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8年～1977年

品人生

我是老三届，68年第一批到农场插队的曾经的知青。

今年是我们插队五十周年。曾经的知青朋友们都在抓着进入老年的“尾巴”，趁着不老之精气神好好庆祝庆祝。

我想冷静，我想回顾，我想敞开心扉吐真言。

这张证件很珍贵。它是有故事的。

68年春季，文革遗风甚浓，学校把所有学生请到学校复课即进行“肃清资产阶级反革命流毒，简称（肃流毒）“我从南方亲戚家返回学校。我仍然是被请上台做检查发言的一个。那时候我很拧，我发言后，就立刻有同学发言，其内容是说我如何如何不老实等等。我愤怒了，站起来辩解“为什么他们没有听我发言就提前写好了说我不老实的发言稿！不符合逻辑！”……

接下来不了了之。我现在想说：我，还有我的同学无非都是在文革运动中的牺牲品而已。

约九月初做毕业动员：我们老三届初中生是5%读高中，5%到工厂当工人，约10%到农场当农业工人，其他人就是有农村亲戚的可以投亲没有的统一安排农村做农民。

我愿望是读高中，却不可能。

当工人就是留城，我的家庭及亲属历史问题严重，留城也不可能。

到农场去是我的志愿，我报名了。红榜公布到农场插队人名单里没有我！

这时候我所有的智慧在高度冲突中诞生了。——我勇敢地找到居委会主任，请大妈帮忙找找在一条街住的我校工宣队队长，批准我下乡到农场。

就这样，我离开了那“让我抬不起头”的学校，（只是文革时期，读书时我是好学生啊😊）来到农场插队了。因为给我的准备时间仓促，注销户口，拎着家里一个很旧的“柳条箱”就去农场了。

时隔两月，学校派代表到农场看望我们，我被单独叫去，第一句话仍然问我“还坚持自己观点吗？我说，坚持。”其实这时候已经很温和了。同时还给我们送来了这张代表我们从学校毕业的证书。我拿到这张纸的时候，思想很复杂也很情绪化，回到宿舍把它揉做一团。随后一想，还得留着，哪怕是一个“仇恨”的证明呢。就这样保存至今，现在成为见证历史的最好证明。

来到农场，全新的环境全新的人。这里没有城市里的“窝里斗”，就是下地劳动干活。这里条件艰苦：住的是十几人的大宿舍，一盏发黄光的灯，夏天是蚊子跳蚤追着咬，长虫（蛇）蛤蟆遍地跑，雨天泥沾脚，遍地芦苇草！天亮下地干活，天不黑不回来。接受再教育的时光磨去我们的向往，满身的激情也已蕩然无存。夜晚，微弱的灯光下，也是许多女知青躲在暗处落泪的时候。

插队劳动，强健了身体，磨练了意志。同时也在消耗我们的青春之歌！

照片时的我，在生产队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这是“家有二斗糠不当小孩王”的时候。复式班教学，教材木讷。凭的是我上学时候的一点知识积蓄。

但是，孩子们以及孩子的家长们非常朴实，渴望知识的愿望使我成功成为教师并且成了我的终身职业。

感谢农场贫下中农的信任。

我把自己觉得羞涩的囊中智慧掏出来奉献给学生们时，自愧不称职。可是，贫乏的教育环境，渴望知识的孩子们的学习欲望尊重我的眼神和行动，让我下决心做一名好老师。

我取得了好的成绩，并从教三年后，在百人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由民办教师转为国办教师。那时候，我的事业处在上升期。

74年，我的妈妈办理退休，为了让我顶工回城。不想，农场没有批准。妈妈的退休没有换回她的女儿。

我在与农场学生们的朝夕相处中，爱他们的质朴纯洁，也怜惜他们生在荒僻之地的“先天不足”。于是，我暗下决心，学好本领，让我教过的学生改变他们的家乡。

照片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对象中，百炼成钢的。

我在《北京晚报》征文中被刊登的文章，也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农场水稻封垄，丰收在望。

我的第二故乡，堪称鱼米之乡。

农场的人员是由小部分驻民及大部分复员转退军人和知识青年，还有来自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右派等“劳动改造的人”构成。

脱离城市的城市精英们，给这里输送了血液。让农村的单调沉默生活变得多样和多彩。

我因为没有被招工或者被推荐上学的机会，在农场生产队老老实实的呆了近十年。

后来选择了志同道合的知青做伴侣。

一位学生家长听说我要结婚了，把她珍藏的一对刺绣枕套送给我。我保存至今。价值连城。

我的爱人也是农场知青。我们共同的理想在相互的帮助鼓励中一步一步得到实现。我们都取得了大学本科毕业的学历，都在各自岗位上做了无愧父母，无愧自己的劳动，无愧于我们工作对象的成果，更无愧农场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培养。

我们的青春在那个年代度过。我们的青春在我们与之努力奋斗中得到升华。我们的青春锻炼了自己教育了女儿，女儿在我们勤奋读书的耳濡目染中长大，我们没有实现的愿望在培养女儿的一路艰辛中得到实现。女儿以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回报了她的知青父母。

感谢我生命中父母赋予我生存的强劲基因，感谢我当了知青，感谢农场贫下中农培养和知青战友并肩作战的快乐和苦难。……

插队五十周年——纪念我的青春，纪念我的爱情，纪念我的第二故乡。

品人生：照片 文字 制作

20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