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高峰堡寨杂谈

老顽童

     高峰乡之所以取名高峰，一是名副其实的“高”，海拔高度2577.3米，居安定区之冠；二是因堡而名，在安定区内官营镇官亭村、南阳村与渭源县大安乡中庄村交界处有一古堡名“高峰堡”，古堡所在地半山腰将台山庙内有一金代石碑，上书“高峰堡”，证明至少在金代时就有高峰堡之名，足见其堡之古老。该地从1958年起就属高峰乡管辖，因此高峰乡得名高峰也沾了古堡之光。当然这“高峰”一词在带来荣耀之时也时常有些尴尬，譬如常常有朋友在我面前说我们天天在攀登你们（攀登高峰），又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今高峰初级中学设高中部，校名改称“定西县高峰中学”，彼时全县每年都组织召开中学生运动会，期间学校名称一般用简称，如定西县第二中学（今内官营中学）简称“二中”、东方红中学简称“东中”……高峰中学自然而然简称“高中”。于是点录台在大喇叭上反复呼“高中”，大家均不明其所以然，闹出许多笑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高峰，因气候原因，加之农作物品种单一老化，生长期长，出粉率低，农民收入低而成了贫穷的代名词，一提起高峰，人们大多中意味深长的“噢——”，拖着长长的尾音。

如今的高峰，以植被良好，气候湿润而享有“陇上九寨”的盛誉。那些散布于山头上、村落里、半山腰的众多的古老而神秘的堡寨构成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现象，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可探可讨的历史遗迹。在老家高峰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对高峰这种众多的堡寨现象一直感到困惑。近几年间，时常漫步安定大地，逾发觉得这是一种值得探讨的地域文化现象。 

寨

高峰乡地域本来就是一南北狭长的哑铃形，有好几个社的地名被冠之以“寨”，从南往北依次有郭家寨、肖家寨、陈门寨、葛家寨、许卜寨等等，与周边各乡镇，或者与西边临洮、南边渭源两县的相邻乡镇相比，“寨”确实有些多。就此，曾向多位方家求教，也没有明确地道出个子丑寅卯来。在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上，也不能明确地下出个定义来。
在这些“寨”名中，陈门寨有许多人认为是“城门寨”，这事也得说道说道。在2010年11月出版的《定西市安定区地图》上标示为“陈门寨”，再者陈门寨曾经是高峰乡辖下的一个行政村，村名亦为陈门寨，可见陈门寨已经是得到官方认可的称谓。而称之为“城门寨”者，应当在当地或者周边有古城存在。按字面理解，是在城的门外建有寨子（门内不可能建寨），就这一点，不要说在当地，就是在方圆十几里的地方也没有一座古城存在，所以，“城门寨”的称呼缺少依据，也只能是部分人的一种臆测。
在安定方言中将“寨”和“在”都读作cāi，例如“他在山上”，就读成了“他cāi山上”“陈门cāi”“大cāi子（大寨子，渭源县北寨的俗称）”，因此，有些老人们对于“寨”的理解产生了莫明其妙的“歧义”，譬如郭家寨，就成了郭家cāi，进而解释为郭家搬走了，地方还在呢，这就多少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了。
关于“寨”，有这样几种解释：一是防守用的栅栏，是军事上常用的一种障碍物，古时多用削尖的竹木或枝杈，现多用铁蒺藜等做成。如寨子、中寨；二是旧时驻兵的营地。如营寨、山寨、寨堡、安营扎寨、寨主等。三是村庄，如前面提到的郭家寨、肖家寨等等。
大凡是地名的，都有一定的渊源或者是来历，也有一定的“讲究”，譬如以姓氏命名，以地形命名的，以某种动物命名的，也有一些属于“泊来品”。因此，既然被命名为“寨”，那肯定是有些来头的，不能平白无故地将一个杀气腾腾的“寨”字用于地方名字上。
寨，首先是军事上防守用的栅栏，其他的解释都是以此为基础派生出来的。作为村庄地名是先有寨，尔后才成为地名的。如今，作为曾经的防守意义上的寨，早已连同那个时代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作为地名的寨却存在并且将长期地存在下去，寨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和其所蕴含的历史也是一种行将远去的过去。
历史上作为防守用途的寨，一般是兵营或一给基层组织。宋代时，这类寨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官府以寨为一级机构，负责管理地方治安，政府任命的寨主称作知寨，文知寨为正、武知寨为副。如《水浒传》里的清风寨，其职责相当于明代的巡检司。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一是由当地的大户人家建立起来的类似于堡的寨子，主要是地方土豪凭借其雄厚的财力独力修筑而成，很少借助村社力量，或者是以雇佣关系为基础，村社力量参与修筑，譬如李家堡镇黄金村有一个叫做“马家寨子”。另一种是由匪盗组织起来打家劫舍，防备被官军或有实力的民团所剿而修筑的防御工事。这两种寨子究其产生的时代，大多在明朝后期。明末，社会矛盾尖锐，匪盗四起，战乱迭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处于没落之中的明王朝不断加重赋税，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土豪乡绅为求自保，建寨筑堡，这样就出现了以姓氏冠名的寨。同时，由“土寇”所建的寨也粉墨登场，但这类寨大多不以姓氏命名，从地理位置的选择上也体现着据险立寨的防守理念。这两类寨堡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构成了能够显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演变结果的特殊载体。
这样一来，高峰乡境内的寨应当是以土豪乡绅修筑的用于防守匪盗的设施。据此可以推断出在那时的高峰，分别居住着郭、肖、陈、葛、许等大户人家。尽管这些寨子的遗址今已失考，作为寨子的拥有者的几大家族，也早已不知所终，只留下了以寨命名的村庄，也留下了后人无限的畅想。同样消失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以姓氏为名的村庄里曾经生活过的土著，这些大多归于同治年间的波及西北地区的大动荡。在那场动荡之中，许多地方的原有居民非死即亡（逃走），只留下了一个地名。例如今天的高峰乡红堡村的梢家沟就没一户梢姓人家，岳家山也没有岳姓之人等等，类似的情况在各个地区比比皆是。
高峰相对于全区其他地方来说，确实是山大沟深，在历史上是匪盗横行的地方，这从寨和堡（宋金夏时代）分布的密集程度上可以得出结论。

堡  子

高峰的堡子似乎和全区其他地方的不同，近代的堡子少之又少。但有几处宋金时代或者是、唐代的堡子残存于山头之上。
在红光村一个叫堡子湾的地方的山头上，有一座宋堡遗址，和南阳村高峰堡属同一时期的堡子，也处于从陇西西行临洮等地的古道上。堡子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5°27′50″，东经104°21′11″，海拔高度2531.36米。与高峰堡极具相同的修筑模式，也分为内外三道，第一、二道残高均3米，基阔均约3米， 两道之间相隔5米左右。堡子呈三角形，每边均呈弧形，长约70米，向外凸出，西南面墙上有一豁口，不是堡门，为堡墙坍塌、雨水冲刷所致，倘若堡门开在此处，出门即面对陡坡，不符合通行要求。真正的堡门在北，如今仅余一宽约2米的豁口。堡子的西南、东南两面均临坡而筑，坡奇陡。很明显，当年的筑堡者就是利用了这两面坡陡的条件，选址而建。攻堡者如果选择从西南、东南两边仰攻，守堡者利用滚木、石块给敌人以杀伤。堡子北面临路，距堡1000多米的半山腰有村庄，当年的居住情况已不得而知，如今的村庄也因村民大量外出或移居他地而显得萧条。北面距路约莫60米的样子，攻方完全可以凭借有利的交通、较近的距离进攻堡子，所以沟壕宽而深，历经千年风雨冲刷，加之被当地村民填土造田，但仍可以看到深深的沟壕，因此堡子防守的重点在北面。
堡内是一个高约3～4米的三角形台地，台地边长约20米，台地中间明显地鼓起，似为建筑物坍塌的堆积。台地的三面边上各有两个凹陷处，疑似窑洞塌陷后的痕迹。据此分析，中间是用于观察和指挥防守的建筑物，驻扎人员平时就住在台地边的窑洞中。
在坪湾村部村及周家窑社对面的半山腰，各发现了一个堡子，行走在高峰乡政府所在地通往马营村的乡村公路上，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两处位于东面半山的堡子，堡子规模不大，呈圆形，早已坍塌得不成样子，只剩一个轮廓，与明清时的堡子相比，更能显出其年代的久远。
在红堡村一个叫“后湾”的山顶上，也有一处同时代的堡子，东、南两面临陡坡而筑，沟壕明显。据传，同治回变期间，回民军从今内官镇董家湾村胡麻岔社的沟内杀向岳家山时，一部分村民逃向堡子，而另一部分仍留在庙内祈求神灵保佑，结果回民军杀到后一把火使庙宇化为灰烬，而逃往堡子的人因为等后面求神的人而被回民军追杀于那个叫后湾的地方，至今，湾里仍随处可见森森白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一旦天黑，当地村民仍很少去湾里，湾里也常有磷火出现，被乡民传为“鬼火”，更增添了湾内的神秘与恐怖感。其实那时的堡子也已坍塌，无险可守，但在乡民们的意识里，堡子是能保障安全的唯一选择。2008年，中国移动定西分公司在此修建通讯基站，2016年引洮供水人饮工程向临洮东、北部乡镇铺设输水管道时，在此处又建一中继站，堡子遗址被毁，但两次施工，均未发现有价值的物件。
在明星村罗家屲与堡子湾的相连的山顶上，有一座堡子残迹，堡子不大，呈圆形，周长不足百米，墙残高2米左右，墙体坍塌成坡状，长满野草，堡门朝南。西边与堡子相距30米的地方有一农路。与此堡遥相对应的东北有内官镇锦花村杨家口社半山腰的堡垒，南有红堡村的堡子，北有贡马六社（上葛家寨）与陈门寨小湾交界处的堡子。
这些堡子的形制相同，大都筑于山嘴上，依地形而筑，多呈圆形，规模较小，可驻守的人员也少，相当于是一个哨所。对于这些堡子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一丁点的资料传世，处于宋、夏、吐蕃交界处的这些设施也不能明确为哪方所筑，但无疑是驻守方的重要据点，也是拥有方宣示占领该地区的明证。

　　高峰乡几乎没有同治至民国二十年间的堡子，这是因为同治回变后，生活在高峰的山民大多被杀害，也有小部分出逃后在别处安家谋生，因此自清同治二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前的五六十年里，高峰境内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没有人生存，田地荒芜，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土地被黑酸刺等丛林覆盖。1988年秋季，坪湾村黄家湾社村民在今红堡学校操场下边修梯田时，挖出了一块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赵氏人家的墓碑（碑由当时的定西县文化馆收藏），此坟茔从上至下有五排二十几处，也就是说这里已经埋了赵氏人家五辈人，据推测，赵姓人家在此处生活约近200年，是当地名副其实的旺族，但老人们谁也都不知道这赵姓人家的来龙去脉。据传，早年间有，村民在建房时，曾经挖到一处金、元时代的彩绘墓葬，说明那时高峰境内那里已经有大户人家居住。
民国初期，到1920年前后，通渭等地爆发大面积饥荒，人们为了活命而举家逃荒，有一部分进入高峰后，在原有的窑洞内安家落户，焚林垦荒，逐渐安顿下来，后来的人听到此地可以生存后也陆续迁入。先行迁入的因开垦的土地多，逐渐成了大户（大多在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或者是富农成分）。民国年间的高峰因地处临洮、渭源的交界处，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皋兰的“飞地”，因此土匪横行，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许多大户人家为了自保，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修筑家堡，但数量也不是很多，能够完整地保存到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了。大多数人家的也因财力所限，只是修成了比普通庄院的院墙高的“大庄”。

　　历史的烽烟已成为过去，散布于黄土地上的堡子已经是一个远去的文化符号，今天的高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面腾飞的时代，相对于全区来说，地处二阴山区的高峰因耐旱、气候湿润，植被良好而成了旱塬上的一颗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