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大火，那十位女知青

老幺妹

纪念知青五十周年，怀念这十位花季少女，同是四川人的同龄姐妹。

当年，她们在边疆葬身了火海。

然，知青们的热情和对祖国、对党的忠诚，当代代传承！

（一）

写这文，心情很沉重。

知青，这是五十年前诞生的一个专用名词，最初是指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六八年毕业的初中，高中生，即当时称之老三届的初高中学生。后来又有六九、七O、七一的初中新三届学生。

他们，初中的十五六岁，高中的十七八岁。

十八岁成人，他们多数都是未成人，多数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

今天写这文，心之所以会格外沉重，甚至震惊，是因为，今天我在这里不是写知青们的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虽然磨难多多，但一代人青春的活力，阳光向上朝气蓬勃的，何畏磨难！

今天我写突发事件中遇难的知青。

成都的十位女知青，一群天真浪漫，未脱稚气的女孩子。

她们才踏上农村广阔天地几天，就被突发的灾难夺走了生命。

震惊而惨痛的一个事件！

偶然，也是必然的一个事件！

周金秀、李晓妮、晏啟芬、阮国清、范金凤、傅蓉碧、傅国秀、万禄秀、李观玉、施桂芬。

这个十人名单，是刻在石碑上的，是死去的人那特有的墓碑上的。

触目惊心的墓碑，连同它发生在四十七八年前那事件。

她们年轻并朝气蓬勃的生命，定格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在此之前的七天内，她们是云南建设兵团生龙活虎的战士。

在此之前的之前，她们是成都三十九中的初中生，一九七一年毕业于这个学校。

严格的说，她们还未毕业。毕业是秋季，她们的是在同年的春节后的三月二十四日，就匆匆去了阴间。

她们去时的身份是知青，年龄不过十五六岁。

（二）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学校几乎都“停课闹革命”。到1969年初，开始“复课闹革命”。

1971年春节后不久，成都第39中学开学了。

此时的校园，标语纵横。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边疆去种植橡胶，满足祖国需要”！

“边疆建设需要我，我在建设兵团多荣光”！

标语铺天盖地，加之穿军装的解放军在学校的演讲，动员。学生们的热情即刻点燃了，心里无比激动着，纷纷报名到边疆去。

260多位即将毕业的初中生，几乎都报了名。并且亢奋着，陶醉着！

上两年毕业的哥哥姐姐们，大多是插队上山下乡，是三五个结伴或单独插队落户，这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部队编制呀，集体生活呀。这对于向往部队的团体生活的学生们，是多大的吸引力呀！

何况，那是一个就业无路，升学无望的年代。（高中、大学巳停招生）

有大人们评价，到边疆建设兵团，是无奈中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是无奈的选择！不是！

汹湧澎湃的学生们会立即反驳说：党的召唤，就是我们唯一选择！

学校召开了“誓师大合”。校长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出发那天，从牛市口到火车北站的路上，高音喇叭响彻着毛主席多条语录，除世界是你们的外，还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不时还有口号鼓励：“你们踏上了革命征途，你们扛起了南泥湾的锄头，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火车北站广场上，汇聚了送行的家长们。电话杆上高音喇叭不停高呼，下面是一片哭泣声。哭毕，还反复叮嘱孩子：注意安全，保重身体。不要给组织添乱，听首长的话……

在嘹响的巜骑兵进行曲》中，孩子们离开了父母的视线。

（三）

那个时候交通很差，从成都到云南边疆的大盈江畔的孔雀山下，坐火车换卡车再步行，足足一周时间，终于在三月十七日，他们到达目的地。

孔雀山，多么好听的名字呀！其实，人烟稀少，荒凉无比。重重叠叠的山峦树林，满目荒凉的蒿草和灌木。

起初，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成都平原长大的孩子们，那见过这么高的山，这么茂密的树木枯藤灌木呀，甚至，翻过大大的坡到河沟边擦身洗衣，都感觉享受无比。

也许，这就是这批孩子们想象中的军旅生活。

然而，很快，繁重的劳动无情地打碎了大家都梦想。

当时的任务是做半个枕头大的泥砖，每个人每天做两百匹。

任务每个人必须完成。不容许有半点马虎。

完成了繁重的工作量，体力已耗尽的差不多了，收工后还无休止的政治学习。

由于该连队是在完全没有准备或者准备相当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上马筹建的，他们住在几排临时用油毛毡、茅草和竹子搭成的简易宿舍里，条件十分艰苦。时值旱季，风高物燥，火辣辣的太阳整日烧烤大地。南亚次大陆刮来的季风凶狠地掠过山谷，掠过大盈江两岸空旷的河滩和荒原，把知青连队的旗帜连同不结实的屋顶一同刮到天上去。

第七天的工作，据说说打土基，是为了盖一间厕所，以便解决男女方便之急。打土基无须技术，只需体力：将黄泥以水和匀，再辅以木模，奋力夯实即可。这天边疆的日头格外毒辣，时间也变得格外漫长，知青们好容易挨到晚上收工，个个如同喝醉酒东倒西歪，步履不稳。

入夜，连队一改往日沸沸扬扬的喧闹，那些小知识分子精力过剩的口琴，笛子，唱歌，吵闹统统没有了，代之以一片大山般沉重的睡意和此起彼伏的梦呓。这些精疲力竭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拥抱睡眠，跌入梦乡，他们在时空和现实的混沌交错中初步体会到劳动的原始含义。

疲劳造就了最深沉的梦境，同时也造就了疏忽大意和不可挽回的灾难。

赵国庆，上海南市区人，外号“小舅子”。六九届初中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来兵团。同新来的成都知青相比，赵国庆算得上老战士，虽然他的“知龄”只比那些新战士长三个月。

这天收工回宿舍，他并没有马上熄灯就寝的意思，而是故意磨磨蹭蹭等别人都睡下，才在蚊帐里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因为他的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一个掩藏不住的欢乐，这就是他终于向同学借来一本神往已久的“爱情小说”《青春之歌》。

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仅仅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还是怎样一片荒漠和枯寂的可怕景象。那时候不仅文学艺术统统被打成毒草予以铲除，就连阅读兴趣本身也成为一种罪过。所以当上海知青“小舅子”幸运地借到一本挨批判的“爱情小说”并躲在蚊帐里偷偷阅读时，那种暗自兴奋的心情决不亚于偷吃禁果或者偷看黄色录像。

事故的隐患正好出在这种不敢光明正大的阅读方式上。

当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走，浓重的夜色终于覆盖了大盈江两岸起伏的山峦时，上海知青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眼皮变得沉重黏滞，方块汉字好像一群乱糟糟的蚂蚁爬来爬去，煤油灯忽明忽暗不住晃动。由于这本小说必须限期归还，因此他不得不用手支撑住脑袋，强迫自己努力一行行看下去。

睡意还是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

头终于垂落，字里行间罩上一片迷蒙的雾霭，黄浦江畔那座熟悉的不夜城若明若暗地向他浮来。朦胧中，他仿佛听见父母熟悉的呼唤，于是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鸟，张开翅膀朝着故乡和亲人飞去……

书本慢慢从手中滑脱，它在床铺上磕绊了一下，然后碰翻了煤油灯。煤油灯滚落地上，煤油很快溢出来，迅速引燃了蚊帐、被盖和干燥的竹篱笆墙。仅仅几分钟，这座简易茅屋里的一切油毛毡、茅草顶、竹墙、竹桌椅以及知青的箱子行李统统燃起大火。当岗哨发现起火并鸣枪报警已经来不及了，熟睡中的知青们被火烟呛醒并连滚带爬逃出屋子时，大火已经蹿上屋顶并且迅速朝其他茅屋蔓延。

这是一个令人猝不及防的可怕的灾难。知青们事先没有得到警告，没有思想准备，更重要的是没有应付突发事变的任何经验和知识。他们到兵团只有一周，学习了整整六天阶级斗争知识，却没有学到哪怕一点点防火和对付火灾的基本常识。因此当大火势不可挡地席卷而来时，知青们的张皇失措和一片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这场大火持续了几个小时。大火不仅吞噬所有房屋，而且引发一场规模不大的山火。天亮后，人们才纷纷东倒西歪围坐在山坡上，望着废墟上未曾燃尽的火苗和缕缕青烟发呆。

当人们猛然省悟并重新拥向废墟时，他们赫然看见：

十个女知青跪在地上，彼此紧紧搂抱在一起，被大火铸成一座焦黑的雕像。她们凝固地保持着这种受难者的姿势，仿佛在向人们默默诉说，她们是怎样用豆蔻年华的生命苦苦抗拒苦难和死神猝然降临那一瞬间的巨大恐惧和痛苦……

在这座尚未冷却的残酷的人生雕像面前，人们全都痛哭失声。“小舅子”面无人色，吓得晕死过去。

人们流着眼泪呼唤她们的名字。人们甚至无法完整地辨认和分开她们每一个人，因为她们曾经生机勃勃富有弹性的美丽肌体，如今已经变成一堆面目全非的焦炭和一碰即碎的断肢残骸。

随后，10名女知青的遗骸被安葬在火灾现场对面的山头上。

几个月后，50名成都39中毕业的知青被特意安排到发生火灾的三师十三团二营四连，意在“完成她们没有完成的事业”。

十位成都的花季少女，静静地在云南边疆孔雀山下躺了三十八年后，二OO九年，一个叫樊建川的收藏家，在他创建的建川博物馆内，美丽的四川大邑县安仁古镇上，为她们重建墓碑。

十位花季少女的墓碑被迎回了四川，在建川博物馆的“中国知青博物馆”旁安放。

这座知青死难的纪念碑，题名为“粉焚”，意在纪念被焚毁的粉红色花季。

今天，我们纪念知青五十周年。

我们怀念在这上山下乡运动中，贡献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兄弟姐妹们。但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当年知青们，那种为祖国贡献青春的激情，和对祖国，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以及在这种激情和忠诚下，无私无畏的那么一种精神。

知青精神，当永远传承！

此文资料来源：

邓贤撰写的《中国知青梦想》

吴志维的《川西坝子记忆》以及老知青家园平台。谢谢以上两作者及平台。

以及老幺妹在建川博物馆收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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