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梦（三）

木瓜

我是1968年12月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

我1963年9月从无锡市第二中学考进清华，学制六年，本来正常情况下应该到1969年7月毕业。

可是没有料到在1966年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于是中断了上课，我和无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一样，怀着虔诚的革命理想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政治，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折腾了两年。面对变幻莫测的动荡政局，最初的狂热情绪逐渐消退，从1968年年初开始，我已经不折不扣地进入了逍遥派的行列。

1968年4月，清华的两大派井冈山和414在学校内大打出手，由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石块弹弓，再到长矛大刀，直到机枪坦克，绝大多数学生都十分厌恶这场无聊的内战，纷纷逃离校园，只剩下几百个铁杆分子坚持武斗，一时间清华园内血肉横飞，造成几十个学生职工无辜死亡，对国内形势产生非常恶劣的影响。直到7月27日，领袖忍无可忍，决心对他曾经支持过但又失控的红卫兵们严厉处置，派出了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阻止武斗，结果又遭到杀红眼的学生的抵抗，伤亡了八百多名工人（死了5位工人），才占领了全校，控制了局面。

随即，清华原来的两大派总部全部解散，权力集中到8341部队领导下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手里，每个班级都进驻两位工人师傅来管理学生。学校发通知到全国各地，要求学生立即全体返校，接受工宣队的教育。

随后几个月内，在匆促中，又把积压在校内的67、68两届毕业生陆续进行分配，基本上都去了基层工矿企业。

我是学校9字号的学生（指原来的69届毕业生），看到学校内前几届学长都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离开学校这个是非之地，心里非常羡慕，二年前曾是那么满怀激情地投身运动，希望学习革命老前辈，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贡献给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没想到变得这样失望，热情也已褪去，思想越来越迷茫，只希望能早点毕业，有个安静的地方给自己歇息。

回校后，天天在工宣队的督促下，学习毛选，斗私批修，批判派性，对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认识校内那些造反派头头对抗工宣队的严重错误，还要结合自己的问题各自作深刻的检讨，虽然大家的发言都滔滔不绝，实际上已经对这场运动非常厌倦和反感了。

12月初，校内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中央特别批准清华的69届毕业生提前到1968年12月分配，消息不久即由工宣队予以证实。这一下，我们1600多名69届学生个个欣喜若狂，总算可以离开学校远走高飞了！不管前途如何，此时此刻对北京对清华都已经毫无留恋了。

过了几天，各班都正式公布了毕业分配方案，从66年开始的文革，进行到68年底，全国形势一片混乱，到处有两派的争斗，工厂农村的生产都不正常，学校全部停课，几千万大中学生亟待解决出路。于是领袖快刀斩乱麻，老三届中学生全部作为知青，去农场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五届的大学生则不再考虑所学的专业，全部下放去基层。

68年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处于困难境地，众多的工矿企业研究机关停工停产，发工资都有困难，也没有多余的钱来购买大学毕业生。那时候因为上大学不用缴学费，所以规定大学生毕业时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而接收毕业生的单位也要向高教部或其他主管部门缴纳一定的培养费用。例如68年我毕业时，每个清华毕业生的接收价格是2000元。

当时，国内从事军工生产的有二机部到七机部，因为每年都有国家下拨的国防经费做保障，所以有钱可以购买大学毕业生，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中家庭成分好一点的，就给这几个国防工业部大批征集，所以毕业方案中也指向大量的基层兵工厂。

那个年代，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十分紧张，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国家，所以领袖指示要准备打仗，国家对军工企业的建设要求是“隐蔽、靠山、进洞”，大量新建的兵工厂都在内地、三线、山区，这就成了我们这次分配的主要去向。

在毕业分配名单正式公布的前几天，班级里的工宣队搞了一个民主测评，找我们全班同学一个个谈话，征求对分配的意见，全班19个人，公布了19个去向的单位，让大家在公布的方案中首先自己选择，最后再由工宣队统筹安排。当然差不多人人都是选择尽量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全班唯有我，由于在大串联中与家乡军管会的瓜葛，知道人家并不欢迎我，所以我表态服从分配，希望分配得离江苏远一点

到了正式公布每个人的去向那天，工宣队把全班集中到我们居住的二号楼楼顶平台上，每人一张小板凳，坐好后，工宣队员就掏纸念名单，某某某，分配到什么什么单位，地址是什么什么，限哪天前报到。轮到我，只听到念：“周国彦，分配到五机部所属374厂，要求12月31日前到山西省晋城县水东公社后峪大队报到”。我一听，十分糊涂，又说是部属的兵工厂，又说是到什么生产大队去报到，这算怎么回事？
这样一个决定我们人生命运的大学毕业仪式毫无庄严感，不到半小时就匆匆结束。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这疑问提出来，有同学帮我分析，可能我去的是生产大队办的炸药加工厂，就几个人的小作坊，名义上划归五机部管，大家听了都笑了出来。仗着年轻，又在腥风血雨中翻滚了二年，所以对前途叵测的去向也无所谓，反正是觉得天无绝人之路，走一段看一段吧（后来报到后才知道，为了单位的保密起见，只列出单位附近的生产大队作为报到地址）。
离开报到截止时间还有10天，于是赶紧告别同学，全班还特地赶到城中心合了影，还集体到前门外的全聚德吃了顿烤鸭（这是我在北京的五年半中唯一的一次奢侈，当年都是穷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包括吃饭只有15元），然后打点行装，先回无锡家中整顿，结果刚到无锡几天，又发生麻烦事了。
一天深夜，几位无锡工人纠察队的队员敲开我家大门，要求我跟他们走，而且什么理由也没有，看他们一个个腰粗体壮、凶神恶煞，家里我的外婆阿姨等人都吓得不知所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带走。
他们把我从南市桥巷带到不远的市工人文化宫，那是市工纠队的总部，进去后一直押进河边的一个友谊厅，那里我非常熟悉，上中学时曾在友谊厅里经常打乒乓球。现在成了工纠队的办公室，无锡市的工纠队一向臭名远扬，在军管会的纵容下，到处抓人打人，寻衅滋事，无法无天，还以专政铁拳自居。我以为自己这次该倒霉了，少不了要挨他们一顿揍。
结果把我带到办公室里后，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让我坐下，仔细打量我一番，就七揪揪八拉拉问了我不少问题，我看他对北京对清华发生的事情很好奇，问长问短，态度也比较和蔼，我就暂时放下心，与他聊了不少北京的消息。
我们聊天中，时不时有人进来，或进来向他请示工作的，或坐下旁听的，一个个都是穿着工作服披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红袖章，大概这是他们工纠队的标配吧。聊到半夜二三点钟，这位看上去是市工纠队的相当级别的高层领导对我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一下楞住了，不知道他们把我半夜三更带到工纠队是什么事？我莫名其妙地被带来，又莫名其妙地叫回去。他吩咐几个工纠队队员把我领到文化宫大门口，挥挥手让我出去。
我走出文化宫，看到我父亲站在外面，父亲看见我完好无缺地走出来也放下心来。回家路上，父亲告诉我，我从外婆家里被带走后，全家吓坏了，谁都睡不下去了，担心我进去后被“吃生活”，大家紧张地商量怎么办？我父亲记得原来的同事里有一个在工纠队里做事的，就赶紧连夜去找他帮忙，托他打听我的情况。那人也挺讲义气，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到处询问，弄清我是被押进文化宫总部的，他又赶到文化宫了解情况，也许他们都是同伴，所以里面的人也直率地告诉他，我没事，只是工纠队的某位领导听说我正在无锡（消息非常灵通，可见无锡的老百姓当时处于何等严密的控制之下），他从来没见过我，对我颇为好奇，于是趁今夜值班，就派队员到我家去把我带来了。与我聊了几个小时，终于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于是就叫我回家了。
我听了只能苦笑了，一场虚惊，就是为了某个人的心血来潮，搞得我们全家鸡犬不宁，一晚上担惊受怕，没有睡好觉。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岁月、就是这种无法无天的史无前例的时代！现在居然还有人企图为文革翻案，歌颂个人崇拜，向往着那种人人自危的时代，实在是不可理喻，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透顶。
 

我是1968年的12月31日下午到我的报到地---山西省晋城县的，30日离开无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先到郑州，又在车站旁边的简陋旅社的大棚里（第一次看到如此奇葩的旅馆，几十个男男女女床挨床混睡在一起）熬了一夜，再坐每天唯一的一趟郑州发往长治的慢车，在太行山里钻了三十多个山洞（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连绵不绝的山脉），那天刚下过大雪，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一连串的隧道里进进出出，让我充满了好奇，也抵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山西土地的恐惶感。
火车咣当咣当好不容易爬到晋城火车站，我刚下到月台，就看到了一个让我莫名其妙的可怕场面，只见所有的下车旅客都争先恐后拖男带女肩抗手提奋不顾身地向出口处飞奔，仿佛是在逃避追兵的屠杀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也害怕起来，一眨眼，月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挨到出站，一打听如何进城，就被劈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冰水，说是进城的公交车刚开走，而且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班公交，我这才恍然大悟，刚才下车的旅客不要命地奔跑出站，原来就是为了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再一打听，晋城站离县城多远？又是一盆冰水浇上来，说是有十几里，我彻底傻了眼，今生首次进山西来晋城，人生地不熟的，竟然碰到这样倒霉的事!
天色慢慢变暗，我站在雪地里心急如焚，真有点走投无路之感，万分着急中憋出一丝灵感，想起报到通知书上有工厂的电话，于是马上打开行李，翻出报到通知，又到车站办公室里给人家再三说好话，总算恩准我用铁路上的专用电话打通了工厂总机，厂里那位女话务员倒是很热情，听说我是来厂报到的大学生，现在困在晋城站，马上告诉我县城里有我们厂的接待站，让我想法进城去找接待站。
终于联系上单位，我稍微放下点心，因为无论如何，起码厂里是知道有我这个报到的学生已经到达晋城了。我接着在车站外给人打听，如何能进城?终于有人给我出主意，车站外有辆人力拉煤板车，问问能否帮我。于是我又和那位拉煤老乡说好话，最后出了5元钱（那时可是大价钱了，后来知道当地一吨煤的出矿价不到2元），人家肯帮我把行李拉进城，我也是谢天谢地了。
老乡拉着我的二件大行李，我在雪地里一步一滑地跟着，这是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在天地间一片雪白的太行山深处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按路名找到工厂的接待站，记得是个姓李的老师傅在负责，一听我自我介绍，非常热情，讲着一口难听懂的晋城土话，马上给我安排住宿和简单晚餐，我从饥寒交迫的冰天雪地里一下子住进火炉烤得暖洋洋的房间，真的有从地狱进天堂的感觉。一进房间里见到一位身穿工作服的瘦个子，我以为他是工厂里的哪位师傅，想问问他厂里的情况。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他听说我是从清华毕业来报到的，马上自报家门竟然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67届大学生，比我早到半年。于是这位杨老兄就成了我来厂认识的第一位大学生，他今天是进城来买东西，来不及赶回去，于是在接待站里住一晚，听了他对厂里情况的介绍，我也放心了，原来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五届大学生到厂报到，我恐怕是最后一位了。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起码那种远离家乡初次踏上工作岗位的孤独感失落感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到厂报到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新建的兵工厂，藏在太行山深处的一条蜿蜒十几里的山沟里，车间都建在两侧的山洞里，离开县城几十公里，工厂附近除了一个小村庄外周围荒无人烟。我报到时全厂才三四百人，但是却集中了70名全国各地分来的几届大学毕业生和近百名中专生。我在清华学的专业本来是属于当时的尖端学科，专业全称是“原子能反应堆的给水和放射性废水处理”，在学校里代号03专业，是为国家绝密的西部原子能基地输送专业技术人才的。结果文革一来就全乱套了，基地去不成了，随便找个地方把我们打发了。进了厂，当时的大学生都被称为“臭老九”，进工厂就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大部分大学生下车间当工人，还有一些去运输队，天天坐卡车到火车站去扛包运货物，还有分到副业队的，天天上山开荒，挑粪种菜，还有女生分到厂家属委员会做事的。我到厂几天后，厂革委会看我的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似乎和水有关，于是把我分配到水暖组，天天去挖沟安装上下水管道，这也算是接地气的专业对口吧。
就这样，我远离了北京，远离家乡，到这么一个荒芜人烟的太行山山沟里，我想总算清净多了，就安心在这里当一辈子工人吧。

【补记】2018年8月下旬，当年同在374厂度过青春岁月的一批老五届大学生，相约重返晋城，纪念我们的进厂五十周年。这是现在的工厂大门，仍在五十年前的旧大门原址。工厂已经划归中船重工集团 ，生产火箭、导弹和鱼雷，继续从事军品生产。

1980年，就在这个车间里发生一件惨烈的事故，一位北京籍的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北京工业学院68届的赵老兄）不幸被砸死，埋骨厂区山坡，他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永远留在太行山里了。他去世时妻子刚分娩，尚在月子里，他的母亲从北京过来照顾媳妇也正在厂里。

2018年8月，在晋城市内的工厂新厂区，公司董事长接待全体返厂的老大学生同事们

五十年前的我们，曾经都有过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大姑娘的岁月，人生如梦啊！

照片里的每一位老五届大学生都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太行山里的军工厂

站在我（左一）旁边的就是我五十年前初到晋城那天，认识的第一位大学生同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杨老兄（左二）。以后我们又先后离开374厂，到安徽一所新建的大学内继续共事10年，直到1989年我调回无锡。

我们几个曾分配在工厂水暖组的老五届大学生这次特地去晋城敬老院里探望当年水暖组的李师傅，李师傅是五十年前带我们工作的第一位老师傅，他待人诚恳，技术精湛，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工厂里已经废弃的家属生活区

1976年7月，我当年的未婚妻千里迢迢从无锡来厂与我成亲，这是当年我在厂里借的新婚窑洞房的旧址，厂里众多大学生同事们热情地帮我布置新房，给我们闹新房的热闹场面犹如昨日，现在已经成了一排废墟。人面不知何处去，窑洞依然在山坡。

1976年，我们夫妻俩和工厂里另一个大学生熊老兄（南京工学院68届毕业生）夫妻的合影

五十年前曾经热闹异常的家属生活区已成废墟，默默诉说着岁月的变迁。

晋城市内尚保留着一个五十年来基本没变化的旧城区，我特地去旧地重游，以回忆当年的旧貌。五十年前要进一次城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得花一整天的时间，坐厂里拉货的大卡车，来回奔波几十公里，整个人都被风沙吹得灰头黑脸，到了城里也就是为的看一场电影，或者吃一顿大米饭加回锅肉，然而大家还是乐此不疲，隔一二个月就熬不住要进城去逛逛。

还是当年原汁原味的山西旧民居

五十年过去了，晋城已经换了新貌，城市变了模样，我们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