疗到面部五官完全端正，则尚未完全治愈，要治到面部向左歪，才算是真正治好复原了，这下我才恍然大悟。

一位住在比利时林堡省的华人孕妇在离预产期还差几星期的时候发生了周围性面瘫。她去看了当地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按照西医的治疗方法，要求她尽早服用类固醇皮质激素治疗，但是她是个孕妇，用激素怕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怀孕期间是不适合使用激素的。于是她的妇产科医生要求她立刻引产，等孩子生下来后再服用激素治疗面瘫。俗话说“瓜熟蒂落”，生孩子也要等到孩子自然降生为宜，为了治疗面瘫而强行催产让孩子提早降生，好比是“生瓜硬摘”，这个方案并非上策。病人找到我这里，我建议她立刻接受针灸加上穴位注射，因为针灸和穴位注射的药物对胎儿毫无不良影响，况且我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治愈，这样既可以让患者抓住了最佳治疗时机同时也可以等待胎儿的自然降生。但是这个合理的提议被那位妇产科医生拒绝了，孕妇要求那位妇产科医生同我对话，电话都拨通了，我在等着那位妇产科医生同我对话，但是这个要求也被妇产科医生拒绝了。由于接生还需找那位妇产科医

生，这位孕妇不敢得罪，无奈之下她只得让妇产科医生通过药物催产，让孩子提早降生。等到孩子生下后，那位产妇再也不惧怕那位妇产科医生了，便立刻跑到我这里，让我按照我的办法给她治疗，结果只用了两星期时间就将她的面瘫彻底治愈了。

尽管中医在某些疾病的治疗方面胜过了西医，但在一个西医的发源地用中国传统的治疗术来撼动西医谈何容易，在我的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实践中不仅遇到阻力，而且还遇到了风险。

（二）风云再起

渐渐地我在当地的名声开始响了起来，病人也越来越多，我对自己的诊疗工作也越来越有信心，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却藏有一个心结。

医学院本科毕业后，我选择了当一名全科医生的职业，如果再去大学读两年全科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毕业后我可以立刻晋级成为高级主治医师，门诊收费标准也随之提高，如果不读那两年的专业课程，那么我只能维持普通助理医师的职位。可是我对再回到大学读书心存恐惧，这些年在大学攻读，让我感觉身心疲惫，我感觉那过去的每一天似乎是在拼命。当初在我拿到毕业文凭的那一刻，我就决定从此与课堂告别，我不想再承受读书的压力了。在

我的脑海里不会忘记眼前曾出现过的那一幕：

那是我即将参加大学毕业考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大学图书馆里温习功课，突然听见图书馆外传来一个女孩的哭泣声。我同另一个同学闻声立刻跑到图书馆外观望，只看见一位中年女教授疾步行走，一个女孩哭着紧跟其后，另有两个男生跟在那位女教授的身旁一左一右苦苦哀求着。但是那位女教授面无表情，毫无怜悯之心，根本不在乎两位男同学的哀求，快步离去。我看不下去了，回到了图书馆。过一会儿另外那位同学也回到了图书馆，他告诉我，那个女生读到大学第四年，期末考试中因组织胚胎学一门课没及格，于是留级又复读了一年。但是在第二年的期末考试中，组织胚胎学这门课还是没过。按照大学的规定，如果某一门课没及格，只能留级复读一年，如果次年那门课的考试还是没及格，那么就必须退学，不能再读下去了。那位女孩连续两年都是栽在同一门课上，所以面临着退学的命运。这个女孩靠贷款读的大学，结果一无所有，五年光阴付诸东流，她悲痛欲绝，意欲自杀。其他同学见状，可怜那个女同学，纷纷去求教授高抬贵手，但也无济于事。

听了那位同学的述说，我的心弦绷得紧紧的。在这个国家里，表面上看似乎人人平等，

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真正能读完七年医科，走出大学校门的只是少数人，每年期末考试结束都要删掉了一大批学生，无情的现实扑灭了他们的大学梦想。回想当年我在上海的医学院里读书的时候，我没有那种焦虑和恐惧，每逢期末考试，我只要看上两遍书，考个八十分没问题，如果能看三遍书，那么我就有把握考个九十分以上。记得大学毕业那年，全国四十所医学院校采取统一试卷、统一时间毕业考试，在临考前夕，校方发出了军令状，我们这所大学要争取进入全国医学院校排名的前十名。为了激励学生们努力迎考，校方还把毕业考的成绩与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分配挂钩，把留校工作名额的分数线拉到85分。最后我所在的医学院我们这届学生毕业统考成绩在全国四十所院校中排名第五，我以88分的成绩，留在了大学附属医院当了外科医生。如今到了国外上大学，一切都不同了。在临考试的前一天，我变得焦虑不安，打开书本似乎什么都知道，但是一合上书本，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我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嘴里焦急地喊着：怎么办？明天要考试了，怎么办？

在国外大学读书的艰难经历，在我的心灵上刻下了难以忘怀的烙印。我曾有一次翻开佛罗

伊德的心理学名著《释梦》，看到了其中这么一段描写：有一天一位医生问佛罗伊德：为什么他老是做到一个梦，梦见他明天就要考试了，但是今天还没准备好，心里焦虑不安。佛罗伊德告诉他，只是因为他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医生，才会做这样的梦。如果他最终没做成医生是不会做这样的梦的。“焦虑的考试梦只发生在考试成功的人身上，而从不发生在考试失败的人身上。”我惊奇的发现，我自己也经常做这样的梦，或许是因为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读书读得太累，精神压力太大，以致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似乎是一个人刚从一根钢丝上侥幸走过，会害怕再重走一遍钢丝一样，我也害怕再进入大学读书。

往往一个人最担心会发生的事却又偏偏发生了。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卫生部寄来的信，读完来信，我的心一下子沉重起来。原来，国家的全科医生任职政策发生了变化，原本大学医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可以选择继续读研究生也可以不读研究生直接从事全科医疗工作。但是新的政策规定凡是某年之前的毕业生可以选择读或者不读研究生，而该年后的毕业生必须读完研究生才能从事全科医疗工作，否则就不能当全科医生，而我毕业的那一年恰好落在“必须”读研究生的范围之内。这下我别无

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回到大学去读全科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

白天我照常在诊所里工作，晚上赶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读书。我咬牙坚持着，心想只要读完这两年的课程，最后通过了考试，那么我就心无遗憾，完成了所有学业，走完了所有该走的路了。

有一次在课堂上，我被安排主讲一个有关偏头痛的专题，为此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开讲的那一天，我从疾病的病理机制、临床诊断讲到治疗方法，最后还介绍了中医中药在治疗偏头痛方面的经验。原本我期待这个介绍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兴趣。谁料，我却是捅了一个娄子。

当我讲完后，指导老师怒气冲冲地说：“你要明白中医在比利时是不合法的！如果你给病人用中药造成事故，你个人是要负全部责任的，比利时的医保公司不予报险。”我内心咯噔一下，心想坏了！我惹麻烦了。

过去，我曾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怀有过于美好的想象，对西方人的宽容和开放也怀有过于美好的期待，错误地以为西方人真地喜欢东方文明，真地欢迎中国传统医学。实际上，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思想保守，观念守旧，拒绝除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外的其它文化。即便中医在某些疾病方面的治疗效果超过了目前西医

的能力，但他们也不愿意听一听，更不愿意接受。如果早明白这一点，我就不该在他们面前提及中医一个字了。

两年的学习结束了，我通过了毕业考试。作为考核的内容之一，指导老师还要到诊所检查一次，然后将检查报告送到卫生部医师资格评审委员会讨论。前来检查的那个指导老师是个让我讨厌的人，上次课堂上他的训斥让我心有余悸。他的检查日期并未事先通知，他突然到来的那天却偏偏遇上一个病人正在我这里接受针灸治疗。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看到他脸上那付阴沉沉的表情，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良预兆。

医师资格审核委员会评审那天，我接到卫生部的通知去听评审结果。

卫生部大楼的一个会议厅外，很多医生在等候评审结果，被喊到名字的人一个个陆续进入会议室。当喊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心情沉重地进入了会议室。

进入会议室，我环顾四周，发现里面一张大桌子边上一圈坐着十几个人。他们都是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个个表情严肃。先是验证了我的姓名，然后那个估计是资格审核委员会主席的老头，核查了我的听课课时、毕业考试的成绩，最后读了那个指导老师写的检查报告。

那份报告写得让人气愤，报告内容带着明显

的偏见，说我的诊所不象是西医诊所，象是中医诊所，在检查当日还看见我给病人扎针灸。读罢，那个老头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针灸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对于某些病人请求针灸治疗或者我觉得针灸效果胜于药物治疗的病例我才进行针灸治疗。老头要我离开会议室，在门外等结果。一会儿我再次被叫进会议室，那位主席告诉了我委员会讨论的结果：暂不予以通过，明年再次检查讨论。

我紧紧地攥住了拳头，手心里渗出了汗水。此时我的内心在翻腾，我真想大喊一声：“扎针灸有什么错？难道因为我为病人扎针灸就要这样惩罚我？这是什么世道！”。但是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怒，我明白，这里不是我的祖国，在这里同他们是没什么道理可说的。大权在他们的手里，我个人力单势薄，抗议无济于事。但只要他们没有把我一脚踩死，我就要继续同他们抗争到底。

(三) 黎明曙光

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两年研究生的学习并且通过了毕业考试，所以我的行医资格暂时得以保留，但是资格晋升被搁浅了。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德国人布鲁门教授，他的聪敏智慧让我敬佩，我想去找他聊聊，从他那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我按响了布鲁门教授家门铃。因为好久不见，我发现布鲁门教授变得更发福了，他宽阔的脑门也更亮了。

“啊呀，好久没见了，听说你开了诊所，当上了家庭医生了？祝贺你啊！”布鲁门教授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

“是呀，是呀，我早该来看你的，但是你知道我一直在忙。读书读得很辛苦，刚开业工作压力也大，所以耽误了。”我露出一脸愧意。

“没事，你忙就好，就怕没事干。是不是最近又遇到麻烦了？”布鲁门教授扶了扶眼镜，眨着智慧的眼睛问道，我知道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我把最近遇到的麻烦事情同他说了一遍，布鲁门教授沉思了一会儿，他给我讲起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故事。

“在中国的古代汉朝有个农夫得到了一块被岩石包裹着的玉石，他把那块玉石献给了皇帝，但是那个皇帝不识真玉，以为那个农夫是用一块石头来蒙骗他，于是他令手下人砍去了农夫的一只脚。后来皇帝死了，农夫再次将玉石献给了新皇帝，但是新皇帝还是不识真玉，又将他的另一只脚也砍去了。后来新皇帝也死了，他的儿子继承了皇位，农夫第三次将玉石献给皇帝，这位皇帝比较开明，叫人将这块其貌不扬的石头割开，果然发现其中真是一块稀世珍玉。”

布鲁门教授讲到这里，我明白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和氏璧”的故事。布鲁门教授给我讲这个故事的寓义又是什么呢？我仔细琢磨了以后明白过来了。我好比就是那个被砍去双脚的卞和氏，不幸遇到了那些顽固保守的当权人物，我只有等待着一位开明的当权人物出现，才能扭转乾坤，重见天日。既然我的行医资格还保留着，那么我不能再去找他们理论，否则将是自找绝路了，我要耐心等待，时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曙光一定会出现。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一日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想再次向资格审核委员会提出复审请求。这次，我首先同省医师工会联系，同他们说明了情况原由，请求工会出面帮助。不久后我便收到了布鲁塞尔的来信，是卫生部医师资格审核委员会来的，要我参加听证会，再次讨论我的复审请求。

我再次到了卫生部，走进了那座熟悉又陌生的大楼。

我被叫进了会议室，我环顾四周，还是坐着那么一圈人，但是他们的脸已经全换成新的了。委员会主席问我为什么上次审核没有通过？我说：“我也不能理解，就是因为我在工作中采用了针灸治疗。”委员会主席示意我退出。

一会儿我又被叫进会议室。那位主席宣布讨

论结果：“决定再次委派两名委员会成员上门检查一次，这次检查结果将是决定性的。”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这两位委派人员的造访检查。

一周后两位从布鲁塞尔来的年轻医生来到了我的诊所。他们在我诊所里转了一圈后，对我说：“我们觉得没什么问题呀，我们也感觉奇怪为什么上一次不给你通过？”我听他们这么说，心里顿时感觉一块石头落地了。

“根据那位资格审核委员会的主席的说法是因为我工作中采用了针灸治疗。”我表现出很无辜的样子。

“针灸治疗并不是禁止的！哦，现在的委员会主席已经换人了。”那两个检查人员很确定地说。我的心里顿时感觉暖暖的，像是饮下了一盅醇厚的高粱酒。在我的眼前，这两个年轻医生的积极态度让我仿佛在黑夜里看到了一道黎明的曙光。我等待着他们将检查报告提交资格委员会再次讨论，确信这两位年轻的医生将会为我主持公道。

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像往日一样我打开信箱取信，发现了一封来自比利时卫生部的公函。我心里一阵激动，不敢马上拆开信封，我用手将信贴在胸口上，闭上了眼睛，心里默默地念着：上帝保佑我吧！

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从信封里取

出了一张道林纸信函，我一眼瞅见了信函上方印有站着一头雄狮的比利时国徽，我的心里立刻欢呼了起来，我终于成功了！

我憋住呼吸，快速地阅读着信函上的一行行铅印文字。这是一份委任书，根据比利时王国和欧盟委员会的有关法律条文，批准授予我全科主治医师的资格。

在第一时间里我想到了我妈，我给她拨通了国际长途电话。当我从话筒里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时，我无比激动地说：“妈妈，告诉你一个喜讯：我成功了！今天我拿到了比利时卫生部寄来的主治医师资格委任书。从八岁开始直到今天为止，我这辈子该读的书全部读完了！妈妈，你的儿子没有辜负你的期望！”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进小学第一天的情景，从小我妈对我的学习有很高的要求，要求我每次考试成绩不得低于九十分。有一次我一门课的期中测验成绩得了个八十五分，我感觉好伤心，放学回家后早早吃完晚饭就上床睡觉了。我妈晚上回到家里，看见我这么早就上床睡觉了，她问我外婆是不是我病了？外婆说没有啊，今天他回家就好像不高兴，吃完饭就睡觉了。我妈马上就猜到可能是我的期中测验成绩不理想，她翻开我的书包，找出作业本，看见果然是测验分数得了个八十五分。她感觉我是

个非常好强，自尊心和自觉性都很强的孩子。第二天她没有责备我，就像没事一样，我暗暗下了决心，各门功课一定要拿班里的第一名。

我这辈子从国内的小学、中学、大学到国外的两所大学，经历了无数次考试，几十年的寒窗苦读让我一步步爬到了象牙塔顶。手中那五张中外大学毕业文凭记录了我这前半辈子读书求学的殷殷心血，记录着我向着医师职业艰难迈进的漫漫历程。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像过电影似地在我的脑海里瞬间快速闪过，我不由深深地吐出了一口气。

（四）远方来信

卡特琳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赴非洲工作已经有三个年头，她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音讯时有时无，从她最近简短的来信我得知她从卢旺达去了刚果（金），也就是昔日的扎伊尔。我知道刚果（金）是她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地方，她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感情，那里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树都连系着她的感情。或许她的这种感情更超越了对她的祖国比利时的眷恋，也超越了我与她之间的情谊，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从她的信中我没有感觉到她有返回比利时的意思。

卡特琳的父亲曾多次托我打听当年中国赴扎伊尔医疗队队员们的消息，并且托我寻找他结

识的中国朋友。我通过在国内的同事和同学打听，但是一直没有消息。这一天晚上我又去了卡特琳父亲的家。

卡特琳的父亲叫皮埃尔，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他精神矍铄，十分健谈。卡特琳的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对往事已经失去了记忆，她整日坐在轮椅上目无表情地仰望着天花板，似乎在努力寻找一点对昔日的回忆。他们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是儿子，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去了北美加拿大，卡特琳是他们最小的孩子，目前在非洲，所以老两口子的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独守空巢。

我象往常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去拜访和看望一下这老两口子，也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有关卡特琳的消息。他们待我也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到访给他们带来了一份喜悦，给他们这个过于安静的屋子里带来一点笑声。

这天皮埃尔神情暗淡地告诉我，他近一段时间来出现便秘并且有便中带血，我听他这么说立刻产生了警觉，建议他作一个结肠镜检查，根据我的直觉这是一个健康方面的不良预兆。我赶紧为他联系了大学附属医院的消化道科，给他安排了结肠镜检查。

很不幸的是结肠镜检查果然发现了结肠肿瘤，活检病理报告证实为结肠癌。我立刻去找

我的导师范黑教授，希望他能够亲自操刀为皮埃尔手术。范黑教授欣然答应了我的要求，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手术那天我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直到手术结束，皮埃尔麻醉后醒来回到了普通病房的病床上。在他的身边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人，因为皮埃尔怕影响几个孩子的工作，没有告诉他的孩子们关于他做手术的事情。

在病房里，他握着我的手，充满感激和歉意地说：“Je vous remercie de tout mon coeur, Mon ami!(我衷心的感谢您，我的朋友！)”

我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Grace à Dieu， vous avez un ami qui est médecin. (感谢上帝，您有一个医生朋友。)”

尽管手术是顺利的，术中未见有明显的腹腔淋巴转移灶，但是根据范黑教授的建议还是需要术后化疗。这次手术和化疗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无疑是一场重大的打击，我感觉应该尽快为皮埃尔找到中国医疗队的队员，成全他的一个心愿。我问皮埃尔，最想见到的当年中国医疗队的队员是谁？他告诉我是一位姓王，名叫王伟良的内科医生。他说有一样重要的东

西要交给这位王医生，这不仅是他的一个心愿，也是另外两个已经离世的人的一个心愿。

我不便细问其中的究竟，只是想能尽快的找到王伟良医生。根据皮埃尔能提供的线索，只是知道哪一年那支医疗队到了扎伊尔的哪个地区，至于那位王伟良医生的名字，我也只是根据译音，或许他真名的写法并非如此。我想只有通过中国国家级的医疗管理机构才能打听到这批医疗队员的去向，于是我想办法找到了国内某个与卫生部外事局有联系的人，并通过他向卫生部外事局打听那些医疗队员的下落。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一封来自中国南京的信寄到了我的手中，寄信人名叫王维亮。我打开信封，展开信笺，一行行隽秀的钢笔字跳进了我的眼帘。信上说，他就是皮埃尔要找的那个王医生。二十年前，他随中国医疗队赴扎伊尔工作，在医疗队的驻地附近与皮埃尔等比利时棉花加工厂的工作人员结识并成了朋友，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特殊历史原因，回国后他无法与这些朋友保持联络，所以失去了联系。当得知皮埃尔等老朋友几十年来一直牵记着他和其他医疗队的同事们，让他非常感动。他在信上还告诉我，他现在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工作，担任内科副主任。希望能同皮埃尔联

系，并期望有朝一日能与皮埃尔重逢，再叙旧情。

通过几个月时间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皮埃尔想找的人，我非常高兴地马上打电话告诉了皮埃尔。皮埃尔听到这个消息也喜出望外，他在电话里说，如果他的身体恢复健康后，他好想去一次中国，亲自拜访那些医疗队的老朋友们。我能感觉到皮埃尔对于那些昔日的中国朋友们的那份真挚友情，另外他曾在话里透露出的那件“重要的东西”应该是他一心想找到王维亮医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件“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件什么东西呢？在好奇心驱使下，我想知道那个已经尘封了二十年的秘密。

（五）女神归来

皮埃尔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病魔的肆虐，在手术后的复查中发现了癌症肺部和脊柱转移的迹象，当范黑教授告诉了我这个令人失望的消息时，我深深地为皮埃尔的身体状况担忧。

疼痛折磨着皮埃尔，他变得越来越虚弱，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妙，于是给三个孩子去信，告诉了他们实情。我也给王维亮医生去信，告诉他有关皮埃尔的情况，希望他能尽快来比利时探望皮埃尔，并且向他透露了皮埃尔有一样东西要亲手交给他。因此，王医生立刻申请办理了赴比访友的签证，可是申请签证不

仅需要各种繁琐的材料文件和复杂的手续，还要耐心等上好长时间。

皮埃尔的三个孩子得知了父亲患病的消息后，纷纷赶回比利时看望，对我来说，最最期盼的是重见卡特琳。在卡特琳计划返回比利时的那天，我早早赶去布鲁塞尔机场迎接她的归来。

比利时的夏季是一年四季里最为惬意的季节，因为临近北海，给这个高纬度的国家带来了温带的海洋性气候，冬天的天气温和，夏天的天气凉爽，整个夏季的平均气温在二十六度左右。冬天夜长日短，到了夏日里，夜短日长，冬天里亏欠的阳光在夏天得到了补偿。每天清晨五点钟当大地仍然在酣睡之中，东方就已经显露出了鱼肚白，直到深夜十点多钟，太阳才悄然躲到西边的地平线下。对于光亮敏感的人们需要拉上厚厚的窗帘才能入眠，但是对于我这个往常入睡毫无困难的人来说只要到了睡觉的时间即使在阳光下照样可以睡着，今夜只是因为要见卡特琳这个特殊的原因才让我久久不能入眠。

尽管一夜未眠，但我毫无倦意，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卡特琳，我立刻变得兴奋起来。这些年来，在我的心里一直惦念着卡特琳，希望能说服她在这次返回比利时后就留下不要再走了。

虽然是早上八点多钟，在布鲁塞尔机场的到

达大厅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迎接来客的人。等人的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我不时地看着表，忽而又注视着电子显示屏上各航班到达的讯息。当我发现卡特琳乘坐的那个航班的飞机已经着陆的消息时，我的心开始激动了起来。

隔着栏杆，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络绎不绝的旅客推着行李车缓缓走出那道门，努力寻找着那张熟悉的面孔，生怕漏过我心中的那个卡特琳。突然，我发现了一身轻装的她，让我意外的是她随身只带着一个小旅行箱，就像是个刚下班的空姐一样。这时卡特琳也发现了我，径直地向我走来。我俩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瞬间我的视线模糊了，这时我看不清她的脸，只感觉到有一道热泪不由自主地从眼眶涌出，湿润了我的双颊。

“你还好吗？亲爱的。”这些年来的思念和担心此时却只变成了一句简单的问候语，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

“嗯，还好，你呢？”卡特琳同样也感觉到语塞。

在布鲁塞尔市中心邻近证券交易所的一个餐馆里，我同卡特琳共进了午餐。席间，我告诉了卡特琳这些年来遭遇到的件件往事，心头的酸甜苦辣滋味似乎难以用只言片语来倾诉。这时我仔细地看着卡特琳的脸，发现她这些年来

脸上多了几道浅浅的岁月风霜，在她清秀而天真的脸庞上更多了一丝忧伤。

卡特琳向我叙述了她在非洲的情况。他们那个赴卢旺达医疗队在完成了使命后，她和法郎索瓦等几个医生护士又去了刚果（金）。我问卡特琳他们那个医疗队在刚果的使命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卡特琳做了个耸肩摊手的动作，意思是不得而知。然而我是多么希望卡特琳能早早地结束在刚果的工作，回到比利时来，但是我无法说服她，似乎在那里有更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她。

卡特琳拉着我的手，欲言又止，从她的眼神里我感觉到有种琢磨不透的东西，让我感觉已经找不到昔日的那种默契。莫非她心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时间是个杀手，可以让人变老，也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感情，这些年的分离，让我隐隐感觉到了一种彼此心灵上的距离。我后悔当年没有跟她一起去非洲，是因为我的懦弱，也因为我的世俗观念，让我失去了同她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勇气，也让我失去了同她在感情上融合的契机。我承认我在感情上还没有到为了一个人可以抛弃自我、出生入死的崇高境地，既然我没有百分之百的付出，我也就没有权利去要求她做什么，怎么做。在她面前我是渺小的，或许我根本就不配做她的爱人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一直爱着她。

餐馆里吃午饭的客人们一个个都走了，只剩下我俩一直捱到最后，当时钟指向下午两点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是到了该付账离开的时候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照顾卡特琳的父亲，可怜的皮埃尔。

皮埃尔已经病入膏肓，周身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他知道已经无药可救，每天只靠着强力镇痛剂艰难地度过分分秒秒，于是他向我和子女们提出了安乐死的想法。比利时是世界上继荷兰之后第二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然而这个决定让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亲人，谁愿意让他在我们的眼前人为地结束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是看到他每一分钟都承受着痛苦折磨，理智上又让我们意识到还是让他离开这个世界，摆脱痛苦折磨更为人道，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能让他更加快乐一些？

所有的人都无语，然而沉默表达了一种共识：尊重皮埃尔的选择。

皮埃尔写下了遗嘱，并且经过了公证。然而他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就是想见到王维亮，要亲手交给他那件神秘的东西。我们都期待着王维亮医生能够赶在皮埃尔在世之日早日到来。

（六）旧年往事

王维亮医生终于拿到了签证，他立刻搭机赶赴比利时，要见老朋友皮埃尔最后一面。

在那栋西班牙风格的别墅里，皮埃尔安静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几个儿女围绕在他的身边。卧室窗台上的一盆君子兰正妩媚娇艳地盛开着，窗外的一束阳光穿过半遮半掩的窗帘投进了屋内，给静谧的屋子带来了一丝生气。我同王医生走进了皮埃尔的卧室，王医生一步上前，紧紧地握住病榻上皮埃尔的双手，激动地久久说不出话来。

“二十年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我亲爱的朋友！”皮埃尔双眼注视着王医生，喉咙里发出了虚弱的声音。

“是的，是的，我好高兴能再次见到你！”王维亮的嗓音有点颤抖。

“我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但是我一定要见到你。你还记得我的同事克里斯吗？就是爱莲娜的父亲，在他遇难之前，他把一样东西交给了我，要我转交给你。”这时皮埃尔叫卡特琳打开书橱，从书橱的最上面那层将一个铁盒拿来。卡特琳将那个铁盒交到了父亲的手里，皮埃尔的手颤抖着接过了那个铁盒，欲将铁盒转交给王维亮。就在这时，因皮埃尔颤抖的手未能握持住，“哐当”一声铁盒跌落在地，铁盒的盖子滑开了，从铁盒里掉出了一张老照片和一个封

面已经发黄的日记本。我一眼瞅见了那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西方女子的头像，在场的人都感觉很惊讶。这时皮埃尔示意周围的人都离开，房间里只留下了王维亮一个人，他们俩在卧室里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当王维亮走出卧室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眼眶里噙着泪水。

晚上，王维亮医生同我一起回到了我的住所。饭后，我泡上了一壶碧螺春茶，边饮茶边同王医生聊天。王医生呷了口茶，润了润喉，同我讲述了二十年前发生的一个故事。

那年王维亮才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在南京一家医院工作了四年的他跟随医疗队到了扎伊尔。医疗队的驻地就在皮埃尔所在的棉花加工厂附近，因为经常来往，王维亮同棉花加工厂的工作人员非常熟悉，其中就有皮埃尔和他的比利时同事克里斯。克里斯有个女儿，名叫爱莲娜，性格天真活泼，那年她才二十四岁，是当地一个小学里的法语老师。有一天，王维亮在门诊室碰到了爱莲娜，闲聊中爱莲娜说他看上去似乎有点疲倦，问是不是一晚没睡？

他同她开玩笑地说：“Moi,j'aime vivre dans la nuit comme un souris (我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喜欢夜间活动）”

爱莲娜听了，笑着问他：“究竟是un souris还是une souris?”

“我是男的，如果是一只老鼠，那也应该是只雄老鼠啊，当然用阳性不定冠词un了。”王维亮自信地说。

“不，不，法语里老鼠不论雌雄，都用阴性不定冠词une，应当是une souris”爱莲娜纠正了他的一个语法错误。

王维亮的样子有点窘，感觉应该拜爱莲娜为师，好好地跟她学习法语，之后王维亮经常找爱莲娜学法语，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之间因此产生了微妙的感情。但是，按照当时医疗队的纪律是不允许医疗队员同当地人发生恋情的。医疗队的支部书记找王维亮谈话，叫他遵守纪律，注意影响，与爱莲娜保持正常距离。

迫于压力，其后王维亮看见爱莲娜就躲。爱莲娜见状很不高兴，以为王不喜欢她了。有一天爱莲娜找到了王维亮，责问他为什么看见她就躲开？王维亮难以解释其中的真正原因，只是找借口搪塞。爱莲娜知道他在撒谎，用一种生硬的语气，狠狠地说：“维亮，你偷了我的东西！你跑不了！”

“我偷了你什么了？”王维亮感觉她的话不可思议。

“你偷了我的心！”说着，爱莲娜突然伸出手

一下勾住了王维亮的脖子，将嘴唇贴在了他的嘴唇上。

王维亮的心碎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只得向爱莲娜道出了全部隐情。

“离开医疗队吧，我们俩在一起！”爱莲娜向王维亮提出了这个大胆的建议。

“这，让我感觉好为难，让我好好地考虑一下吧。”王维亮感觉这个决择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这个晚上他俩在皎洁的月光下躲在那棵大树后紧紧地拥抱了，似乎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静止了，唯有两颗心在激烈的跳荡。

医疗队的支部书记发现王维亮又是一个人离开了营地，便出去寻找，最后发现他同爱莲娜在一起，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回到营地后，他对王维亮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且警告说如果他继续这样就立刻送回国内。几个月后，王维亮得到了通知，要他提前结束赴扎医疗队的任务，返回国内单位。

在临走的那个晚上。王维亮不顾一切地再次偷偷地同爱莲娜见了面，两个人相偎哭成了泪人。那个夜晚竟成了永生的诀别，从此以后两人天各一方。在王维亮回国之后，爱莲娜得了抑郁症，半年之后的一个夜晚，爱莲娜服下了一瓶安眠药，与世长辞了。第二天当人们发现她时她的躯体已经僵硬，在她的手里紧紧拽着一本日记本和一张照片。

　　克里斯只有这一个女儿，当他知道了女儿自杀的原因后万分伤心，希望有朝一日能将那本日记和照片交给王维亮，让他知道女儿的死因。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当地的一支政府反叛军攻入了他们所在的地区，棉花加工厂的欧洲职员们被反叛军抓获，作为人质绑架了，其中包括皮埃尔和克里斯。那天晚上，人质被反叛军士兵一个个拖出去枪决，克里斯不幸也在其中。反叛军的一个小头目进屋，拿枪点着克里斯的脑袋，两个黑人士兵立刻上前抓住克里斯往外拖。这时候克里斯从怀里拿出用布包着的那本日记本和照片交给了身边的皮埃尔，说了句：“兄弟，我活不成了，这件事拜托你了，请你交给王医生。”刚说完，他就被拖出去，一声枪响后，再也没有回来。那天半夜，因比利时的空降兵的突然出现，皮埃尔幸运获救。克里斯的这个遗嘱也成了皮埃尔多少年来的一个心愿：找到王维亮，告诉他有关爱莲娜的事情。

说完这段往事，王维亮已经泪流满面，不能自制。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也曾想打听爱莲娜的下落，想知道她后来的生活是否幸福快乐，但没料到却是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大大地出乎他的意外。听了王医生的叙述，让我陷入沉思：如果事先能知道爱情的结果可以是那

么辛酸，何必开始就去品尝那个禁果？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如果”，当爱情悄悄到来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怎能阻挡这种诱惑？实际上跨国、跨种族的恋爱为这种“如果”又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性。

（七）凤凰涅磐

皮埃尔在周身疼痛中熬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靠着注射镇痛药减轻疼痛的折磨，度日如年。当他完成了克里斯的临终嘱托，将爱莲娜的遗物交给了王维亮，他感觉是完成了一个使命，他觉得是到了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了。

一场雷阵雨来临了，天空乌云密布，一阵轰鸣的雷声夹杂着刺眼的闪电划破了城市的上空，顷刻间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豆大的雨点敲打着屋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这场大雨下得快，来势猛，路上行人慌不择路，纷纷躲进沿街的屋檐下避雨。当一大团乌云散去后，雨点开始逐渐变小，于是路上行人再次出现。

这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特殊日子，皮埃尔将在一个简短的仪式后接受安乐死，离开这个世界。前来为皮埃尔送行的有他们家的亲朋好友，还有范黑教授，我和王维亮医生也在被邀请之列。

皮埃尔身穿西服，系上了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安详地躺在病床上。他那清瘦而苍白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恐惧和忧愁，却好像是一

个出征的战士即将奔赴远方那样显得那么自信和充实。所有被邀请前来为皮埃尔送行的人都身着深色正装，神情严肃。

一位牧师为皮埃尔作了祷告，每位到场的人士依次同皮埃尔握手，向他致以敬意。当范黑教授同他握手的时候，皮埃尔说：“教授，我要感谢你！你为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范黑教授紧紧握着皮埃尔的双手，深情地对他说：“先生，你真了不起！你是个英雄！”

这时皮埃尔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大家说：“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为我送行，我现在感觉特别快乐，因为我将要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我要去见我的老朋友克里斯，还有我的父母......”说到这里时，卡特琳已经泣不成声了，她一下跪在父亲的床前，把皮埃尔的一只手捂在了自己的脸上。

“卡特琳，我亲爱的孩子，别哭！来，给爸爸一个微笑！”皮埃尔强作笑颜，但是眼眶里已经闪现着泪花。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留恋，只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孩子们。

“爸，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离开你那么多年，你需要我的照顾。”卡特琳抽泣着说。

“孩子，你是好样的！你在非洲为救助那些难民，做出了很多很多，爸爸为你感到骄傲！”皮

埃尔缓慢地说着，把卡特琳的手放在了他的胸前。这时他望了我一眼：“来，我的孩子，我也要感谢你为我所作的一切。”这时他把我的手拉过去，放在了卡特琳的手背上。尽管是九月份的天气，但是我仍然感觉卡特琳的手很凉。

“孩子们，请接受我的祝福吧！”皮埃尔使出了他最后的力气，他闭上了双眼，只见两行热泪从他的眼眶里淌下，滴在了我和卡特琳的手上。这时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如刀搅一般难受。我明白皮埃尔的意思，他是多么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女婿，他是多么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亲眼看见我和卡特琳步入教堂，举行神圣的婚礼盛典。但是他等不到那一天了，只能给予我们一个深深的祝福。

时间到了。一位医生拿出针筒，抽了一瓶药水，他在皮埃尔的手臂上扎了一道橡皮带，然后从皮埃尔的手臂上找到了一根静脉，针头刺进了静脉中，接着他松开了橡皮带，一推针筒，药水进入了皮埃尔的体内。立刻，皮埃尔的呼吸停止了，屋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

皮埃尔走了，像一个英雄那样地走了，他的躯体虽然已经离去，但他在精神上战胜了死亡，从他那嶙峋瘦骨下，我看到了他坚强的意志。大家向皮埃尔的遗体低首默哀，向这位勇敢的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窗台上的那盆蝴蝶兰依旧鲜活地怒放着，窗外两只蝴蝶隔着窗玻璃翩翩飞舞，似乎是被窗内那盆鲜花所吸引，试图飞进屋来，但是那层玻璃阻挡了它们，而它们却还在努力地尝试着。我的双眼模糊了，虽然我在工作中见过无数次病人的死亡，但是没有一次象今天这样让我感觉震撼。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来说，选择生不容易，选择死也不容易，面对生死的抉择，生由不得自己，死要靠非凡的勇气。对于每一个还健康活着的人来说，生命是宝贵的，为生命添加绚丽的色彩才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既然我们还活着，就要好好地活着，为人生书写那一页页完美的篇章。

此时此刻，我感到特别的心疼卡特琳，当她父亲还活着的时候，我把她的父亲当作了我同她保持联系的一条纽带，从她父亲那里我可以打听到她的消息。现在她的父亲走了，这条联系的纽带也就断了，我真切地希望卡特琳能留在比利时，把我的希望留下。

（八）江边心语

安特卫普，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世界第四大港，也是我曾经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当初我离开上海来到比利时，下了飞机后落脚的地方就是在安特卫普，这里给我留下了太多往日的回忆。一个周日的下午，卡特琳跟

我一起来到安特卫普，在这里我要带她看看这个老城的历史名胜，也要带她去看看我当年曾经打过工的地方。

从安特卫普中心火车站出来，往前笔直走，是到了一条直通江边的步行街，这条名叫梅尔的大街当属安特卫普最热闹、最繁华的大街，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大街的两旁全是琳琅满目的商店，许多历史遗迹也在这条街的周围。安特卫普是个历史名城，曾诞生过好多位世界著名的画家，是佛拉芒画派的发源地之一。号称中世纪“佛兰德斯巴洛克艺术三杰”的雕塑都在梅尔大街上，当我们走到梅尔大街起点的地方，街心矗立着一个青铜雕像，这是三杰之一的大画家雅各布-乔登斯的青铜雕像。继续往前走，当我们走到梅尔大街一半的地方，马路的中央有一座石雕塑像，石雕上的那位手持画笔的人就是三杰之二的大画家安东尼-凡戴克，他曾经是英国皇室的首席御用画师。再往前走，可以看见路边有一个喷泉池，池子的中央有一只展翅欲飞的铜制雄鹰。向左边的那条街望去，那座古老的沿街房子就是佛兰德斯巴洛克艺术三杰的领军人物、艺术大师鲁本斯的故居，鲁本斯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外交家，当年他曾受宫廷委派是出使意大利的外交使节。他的青铜雕像矗立在梅尔大街终点

的那个“绿色广场”的中央。到安特卫普旅游，不能不先了解一点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史，这座古城里的每一幢建筑、每一座雕像以及每一座教堂都在告诉你一段欧洲中世纪佛拉芒派的艺术史。

站在绿色广场上，翘首远望，可以看见那座尖顶高耸、具有典型哥特式风格的圣母大教堂，这座圣母大教堂是包括荷兰在内，整个荷语地区最高大的天主教堂，始建于1352年，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从绿色广场出来，走过了“饭店一条街”，就来到了圣母大教堂的拱门前，在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人正在围观一个民间艺人的杂耍表演，当他的一个惊险动作做完后，赢得了大家的鼓掌喝彩声，然后他拿着小罐向观看的人群索要小费。在圣母大教堂的大门旁右侧墙边有一排青铜人物雕塑，表现了当年工匠凿石建造圣母大教堂的情形。一个表演者身着铜绿色古代服饰，脸上涂满铜绿色颜料，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雕像边上，不仔细看根本就分不出哪个是雕塑哪个是真人。当我和卡特琳从他前面经过时，表演者冷不防突然动了一下，嘴里还发出“啊”一声叫声，让毫无防备的卡特琳受到了一个小小的惊吓。

卡特琳说她以前也来过安特卫普，不过是跟着父母一起来的，因为她不会说荷兰语，所以

只是在城里走马观花般地转一圈。比利时是个方圆才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小国家，但是因为语言的复杂性，所以法语区和荷兰语区的居民们画地为牢，互相之间的来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文化上也各有千秋。

穿过圣母大教堂的广场，往前走不远就到了安特卫普“大广场”。安特卫普大广场的风格同布鲁塞尔大广场极为相似，这个从中世纪时代留下的“大广场”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算大，但是这个大广场在安特卫普人的心中是神圣的，它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建于1561年的安特卫普市政厅大厦位于广场的西侧，在这座具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市政厅大厦上挂满了万国旗，显示出这个港口城市的国际性。广场的中央那座青铜雕塑是城市的另一处地标性建筑：雕塑上一个勇士高举起一只被砍断的魔鬼的巨手正欲扔进江里，这是安特卫普城市名字的来源。

这时我手指前方对卡特琳说：“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每天一大早就是穿过这几个广场到江边的那个餐馆去打工的，现在我们到江边去看看吧”。穿过大广场，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到了江边。

安特卫普市区有条江穿过，好似上海的黄浦江，将城市分割成了新老两部分。在江边有一排望江平台，踏上阶梯可以走上望江台，望江

台分成左右两段，各有几百米长。在平台的两头各有一座石头老房子，现在都成了酒吧饭店，右侧的那个饭店就是我当年曾经打过工的地方。我告诉卡特琳，那时候每天清晨六点我就赶到饭店开始打扫，一直干到饭店开门营业，接着我赶去大学实验室开始我一天的实验研究工作，我在比利时的学生时代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度过的。

我和卡特琳并排趴在望江台的栏杆上，眺望着江面，眼前那一艘艘过往的船只掀起了簇簇浪花，打破了江面上的平静，天空盘旋着一群水鸟，发出“欧欧”的叫声，尾追着驶去的船只。回想起当年我在饭店打工的那些年里，每到周末的时候等到工作结束，因为不用去大学做实验，我就来到江边，独自坐在江边的长椅上，观望江面，回忆往事，我时常回想起小时候每到周日和节日父亲带我去上海外滩看大轮船的情景。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父亲已经作古，我也已成人，然而我心底那种喜欢看船的童年兴趣依然没有泯灭。于是我给卡特琳讲述了当年考大学时的一件往事。

文革中我中学毕业去了农场务农，等到文革结束，大学又恢复了招生，为了跳出农场，我参加了全国高考。很幸运，我的考试成绩过了录取分数线，接着要填写入学志愿表，选择一

个我希望进入的大学和学科。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船舶和电子技术，所以我没加思索就填写了海运学院船舶无线电通讯系，这样可以同时满足我的两个愿望。就在我将填好的志愿表交到从上海来的高考招生办公室的老师手上的时候，那位老师对正在填写志愿表的同学们说了一句：“同学们，请你们认真考虑并填写志愿表，你们要知道，一旦志愿表交上来后就不能再改了。”听了这位老师的话，我心里一紧，立刻从他的手里抽回了已经填好的报考志愿书。我迅速划去了海运学院，改成了医学院，并且将报名的学科由船舶无线电通讯系改成了医学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会突然改变主意，但我相信，最后一刻的选择总是最佳的选择，就因为我在最后一刻的这个改动，从此将我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一个人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常常就因为一个匆匆的决定从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我把手搭在卡特琳的肩膀上，再次恳求她不要再去非洲了，把人和心都留在比利时。卡特琳沉思了许久，抬起头来看着我，她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闪现出女性的羞涩，还有一丝迷茫。我双手抓住了她的臂膀，深情地对她说：“卡特琳，我爱你！相信我吧！”

卡特琳的眼眶略略有些发红，把头靠在了我

的肩膀上，这时候的她可爱得像一只小猫。我闻到了她秀发上的一股香味，我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一种无限的爱恋之情瞬时涌上了心头。我双手捧起了她的脸颊，将嘴唇贴在了她的嘴唇上，她闭上了双眼，微微张开了嘴唇。这时候任何言语都显得多余，一个深吻已经替代了彼此间的千言万语。江边微风徐徐，天上白云朵朵，望江台上的两颗心在砰然跳动......

(九) 心随风去

卡特琳打算先回到刚果去，将那里的工作告个结束，然后返回比利时，对她的这个决定我表示赞成。我还暗自打算等她回到比利时后，我和她在一起工作，并把诊所移到首都布鲁塞尔去，这样对卡特琳会更有利。

那天送卡特琳去机场的时候，我一路上象关照一个独自远行的孩子一样，一再嘱咐她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任务结束了就早早回比利时。到了机场出发大厅，办完了票，我送她到了边防检查口，我同她热烈的拥抱，吻别。我目送着她通过边防检查门后进入了机场出发厅的里面，我向她挥手，她转身给了我一个飞吻，又向我挥了挥手，她就这么走了。

回到家里，我的心里感觉空空的，有种说不清的失落感，但是马上我又回过劲来，我想她

很快就会回来的，这个时间不会很久了。

我依旧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时间一天天，一个月接着一个月的过去了，我期待着卡特琳这次回到刚果后的第一封来信。在那个除了邮政信件的方式外没有其它更快捷的通信方式的年代，一封来自非洲刚果的信要在路上辗转几个月时间，甚至有遗失的可能，我的心里有这个思想准备。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但我还是没有收到卡特琳的来信，我的心里不由着急起来。以前我还可能去卡特琳的家里，从她父亲那里探知一点消息，但是现在卡特琳的父亲走了，她的母亲因为严重的老年痴呆症，进了养老院，已经无法同她对话，所以现在我无从得知卡特琳的情况。卡特琳到底怎么了？她在哪里呢？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刚果寄来的信，让我欣喜万分，但是我立刻发现信封上的笔迹并不是那个我所熟悉的卡特琳的笔迹，于是我忐忑不安地打开了信。信是法郎索瓦医生写来的，我知道他曾是“无国界医生”赴卢旺达医疗队的队长，现在是赴刚果医疗队的队长，一个法国外科医生。信上他告诉我：卡特琳得了重病，是疟疾。现在正在当地积极治疗中，如果病情恶化将送法国巴黎医院抢救，信上并没有留下联系的电话号码。

得知了这个消息，我心急火燎，不知道该怎么才能尽快地同卡特琳联系上。我马上按照来信信封上留的地址写了一封回信，请对方务必向卡特琳转达我的话，我想立刻奔赴刚果看望卡特琳，请告诉我目前卡特琳在哪里？我不知道当我收到这封刚果来信的时候，卡特琳还在刚果还是已经转到了法国巴黎？我用挂号信外加加急的方式发出了那封信，我又按那个地址给卡特琳发去了一份电报。我还给布鲁塞尔的“无国界医生”总部打电话，询问卡特琳的情况，对方表示目前没有任何消息，他们将去了解情况，一有消息就及时通知我。

在这些日子里，我心神不宁，不知道卡特琳的情况是凶还是吉。我得不到有关卡特琳的丁点消息，除了等待还是等待。我在内心为卡特琳祷告：上帝啊，保佑这个可怜的姑娘吧！她去非洲是不幸的，让她平安地回到比利时吧！

几个月时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知道这是不正常的，卡特琳如果还平安地活着，她不会不给我任何消息，她是知道在比利时有个中国人深深地爱着她，等着她的归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卡特琳肯定已经不在人间了。

我感到内心的无比痛苦，瑞士卡特琳的遇难让我失去了一个心爱的人，如今比利时卡特琳

又从世界上消失了，再次让我失去了一个心爱的人。为什么人生的苦难会一次又一次与我相遇？难道我就不能爱上一个人并与之相伴到老吗？

痛苦之余，我发誓今后不再涉足爱河了，无恋亦无心，无情则心静。

时间又过去了好多年。在我的两鬓渐渐长出了几根白发，并且越长越多，在我的眼角也出现了鱼尾纹，我告别了青春，告别了年青时代。当我眼见二三十岁、正在热恋中的年轻人们，我就会想到我也曾经年轻过，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曾有过两个卡特琳。

又一年的医学学术会议在巴黎举行，我乘坐TGV高速火车赴巴黎与会。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我再乘TGV回比利时。当我搭车赶到巴黎的北火车站，这时离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发车只剩下几分钟时间了。

我向列车员出示了车票，急急跨上火车。就在我踏上火车车厢的时候，我好像听到身后有个很熟悉的女声在喊：“François, dépèche-toi! (法郎索瓦，快点走！)”我猛转身，看见一个女人正在催促后面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我再仔细一看，却让我惊呆了：这不是卡特琳吗？这时候火车马上要开了，我已经不可能再下车，我赶紧跑进车厢里隔着窗玻璃望着站台上的那

两个人。她正是卡特琳！

火车徐徐地启动了。我敲打着车厢的窗玻璃，想让卡特琳听见声音后注意到我。这时候站台上的卡特琳看到了我，她吃惊地将手捂住了嘴，她身边的那个手抱孩子的男人这时也看见了我，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立刻背过了身去。我的嘴里轻轻地喊着：“卡特琳，卡特琳！”一股辛酸顿时涌上了心头，我梗咽了。

列车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了，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渐渐远去的卡特琳，这时我看见她将捂着嘴的手向前伸去，变成了一个飞吻的动作，然后又举起手，向着奔驰而去的列车使劲地挥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