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的知青生活（上）

田园闲侃

我的知青生活

       央视1套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知青》，让我们这些个曾经的知青感慨多多。谭晶深情演唱的《曾经》旋律中，我的思绪穿越30多年。我并不绚丽的青春之桨，划落在京杭大运河的层叠波澜里！......

       1974年6月我即将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是我们当时的唯一出路。学校领导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不然不会在学生生活快要结束的最后一个年度，让我放下高中以来的学习委员头衔，生生被套上团支部书记的紧箍咒。因为校领导清楚我一定是带头上山下乡的不二人选，比班主任声嘶力竭的动员更有说服力和号召力。于是，表达上山下乡决心的稿件被送县广播电台播发；校长（革委会主任）找我谈话，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党章规定年满18周岁才能入党，我就不为难你们了！校长说，没关系！其实他是有权威的，因为他同时是学校书记。但我确实不想因为按政策应该上山下乡的，就顺手捞个红帽子戴戴来解嘲。看我不肯妥协，他也只好作罢。现在想来，当时他也有苦衷，要动员9个毕业班中的几百名学生上山下乡，确实是件很烦恼的工作。这与年前毕业班中征兵的热烈涌跃，可是大相径庭哦！如果树几个上山下乡的典型，也许就可以事半功倍啦。可是我当时并不能理解校长的苦恼，只会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毕业临近，按照当时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应届毕业生家长身边留一个子女的，其余一律下放；长子长女可以照顾留下；独生子女可以不下放；年龄不足17周岁的、身患疾病的可以暂缓下放......彼时许多同学及家长的表现，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足以让我们这帮头脑简单的同学大开眼界：有迁户口的、改年龄的、更换姓氏的、开病历的等等，不一而足。

       我是样样符合条件，正一门心思地和预备下放的同学准备行李，买了搪瓷面盆、水瓶、笔记本（不是电脑哦）、口琴.....。颁发毕业证书的次日，我们就接到了“上山下乡通知书”，热闹的欢送大会后，我们告别了学校和亲人，走进了知青的行列。临行前，有两名下放的毕业班团支书，因为当农场知青，被批准入党，我单独插队就不在此列咯，哈哈！

        7天后我去插队所在公社转了户口，正式落户生产队前，我去了趟160里路外沂河北岸的农村老家，那里贫穷依然如故，乡亲们似乎更愿意我到这里来插队，从来在老家只是短暂住留的我，恐怕已经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了，也许这就是父母坚持不让我来此插队的主要因素吧。

       告别了乡亲们，我背起了行囊，来到了京杭大运河畔的新家。本来生产队长一片好心，安排让我住在队会计家，已经收拾好了东柴房，可我执意不肯，队长才同意我去队房居住。三间队房朝南，我在西头用柴笆隔成的小屋里安家落户，东头是生产队的粮仓，从此与在粮囤间到处流窜的老鼠成了邻居。队房离村庄有3、400米远，前面是队场，东面是牛棚和一条小路，后面是条小渠，视线开阔，得天独厚。其实，我不愿住在队会计家，主要是我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不愿意被约束，比如人家做好了早饭，你就不可能随便睡懒觉；你要晚上出去活动活动，人家还得给你留门......等等，多有不便。这大概也是我养成独往独来、我行我素脾气的起点吧！

        我住进队房不要紧，害得队长还得忙前忙后地给张罗一些简单必备的家具，队里临时给打了两抽屉小桌子和脸盆架，木材用的是老板（不是现在发财的老板哦，是从大田里挖出的棺材板）。后来，队长怕被公社知青办检查到不满意，又在桌子上刷了层红漆。那个年代红漆是最容易得到的涂料，哪个大队、生产队不预备些，随时准备刷标语、出专栏。鲜艳的桌子突兀地放在满是灰黄色调的柴门、柴墙、柴床的屋子里，格外引人注目，也让来此的社员、知青们常常拿它开玩笑：怎么看都像个嫁妆，桌前就差个新娘子了。

        插队前，我们生产队是199口人，我就是那第200名社员，那两百意味着我从此要百分百地从头学起、努力做个百分百的农民。

        那个年代，做农民也不是很自由的。不知道那会儿的觉怎么那么好睡，晚上睡下去被子什么样子，醒来被子还是什么样子，可是早晨队长上工的喊声比闹钟还入脑，迷迷糊糊地醒来扛把锹就加入了下田的队伍，就这样不到一个月，队长看出了我的睡觉功底，不再安排我上早工，只在队场上干活。队场上的活儿不重，但在人眼皮底下，手停脚不住的。休息时候聊天，能说会道的老陈叔最大的奢望，就是稻子能卖5毛钱1斤，说那样日子就比城里人好过了。如今每斤稻子早卖两个5毛了，可还没见他们的日子比城里人好过。

        生产队里甚至大队里要是有什么刷标语、写毛笔字之类的差事，队长就会让我去，以此抵算工分，稍有投机取巧之嫌，也还属各尽所能吧。一次我跟队长说，雨天穿个蓑衣是不是比雨衣舒服，队长居然给我弄了一件。一日雨狂，我自鸣得意地身着蓑衣、脚穿雨靴，活像个渔夫穿行于河岸田埂，来到灌溉渠水泥桥上时，用力甩起脚上的粘泥，却一个倒栽葱狠狠地摔在桥上，如今想起来后脑勺还嗡嗡作响。队长对我的关照，至今不能忘怀，前几年去拜访老队长，70多岁的他身体矍铄，竟然一顿还能喝8两白酒，我是自愧弗如。记得当年第一次去生产队，正好公社结合干部在生产队检查工作，队长就拉上我去赴宴，中午喝了一杯红葡萄酒，结果晚上吐得一塌糊涂。

        插队3个月后的一天，住在距我10多米牛棚旁的五保户陈大爷，中午从河东回来后，就一直叫肚子疼，赤脚医生来了也没办法，凄惨的喊声持续到傍晚，村里人卸了队房门板，跟我借了两条长板凳，把他抬到我房门前的当间里。傍晚时分队房一片恐慌忙乱，我也跟着忙前忙后，正好大队李会计路过，我拉住他，让他陪我一夜，好在他岁数不大，平常有些交流，有共同语言，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柴笆外就是断断续续的呻吟，半夜陈大爷呻吟声尽，哭喊一阵后，大家张罗起后事。我从来没近距离地经历过这样的事，李会计一直陪我到天明，他去上班，我去运河岸散步。

此后不久，我参加了公社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时间一年。那年组织的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吸收了不少插队知青参加，上级的意图是想磨练磨练这些新知青。县委把大家集中在县招待所，进行了好几天的培训，结束后简单准备下行装，就奔赴各地开始工作了。我们新知青，基本上是回原公社工作。

我所在的工作队分成好几个工作组，我们组由三人组成，组长是公社党委组织委员徐委员，是位人到中年的部队转业干部，平常不苟言笑，对工作非常认真。还有一位是公社电影队的孟队长，是20多岁刚从部队退伍的大小伙子，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只有我是对农村工作一窍不通的新知青。

我们一同进驻同公社的W庄大队，大队支部和我们一起开了会，选择了几个生产队作为重点，组长负责全面工作，并指导大队支部工作，小孟负责指导西片几个生产队工作，我负责内勤和第5生产队的工作。安排好工作，大队领导又安排我们住进靠近大队办公室的一位陶姓社员家中。我们3个人占据了他家的西屋，大队的意见，是让我们在他家代伙，但组长认为住在这里，只能是权宜之计，这不仅会给大队和房东增加负担，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独立工作。在组长的坚持下，不久大队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独立使用的厨房。

冬季农闲，正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大好时光。一天晚上，徐组长带着小孟去我所结合的生产队开会，主要是和队干部介绍一下相互认识，了解些基本情况。昏暗的灯光下，大家零散地坐在队房里，组长主持会议，我一门心思地做记录。组长先介绍大家认识后，生产队周队长汇报基本情况，工作组同志又和队干部一起聊了聊生产、冬训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我都仔细记录下来。后来生产队长请老田同志讲话，我在记录，会场上没有反应。组长对我说，让你发言呢。我疑惑不解：我？！组长说，是的，你就是老田啊。我方恍然大悟，原来工作队员，就是来指导别人的，人家不会叫你“小”，那会被认为是对你的不尊重。于是我参加工作不久的18岁，就“老”了。从此，我心里也真有了已经长大了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的称呼别具一格，组长被称为徐委员，小孟被称为孟队长，年纪最小的我，则被称为老田。

2012年6月

（上述文字发表于同名网易博客，网易博客将于11月底关闭，故搬到美篇来了）

原创文字，请勿擅转；
转载另用，敬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