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参加了周总理最后一次主持的国宴

张崇发

　1974年我参加了周总理

最后一次主持的盛大国宴

张崇发

1974年9月30日，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国宴。事前，我接到周总理为我发的《请柬》。

　　

那时，我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直接领导的、为“军委六人小组”服务的一个小班子的负责人之一，小班子共有30多名工作人员，副总参谋长胡炜将军是小班子总牵头人。我们的办公地在三座门。9月30日，胡炜将军和我，都应周总理之邀，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盛大国宴，有幸聆听了周总理那富有感染力的淮安乡音。

三座门(原军委小班子办公地)

第二天，全国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周总理主持的国庆25周年盛大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国内外来宾名单全部见报。我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负责人”的序列里。

　　

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那天周总理是从医院病房里走出来的。当时，周总理身患重病，身体虚弱，但却迈着矫健的大步，仪表堂堂地走入宴会大厅，一派大国总理的风范。周总理一露面，宴会大厅掌声雷动，人们都期盼着看到他，都期盼着听到他那可亲的声音。现在，他终于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谁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尤其是象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能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国家领导人议事的地方，亲眼看到总理，那是何等的自豪！

当时，我坐在二区第220桌，与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在同一桌。周总理发表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一桌的人，和周围其它桌的人一样，通通站了起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主席台上的总理，一字一句地聆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们不断地鼓掌，为他所作的庄重承诺而欢呼。

宴会开始了，我无心去吃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我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周总理，他手端酒杯，不停地走来走去，为国内外的重要来宾，一个又一个依次敬酒。作为大国的总理，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每一次机会，开展外交攻势，团结一切国际友人，团结一切支持国家建设的民主人士。他的酒杯，他的笑容，他的问候，是那样的具有魅力，以致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折服。

1974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讲话实况(彩色)

　　

1974年，周总理虽然身患重病，但强忍着病痛，仍然坚持工作。那一年，我们小班子曾亲自处理过周总理批给我们的函件。我本人亲眼见过周总理一件又一件的批示，亲身见证了他日理万机、一丝不苟，以身作则的伟人工作作风。

那一年的4月３日，北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大幅照片。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接到当日的《解放军报》后，发现有８张报纸的２、３版是白页，一个字也没印上。他们便将这８张报纸寄给了党中央，并写了一封信，对《解放军报》发生的问题表示强烈不满。周总理看了这封群众来信后立即做出批示：“要查清事故的性质和责任。”而江青却批示：“查清这起严重的政治事故。”

那时，中央领导的批办件（包括江青的）都是先批给“军委六人小组”，再转我们。对中央和军委领导的批办件，我们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先派工作人员去发生问题的单位搞调查，然后向我们四人领导小组口头汇报。集体研究形成基本共识后，由胡炜作指示，决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初期阶段，我们牵头人一般不去现场。

但对于周总理这个批办件，我们格外重视，认为信中反映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胡炜同志要求我同他，一起亲自到现场。胡炜同志说，他在陕西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执行过周总理多次指示，并多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深知周总理对调查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

于是，接到批办件的第二天（4月14日），我们便来到《解放军报》印刷厂。工厂里条件比较差，隆隆作响的轮转机噪音很大，纸屑弥漫在空气中，油墨很呛人。54岁的胡炜老首长全然不顾这些。他来回在印刷车间巡查，仔细查看了印报的全过程，并和当班工人、车间领导谈了话，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回到办公室，胡炜认为要彻底查清问题，必须依靠解放军报自己的力量。于是，4月16日，由我亲自向解放军报党委及印刷厂党委传达了周总理及江青的两个批示，并同报社党委研究成立了调查组，以军报为主，我们派人配合调查。

为了切实弄清事情真相，胡炜要求我和工作人员，在调查中一定实事求是，不要被“严重政治事故”几个字束缚住，不要先入为主搞调查。要深入到印刷厂，让当班工人认真回忆印报经过。遵照胡炜同志的指示，我又带领工作人员，到人民日报印刷厂走访了老工人，请教了相关技术细节和操作程序。最后，在反复听取汇报、反复研究之后，我们认定：这件事不是政治事故，而是责任事故，是当班工人在印刷机高速运转时，按操作程序往外掐报时漏掐了一沓，从而让这８份白页报夹在好报纸中，流出了印刷厂，通过邮局又投递到了读者手中。

    《解放军报》党委同意我们的调查结论。

    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叶副主席向我们转达过来自周总理的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总理对你们的调查很满意。”

听到周总理表扬我们，当时我和胡炜同志心里非常高兴。周总理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就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

　　

那一年的5月19日，《解放军报》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当天报纸头版登载了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二版与毛主席照片相对应的位置，登了起义将领卢汉逝世的遗照。透着光从入二版看头版, 二版上印的遗像黑框正好套在毛主席那张照片上。看到这样的报纸，部队有人给周总理写信，认为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周总理和叶副主席，还有江青，作出批示让我们调查。当时，我们称这次事故为“重影事故”。

    这件事再一次震动了报社，社领导和有关当事人压力很大，认为将有大祸临头。

    为了落实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的批示，胡炜同志让我又一次带着工作人员司增山来到军报。我们协同报社领导，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分析原因，并组织专门调查组进行详细调查。我们调查了当日的版面责编、总编室负责编排和审阅大样的报社领导，发现每版的责编只管本版的事，不大考虑本版和其他版面的关联。由于这样的事过去从未发生过，负责编排和看大样的同志，也没有注意到重影的事。这应该说是工作中的疏漏。

    调查结束后，胡炜和我研究后一致认为，这起事故和前不久发生的“白页报事故”，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在报社制度废弛，纪律松懈的情况下出现的责任事故，没有什么政治性因素。便让司增山同志把“白页报事故”和“重影事故”合在一起，实事求是地起草一份《调查报告》。

    我们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分头审阅《调查报告》草稿时，另一名成员徐xx认为：江青同志很了解军报的情况，她在“批示”中已经把军报的事故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故”，我们的调查报告应当按江青“批示”的口径去写。

考虑到徐xx当时的特殊身份（徐当时还是钓鱼台“中央七人小组”领导下的一个小班子的负责人），胡炜同志把徐从钓鱼台请过来，由胡炜和我一块儿向徐详细介绍了调查经过。胡炜反复向徐说明：周总理的批示很客观，我们的调查工作就是严格按照周总理的思路进行的。通过调查，“白页报事故”的确是责任事故，我们同军报领导和相关人员交换意见时，大家都能接受这个调查结论。如果定为“政治事故”或“严重的政治事故”，一旦中央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军报领导及一些工作人员就可能遭批判、受处分。我们的《调查报告》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既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负责，也要为军报的同志们负责。

     至于“重影事故”，胡炜同志直率地告诉徐xx：严格地讲，这件事连“事故”也不应当算。因为报纸的夜班编辑各管一块版，从不过问其他版面的情况。整张报纸印出来后，看报人用“透视”的方式看一、二版。如果不用这种独特的方式看报，谁能看出军报当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因此，不宜追究任何人的责任。

     听了胡炜介绍情况后，徐xx不再坚持要按江青的“批示”修改《调查报告》，但表示要“保留意见”。于是，我们就没有大改这份《调查报告》，定稿后便上报给周总理和叶副主席、江青及”军委六人小组”。

令人欣慰的是， 那一年我们按照周总理的批示所作的调查、所下的结论，经住了时间的检验，31年后竟得到了《解放军报》当事人的夸赞。周总理在天堂听到这个消息，一定非常的高兴。

    事情是这样的：2005年8月24日，《解放军报》当年的值班编辑郑宗群同志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军报版面上的一起离奇“事件”》的文章。在文章中，郑宗群写道：1974年5月19日，“军报发行后，竟出了一个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只要对着光源从一版‘透视’背面的二版，便可看到卢汉先生遗像的黑框正好套落在一版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上。”这件事，军委办事组（郑文误写，应为军委办公厅）派人进行了调查，但“后来没被‘追究’，我们几个上夜班的新老编辑，都感到是‘不了了之’的结局，我也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郑宗群还写道：军委办事组那位“40岁上下、高个子”的调查人员，临走时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郑在文章中留露了对军委办公厅调查人员的感激之情。

看到这篇文章，胡炜将军的夫人给我打电话，让我转告文章中提到的那个“高个子”，说军报表扬他了。并问“高个子”是哪一位？

   

自左至右：张崇发(本文作者)、胡炜、胡炜将军夫人吴旸(国家外文局原《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当时，负责到军报跑情况的只有两个人，都是高个子，我也记不清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了，便给谷炳喜同志（原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打电话，问是不是他。年已64岁的谷炳喜同志接完我的电话，找到军报认真阅读后，思考了一夜，笫二天给我回电话说：“我当时穿空军服装，年仅33岁，不是我，应当是司增山同志。”

谷炳喜(原空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

我几经周折，找到司增山同志（原军委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把情况做了进一步核实。司增山同志对这件事印象很深。他说：郑宗群同志在文章中叙述“高个子”的调查过程、举止言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那一年，胡炜老首长和你多次指示我们：下基层搞调查，一定要做到尽量了解全过程，看本质不要看现象，做结论要实事求是。另外，小班子还规定，下去搞调查不准表态。因此我调查这件事时，就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我从不给当事人施加压力，怕他太紧张出意外。回到三座门给你们汇报后，胡副司令认为没什么大事，不能定政治事件。这样，震动军报的“重大事故”才没有被“追究”，郑宗群同志才躲过了一“劫”。

司增山(原总参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