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后感及经典章句摘录

灞桥卫健•席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近日笔者满怀敬畏之心读完吕思勉先生所著《中国通史》2013年6月第1版，对于没有史学背景的我第一次读完我国的通史类读物，实属不易。

　　须知一部史学巨著包含丰富的历史、政治、经济、地理、文艺、法律、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于一个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想要撰写一部通史类读物谈何容易，单是对于各个时代史料的筛选及调查补充，对于个人读学修养要求极高。于我而言，文史类专业出身，本身对于历史充满兴趣，再者喜欢古文字，这才促使自己努力的尝试，字斟句酌的理解书中的生僻词汇，以求读通读懂整段乃至整篇文段的含义。期间由于工作原因，时断时续的读完整本书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要讲收获，个人认为史书对于知识的营养价值要远远大于小说等通俗读物，对于开阔个人视野，增进自身内涵，塑造个人人格均具有其他书籍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阅读期间我曾购买地图，熟悉我国及周边国家地形、地貌、洋流、民族分布，百度查阅各个民族、地区的古今称谓及非常见字词的读音及释义，阅读完成后花费了一周时间认真整理了读书笔记，但由于此书内容过于庞大，仅仅贯通其内容的十之一二。

谈及收获，确是受益匪浅。此书刷新了我一贯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得以以中国特有的对历史阶段划分及历史分析方法重新认识历史。全书采取时间的发展顺序从我国民族的起源一直讲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发生在神州大地上为期5000年的历史。以近似白话的语言，略带时代倾向性的表述方式呈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包括选人用人、刑律、兵制、教育、官制等各类制度）、学术、文艺、宗教、外交情况。通史的特殊魅力就在于让你的思绪能够穿越时空、排除干扰去感受从古至今金戈铁马的豪情，兴衰成败的哀凉，啼笑皆非的巧合以及历史潮流的趋向。读完此书，让我明白金庸的武侠绝非空穴来风，我更愿意认同作家创作的灵感一定是建立在生活阅历或是源于广博的书籍，我不再会相信灵感的突然爆发，因为当你知识足够渊博，当眼见耳闻的事物于你都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时候，那些过眼云烟，那些海市蜃楼不过是你走过之后留下的余尘。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对秦汉、隋唐、三国、宋及明清的历史较为熟悉，对于南北朝及五代十国及秦汉之前的历史较为生疏，通史的阅读可以弥补义务教育及影视作品展现历史的缺陷，更能从全局理解历史发展的深层原因。由于本人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我从此书中积累了大量的高级词汇，熟悉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汲取了许多写作的灵感，的确收获颇丰。

　　现将摘录的经典章句共1万5千多字附于此文末尾，希望能给热爱历史的朋友带来一些收获。所附内容标题是本人为便于快速了解文段内容所附加上去的，其余内容皆为原书观点，以下内容为章句摘抄。

　　学术：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
民族与种族：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和，异者虽和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一国的民族，不宜过于单纯，亦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则统治为难。过于单纯，则停滞不前。
五胡乱华的民族基础：在黄河流域，仍有山戎和猃狁（xianyun），和汉族杂居。猃狁，亦称为胡，就是后世的匈奴。山戎，大约是东胡之祖。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和热、察、绥之地，都已开辟。此两族在塞外的，西为匈奴，东为东胡。东胡为匈奴所破，又分为乌桓和鲜卑。胡、羯、鲜卑、氐、羌，汉时有一部分入居中国。短时间不能同化，遂酿成五胡之乱。经过两晋南北朝，才泯然无迹。
     隋唐以后新兴民族的地域分布：北方隋唐以后，北方新兴的民族为突厥。回纥（he），现在通称为回族。西南方新兴的民族为吐蕃，现在通称为藏族。东北则满族肇（肇兴）兴，金、元、清三代，都是满族的分支。于是现在的蒙古高原，本为回族所据者，变为蒙古人的根据地，回族则转入新疆。西南一带，苗、越、濮诸族的地方，亦日益开辟。
外必汉统的大趋势：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力量不竟，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法治。
中国疆域的缩盈:总而言之,汉唐盛世，均能包括今之蒙古、新疆。至西藏之属于中国，则系元、清时代之事。但当秦开南越时，我国即已包括后印度半岛的一部。至汉时，并以朝鲜半岛的北部为郡县。唐以后，此两半岛均独立为国，我国迄今未能恢复。中国疆域的盈缩，大略如此。
政治区划:据《禹贡》所载，大约今河北、山西，是古代的冀州。山东分为青、兖二州。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是徐州，江以南为扬州。河南和湖北的一部是豫州。自此南包湖南是荆州。四川是梁州。陕、甘是雍州。秦时，此等地方和战国时新开之地，分为三十六郡。而桂林、南海、象、闽中四郡在其外。汉时十三部，大略古代的冀州析而为幽、冀、苏三州。关中属司隶校尉。甘肃称凉州。荆、扬、青、徐、兖、豫，疆域略与古同。四川成益州，两广称胶州。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陕西省为关内道。甘肃、宁夏为陇右道。山东、河南为河南道。江苏、安徽以北为淮南道。其江以南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为江南道。湖北和湖南、四川，陕西的一部分为山南道。四川之大部分为剑南道。两广为岭南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现在的河北、山西直隶于中书省。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湖北省的大部分为河南。江苏、安徽的南部和浙江、福建为江浙省。江西和广东为江西省。湖北的一小部分和湖南、广西为湖广省。云南、四川，疆域略和现在相像。山西包括现在甘肃的大部分，而宁夏和甘肃西北境，别为甘肃省。辽宁为辽阳省。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在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为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

中华五千年历史：我国历史，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2758年，公元前841年。自此以上，据《汉书·律例志》所推，周代尚有192年，殷代629年，夏代432年。尧舜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尧98年，舜39年。如此，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142年，公元前2231年：三皇之世，距当今五千年左右了。

　　明堂行政的由来：盖古代（此古代指夏代）生活程度尚低，全国之内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名为名堂。天子即居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宫殿。祭祀祖宗亦于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宗庙。名堂行政的要义在于顺时行令。一年之中，某月当行某令，某月不可行某令，都一一规定，按照办理，像学校中的校历一般。如其当行而不行，不当行而行，则天降灾异以示罚。
     夏商两代：夏代凡传十七主；据后人推算，共历四百余年，而其事可考的很少。（古无信史）商代是兴于西方的。其始祖名契，即今陕西的商县。传十四世而至成汤。共传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余年。其制度特异的，为其王位继承之法。商代的继承法，似乎是长兄死后，以次传其同母弟；同母弟既尽，则还立其长兄之子。
男女权的逆转对于姓氏的影响：社会的组织，本是起源于女系的。所以在文字上，女生两字，合成一个姓字。后来女权渐次坠落，男权日益伸张。权力财产，都以男子为主体，有表明其系统的必要。于是乎姓之外又有所谓氏。所以姓是起源于女系，氏是起源于男系的。
强弱之历史规律：就大概而言之，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砺；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
列国的相互兼并：列国的互相并兼，非一朝一夕之故。向来说夏之时万国，股之时三千，周初千八百，春秋时百四十。这固然是“设法”或“约计”之词，未必是实数。然而国之由多而少，则是不诬的。以一强遇众弱， 可以恣意并吞。若两强相遇，或以一强遇次强，则并吞非旦夕间事，于是互争雄长，而有所谓霸主。小国都被并吞，或仅保存其名号，而实际则等于属地。次国听命于大国，大国则争为霸主。春秋时代的情形，便是如此。到战国时，则次国亦无以自立，大国各以存亡相搏，遂渐趋于统一了。
     春秋时代：从公元前722年起至前481年，凡242年。这期间，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后人遂称为春秋时代。
     中华民族主人翁地位确立的原因：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东方的大国?这个与其说是兵力的盛强，还不如说是文化的优越。神州大陆之上，古代杂居的异族多着呢!为什么我国民族终成为神州大陆的主人翁?原来初民的开化，受地理的影响最大。古代文明的中心是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之北便是蒙古高原，地味较瘠薄，气候亦较寒冷。其民久滥于游牧的境界，不能发生高度的文明。黄河流域之南便是长江流域，其地味过于腴沃，气候亦太温暖，其人受天惠太觉优厚，于人事未免有所不尽。而且平原较小，在古代，沿泽沮洳（juru；指低湿之地）之地又特多，交通亦不十分便利。只有黄河流城，气候牢暖适中，地味不过腴，亦不过瘠。懒惰便不能生存，而只要你肯勤劳，亦不怕自然界对你没有酬报，而且平原广大，易于指挥统驭。所以较高的文明、较大的国家都发生于此，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中心。
诸子百家思想渊源：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复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尧、舜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所以要归真返璞。法家可分法术两方面:法所以整齐其民，术则所以监督当时的政治家，使其不能以私废公的。墨家舍周而法夏。夏代生活程度较低，迷信亦较甚。其时代去古未远，人与人间的竞争，不如后世之烈。所以墨子主张贵俭、兼爱，而以天志、明鬼为耸动社会的手段。此外，名家是专谈名理的。虽然去实用较远，然必先正名，乃能综核名实，所以名法二字往往连称。农家，《汉志》谓其“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指乃《孟子》书所载的许行。大约是欲以古代农业共产的小社会为法的，其宗旨与道家颇为相近。纵横家只谈外交，则与兵家同为一节之用了。
古代郡县的历史沿革：古代的郡县，是不相统属的。大约在腹里繁华之地的，则称为县；在边远之地的，则称为郡。所以郡，大概是统镜广，而且有兵备的，后来因图控制的方便，就以郡统县了。
古代的货币形式：我国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约是贝，次之则是皮。这是渔猎和畜牧时代所用。至农耕时代，则最贵重的是金属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谷等亦用为交易之具。后来用社会上所最贵的铜，依贝的形式铸浩起来，而以一种农器之名名之，则为钱。至于珠、玉、金、银等，则因其为上流社会的人所贵重，间亦用以交易。
焚书坑儒的原因：（1）焚书的理由，早见《管子.法禁》和《韩非子.问辩》两篇。这是法家向来的主张。始皇、李斯，不过实行它罢了。法家此等主张，在后世看来，自然是极愚笨。然而在古代，本来是“政教合-, 官师不分”的。“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不过是东周以后的事。始皇、李斯此举，也不过想恢复古代的状况罢了。（2）至于坑儒，  则纯然是另一回事。此事的起因，由于始皇相信神仙，招致了一班方士，替他炼奇药，带着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后来有个方士卢生和什么侯生，私议始皇，因而逃去。始皇大怒说:“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致太平，求奇药。如今毫无效验，反而诽谤我。”于是派御史去按问。诸生互相告引。因而被坑的，遂有四百六十余人。

汉代的史学：在汉代，史学亦颇称发达。古代史官所记，可分为记事、记言两体。现今所传的《尚书》是记言体，《春秋》 是记事体。又有一种《帝系》及《世本》，专记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系的，这大约是《周官，小史》所职。《左氏》、《国语》，大约是《尚书》的支流余裔。此外便是私家的记录和民间的传说了。在当时，是只有国别史，而没有世界史;只有片段的记载，而没有贯串古今的通史的。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兼及各国的事，似乎有世界史的规模，然而仍只限于一时代。到汉时，司马谈、迁父子，才合古今的史料，而著成《太史公书》。这才是包括古今的、全国的历史。在当日，即可称为世界史了。至后汉末年，编年和表志纪传两体，颇有并称正史的趋势。

文学（特指汉时）:在古代本是韵文先发达的。春秋战国时，可称为散文发达的时代。秦及汉初， 还继续着这个趋势。其时如贾、 晁、董、司马、匡、刘等，都以散文见长。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等，则别擅长于辞赋。西汉末年，做文章的，渐求句调的整齐，词类的美丽，遂开东汉以后骈文的先声。诗则古代三百篇，本可入乐。汉代雅乐渐亡，而吟诵的声调亦变。于是四言改为五言。而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命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词。其后文学家亦有按其音调，制成作品的，于是又开出乐府一体。

儒墨儒侠的由来：封建制度破坏后，士之性质近乎文的则为儒，近乎武的则为侠。孔子设教，大约是就儒之社会，加以感化，墨子设教，则就侠的徒党，加以改良。所以古人以儒墨并称，亦以儒侠对举。

      南北朝：凡事总有相当的代价。两汉时代，异民族入居中国的多了，把许多种族和文化不同的人民，融合为一，自非旦夕间事，且总不免有若干的冲突。五胡之乱，就是我民族融合异族的代价。晋时，北方割据之国，共有十六之多。然而其中有关大势的，也不过地处中原的几国。我们现在，简单些，把它分作五个时代。第一前、后赵对立时代。第二后赵独盛时代。第三前燕、前秦对立时代。第四前秦独盛时代。第五后燕、后秦对立时代。第五个时代之后，汉族曾经恢复黄河之南，且曾一度占领关中，而惜乎其不能久。未几，北方遂全入于拓跋魏，变成南北两朝了。

思想实现观：制度是随事实而变迁的。思想是事实的产物，而亦是事实之母。在某种环境之下，一定要生出某种思想。 既有这种思想，一时虽未必实现，而积之久，总是要现于实的。

晋律的历史地位:至魏时，才命陈群、刘邵等删定，共为十八篇。晋武帝还嫌其科网太密，再命贾充等删定，共为20篇。于268年，大赦天下行之。这便是有名的《晋律》。宋、齐、梁、陈四朝，虽略有损益，大体都沿用它。就北朝的法律，亦是以此为依据，不过略杂以鲜卑之法而已。自唐至清，大体上亦无甚改变。总而言之，自采用西洋法律以前，我国的法律，迄无大改变。我国的法律，渊源固然很古，而其成为条理系统的编纂，则实自《晋律》始。所以说这是我国法制史上最可纪念的事。

      书法成就（魏晋）：文字本所以代语言。我国的文字，则因其构造的特殊，而亦成为美术之一。古代文字，意近图画，本有美的意味。秦时，官、狱务繁，改用隶书，这是专为应用起见。然而后来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又有“挑法”的隶书，谓之八分。汉之末世，章程书兴，即今所谓正书，而草书亦分章草和狂草两种。前者字字分离。后者则一-笔不断。草书离正书太远了，乃又有行书，以供草稿之用。凡此种种，无一-不求其美化。其风气起于后汉，而极盛于晋代。东晋的右军将军王羲之，即是擅名当世，而后人称其“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的。然南朝的帖，虽为后人所宝贵，而北朝的碑，朴茂遒逸，  至近世，亦很为书家所推重。

    魏晋社会阶级的断代混淆：社会有所谓士庶，其根源，大约是古代的贵族和平民。古代的贵族，其世系都有史官替他记录。所以家世不至于无考，而士庶亦不至于混淆。自封建制度破坏，国破家亡之际，此等记录，未必更能保存。加以秦人灭学，诸侯史记，被他一把火烧尽。于是秦、汉以来，公侯子孙，就都“失其本系”  了。汉朝是兴于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论门第。自古相沿的阶级，到此本可铲除。然而政治上一时的设施，拗不过社会上自古相传的观念。向来称为贵族的，还是受人尊敬，称为平民的，还不免受人轻蔑，这又是势所必然。两汉时代的社会，大约便系如此，此乃当时习为固然，而又极普遍的现象，所以没人提起。汉末丧乱，士流播迁。离其本土者渐多。其在本土，人人知其为贵族，用不着特别提起。到播迁之后，就不然了。这时代的人，所以于氏族之外，尤重郡望，职此之由。而五胡之族，颇多冒用汉姓的。中国士大夫，耻血统与异族相混淆，而要自行标举，自然也是一个理由。再加以九品中正的制度，为之辅助。士庶的阶级自然要画若鸿沟了。 区别士庶，当以魏、晋、南北朝为最严。不但“婚姻不相通，膴（hu，肥沃、厚、盛）仕不相假”，甚至“一起居动作之微，而亦不相偕偶”。看《陔余从考。六朝重氏族》一条可知。但是当时的士族，已有利庶族之富，和他们结婚、通谱的。隋、唐以后，此风弥甚。如此，则血统淆混、士庶之别，根本动摇。所以在隋、唐之世，门阀制度，虽尚保存，其惰力性。一到五代之世，就崩溃无余了。魏晋南北朝，正是门阀制度如日中天的时代。此时的贵族，大抵安坐无所事事。立功立事，都出于庶族中人，而贵族中亦很少砥砺名节，与国同休戚的。富贵我所固有，朝代更易， 而其高官厚禄，依然不改。社会不以为非，其人亦不自以为耻。

      衣冠之族的南渡：两汉以前，北方的文化，本高于南方，富力亦然。自孙吴至陈，金陵为帝王都者三百六十年。五胡乱后，北方衣冠之族，纷纷南渡。南方的文化，遂日以增高。浸至驾北方而上之，而富力亦然。试看隋唐以后，江淮成为全国财富之区。自隋至清，帝都所在，恒藉江淮的转漕以自给，就可明白了。这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转变。

     

　　隋唐史学：自汉以后，作史的最重表志纪传和编年两体。而表志纪传一一体， 尤为侧重。又新朝对于旧朝，往往收集其史料，勒成一书，亦若成为通例。唐朝自亦不能外此。唯前此作史的，大抵是私家之业，即或奉诏编撰，亦必其人是素来有志于此，或从事于此的。唐时所修晋、宋、齐、梁、陈、魏、周、齐之史，都系合众撰成。自此以后，“集众繤修”，遂沿为成例。旧时论史学的，都说众纂之书，不如独撰。在精神方面，固然如此，然后世史料日繁，收集编排，都非私人之力所及，亦是不得不然的。又众纂之书，亦自有其好处。因为从前的正史，包蕴宏富，一人于各种学问，不能兼诵，非合众力不可。
     隋唐的文艺：散文和韵文，在其时都有很大的变化。从齐梁以后，文字日趋于绮靡，以致不能达意。在此种情势之下，欲谋改革，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废弃文言，专用白话。唐代禅家的语录，以及民间通行的通俗小说，就是从此路进行的。此法在从前尚文之世，不免嫌其鄙陋。而且同旧日的文章，骤然相隔太远，其势亦觉不便。所以不能专行。其二则以古文之不浮靡者为法。如后周时代，诏令奏议，都模拟三代是。此法专模仿古人的形式，实亦不能达意，而优孟衣冠（比喻假扮古人或模仿他人，也指登场演戏），更觉可笑。所以亦不可行。第三条路，则是用古人作文的义法，来运用今人的语言。如此，既不病其鄙陋，而又便于达意。文学的改革，到此就可算成功了。唐时，韩愈、柳宗元等人所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此项运动，可说起于南北朝的末年，经过隋代，至唐而告成功的。此项新文体虽兴，但旧时通行的文体，仍不能废。中国文字，自此就显分骈散两途了。后人以此等文体，与魏晋以来对举，则谓之散文。作这一派文字的人， 自谓取法于古，则又自称为古文。韵文之体，总是随音乐而变化的。汉代的乐府，从东晋以后，音节又渐渐失传了。隋唐音乐，分为三种:一为雅乐，就是所谓古乐。仅用之于朝庙典礼。一为清乐， 就是汉代的乐府，和长江流域的歌词，存于南朝的，隋平陈之后，立清商署以总之。其中在唐代仍可歌唱的，只有绝句。只有外国输入的燕乐，流行极盛。 依其调而制作则为词， 遂于韵文中别辟新体。但是唐代最发达的，不是词而是诗。诗是汉朝以来，久已成为吟诵之物。大抵韵文的起源，必由于口中自然的歌调—歌谣。而其体制的恢廓，辞藻的富丽，则必待文人为之，而后能发挥尽致。在唐代，正是这个时候了。其时除五言古诗，沿袭前人体制外，自汉以来的乐府，则又变化而成歌行。自梁、陈以来，渐渐发生的律体，亦至此而告大成。这是体制的变化，其内容，则前此的诗，都是注重于比兴。唐人则兼长叙事。其中最有力的人物，就是杜甫。他所作的诗，能把当时政治上的事实和社会上的情形，一一写出，所以后人称为诗史。其后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也是很长于叙事的。唐诗，旧说有初、盛、中、晚之分，虽没有截然的区别，也可代表其变化的大概。大抵初唐浑融，盛唐博大，中唐清俊，晚唐稍流于纤巧，然亦是各有特色的。宋朝人的诗，非不清新，然而比之唐人，就觉其伧父（泛指粗俗、鄙贱之人，也指村夫）气了。
     唐代画学：在画学上唐代颇有新开创。古代绘画，最重人物。别的东西，都不过人物的布景。后来分歧发达，才各自成为一科。而山水一科，尤为画家才力所萃。唐时王维和李思训，号称南北两派之祖。南派神韵高超，北派勾勒深显。宋元明清的画家，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擅长人物的，如吴道子等，亦盛为后世所推重。又有杨惠之，善于塑像。
宗教：中国的文明，在各方面都颇充实的，唯在宗教方面，则颇为空虚。此由中国人注重于实际的问题，而不其措意于玄想之故。信教既不甚笃，则凡无害于秩序和善良风俗的，都可以听其流行。所以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没有排斥异教的倾向。而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推行的机会。其中最发达的，自然要推佛教。佛教初输入时，大约都是小乘。401年，鸠摩罗什入长安，大乘经论才次第流传，佛教遂放万丈的光焰。佛教中典籍甚多。大概分之，则佛所说为经;其所定僧、尼、居士等当守的戒条为律;菩萨所说为论。佛教中亦分派别，是之谓宗。各宗各有其所主的经、论。虽然殊途同归，而亦各有其独到之处。自晋至唐，佛教的分宗，凡得十余，其中发挥哲理最透彻的，要推华严、法相、天台三宗，是为教下三家，禅宗不立文字，直指心源，谓之教外别传，净士一宗，弘扬念佛，普接利钝，在社会上流行最广。 中国的佛教，有一特色， 便是大乘的发达。大乘是佛灭后六百年，才兴于印度的。其时已在汉世。至唐中叶，而婆罗门教复兴。佛教在印度，日渐衰颓，所以大乘在印度的盛行，不过六七百年之谱。其余诸国，不能接大乘教义，更不必论了。独在中国，则隋唐之间，小乘几于绝迹，  而且诸宗远祖，虽在印度，其发挥精透;则实在我国，华严和禅宗皆然。天台宗则智者大师所独创，这又可见我国民采取融化他国文化的能力了。

　　古代民生问题的解决方式：要解决民生问题，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二者必须并行。节制资本，则宜将事业之大者，收归官营。一则要有良好的税法。官营事业，在从前疏阔的政治之下，不易实行。至于税法，则从前的人，泥于古制，以为只有田租口赋，是正当的收入。于是各种杂税，非到不得已时，不肯收取。遇承平，就仍旧把它罢免。

宋朝的学术思想和文艺：宋朝是一个有创辟的时代。其学术思想和文艺，都有和前人不同之处。天下事物极必反，有汉儒的泥古，就有魏晋人的讲玄学。有佛学的偏于出世，就有宋学的反之而为入世。宋学的巨子，当推周（周敦颐）、程（二程）、张（张载）、朱（朱熹）。自唐以后，正史必出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而宋朝一人繤史而出诸多著作。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搜辑之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唐朝虽然为古文创作的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大盛。如欧阳修、 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善言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事物，至此都作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10年即590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版。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木，得书尚觉艰难。至908年，即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儿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活字板是宋代毕异所创，时在仁宗庆历中即1041至1048，其时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为铜制。
     宋代人民的生活：宋代的人民是很为痛苦的，因为唐中叶以后，武人擅土，苛税繁兴，又好用其亲信做地方官或税收官吏之故。宋兴，此等苛税，多所捐除，然而仍不能尽。至于豪强兼并，则自天宝以来，本未有抑强扶弱的政令;加以长期的扰乱，自然更为厉害了。所以宋代的平民，其受剥削特甚。当时民间借贷，自春徂秋，出息逾倍。而且各种东西，都可以取去抵债。折算之间，穷人自然格外吃亏了。
     宋人的风气：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 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论事则好为高远之谈，论人则每作诛心之论。这固然也有好处，然而容易失之迂阔，亦容易流于过刻。而好名而激于意气，则又容易流为党争。自辽人强盛以来，而金，而元，相继兴起，宋人迭受外力的压迫，其心理亦易流于偏狭。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 毋为瓦全”的议论。这固然足以表示正义，而且也是民族性应有的表现。然而不察事势，好为高论，有时亦足以偾事。而此等风气既成之后，野心之家，又往往借此以立名，而实置国家之利害于不顾，则其流弊更大。此亦不可以不知。
       蒙古的起源：蒙古，依中国的记载，是室韦的分部。唐时，其地在望建河南。但其人自称为鞑靼。鞑靼是靺鞨（mohe）别部，居于阴山。据蒙古人自著的《元朝秘史》看起来，他始祖名孛儿帖赤那，十传而至孛儿只吉歹。孛儿只吉歹的妻，唤作忙豁勒真豁阿。忙豁勒真豁阿，译言蒙古部的美女。我们颇疑心孛儿只吉歹是鞑靼人。因其娶蒙古部女，才和蒙古合并为一。和金朝王室的始祖，以高丽人而为生女真的完颜部人一样。蒙古部落，自孛儿只吉歹之后，又十一传而至哈不勒，是为成吉思汗的曾祖，始有可汗之号。可以想见其部落的渐强。
     蒙古的武功：纵观蒙古用兵，唯对于东南两方，小有不利，其余则可谓所向无前。这也是遭际时会，适逢其时各方面都无强国之故。世祖灭宋之日，就是元朝最盛之时。然而其分裂，也就于此时开始了。至元朝，汉族武力之不竟可谓达到了极点了。
      

　　元朝的制度：凡异族入居中国的，其制度，可以分作两方面来看:其一，他自己本无所有，即使略有其固有的习惯，入中国以后，亦已不可复用，乃不得不改而从我。在这一点上，异族到中国来做皇帝，和中国人自己做差不多，只不过将前代的制度，作为蓝本，略加修改罢了。又其一，则彼既系异族，对于中国人，总不能无猜防之心。所以其所定的制度，和中国人自己所定的，多少总有些两样。元朝的制度，便该用这种眼光来看。其最特别的，乃系于路、府、州、县之上，更设行省。在历代，行省总是有事时设置，事定则废的。独至元朝而成为常设之官。这即是异族入居中国，不求行政的绵密，但求便于统驭镇压的缘故。其猜防最甚的为兵制。元朝的兵，出于本族的，谓之蒙古军。出于诸部族的，谓之探马赤军。入中原后，发中国人为兵，谓之汉军。平宋所得，谓之新附军。蒙古和诸部族，是人尽为兵的。
      货币政策：宋、金、元、明四代，有一厉民之政，便是钞法。钞法是起于北宋时的。因宋于四川区域之内，行使铁钱，人民苦于运输的不便，乃自造一种纸币，名为交子。一交一缗（min，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或者钓鱼绳，同时，也是中国姓氏之一）。三年一换，谓之一界。以富人十六户主之。后来富人穷了，付不出钱来，渐起争讼。真宗时，转运使薛田，才请改为官办。这本是便民的意思。然而后来，官方遂借以筹款，而推行于他处。蔡京时谓之钱引。南宋则始称交子，末造又造会子。成为国家所发行的纸币了。交会本当兑换现钱的，然而后来，往往不能兑换，于是其价日跌。
明朝宦官专权的根源：明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起兵，颇得阉人内应之力。即位后，就选官入内教习。又设京营提督，使之监军。又命随诸将出镇。并有奉使外国的。当太祖时，以锦衣卫治诏狱，本已轶出正式司法机关之外。成祖又立东厂。以司侦缉，亦命宦官主其事。于是自平民以至官吏，无不在宦官伺察之中。终明之世，毒害所及，真乃不知凡几。
     明代的边防：有明一代，对于北方的边防，不可谓不认真。现在的长城，就大都是明代造的。最初防线撤废之后，后来又以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太原为九边，都成为节制调度的重心。沿边的兵额，配置颇为充足。兵额亦常能维持。器械亦比较精利。论其实力，本可以扫荡漠南北而有余。然而将骄卒惰之弊，亦在所难免，玩敌而不恤士卒，尤为通常之弊。所以兵力虽厚，而士气不盛，始终只立于防御的地位。对于区区的套寇，尚且不能扫穴犁庭，更无论绝漠而北了。
     倭患：倭（单指中国古代对日本人及其国家的称呼）寇是起于元、明之间的，至明中叶而大盛。原来日本自与元构衅后，禁止其人民，不许和中国往来。于是冒禁出海的，都是无赖的边民、久之遂流为海寇。当元中叶，日本分为南北朝。后来南朝为北朝所并。遗民亦有入海，与海寇合的。朝鲜沿海，受患最深，而中国亦所不免。所以明初，于沿海设卫甚多;而明代的市舶司，意亦不重于收税，而重于管理制驭。世宗时，废司不设。贸易之事，移主于达官势家。多负倭直不偿。倭人贫不能归，遂都变为海盗，沿海的莠民，亦都附和他;或则冒其旗帜，以海岛为根据地，饥则入掠，饱则远扬。沿海七省，无一不受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
清王朝的祖先：清室之先，就是隋唐时的白山靺鞨（mohe）。辽时，谓之长白山女真。清人自谓国号满洲。据近人所考证，则满洲二字，明人写作满住，乃大酋之称，不徒非国名，并非部族之名。清室之先，实在是明朝的建州女真。明朝分女真为三卫:曰海西，在今吉林的西部，辽宁的西北部。曰野人，在今吉、黑两省的极东。日建州，初设于朝鲜会宁府的河谷。时在1412年。受职为指挥使的，名猛哥帖木儿，即清人所谓肇祖。
明代的政治制度：有明一代，政治虽欠清明，制度则颇为详密。其大部，都为清代所沿袭，有到现在还存在的。所以明代的制度，在近世的历史上，颇有关系。明太祖初仍元制，以中书省为相职。后因宰相胡惟庸谋反，遂废省不设。并谕后世子孙，毋得议置丞相。遂成以天子直领六部的局面。这断非嗣世的中主，所能办到的。于是殿、阁学士，遂渐起而握宰相的实权。前代的御史台，明时改称都察院。设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都分左右。又有十三道监察御史。除纠弹常职外，提督学校、清军、巡漕、巡盐诸务，亦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其权尤重。给事中一官， 历代都隶门下省。明朝虽不设门下省，而仍存此官，以司封驳稽察。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没有敢抗科参而自行的，所以其权亦颇重。外官则废元朝的行省，而设布政、按察两司，以理政事及刑事。但其区域，多仍元行省之旧。巡抚本系临时遣使。后来所遣浸广，以其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乃多以都御史为之。再后来，则以他官奉使，而加以都御史的衔。其兼军务的，则加提督，辖多权重的称总督。已有巡按，而又时时遣使，实亦不免于骈枝。但在明代，还未成为常设之官罢了。

明代科举制:京师有国子监。府、州、县亦皆有学。府州县学，初由巡按考试，后乃专设提举学校之官。提学官在任三载，两试诸生。一名岁试，是所以考其成绩优劣的。一则开科之年， 录取若干人，俾应科举。应科举的，以学校生徒为原则。间或于此之外，取录一二， 谓之充场儒士，是极少的。国子监生及府州县学生，应乡试中式的，谓之举人。举人应礼部试中式，又加之以殿试，则为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 赐进土及第。第一人授职修撰，第二三人授职编修。二甲若干人，赐进土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都得考选庶吉士。庶吉士是储才之地，本不限于进士。而自中叶以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所以进土之重，为历代所未有，其所试:则首场为四书五经义。次场则论、判及诏、诰、表、内科一道。 三场试经、史、时务策。 乡会试皆同。此亦是将唐时的明经进士， 及宋以后经义、词赋两科，合而为一。所试太难，实际上无人能应。于是后来都偏重首场的四书文，其他不过敷衍而已。其四书文的格式: (一)体用排偶，(二)须代圣贤立言，谓之八股。初时还能发挥经义，后来则另成为一种文字，就不懂得经义的人，也会做的。应试之士，遂多不免于固陋了。

清初的三藩：即以闽、广、云南而论，实亦非清朝实力所及。清朝的定南方，原靠一班汉奸，为虎作伥。所以事定之后，仍不得不分封他们，以资镇摄。于是以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广东;耿仲明为靖南王，镇福建;吴三桂为平西王，镇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之中，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他当时用钱用兵，户、兵二部，不能节制。用人亦不由吏部，谓之西选。西选之官半天下。清朝之于南方，简直是徒有其名，不但鞭长莫及而已。然而“偾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足与存”，既已靦颜事仇，  勿又起而反抗，就不免有些进退失据，天下的人，未免要不直他，士气亦易沮丧，和始终以忠义激励其下的，大不相同了。这是三藩之所以终于无成。

东西方之间的陆路交通:(一) 自西伯利亚逾乌拉岭入欧俄。(二)自蒙古经天山北路，出两海之间。(三) 自天山南路逾葱岭。(四)自前后印度西北行，两道并会于西亚。第一路荒凉太甚。第二路则沙漠地带，自古为游牧民族荐居之地，只有匈奴、蒙古自此以侵略欧洲，而两洲的声明文物，由此接触的颇少。葱岭以西，印度固斯以南，自古多城郭繁华之国。然第三路有沙漠山岭的阻隔，第四路太觉回远，而沿途亦多未开化之国，所以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而其交往的密切，转有待于海路的开通。自欧洲至东洋的海路:一自叙利亚出阿付腊底斯河流域;二泛黑海，自阿美尼亚上陆，出底格利斯河流域。两路均入波斯湾。三自亚历山大黎亚溯尼罗河，绝沙漠而出红海。这都是自古商旅所经。自土耳其兴，而一二两道，都入其手，第三道须经沙漠，不便，乃不得不别觅新航路。其结果，海道新辟的有二:绕非洲的南 端而入印度洋。二绕西半球而入太平洋。葡萄牙人到好望角后七年，哥伦布始发现美洲，其到广东后三年，则麦哲伦环绕地球。

近代科学的传入：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为西洋近世所发明，而为中国所缺乏的，便是所谓科学。所以科学的传入，是近世史上最大的事件。科学与宗教，虽若相反，其最初传入，却是经教士之手。人类的互相了解，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在学艺上，只要肯虚心研究，是非长短，是很容易见得的。但是国际上和民族间的猜忌之心，一时间总难于泯灭，就做了学艺上互相灌输的障碍。近世史的初期，科学输入的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大原因。

     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打破几千年来闭关独立的迷梦的第一件大事。其祸虽若天外飞来，其实酝酿已久，不过到此始行爆发罢了。鸦片是从唐代就由阿拉伯人输入的。但只是做药用。到了明代，烟草从南洋输入，中国人开始吸食，其和以鸦片同熬的，则称为鸦片烟，才成为嗜好品。

侵略国的思想，是爱好平和之国所梦想不到的。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士，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所以黑龙江两岸，远较西伯利亚为膏腴，尚且不能实力经营。若说如俄国，立国本在欧洲，却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这是万想不到的事。然而近世的帝国主义，则竟有如此的。所以近世中国受列强的侵削，历史上国情的不同，实在是其最重要的根源。

清代西北事变的原因：西北本是兴王之地，在汉、唐之世，都以此为天下根本。当时关中的武力和文化，都为全国之冠。凉州的风气，尤其强悍。所以经营西域的力量，也非常之强。自宋以后，武力不竞。北方迭受异族的蹂躏，国都非偏在东南，则僻在东北。西北方的实力，遂渐渐落后。而自元以后，回教盛行于西北，汉、回之间，尤其多生问题。中国人是不甚迷信宗教的，所以争教的事情很少。但是信仰回教的人民，因其习俗不同，不易和普通人民同化，而汉、回之间，遂不免留着一个界限。在平时的争执，原不过民间的薄物细故。但是回人团结，而汉人散漫。所以论风气，是回强而汉弱。在官吏，就不免袒汉而抑回。到回民激而生变，则又不免敷衍了事。酿成了“汉、回相猜，民怨其上”的局成同大利方时又发生所谓回变。

晚清苟延残喘的重要原因：中国地方大而政治疏阔，要彻底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朝中衰之后，很难于重振。何况清朝，从道光以来，所遭遇的，是千古未有的变局。然而这时候，清朝还能削平内难，号称中兴，这是什么理由呢?这都是汉人帮他的忙。

东洋诸国面对西人东侵的态度：使中国历史大变局面的，前为鸦片战争，后为中日战争。欢迎西学，而畏恶西教;西人挟兵力以求通商，则深闭固拒以致危辱;到外力的压迫深了，才幡然改图，以求和新世界适应;这是欧人东略以后，东洋诸国所同抱的态度;而日本因缘凑合，变法维新，成功得最快，遂转成为东方的侵略者。

帝国主义的蚕食：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为时恰好半世纪。这半世纪之中，中国藩属的丧失和本国权利的被剥削，其情形也可谓很危急了，然而中日战争以后，还有更紧张的局势。当中日战争时，李鸿章知道兵力的不足恃，本想借别国之力牵制日本的。这时候，别国中对远东有野心的，自然以俄国为最。所以后来三国的干涉还辽，亦以俄国为主动。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当帝国主义横行之日，哪里有仗义执言之举?

势力范围：势力范围这个名词，本起于欧人分割非洲之际。倘使要实行分割，这预定的势力范围，便是分割时的界线。这真是个不祥的名词，如何竟会使用到中国领士上来呢?列国在中国的所谓势力范围，以要求某某地方不割让为保证，而以各于其中攘夺筑路开矿的权利为第一步的侵略。

      门户开放与均势：门户开放，无非各国维持其对中国条约已得的权利。倘使中国的领土而有改变，条约上的权利，不能维持，自然无待于言，所以又必连带而及于保全领土。这就是所谓均势。势力范围，固然是瓜分的代名词，固然很危险，借均势而偷安，亦岂是长久之道? 这种情势之下，无怪中国人要奋起而求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维新变法始末：中国的变法，并不是和外国人接触了，才有这问题的。一个社会和一个人 一样，总靠新陈代谢的作用旺盛，才得健康。但是总不能无老废物的堆积。中国自秦汉统一之后，治法可以说是无大变更。到清末，已经两千多年了，各方面的积弊，都很深了。便是没有外人来侵略，我们种种治化，也是应当改革的。但是物理学的定例，物体静止的，不加之以力，则不能动，社会亦是如此。所以我们近代的改革，必待外力的刺激，做一个诱因。中国受外力刺激而起反应的第一步，便是盲目的排斥，这可谓自宋以来，尊王攘夷思想的余波。排斥的目的，已经非是，其手段就更可笑了。海通以后，最守旧的人，属于这一派。其第二步，则是中兴时代湘淮军中一派人物。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出于其幕府中的，则如薛福成、黎庶昌之类。此派知道闭关绝市是办不到的。既已入于列国并立之世，则交际之道，不可不讲，内政亦不得不为相当的改革。但是他们所想仿效他人的，根本上不离乎兵事。因为要练兵，所以要学他们的技艺;因为要学他们的技艺，所以要学他们的学术;因此而要学他们的语言。如此，所办的新政员多，总不出乎兵事和制造两类。当这世界更新，一切治法，宜从根本上变革的时候，这种办法，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再进一步，便要改革及于政治了。但是从根本上改革，这句话谈何容易?在高位的人，何能望其有此思想?在下位的人而有此思想，谈何容易能为人所认识?而中日之战，以偌大的中国，而败于向所轻视的日本，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经这一个打击，中国人的迷梦，该要醒了，于是维新运动以起。从戊戌四月至八月间，变法之诏，联翩而下。虽然不能尽行，然而海内的精神，确已为之一振了。专制君主的权力，在法律上是无限制的，在事实上则不尽然。历代有志改革的君主，为旧势力所包围，以致遭废弑幽禁之祸的，正自不乏。这期间，由于意见的不同者半，由于保存权位之私者亦半。康有为是深知旧势力之不可侮的。所以他于德宗召见之时，力言请皇上勿去旧衙门，但增设新差使;擢用的小臣，赏以虚衔，许其专折奏事;  就够了。有为此等见解，原以为如此，则旧人不失禄位，可以减少其反对之力，然而权既去，禄位亦终于准保;即可保，亦属无味。这仍不足以满守旧阻挠者之所欲。况且亦有出于真心反对，并不为禄位起见的。而那拉后和德宗的不和，尤其是维新的一大阻力。维新派与那拉后一派的矛盾积之愈旧，守旧之念，最终转为仇外之念，仇外愈深，遂演化为庚子乱拳的一个诱因。

一个认识：须知居于高位的人，并不一定是聪明才智的，而位高之后，习于骄奢怠惰，尤足使其才智减退。所以怪诞不经之事，历代的王公大人，迷信起来，和平民初无以异。

     俄国的侵略：远东非复中国的远东了，亦不是中国和一两国关系简单的远东，而成为世界六七强国龙争虎斗之场。在十六世纪以前，亚洲东北方还是个寂寞荒凉之境。乃自俄人东略以来，而亚洲的北部，忽而成为欧洲斯拉夫族的殖民地。俄人因在黑海、地中海防英、法等国所扼，转而欲求出海之口于太平洋。于是中国黑龙江以北之地割，而尼科来伊佛斯克，而海参崴，相继建立。再为进一步的侵略，则西伯利亚大铁道，横贯黑吉二省，而又分支南下，旅顺、大连湾，亦成为俄国远东的军商港。
革命思想的酝酿:戊戌变法、庚子拳乱，清朝的失政，一步步地使人民失望。而其时人民的程度亦渐高，于是从改革政治失望之余，就要拟议及于政体了。中国的民主思想，在历史上，本是酝酿得很深厚的。不过国土大，人民多，没有具体的办法罢了。一旦和外国交通，看见其政体有种种的不同，而且觉得他们都比我们富强;从国势的盛衰，推想而及于政权的运用，自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了。于是革命、立宪，遂成为当日思潮的两流。
     清末士大夫的气节：宋、明两朝，士大夫都很讲究气节。风会所趋，自然不免有沽名钓誉的人，鼓动群众心理，势成一哄之市。即使动机纯洁，于事亦不能无害，何况持之稍久，为野心者所利用，杂以他种私见，驯致酿成党争呢?物极必反，在清代，本已有动极思静之势，而清人又加之以摧挫，于是士大夫多变为厌厌无气之流，不问国事。高者讲考据、治辞章，下者遂至于嗜利而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