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历练与考验

王厨子

　　又到9月19日，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日子。

45年前的这天，九中队在敦煌经历过一场历练与考验。

那是1973年，解放军第六测绘大队九中队在祁连山西北地段执行测绘任务，中队部就设在敦煌县城。

当年的敦煌县城并不繁华，城里只有东西走向一条主街，九中队的中队部设在主街西端街北的县委党校，所辖多数作业组住扎在相邻的县中队(地方驻军连队，1983年后改为武警中队)大院。忙碌了近半年后的9月上旬，九中队各作业组先后完成了野外作业任务，陆续返回敦煌驻地休整，一边整理成果资料，一边擦拭设备装具，计划在验收成果后收测回营。然而，就在即将离开敦煌的前夕，敦煌县化肥仓库突发火灾，九中队官兵责无旁贷地投入到灭火行动之中……。

那段往事无法忘却。

一场无情的灾害

1973年9月19日的傍晚，敦煌县城微风习习，夕阳映天。晚饭过后，劳累一天的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或漫步游览，或说笑嬉闹，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7时许，县城东南忽然冒起一股黑烟，随之翻滚蔓延直冲天际。很快，惊恐的人们发现，这是县化肥仓库着火了！

浓烟如同号令，当地驻军和群众立即行动，3000多人先后奔赴火灾现场救援，经过 3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搏，终于扑灭了烟火，挽救了大量化肥。然而，燃烧后的氮肥产生出大量毒气，致使数百人中毒，近400人住院治疗，4人因抢救无效死亡。其中地方牺牲的刘传珍同志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部队牺牲的王午申等3名同志被追认为烈士。

事后，这场火灾被定性为特大伤亡事故。

重大灾难的边缘

虽然当年信息闭塞，火灾的消息未曾报道，但在国内外却引起了高度关注。党中央派出了慰问团，看望伤员并指导善后工作，体现出关怀和重视。国外则关注着灭火防治的办法及伤员救治的效果，毕竟那个时候在全世界都很少发生此类灾害，且没有较好的防治手段。

后来因工作缘由，我开始关注突发事件，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中外类似敦煌化肥仓库失火等奇特火灾的资讯，对比研判的结果令人震惊。因为，那次火灾的时侯，敦煌县城和灭火军民竟然处在可能被毁灭的境地！

这绝不是危言纵听。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几年前发生的“天津港8.12火灾爆炸案”。那年，国务院调查组最终查明，认定事故直接原因是集装箱内的物品在高温天气下自燃，引起相邻集装箱内的物品长时间大面积燃烧，导致堆放的硝酸铵等危险化学品发生爆炸。事故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住院治疗，直接经济损失68.66亿元。

爆炸的元凶就是硝酸铵！

我们再看一看硝酸铵是什么，以及它与化肥的关系：硝酸铵属于危险性极高的物质，最初被作为化学肥料大量使用，同时又是制造工业炸药的重要原料。它在高温条件下，能够以不同方式进行分解，释放出氨气和剧毒的氮氧化合物，温度升至300℃以上时，就有可能引起爆炸。我国是在2002年将硝酸铵产品列入《民用爆炸物品》目录，禁止硝酸铵作为化肥销售。由此可见，硝酸铵既是化肥又是炸药，当年敦煌化肥仓库里燃烧的氮肥，就是硝酸铵——炸药！

现在我们再试想一下，天津港800吨硝酸铵的燃烧爆炸，致使爆点半径3公里范围内所有建筑物严重损毁。那么，当年敦煌化肥仓库里上千吨氮肥（硝酸铵）已经燃烧，一旦发生爆炸，现场的3000灭火军民将无一幸免，大半个敦煌城都将化为灰烬。

那个时候，敦煌县城处在重大灾难的边缘，3000军民拼死相搏，高达棚顶的化肥袋被搬腾一空，库底多处燃火点相继露出，消防官兵不失时机的用水枪压制燃火，当后续水源无法接续的时候，众人推倒了院墙和库棚的后山墙，从田野的水渠旁排成多条传送带，靠桶提盆端传递沟水泼向火场，最终浇灭了烟火。

火灾终于结束了，敦煌城保住了！老百姓安全了！

当一切都平息之后，满身泥污却倍感自豪的灭火军民，这才缓缓迈开疲软的腿脚，踩踏着泥泞慢慢地离去。

接踵而来的苦难

火灾虽然扑灭了，但是，氮肥燃烧后释放的有害气体，却不同程度的侵入到灭火军民的肌体，埋下了更大苦难的祸根。

当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灭火军民中陆续出现了胸闷气短、心跳加速等中毒症状。

在县医院里，值班医护面对伤员束手无策，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情况。闻讯赶来的县领导和医院领导紧急组织救护，一边联系寻找分散居住的医护人员，一边安排调整医疗器械抢救危重伤员。相继送来的伤员挤满了医院，楼里房内、院外路旁，到处都是躺着、坐着呻吟的伤员，众多的陪护们焦虑地呼喊着、催促着。县医院顷刻之间接纳了300多名伤员，远远超过了医院的承受能力。在县领导的协调下，县城西边七里镇的解放军25医院医务所，也开始接纳伤员。

初期的救治主要是输液输氧，尽力控制毒性发作，并没有消除中毒的有效办法，4名重症伤员因咽喉肿胀无法呼吸而相继牺牲。随即，医院采取切开喉管输氧的手术，才保住一些重症伤员的生命，九中队通讯员王丰绪就是其中之一。直到第三天，中央慰问团到达敦煌后，在随行医疗专家们的指导下，制定出了有效的治疗方案，不用再做切开喉管输氧的手术，依靠不知名的药物，伤员们逐步消除了病痛，慢慢地获得了康复。

七八天后，随着数百名伤员陆续出院，苦难解除了，敦煌平静了。散去满脸愁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着喜迎“国庆”了。

心中铭记着他们

在这次灭火行动中，九中队最先冲进火场，始终战斗在最危险的部位，准确执行了指挥部的指令，更是部队4个救援连队（测绘中队、防化连、通信站、县中队）中唯一没有亡人的队伍。九中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反应快速、指挥有力、作风顽强和敢打必胜的过硬素质，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好评，受到中央慰问团和兰州军区工作组的赞扬。

在这次灭火行动和后续救护伤员的过程中，九中队全体官兵无惧无畏奋勇向前、精诚团结攻坚克难，为军旗增添了光彩，一些人和事令我永远铭他们:

第一个冲进火场的人——徐仕洪

65年四川成都兵，时任九中队副中队长。那天晚饭后，除了各组值守人员看家外，多数同志习惯性地去街道散步，我与王东长等人在中队另一个驻地（县中队）的球场打篮球。发现城东上空飘起滚滚黑烟时，知道一定是出事了，我们赶紧向中队部跑。

回到中队部的院里，徐副中队长正在焦虑的转圈，见到我们就说，“不能再等了”！随即要求杨炳成“抓紧向王中队长报告，立即收拢部队，快速赶去救援”。接着就面向我们下达命令：“其他人随我跑步救援！”就这样，我和王东长、高世民、王瑞章等近10人，在徐副中队长的带领下奔向火场。

赶到化肥仓库时，大门已经被围观的人群堵死，我便回头询问徐副中队长“怎么办”？他果断下达命令：“跟着我，冲进去！”此时有人呼喊“解放军来了”！看热闹的人群急忙让出一条通道，徐副中队长率先冲进院里。

当我们跟进到院里才看清，靠近库区边墙那栋数十米长的库棚里，密密麻麻的化肥袋垛至棚顶，从棚顶与化肥垛的缝隙间，翻卷着涌出黑黄色浓烟。此时在现场中，只有几名焦虑无措的库管员站在那里，我们是第一批赶来的救援人员。大家二话没说，即刻冲向库棚搬运化肥。不大功夫，防化连的一辆北京212吉普车开进院内，几名身着简易防化装具的战士进入火场测试。随后，王其明中队长带领九中队的主体队伍赶到火场，驻军和群众也陆续赶到现场救援。

在敦煌百姓的眼中，解放军最先赶到火场救援，那指的就是我们九中队；我们先遣人员都知道，第一个冲进火场的人，就是副中队长徐仕洪，是他率领我们九中队先遣人员冲进了火场。

最先提出防毒烟的人——孙西元

70年甘肃兰州兵，时任九中队五组代理组长，入伍前就读于兰州化工技校，熟悉化学物质和化工知识。

当他进入火灾现场后，即刻感受到危险的气息，通过仔细观察，结合专业知识快速分析，他判断出危险源和伤害程度，同时想出了应对措施。他当即告诉身边战友，“这黑烟里含有大量的氮氧化合物，吸进体内就会中毒，甚至会死亡”，“这里燃烧的化肥就是炸药，超过一定温度就会爆炸”。他还告诫战友们，“一定不能吸入黑烟”！

当他看到一些战友并不理解，表现出不在意的时候，他再也不能淡定，立即找到王中队长，报告了他所知悉的信息，提出了防护建议。看到中队长调整施救方法，组织中队官兵在科学防护中开展有效救援后，他欣慰地离开。随即又找到救援现场指挥，向他说明情况，提出了“查火点用水浇，降温度防爆炸”的救援建议。随后的整体救援活动，也正是这样进行的。

当然，我无法证明整体救援活动是按照孙西元的建议安排的，毕竟现场指挥中还有化工专家和专业消防人员。但是，孙西元的负责精神和专业建议，一定会为正确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

熟悉孙西元的战友都知道，这个人的性情比较怪癖，平时对事不急不缓，对人不冷不热，似乎对一切都不在乎。然而，在关键时刻，他却展现出高度敏锐的警觉意识、科学研判的严谨态度、执着热情的战友情谊和锲而不舍的负责精神。正是他的“变态”，为中队长的精准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整体救援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才是一个真正有情有义有担当的人！

果断指挥巧救援的人——王其明

56年河南开封兵，“文革”前中尉军衔，时任九中队中队长。

他带领九中队主体队伍赶到火灾现场后，立即收拢先遣人员，在库棚右侧约十米宽的地段，快速组织展开了抢运化肥行动。当他看到战士们不停咳嗽、大口喘气，甚至看到王丰绪等人被浓烟熏呛从化肥垛上翻滚下来的时候，他意识到事态严重，再不采取措施而一味蛮干，肯定会对战士的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安全。正当他思量防护措施的时候，孙西元赶来向他报告了情况、提出了建议。

此刻，侦察兵出身的中队长迅速拟定出应对方案，立即集合全中队人员撤离到库棚八米开外，他告诫大家“浓烟有毒，切莫吸入”后，下达三点指令：一是分梯队入库抢运化肥。每批10人得令后憋气冲入库棚，每人扛一袋或2人抬一麻包，快速撤出库棚运到堆放点。前批出发后批准备，前批撤出后批冲进，依次循环；二是用简易措施防毒烟伤害。要求官兵将手帕、军帽、甚至脱下汗衫，用水将其浇湿，在冲入库棚时捂住口鼻，防止毒烟吸入肌体；三是相互照应周围战友安全。任何人不得在库棚内停留，发现有人出现状况，立即协助离开库棚。随后，在王中队长的指挥下，九中队官兵快速有序的展开搬运行动，效率迅速提升，很快就显露出几处燃火点。接着，按照指挥部要求，九中队官兵又投入到传递沟水压明火的行动中，直到灭火胜利结束。

由于王中队长及时调整救援方式，果断实施精准指挥，九中队官兵在救援中避免了更大的伤害。其实，这仅仅展现了他综合素质的一个亮点，在第六测绘大队的众多中队长中，他一直以思绪敏锐、决策周密、指挥到位、管理严格著称，他是九中队的领头人，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九中队向前，影响着九中队成长。他既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更是一位可亲的老大哥，至今仍受九中队众多官兵的尊重和爱戴。

及时组织救伤员的人——杨炳成

73年河北高碑店兵，时任九中队文书。

灭火结束的那天夜晚，返回驻地的官兵顾不上洗漱，脱掉泥污的衣裤就躺倒在地铺上，相继进入了梦乡，四处一片宁静。

忽然，街道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话语声，惊醒后的杨炳成感到情况异常，立即出门察问，方知是灭火人员出现不适被送往医院。

“灭火后还出现不适”？“我们中队的同志们不会也出现不适吧”？带着这些疑虑，他返回宿舍。

刚刚进入房门，就看到王丰绪呼吸困难正在呕吐，他立刻明白了，“这就是不适，必须马上送医院诊治”！他没有丝毫耽搁，迅速叫起几名同志，用行军床抬着王丰绪奔向医院。

到达医院后，看到院内人满为患的场景，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在找到医护人员为王丰绪诊治后，他安排其他同志留在医院陪护，自己则心急如焚的赶往驻地，他要立即向领导报告情况，建议开展全员检查，防止出现重大伤害。

返回中队部后，眼见几位领导也都出现不适，难以安排救护行动，他不再犹豫，即刻向分散在两个驻地的各组长通报情况，要求立即查看每一位同志，赶紧把出现不适的人员送医院诊治。正是在他的安排下，我们组先后将昏迷中的王东长、高世民、王瑞章同志送到了县医院救治。

当年的杨炳成还是一名新兵，竟然在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主动挑起组织救护的重担，指挥全中队展开救护行动。如果没有他及时组织的救护，王丰绪、王东长、高世民、王瑞章等危重伤员的生命堪忧。

组织这次救护行动，不仅再次拯救了九中队的官兵，同时也展现出杨炳成头脑清醒、反应快捷和勤于思考、善于协调、勇于担当的特质。当年的杨炳成被官兵喜爱，以“老四”相称；如今的杨炳成被战友敬重，以“四哥”相尊。

好样的炳成，值得敬重！

最为艰辛劳苦的人——坚守和陪护们

这是五湖四海汇聚在九中队的群体。九中队60名官兵加入灭火行动，其中36人中毒较重住院治疗。我一直认为，大家都参加了灭火救援，事后住院治疗的同志，多是前期防护欠佳或者体质较弱者。而当时没有住院的同志，同样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仅仅因为医院缺少床位，只能在单位服药治疗。然而，住院治疗与在单位付药却有极大的差别，包括我在内的住院者，可以躺在床上，接受输液输氧、打针服药和随时查体等监护，一日三餐和生活琐事由陪护人员料理，伤员处在休息静养状态。但是，没能住院治疗的同志们，他们在自行服药抵抗病毒的同时，依然担负起全中队的工作，既要应对检查验收成果，又要抽人陪护住院伤员，他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劳苦。

以我所在的七组为例，我和王东长（70年陕西西安兵）、王瑞章（73年甘肃永登兵）和协助工作的高世民（70年甘肃泾川兵）4人住院治疗期间，组里只剩下齐立新（71年山东济南兵，代理副组长）、完生贵（70年甘肃泾川兵，党小组长）、刘根学（73年河北雄县兵）3人。完生贵和刘根学被安排去医院陪护伤员，齐立新一个人承担了应对检查验收的全部工作，既要整饰小组全年的测绘成果资料，还要随时向验收组说明情况，修改提出的意见，他拖着中毒后虚弱的病体，干起了本属于4个人的工作，只能咬牙硬挺，一直坚持到我们出院回来。

那年，我住院是在七里镇的医务所，虽然属于“特级护理”，却因病床奇缺，只能躺在走廊的行军床上，一直由完生贵陪护。他既要不时联系医生护士查体换药监控病情，还要精心照料我的吃喝起居一应琐事，包括端倒便盆。那时七里镇医务所任务繁重，无暇顾及陪护人员的食宿，完生贵只能抽空去镇上找饭吃，夜里则坐着小凳趴在床边打盹。记得在我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完生贵第一次返回中队为我们取换洗衣服，回来时却多带了一件棉衣和一挎包馒头。此后，他白天躲在没人处啃冷馒头充饥，夜里披着棉衣趴在床边打盹，想起此事就让人心酸。

如果没他们的艰辛付出，住院的伤员难以早日痊愈及时归队，全中队也无法顺利验收按期收测。这些坚守岗位和陪护伤员的同志们，他们是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此外，九中队的官兵不会忘记我们的几位同行，那就是解放军第二十三测绘大队来验收成果的朱启江、董道生、黄东平3位同志，他们也随九中队参加灭火活动。

回想往事，感慨万千。这次历练与考验，亦是九中队千载难逢的机遇，扑灭火灾的历练，使九中队的斗志更加高昂；坚守与陪护的考验，使官兵们的情谊更加浓厚，和如一家亲如兄弟、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九中队，真是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