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检查二十年（原创）

四海飘忽

二 ）新兵入伍集训

1970年12月底

随着几声急促的火车汽笛，广州—福州的特快列车不断加快运行节奏，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军区到广州特招的10个新兵，在一位现役军官的带领下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踏上了保卫祖国的征程。

 

经过2天的火车旅行，一到目的地，军官就把我们这10人带到福建省军区新兵连集训。那里的新兵约有200来人，有来自山东的，有来自浙江的，有来自福建的，还有来自广州的我们。每天天朦朦亮，嘹亮的起床军号声催醒二百多人，在洪亮的一，二，三，四的号令下出兵操，尽管是五湖四海的家乡杂音，但整齐划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也让整个军营内外震耳欲聋。  

那时我还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青年，体质瘦瘦弱弱。一个月的新兵连集训对我们这十个来自广州城市的新兵来说是相当艰苦的。第二天一早就进行10公里的越野跑，当时很多新兵都累趴在半路，我虽勉强挨到终点，但两腿像被铅灌了似的，三五天都疼的抬不起来。队列训练是立正，稍息，起步，正步走，四面转向，枯躁的很。难怪军队内流传：新兵怕写信，老兵怕队列。

我们新兵最盼望的是摸枪，可是一整天趴在地上练射击就受不了。到了打靶场拿起真家伙实弹射击时，手也有些发抖害怕。

但真正让我们害怕的还是夜间紧急集合，有一次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隆冬的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寒冷。军队发的棉被很薄，让我这个来自南方的人冻得卷缩在薄薄的被窝中难以入眠。大约在凌晨2点左右，连长拿着手电筒夜间查铺来到我们班，忽然他被一根带子伴住脖子，顺着手电筒的光线照下去，原来是一条背包带，一头绑在一张睡床前，另一头绑在电灯开关绳上。只听连长自言自语的说：战备观念都到哪去了？有点小聪明的我马上意识到今晚一定会搞紧急集合。

待连长离开后，我赶紧在床上穿上卫生衣和袜子，把背包带偷偷的拿在手上。果不然，一刻钟后，短促不断的紧急集合哨声划破黑暗。我赶紧起床打背包，由于我有了准备，所以比别的战友动作要快些。

就在战友们摸黑穿衣服的时候，啪的一声，电灯打开了，整个房间瞬间变得特别的亮堂。班长急了，他大声的吆喝道：谁开的灯！关掉！可我们这些新兵心里可高兴啦，在灯光下，军服穿的整整齐齐，背包打的工工整整。

这时一个长的胖乎乎的山东籍战友嚷道：我的背包带呢？。。。呵呵，就是这个把自己的背包带绑在灯绳上给我们带来了光明的战友把被子叠好后却找不到自己的背包带了。情急中他看见自己的背包带后，猛的一攥，连电灯绳也拉断了，房间再次黑暗了下来。

这次紧急集合，结果我们全班就因为等这个战友，是全连最后一个到达指定位置的班。但比起其他班来说，我们班每个人的背包打的是最工整的，军装穿的是最整齐的。看看其他班的战友，有的人连裤子都穿反了，有的人连背包也没打好，不能背，只能用双手抱着。看到他们的狼狈样子，我们班的人都乐得捂着嘴偷偷发笑。

仅是我们的班长却笑不出声，因为背包带绑在灯绳上的事被连长和指导员在全连面前狠狠的K了一顿。

新兵连集训的最后一天，部队首长给我们每一个新战士颁发了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我们心情激动的马上裰缝在崭新的军衣和军帽上。有了这鲜红的领章和帽徽，才真正标志着我们从一个普通老百姓转变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三）第一次吃西餐

好不容易挨完了艰苦的一个月新兵连集训，我们被分派充实到各个部队。上面说过我们10个从广州入伍的新兵是特招的兵。所说的特招，是因为当地的边防检查站需要会听会说广州话的人开展工作，所以军区就从当年其它省份的名额中拨出10个指标特意到广州来招人。我就是这10人中幸运的一个。

新兵连集训后我们这10人被分别指派到福州边防检查站和厦门边防检查站。而我是被指派到福州边防检查站。

福州边防检查站是个港口检查站，属于团级编制，1952年开始建站工作。那时进出这个港口的外国籍货轮不多，直到七十年代，外轮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来自香港的货船也成了每周的定期航班。

我们下到边防检查站后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业务学习，主要是学习我国边防检查的规章制度和执勤守则。授课的领导经常强调：边防检查是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主权的政府机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让我们倍感工作的自豪和工作的责任。

学习结束后，我们被分配到监护连。监护连的工作是在外轮上执勤站岗，检查，清点上下外轮人员的证件，保护外轮船舶和人员的安全。

我第一次上外轮执勤是由一名军官检查员带着我们两个新兵蛋的。那次是一艘希腊籍的货轮在港口装货完毕后驶离福州港，按照当时国家的规定，我们边防人员要随船监护，直到公海边的引水锚地。从港口到引水锚地将近30海哩的航程，时间需要约3小时。在随船监护过程中碰到用膳的时间，我们就在外轮上吃。

我人生的第一次西餐就是在这次随船监护工作中紧张完成而且还洋相百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西方的饮食方式大部分国人都不清楚。我虽在广州这样也算开放的城市长到18岁，但也从没吃过西餐，就更别说跟我同一天上外轮执勤的另一个来自福建农村的新兵了。

按照规格待遇，我们随船执勤的边防检查人员在用膳时必须在高级船员餐厅。（外轮上高低级船员等级分得很清）由于着装的需要，我们吃饭时腰间的武装带不能卸（因为别着手枪）

那时我们对西餐的认识仅仅只是吃面包那么简单，当船上的外国籍服务生把第一道汤递过来时，我们就边喝汤边吃摆在餐桌上沾了牛油的面包，一片，两片，三片。。。。。。直到觉得肚子饱了才停手。这时服务生就端来一碟肉粒炒饭和两只煎鸡蛋，

虽然我们的肚子有些饱，但为了不造成浪费，又三下五除二地把它吃个干净。（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餐具放下，服务生又摆上来一大块烤鸡腿，看着这烤得脆红脆红的鸡腿，真是馋人眼。可是，可是现在肚子确实涨得饱饱的了。不吃吧，又舍不得，毕竟那年代在中国能吃上鸡也不容易啊。

就在我眼睛对着盘子里的鸡腿发愣，后悔刚才为什么吞吃那么多片面包，为什么又吃了满满的一蹀炒饭时，我旁边的那位福建籍战友因吃得满头大汗，随手把餐刀往桌面一搁，拿起餐巾正要擦汗时，站在我们餐桌旁边的服务生见状以为他不吃，上前就把那盘烤鸡腿端走了。

这位战友急了，但又不会说英语，还是连声用中国话说：哎。。。我还没吃完啊。。。。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他把餐刀直接丢在盘子中央而不是搁在盘子的两边，服务生是看餐具的摆放而不是看你的肚子来决定收盘子的。

我这生平中首次品尝的西餐，吃得非常非常的饱，最后还上了水果，糖水。。。自那以后才知道原来西餐不光是吃面包的！！

四）清明扫墓祭英烈

新入伍的第一个清明节到了。连队吃完早饭，指导员宣布上午全连指战员去扫墓拜祭烈士。我班上的一位山东籍的农村战士马上拿起一把扫把，我问他拿扫把干什么？他答：扫墓啊！我听了扑哧的笑出声来，怎么去扫墓还扛扫把呀？

当时觉得好笑，是因为我少年时代在广州读书，每到清明节学校组织我们去烈士陵园扫墓，我们都是手拿鲜花去的，从没有拿过扫把啊！细问他才知道，他每年都随父母到村外的山坟拜祭先人，都需要带扫把扫坟的。看来城乡对清明祭墓的做法不太相同啊！

 

队伍出发前，指导员向我们讲叙了发生在本边防检查站的一个烈士的真实事迹。那是在1965年5月，上级分派了几位大学生来到部队实习锻炼。临走前组织了一次手榴弹实弹训练。在实施过程中，一位大学生紧张的要命，拉断手榴弹引线后看着手上吱吱着响的手榴弹不知所措，站在远处的指挥员大声对他喊叫：快！快仍出去！然而这名大学生像懵了似的，只是把手举的高高，手里还紧紧捏着手榴弹不放。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旁边组织军事训练的福州边防检查站的谢长富参谋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把这名大学生推倒在地，然后把自己的身体紧紧地压在手榴弹上。随着手榴弹的一声巨响。。。。那位大学生安然无恙，谢参谋却壮烈牺牲了，只留下了在老家湖南刚刚怀了孕的妻子。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谢参谋的壮举感动的泣不成声。

事后，谢参谋被授予烈士光荣称号，而组织那次训练的领导受到了降级处分。

发生在自己部队真实的事迹很激励我们。怀着对前辈英烈崇敬的心情，我们全连战士来到烈士墓前庄重的敬了军礼，献上了鲜花并且把墓前周围打扫的干干净净。

 

部队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谢参谋，每月寄抚养金给他亲属。18年后，谢参谋牺牲后出生的女儿长大了，部队主动派人前去湖南，把这个烈士的女儿应招入伍。充分体现了部队对烈士军属的亲切关怀。

当年我们广州边检站外宾组的女检查官

五）漂亮的女兵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福州边防检查站可是男子汉的一统天下。站部卫生所只有一名军医和一名男卫生员，我们到站后的当年这名男卫生员也退伍了。

这时军区派两位女新兵来当卫生员。一位姓周，一位姓黄。听说姓周的那位还是老红军的女儿。这两女兵都是16.17岁，都是如花似玉的身段和相貌，漂亮的很。再加上她们穿了崭新的军装，鲜红的领章映照在白皙的脸庞上衬托着北方女孩特有的红晕，更显得英姿飒爽。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姓黄的那位女兵更漂亮些。

 这两个女卫生员一来，原本冷冷清清的卫生所变的门庭若市起来，许多人有病没病都去卫生所转转，为的是瞧瞧这倆美丽的女战士。有一次，监护连一位战士发烧感冒了好几天，两位女卫生员背着药箱轮流到连队发药，又是把病号饭送到床前，羡慕煞我们这些没病的旁人，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病号，感受那特有的女性温柔关怀。

 

但真正让青春涌动起来的还是那些年轻的军官检查员们。七十年代初起，随着外轮进出港口的增多，福州边防检查站也增调了不少年轻的军官检查员。那时调入的条件必须是1.70米以上，五官端正，而且是刚从优秀班长提拔起来的军官。所以年轻帅小伙子不少。一来二去，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暗恋着女兵，女兵也喜欢上自己的心上人。

可是那时部队有明文规定，就是士兵在二年服役期内禁止谈恋爱。这两个女兵也就是当年入伍的新兵，更不可能谈恋爱了。但爱情的魔力是伟大的，爱的吸引力让他们不顾一切偷偷摸摸的进行。

有一晚，那位帅帅的年轻军官约黄姓卫生员着便服外出看电影，没想到放映途中停电，待来电后再放，回到部队营地时熄灯号早已吹响，大门也紧闭了。他们俩只好偷偷的爬墙而入，不料被夜间站岗的哨兵发现当贼而捉住。结果事情闹得很大，连军区机关都知道了。

军队就是令行禁止，部队的条例条令是要坚决执行的。最后这两人被上级棒打鸳鸯，劳燕分飞，男军官被调离边防检查站去军区的留守处工作，两个女卫生员也被调离边防检查站，一年后两个女卫生员服役期满也退了役。

 

现在各个边防检查站已经调配了不少女检查员，有的站还建立了清一色的女子检查中队，成了边防检查事业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昔日的女战友

六） 快乐的炊事兵

入伍后不够三个月。一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说老兵退伍后，站部机关炊事班需要补充新员，并号召我们这批新兵自愿报名，说是考验大家的思想觉悟到了。

我觉得炊事班一定是比较有趣，骨子里也对新鲜事比较好奇冲动。于是散会后马上写了申请书，到连部交给了指导员。

两天后，我和另一个新兵正式调到机关炊事班工作。

机关炊事班一共才5人。两个炊事兵，一个养猪的伺养员，一个班长，一个上士。

班长是69年入伍的兵，湖南籍人，1.63米左右的小个子。上士是70年入伍的兵，河北籍人，约有1.80米的身高。在欢迎我们两位新人到来的班务会上，我一会儿抬头看看上士，一会儿又低头看看班长。

班长觉得我有文化（高中毕业）就让我负责审核登记上士每天从社会市场上买回来的食品，（粮油米面蔬菜等）同时也负责对营级以上军官的随军家属来食堂购买生活用品的过秤和登记。

到了食堂仓库，看到大小两把杆称我就干瞪眼了，秤杆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符号，我却分不清哪是斤哪是两。还有一台座地的磅秤，上面有三个大小不一的磅砣，也分不清它所标示的重量。高中课本没学过，老师也没教过。

就在我的高中毕业生的脸面不知往哪搁，班长倒是很耐心的教我怎么使用。两个月后，班长表扬我工作做的很好，账目清楚，没出任何差错，不但让我加入了共青团，在半年工作总结搞初评时，还被评为五好战士。

在工作中，我很佩服河北籍的上士。他做的馒头包子十分好吃，尤其是他用老面做发酵，像鸡蛋大小的面块蒸出来后比拳头还要大，而且松软弹牙。正所谓是近厨得食，每次新鲜蒸出来的馒头和包子，我都拿几个来吃，短短的一两个月，人都长胖了，脸也像个包子。

炊事班长主要工作就是炒菜和做饭，我和另一个炊事兵只能打打下手，做些洗菜，切菜，切肉之事。

炊事班的伙房炉灶是烧煤的，我们俩个炊事兵只负责把煤块添加进去，让火烧的旺旺的。灶台设置有两口大锅，直径有一米多。一口大锅是烧开水和煮饭用，一次便可煮五十多人的饭。另一口大锅是炒菜用的。

说起那个烧煤的大炉灶，每天晚饭做完后，我们炊事兵就添上厚厚的煤把火种盖上，让它慢慢燃烧到翠日清晨。

而我们最怕的就是清晨起来做早餐时发现炉火熄灭了。那时没有鼓风机，炉火熄灭后就必须重新点燃干柴做火种，再把煤块添加进去。要是碰到阴雨天，没干透的木柴怎么也点不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影响了部队的正点开饭时间就是我们炊事班的事故了。

我也碰到过阴冷天炉火半夜熄灭情况，真是手忙脚乱急得团团转，大冷天脑袋也冒汗，恨不得把自己的头发点燃了当火种塞进炉膛里

我每次看到小个子班长炒菜时都暗暗的替他捏一把汗。只见他站在台灶边掂起脚尖，双手握着长长的锅铲木柄，半个身子俯到了大锅的中央，我真担心他左铲铲右铲铲，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掉下去一锅儿熟了。

有时候班长也让我抡几下子，双手挥舞齐腰高的锅铲，确实是要把吃奶的劲儿拿出来才行。

要开饭了。班长和上士把菜按份量分配到一个个碟子里，我和另一个炊事兵站到窗口前，（只有两个售饭的窗口）等听到开饭的铃声响过后，就打开窗板。外面已经站满了机关的干部和战士，还有随军家属以及他们的小孩。

他们买饭是按两计算的，炊事班配给我们有一个二两碗和一个三两碗。一段时间以后，我总觉得每次排我这条队的人都比旁边那条队要多，每天都是我的窗是最后关闭的。

后来有位战友告诉我说你给的饭都比他的多，我才注意看旁边那位炊事兵。原来我卖出的饭无论是二两还是三两，碗里的米饭总是鼓起来像个小山包，而旁边那位炊事兵却是拿饭勺把碗里的米饭再来一次平刮，没有山包了。

我们炊事班食堂外面二十米开外有一座公厕，（那时的营房里是没有厕所的），干部战士包括家属如厕都要经过我们炊事班后院的那条路。

有一天午饭后，我和另一个炊事兵在后院推磨制作豆腐。他推石磨，我在旁边加豆子加水。才做了一会，我看到一名站领导从厕所走了出来，快走到我们跟前时，我对那个炊事兵说站领导来了，于是我们停下工作，面对首长行立正注目礼，首长还对着我们俩面带笑容。就这瞬间，那位炊事兵突然对着这位领导说:首长，吃了没有？这领导突然把脸沉了下来，也不回话就走过去了。

这炊事兵一脸懵逼的对我说:首长没理我。我小声的对他说，首长刚从厕所出来，你怎么能问人家吃了没有？他惊愕的张大了嘴，然后我和他都捧腹大笑，眼泪水都笑出来了。

那时我和他都才刚满18岁，哪懂那么多人情世故的话。

半年后，我从炊事班调回连队上外国船执勤，他还继续在炊事班呆下去。

七）野营拉练

1971年中国大陆发生震惊社会的9.13事件，中央军委发出全军备战的命令。福州边防检查站根据军区的指示，也展开一次野营拉练训练。

全站官兵一百来号人全副武装在副站长的带领下，沿着乡间小道向目的地进发。副站长是经历过三年解放战争的老兵，与国民党军打过仗，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一路上在这位领导的指挥下进行防空，追击，埋伏等战术演练。

 我那时正在炊事班锻炼，战友们扛的是枪，我背的是行军锅，战友们往高地上冲击夺取阵地，我是在低洼处挖灶埋锅点火煮饭。虽然不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但是让战友们吃的好吃的饱是我们后勤保障的责任。

 

晚上我们到达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为了不打扰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宿营在村祠堂里，用稻草铺垫在地上，解开随身携带的背包摊开就是一张床了。

这山村的老百姓知道解放军来了对我们非常的热情，男村民们主动到山上的溪流装满一桶一桶的水拿给我们，有的老百姓还把家里的鸡蛋，蔬菜拿到我们炊事班说要慰问解放军。（部队后来都给了钱他们）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军民鱼水情。

 

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村庄时官兵们分组把村祠堂，村主要道路打扫的干干净净。后勤科长还把夜间训练时不小心踩坏的一些地瓜田折价赔偿给村民。这次野营训练让所有官兵不仅在军事技能上得到提升，在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上也是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

 

这次训练期间还发生一个小趣事。部队在夜间沿着小路行进，官兵们一个跟着一个，队伍约有二百米长。这时走在最前头的副站长发出口令：传参谋上来。

这口令一个一个的往下传，不知道传到哪个战士那里口令内容就变成了：崔孟林上来（一个战士的名字）这样的口令一直传到这个叫崔孟林的战友那里，于是他跑步前进到队伍前头说：报告首长，我来了！副站长楞了喊道谁让你来的。

后来连队开总结会时才弄清楚，原来部队战士来自好几个省份，因一位浙江战士的口音从他那里开始接着传下去的口令就已经改变了内容。

八）抢救受伤的日本海员

 

1973年开春，时年20岁的我已经是有两年兵龄的老兵了。

 

那天晚上，寒风凌厉刺骨。我带着一名刚入伍的新兵来到一艘日本籍的货轮上执勤。那时中国各港口都还没有集装箱，装卸货物都靠一个用粗粗麻绳扎成的网兜，然后用吊机起落。装卸速度非常的慢，滞港的船舶很多，外籍船员意见很大。我站在日本船的扶梯旁监视着整艘船的情况。

 约在凌晨3点左右，忽听到砰的一大沉闷响声，继而听到装卸工人嘈杂的尖叫声，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问题，顺着声音赶快跑步过去。在船货仓前围满了我方的装卸工人。这时一位领班的工人向我报告说有个日本水手掉到船舱底下了。从船的舱面到舱底约有20米高，掉下去可想而知后果。

是被人推了下去？还是他自己失足掉下去？我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救人要紧！我命令那新战士在一旁维持秩序，一面飞快的跑到日本船长的房间，咚！咚！咚地猛敲房门。

船长睡眼松松的打开门，我比手划脚的扼要说了情况，请他马上拉响求救的紧急汽笛。船长一听睡意全无，脸色一下子变得很紧张，拿起对讲机跟大副叽哩瓜啦的说些什么，完后就跟我跑到现场。

我和船长顺着货舱的扶梯爬到那位水手的跟前。只见他双眼紧闭痛苦万分，幸好还有呼吸。我和船长马上命令装卸工人启动吊机，小心翼翼的把伤者从20米处搬上船舱面。

 

就在我们搬吊伤员的同时，货船上一长三短的紧急求救汽笛声划破静静的夜空。边防检查站的值班快艇第一个到达日本船边，紧接着是港务监督的快艇，海关的快艇也先后驶到。我和船长指挥着把伤员抬到边防的值班快艇上，并亲自护送到最近的当地医院抢救。

 

第二天，我得知这个日本水手不但把腿摔断，脾脏也摔破了。人动弹不得，非得在当地的医院住院治疗。抢救手术过程中医院还给这位日本人输入了中国人的血液。

 

这个日本水手受伤的事，也正好给了当年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小小的一个契机。其在日本的妻子和父母知道他受伤后要求前来探望，同时也惊动了日本国内的一些民间团体和媒体都要前来，

但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还没有恢复，按正常外交途径申请来华签证比较困难。后来周恩来总理有一个批示（当时向我们传达过，但具体内容记不清了），过后不久就看到很多日本人前来医院探望那位伤者。

 

接着我们调查出事的原因，得知这位值班的日本水手是自己不慎失足掉下货舱底的。由于我在这次的突发事件中处理得当受到了部队的嘉奖。

1973年7月，站党委推荐我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同年9月被该校录取，成为那个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中的一员。

1974年春节回广州探亲与父母和两个弟弟拍的全家福

九）难堪的醉酒

1977年我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重新回到福州边防检查站被任命为正排级军官检查员。那时整个福州口岸单位没几个懂日本语的人，所以每当出了一些涉及到日本船员的事几乎都让我直接参加处理，在这过程中同时也与不少日本海员交上朋友。

有一次，一艘日本籍货轮入港避台风，我按那时的规定带2名士兵驻船执勤。我登船后先去拜访一下船长，跟他说明我们国家的规定，并要船方保证我们在船上的食宿问题。这艘日本船的船长是一个大胖子，性格很开朗健谈。他马上把管事的船员叫来安排妥当。

 

那几天我们都吃住在日本船上，我们三个边防人员24小时轮流在船上执勤，保卫船舶在中国国内的安全。

 

一天晚上大概在8点多，我正在甲板上巡查。一名日本水手走过来对我说船长请你到餐厅去。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到了高级船员餐厅。进去一看，除了值班的水手外，所有的日本船员都聚集在餐厅里，胖船长坐在长长的椭圆形餐桌的正中央，其他船员规规矩矩的坐在两边。餐桌上摆满了食物和啤酒。

我进去后，胖船长马上站起来，招呼我坐到他左手边的一张专门留给我的空位置上。我出于礼貌先坐了下来，然后问胖船长找我有什么事？船长笑眯眯的跟我说今天是他40岁的生日，邀请我一起来在中国给他庆祝生日。说完给我倒了一杯麒麟啤酒，然后向在场的人员举杯。

现场的气氛马上热闹起来了。那时是1978年，卡拉OK还没进入中国，可是在日本的船上就已经有这种娱乐了。他们放着音乐又唱又跳的又喝的，嗨的不得了。

 

我因为是在船上执勤，穿着军装制服，腰间还配带着手枪，所以不能陪他们又唱又跳的。我就静静的坐着看，胖船长时不时的跟我碰杯喝酒说话。我的酒量真的是不行，原打算就喝一杯啤酒，还要慢慢的喝，结果每次跟胖船长碰杯我都要押一口，胖船长自己喝完斟酒时顺手又给我的杯子斟上一点，弄得我的杯子里的啤酒总是满满的。

过了一会，我感到酒有些上头，于是站起来对船长说：我由于公务在身不能陪你喝酒，祝你生日快乐！我跟胖船长碰了杯，一口气把杯子里的啤酒全喝干净，然后告辞走出餐厅。

 

在回休息的房间经过船甲板，江风迎面吹来，脑袋没有清醒反而更晕乎乎的。我们的休息房间在高级船员生活区，要上几层楼梯。这时真是头重脚轻，走着走着，竟然酒晕在走廊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是更长一段时间，我被一个人摇晃而醒来。原来是一位日本值班水手经过看到坐在地板上的我，便把我扶起来摇醒。

我睁开眼一看，酒晕劲马上清醒了过来，第一意识想到的是武器是否还随身。伸手往自己腰间摸去，枪还在。于是站起身来走回休息房间，进了房间马上检查手枪的子弹数量是不是没少，当确认没有少了以后，自己的心才完全稳定了下来。再回想刚才出现的情况，真是倒抽了一口气。如果出现了问题，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从此以后，每当喝酒的时候，总会在脑海里出现在日本船上发生的这一幕。

十）遭遇炮击

 

大陆停止炮击金门前的某一年的仲夏。

一天我们接到港务监督的电话说：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外轮在进入引水锚地前约十海哩的海面上因偏离航道而搁浅，请求我们引航员前去引航。于是我受命带两名战士协同港监和引航员前去救助。

 

由于外轮搁浅的地方距离当年我们称之为敌占岛（马祖岛）的地方比较近，我们三人在出发前检查了随身携带的枪支和弹药，好像有一种要闯龙潭虎穴的感觉。

下午，我们乘坐港务监督的快艇，连开船的人员在内共9人，从港口到引水锚地开了4个小时。天色已黄昏了，借着落日的余晖，我们举起望远镜，远处看到那艘外轮因搁浅进退两难。 那时正好是退潮时刻，搁起船舶的沙滩隐约可见。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退潮时就算我们上去了也开不动那船，只好等12个小时的涨潮后再前往登船。

 

那一晚，我们就泊在引水锚地附近等候。小快艇在大海摇晃着，海浪有规律地一下一下拍打着船舷，宛如女歌星苏小明唱的那首《军港之夜》那样：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可是今天入睡的不是军人，而是港务监督员这些老百姓，他们很快就呼呼入睡了，可我们边防的三个军人却要轮流值班站岗，保卫着大家的安全，以防水鬼摸上来。（水鬼--是指敌人）幸好当夜平安无事。

 

清晨5点许，太阳从大海的东面冉冉升起，金色柔和的阳光慢慢地把海面照亮。漂泊在大海中看太阳，觉得太阳是那样的和蔼，是那样的亲近，简直就是触手可及一样。尤其是被那初升的缕缕阳光照射，感到的是多么温馨，多么的写意。难怪很多诗人总在大海上找到创作的灵感，也总喜欢把太阳写进大海的诗篇之中。

 

通过望远镜，我们看到搁浅的外轮慢慢浮起。是时候登船了。港监船老大发动机器，水手们捞起船锚，不一会儿快艇像箭一样飞驶过去。就在我们快要接近外轮的当头，忽然头顶上听到嗖的一声，紧接着砰！在离我们快艇前方约1000米的海面上升起了一股巨大冲天的水柱，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又一股巨大冲天的水柱掀起来。

我们意识到是对面敌占岛上发射过来的炮弹，紧张的拔出枪注视着前方的动静，时刻准备战斗，快艇也嘎然停止了前进。两声炮响后海面上一切又变得平静起来。显然是对方发出勿靠近的警告，原来我们的快艇在浩瀚的大海中也不知不觉地驶近对方控制的水域。虽然炮口不是直接对准我们，但确实也吓了我们一跳。

 

当我们登上那艘外轮把它引航进大陆的水域后，我那颗突忐不安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十一） 大学生要多锻炼

 

1977年3月我大学毕业回到福州边防检查站报到，是站里屈指可数的大学毕业生。站领导说你这个大学生要下连队锻炼锻炼。于是一纸命令到连队当排长，跟监护连的战士们摸爬滚打了8个月。

那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对我这个出生在广州，大学在北京，见过大世面的排长非常尊重。尤其是我们排的士兵觉得有个大学生当他们的排长感到自豪。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战士去洗衣服的时候把我的脏军衣也要拿去洗，我马上制止并对他说我们官兵是平等的，不需要为我做这些事情。后来我调回机关工作，这个战士在退伍时还特意到机关找我表达敬意。

 

 我回机关检查科工作没多久，边检站决定在外面十多公里的地方开办了一个农场，种植水稻，蔬菜兼养家猪，以改善和提高部队官兵的生活。除了一个干部专职当场长外，机关干部和连队战士每三个月各派一人轮换去农场锻炼。

农场刚建立，站领导又说大学生要先去锻炼，点名机关干部我要第一个到农场。（到现在我都还不明白这个领导是对大学生有偏见还是想培养我进步）

 

初搭建的农场非常的简陋，除了看见一大片的水稻田，菜地，猪圈外，还有两小间都是泥砖草棚搭起的房子。住房里连床架都没有，稻草一大堆，几张草席就铺在上面，可以说晚上就是席地而睡。

白天我们到田里干活，插秧，除草，施肥，晚上回来自煮自吃，没有了在军营里的那种紧张约束，大家说说笑笑倒也过得十分写意，颇有点像陶渊明笔下的田园风光生活。

 

一天晚上，福州又遭袭台风伴随着大雨。我们几个人躺在地铺上聊天。当时我们的头朝向路边，大雨滴哒下来接触到地面的声音特别的响，于是我建议大家换转个方向睡。

真没想到我的建议救了大家一命。半夜时分，暴雨加狂风把我们住房的墙给推倒，一阵阵狂风把我们几人从梦中惊吹醒，睁眼一看，我的天啊！刚好倒墙的位置就是原先我们一直头朝睡的地方，一块块的大泥砖堆成个小土包，连屋樑的大木柱也掉砸在这个地方。

惊魂过后赶紧换到另一房间（场长办公室）。农场长说要是把你这个大学生砸了我们没法跟站领导交待。

我调侃说我们几个要是这样光荣了算不算是烈士？另一个战士问我是不是会算命让大家逃过一劫。哈哈！

十二）伊斯兰葬礼

 

1979的夏天，天气十分的闷热，有经验的沿海地区的人都知道台风就要来临了。这天我们接到港务部门的报告，有一艘巴拿马籍的货轮临时要转航到我们这个港口。这艘货轮原本是到其它国家去的，但在公海航行途中有一位印度尼西亚籍的水手突然患病，船上的医生医治不了，请求送往最近的港口治疗。而我们这个港口是距离他们航程最近的一个。

 

接到港务监督的报告后，边检站领导就派我带领二位士兵会合国境卫生检疫人员一同前往引水锚地。就在我们航行途中，又得到消息：那名印尼籍水手已经病故，外轮继续驶往我港口。我们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感觉到事情变得复杂了。那时候我们对病疫了解不多，整个社会也不像现在那样随时启动卫生保护机制。我们只是考虑这水手是否得了霍乱，出发前仅仅是发了个口罩给我们。

 

在引水锚地等了约一个小时，肉眼的大海尽头看见了这艘货轮越来越清晰，我们的心就像台风逼近那样也越来越沉重。我们的快艇慢慢停靠在巨轮旁，两名国境卫生检疫官顺着绳梯首先登船。

大概在半个小时后，一位检疫官回来跟我们证实那水手已经死亡，至于是因什么病而死现在也不清楚，他们只是做了简单的消毒工作。听后我们几个单位的人在一起研究要不要登船。引航员说不登，因为这艘船不会再驶进港口，所以没有他什么事了。海关和港务监督的人说他们上去办个手续就可以马上下来。只有我们边防人员必须要驻扎在外轮上。

就这样，海关，港务监督和我们边防检查人员相继登船办理船舶进港手续。手续办完后，只留下我们边防三人驻守在船上。

 

说得也巧，那位病故水手的房间就在我们监护船舷扶梯的旁边不远。水手的遗体还放在他自己的房间内，只是用块白布遮盖着。我们来回巡视都要经过这窗户，每次走到那里,总看到那里面真真实实的睡着一个长眠不醒,而且是不知病因的暴亡者，不免心里都有些恐惧。每次一靠近那房间,我们都很自然的用手把口罩再捂紧一点。

 

两天过去了,上船来了解情况的港口各单位官员不少，随着天气的更加闷热，遗体久放在船上也不行，船长提出按照伊斯兰的风俗习惯就地安葬的意见。那时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火葬的制度，土葬的意见有勃于国家的政策。所以当地政府也做不了主，请示意见层层上报，最后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部门的同意批准。当地政府就选择远离港区的一个山地作为安葬地。

遗体运下船时,那些印度尼西亚籍海员在货船甲板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伊斯兰教分别的仪式后把他送下货船。目送着棺木经过我们的岗位,心里总不免有些惆怅，这个印尼籍的船员为了国际海运事业,也为了自己的养家糊口,今天竟然客死他乡,连亲人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确是他一生的悲哀。所幸的是中国政府能够按照他们家乡的风俗习惯送走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也可以说是死而无憾了吧!

 

货船要继续他们的航程，在我们撤离该船时，船长和大副亲自到舷梯口亲自跟我一一握手致谢道别。

十三）军人的爱情

 

本来这话题跟工作无关，但最近我听到一首歌唱军人妻子的歌曲，很受感触：

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

有过多少叹息，也有多少挺立

长夜的那串泪滴我怎能留给你

有过多少憔悴，也有多少美丽

真正的男儿，你选择了军旅

这些歌词伴着优美的旋律在耳边久久的回荡。虽然在我身边没有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但平凡的家庭生活一样折射出多少军人的普通爱情生活。

 

上世纪中叶，军人是个很崇高的职业，很多年轻漂亮的姑娘都愿意嫁给军人。但那时军队对谈恋爱，婚姻也有严格的要求。我记得当时福州军区有一条规定是已婚军官每年探亲一次，每次一个月，允许家属每年来队探亲一次。而当了军人的妻子后，也是分居两地，这些妻子们在家乡既要上班，还要全身肩负着照顾公婆，抚养教育孩子的重担。

部队还有一条规定是未婚军官每两年探亲一次，每次十五天。这些规定对于那些还没有恋人的未婚军官来说是很苛刻的。大部分的军人都是在远离家乡的异地服役，他们只能每两年回老家用十五天的探亲期间尽快的解决问题。所以那时候很多军人的恋爱过程很短暂，也没多少花前月下的浪漫故事。

 

我的一位浙江战友的恋爱故事就是很典型的那年代的军人恋爱过程。那年他已27岁，部队安排他回家乡探亲。27岁对于男人来说也该是要成家的年龄了。15天的探亲时间，他被安排见过好几个姑娘却都没看上眼的，眼看归队时间一天一天逼近，他的父母也十分着急，这次要是没相中，那就要再等两年才能回来探亲啊！

就在他临归队的前一天晚上，父母又介绍了一个棉纺厂的姑娘让他看。（后来他对我说，那晚灯光太暗，也没认真看）想着明天就要启程回部队了，他就随口说：好吧。

就这样一句好吧，成就了他们一段美满的婚姻。他回部队后，就开始给那姑娘通信，姑娘也寄来了照片。原来这女孩子长得相当的漂亮，他常捧着照片美美地看，也常在我们面前炫耀她的美丽。经过将近一年的鸿雁书信，他们决定在部队举行婚礼。

 

那一晚，我们帮他把部队的会议室布置一番，在墙上贴上大红喜字，圆桌上撒满喜糖和水果。在部队首长的主持下，这个茶话会式的婚礼虽然简单但开得也很热闹。新郎新娘胸前佩戴红花，毕恭毕敬的站在会议室中央面对着首长和战友的我们，毕竟他们才是第二次见面，互相都感到很陌生。漂亮的新娘子更显缅典，新郎官说话也磕磕巴巴，老把眼睛的余光瞄向即将成为他妻子的她。

 

婚礼的高潮发生在最后。当时我们起哄要新郎新娘合唱一首歌。那年代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歌曲唱，无非就是些老生常调的革命歌曲。新郎扭捏了一会，张口就唱起那首在军队内脍炙人口的《说打就打》：说打就打，嘿！说干就干。。。。。刚唱了这两句，就把我们笑得仰翻了脸，新娘脸色更加羞红，而新郎还在傻傻的唱下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参加他婚礼的我们都各奔东西了，但在婚礼上的这段佳话却在部队一年一年地流传了下去。

十四）入院治疗一个月

1980年10月，我回广州探亲后乘坐火车回福州归队。火车到达福州车站已是晚上，边检站离火车站也有将近30公里，当晚我就住宿在一个战友的家里。

谁想到清晨时分突然肚子大疼起来，还伴随着不停的呕吐。那位战友马上给边检站打电话，半个小时后，站里的小车和军医来到，初步诊断是急性阑尾炎。于是立刻把我送去福建省军区110医院。

到了医院，外科主任接诊后说马上安排手术。我看那位主任年纪比较大（迷信老军医吧）心里的不安稍微放下。

当把我放到手术床，护士做完术前准备后，和外科主任一起进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实习军医。只听得主任对他说：你开始吧。

我一听就觉得完了，这次我要被实习了。打了麻药后，迷迷糊糊的知道这实习军医在下刀捣鼓。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的腹部皮肤开始有痛感，知道麻药劲也快要过了。

越来越痛，我禁不住叫出声来，突然冒出话说：好疼，不要做了！

只听得主任对实习医生说快点，然后又对我说快好了在缝针。

那几十秒是咬着牙齿挺过来的。

手术结束后，护士竟然把我推去了全住地方病人的大病房。这些地方病人很多都有家属亲人陪护，他们见我就一个人冷冷清清的躺在病床上，都主动上来嘘寒问暖，好让我感动。

我今天仍然记得一个年轻的女孩，是陪护住院的父亲。她每次从家里拿营养汤水给他父亲，都顺带给我一碗。真的要谢谢这位不知姓名也素不相识的福州女孩。

两天后，护士把我转去两人间的军人病房。跟我同病房的是坦克团的一个指导员，是个山东籍的胖小伙。我俩同一病房却一见如故，他特别喜欢喝酒。

住院哪能喝酒，医生护士也不准呀。可每次等晚上护士查房后，他就把酒从床底下拿出来，也不知道他住院了能从什么地方搞到酒，每天晚上都拉上我陪他就着花生米偷偷喝两杯。

结果有一晚被护士杀个回马枪，把他的酒给没收了，小护士还把我俩给剋了一顿，威胁说要报告科室主任。两天后，这坦克兵出院了。

再说那个给我主刀的实习军医，原来是一位海军卫生员刚提拔做军医的，派到这家陆军医院实习。

没想到这实习军医正在自学日语，知道我懂日本语后，每天他下班后就来我病房让我教他日语。

按理说阑尾炎手术前后也就一星期可以出院了。

我对他说这么几天我也教不了你多少。那时边检站干部少外轮进港多，站领导巴不得我能尽快出院回到工作岗位。

结果这实习医生老兄竟然把电话打到我部队说我腹腔还有问题，需要继续住院观察，愣是把我多留了一个月。

1982年夏天我爱人来部队探亲

十五）群众的警觉

1979年初，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了。虽然我们部队远离硝烟的战场，但那里毕竟也是祖国的前线之地。我们每天听着军委的战报，关注着前方战场的消息。

开战的第一天，一艘日本籍货轮进港，日本船长特意在进口联检时备了酒水与我们祝捷。我记得他很激动地对我说：打得好！问其原因，却是说有一次该船到了越南胡志明港口时，当地的小偷光顾了该船，令船员损失很大，所以对那国家产生了厌恶情绪。看来以前我们常说的国家形象真的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中都能体现出来。

 

福州边防检查站所处的位置是个交通枢纽，附近有一个铁路的火车站。中越战事开始不久，很多坦克车和战炮车被装上火车，停靠在这火车站等待转运。我们晚饭后外出散步，也常跟那些坦克兵和炮兵们打招呼，鼓励他们狠狠地打。

 

有一天，我们接到当地群众的报告说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于是部队领导派出3名做群众工作的军官前去了解。福建地处前线，群众的警觉性都比较高，每当从台湾海峡对面上空飘过来的宣传汽球落下来，老百姓拾获后都原封不动的交给我们边防检查站。

那时的这些宣传汽球除了飘过来一些宣传单外，还有一些罐头，饼干之类的食品。虽然当时大陆的物资还不丰富，很多日常生活用品都还要凭票供应，但当地的群众仍不为所动。

我们三名军官根据群众的指引来到火车站，在一个小树林中的确发现一个中年男子鬼鬼祟祟地向我坦克车方向观望，手里还不时比划着什么。

于是三个军官带领群众包抄跑过去。这人见状马上撒腿就跑。但哪能跑得过我们的军官和当地的老百姓，不一会就乖乖束手就擒。

我们在这人的身上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和记录本。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是为对海服务的人。

十六）照片的风波

 

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进出我国的外籍货轮也逐渐多了起来。那时我们感觉到每一艘外轮上有来自很多不同国籍的船员。

例如挂日本国旗的货轮只有船长,大副,轮机长,电报员这几个重要岗位是日本人以外,其他的船员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当时叫***)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这样给了我们接触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员。

那些年,我正好跟女朋友书信鸿雁来往,不经意中有了收集邮票的爱好，就利用工作方便之机跟各国的船员们交换邮票。现在我的邮票集内还保存着大量那个时候交换得来的外国邮票。看着这些小小张张,五花八门的邮票,尽管对那些国家印在邮票上的历史含意不甚了解,但就凭它那些精美的图案和印刷水平,就足够大饱眼福了。

 

虽说那时我可以跟船员互换邮票,但也是偷偷的进行，因为那时的外事纪律要求甚严，一有不慎就问题出来。果然，后来真的发生了一次互换照片的风波。

 

那是一艘***的货轮，这艘货轮一个月内第二次进入我港口。我循例检查船员的房间，在一个船员房间的抽屉中发现了一张我们监护连一位战士穿着军服的照片，于是马上把这情况报告了领导。

那时我国跟***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能称她为国家只能称她为***.)而且当时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的情报部门对所有到过中国的船员都调查的比较严。所以这张战士的照片引起了边防检查站内部的重视。

 

我们马上找到监护连的那位战士了解情况，得知是这艘船上一次来港时这位战士在执勤中跟那个***船员互相交换了照片，这战士随即也把那张***船员的照片交给了我。这件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只能算作是大家友谊的象征，但那时可不是这样认为的。

 

站领导经过研究,为那位***船员的政治生命考虑,也就是说怕我战士的这张照片会给他回***时造成不便，决定跟他换回我战士的那张照片，于是决定让我一个人去执行这项工作。

我马上跟头头申诉:我不懂说***语言,我只懂国语,广东话和日本语,怎能向那位***船员流利的表达我方的意图呢?又怎样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呢?我提出一定要找个懂英语的同志陪去。

可是那年代，边防检查站真正懂英文的同志也只有一两人，而且都安排出去工作了。领导就派了一位正在本站英语训练班学习的学员跟我去。并指示说以你为主，学员就算是你的翻译。那位学员在路上的时候还很担心地跟我说：我英文也不太行的啊! 我鼓励他:没事的,你把意思说出来就行啦!

 

上到外轮,找到了那位船员。我先用中国话把我们的意图说了一遍。我看到他愣愣的看着我不知所措。然后那位学员边用手比划，边用那刚组成又磕磕巴巴憋足的英语说了一遍。那船员像是大致听懂了，从自己桌子的抽屉中把我战士的照片拿了出来交给我，我也把他的那张照片还了给他。

 

完事后我跟那学员因为完成了任务相互会意的笑了笑，可那船员还是傻傻地站着，一脸的茫然。

十七）擅自宣布处罚决定

 

在那些年,我亲自参与处理外国籍船员违规事件很多，但都是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去执行的。只有一次是自己擅自作出处罚决定，这件事至今还记忆忧新。

 

有一天，我们做群众工作的同志得到港区群众的反映，说一名日本籍船员上午在码头内调戏我一名女装卸工。情况报告到边防检查站，这可是件大这事情。那时福州边防检查站只有我们两个专门学日本语的大学毕业生。站领导让我登船找那位日本船员了解情况。

下午我登上日本船，翻阅我边防执勤战士的<外轮船员上下船舶记录本>，查看该船员的登陆和回船的时间，证实了这段时间正好与群众反映的一致。然后我去到这船员的房间找到了他。

 

这是一个年约40岁的日本人，在船上的职务是二车。此人长得矮矮瘦瘦，活像我国电影中出现的日本鬼子一样长得猥亵，看上去就不怎么舒服。他毕恭毕敬的让我坐下，两只迷惑的眼珠不时的打量着我。

我看他那么紧张，就先从拉家常开始，慢慢的他的情绪缓和了下来。我见时机一到，突然问他今天上午登陆上岸的事。他愣了一下，忽然恍然大悟似的说起那件事：上午登陆，离开船舶顺着码头而走。忽看见一位码头女装卸工人随地而坐，而且还是坐在自己的安全帽上。于是觉得不雅，就上前去拍了一下她的脸。

他说的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相符。我于是严厉地对他说：你的举止是一种没礼貌地行为，我代表中国政府对你这种无礼貌的行为表示抗议！今后请尊重我们中国的妇女，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日本船员听后连忙站起来,对着我连续的鞠躬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本来这件事到此就可以结束的了，可偏偏边防检查站的一位领导觉得不解气，决定让我再找船长，让他好好管教自己的船员。没法！晚上我乘上边检摩托艇第二次登上该日本船，来到船长的房间寒暄过后把那位船员的事告诉了他，并提醒船长好好管教自己的船员。

船长本来就不知道这件事，一听就火冒三丈起来，马上呼那名船员过来大训了一顿。这船员木纳地站着听船长训话，脸部肌肉在收缩，两腿在颤抖，突然他对船长说：我没摸她的脸，只是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在火头上的船长听了自己船员的辩解，继而转过来对我说：你们中国就是大惊小怪，有一次我们在秦皇岛港向一名中国妇女问路，也受到了指责。

我一听也就火了。（那时我也就二十六岁年轻人火气也一样大）秦皇岛的事我不清楚，不说。这次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下午那船员还当面跟我道歉，现在就赖帐不承认!我当时也不知道被一种什么情绪牵引，（也许是民族情绪吧）突然跟船长宣布：从现在开始禁止这位船员登陆上岸! 宣布完我就拂袖而去。

 

要知道禁止登陆对船员是很大的处罚，他们常年漂泊在大海上，到了陆地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亲切。不能登陆，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受。当时我也顾不上考虑这些了，我宣布完后直接来到船梯口边防执勤哨位，要哨兵把禁止那位船员登陆的命令写进交接班执勤本内。

 

在回边防检查站的路上，江风阵阵扑面，自己的情绪也慢慢平静了下来。隐约觉得刚才自己擅自作出的决定有点冲动，也违反工作程序的原则，心里也不免有些担心受批评，回到单位后马上向领导汇报所发生的一切。

领导听完汇报后考虑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你没经组织同意就对外宣布了处罚决定，从外事纪律来说问题是严重的。但你能当机立断作出正确的决定，也是对的！

呵呵，模棱两可的批评。

十八）查走私

 

1980年以后，中国的航运事业开始蓬勃发展。很多沿海地区的省份都纷纷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福建省也不例外。这个省的航运公司成立了一个外海大队的远洋船队，那时能驾驶5千吨以上货轮的船长不多，我记得这个外海大队有一个广东籍的人担任总船长的职位，专门训练跑远洋的船长。

这省的外海大队刚起步，船只不多。好像只有3艘吧，其中有一艘是定期航行香港的。也就是第一天离港，第二天到达香港装卸货后，第四天回到福州马尾港。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当远洋船员，一是可以到外面见世面。二是按国家的规定每年可以免税带回几件的大电器商品，为家里添光不少。

这艘船首次启航去香港时，当地政府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每个船员从船长到水手都激动万分。头三个月都比较中规中举，每次出境入境的检查都很配合接受。

 

一天，我们接到情报说这艘从香港驶回的定期航班有不少船员都带有走私物品。这情报来源是十分可靠的。我们马上跟海关方面通了气，决定在入境联合检查中来个大规模的搜查，并共同制定检查方案。

 

第二天，定期航班到达港口。我们按平常一样先派2人上去检查证件，然后把全体船员集中到一个指定的位置。接着近20个边防，海关人员突然登船搜查。这时被集中在一起的一部分船员慌乱起来了，由于被看管住不能走开，眼铮铮地看着上来搜查的边防海关人员。

不过要搜查起来也相当困难，这艘船比较大，光船员房间，杂物房，轮机仓，货舱等加起来也有上百间，而且也比较分散。特别是货舱，轮机仓，锚链仓等部位，高低不平，又黑又脏。

 

那天我是负责带领一个组搜查轮机仓的。我们穿上检查服，手拿着四节电池的手电筒，顺着又高又陡又滑的梯子来到轮机仓。那里面蒸汽发动机声音轰隆隆的作响如雷贯耳，我们互相近距离之间的说话都需要扯大嗓门。

轮机仓内温度很高，估计也有50来度吧，我们几个人在机舱内爬上爬下，不一会儿都汗流浃背，斗大的汗珠顺着帽沿往下滴。我们顺着机舱一个部位一个部位仔细的搜查，不一会儿在工具房里搜出了10块手表。在通往船舵的过道上又搜出了5台录音机。

一路查看着，我眼前出现了十来个堆放在一起的装润滑油的桶。这是些轮机舱很常用的机油桶，但其中一个它油桶盖已被打开，桶身有油污迹，却被放置在这堆新油桶的最里面，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我把它从里面拎出来，里面装着半桶稀稀的润滑油，可是在伶出来时感觉油桶又比较重，我卷起衣袖往里面一捞，摸到了一个封口扎的严严实实的胶袋，拿出来打开一看，哗！好家伙！胶袋内装着一大堆手表，清点了一下，足足有60块之多。当时可把我乐得合不拢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呀，呵呵！由于这次查走私表现突出因此荣立了三等功一次。

 

那次搜查这艘庞大货船的结果是，共搜查出手表180块，录音机20台。照相机15部。但我相信，应该还有一些逃脱出我们的眼睛，没有搜查出来。

立功受奖证书和勋章

十九）调研工作的技巧

 

港口边检人员面临着各式各样思想的国际海员，在当时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必然会有某些国外境外机构利用国际海员出入我国各港口的便利条件收集刺探我当地的军政情况。因此各边防检查站都赋有一项特殊的工作，通过与国际海员的接触，了解该船上的人员思想动态，从而掌握他们的政治立场，以防止敌特破坏，这项工作在我们内部称之为调查研究。

 1978年某天，我接受领导的指示要了解一艘到港的巴拿马籍的船舶中的大副，这大副是香港籍人。

我在接受领导交代的任务后先查阅了香港地区的地图，初步熟悉香港的地理，主要街道名称等资料。然后按照领导的指示找到该船的大副，在闲谈的过程中我故意把话题引到香港的区街，开始跟他提到几个比较出名的街道，电影院，百货公司，然后又说了几个不太出名的街道名称。这个大副很惊讶的问我是不是去过香港，我只淡淡的一笑。大副有些恐慌，以为我们早已知道他的历史，左顾右盼的小声对我说他跑船前曾经在香港当过警察，至此使我们掌握了他的历史情况并通报了各边防检查站。

做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仅需要知识和分析能力，也需要细腻的观察能力和交心沟通能力。记得1979年1月，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公告发表，站领导就让我们检查科的干部上外轮收集各国海员对此的反应。我当时的任务是上日本船。

 

下午同志们回到办公室汇报收集回来的情况，我就汇报了日本船员的反应。一位刚升任副科长的同志在会上说某船上的香港籍电报员根本不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听到这话，我感到很奇怪，就多了一句嘴说这个香港船员我之前接触过，感觉他还是比较健谈的。

这时主持会议的站长马上让我上船找这位船员了解一下他为什么不愿意谈中美建交之事。一哥亲自交代的任务没法推脱，只好上船找到这位电报员，先是跟他拉家常，等他紧张的情形缓和下来后，我才提起中美建交的事。

谁想到一提起这事，他气不打一处来，马上跟我抱怨说：今天上午来了一个边防官，一进来就问我对中美建交有什么看法，那口气就像审问犯人一样，我都没理他。我听了心里暗自吃惊，我们的新任科领导怎么水平这么的差，原来把船员当成是自己的下级，他是要听汇报呀？

这时我也比较尴尬的对这个电报员表示歉意，然后大家回归畅谈中美建交的话题。

二十）日语老师

 

1981年10月的一天下午。站领导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拿出一纸调令书给我看。调令是北京武警总部边防局亲自下达的。内容是暂调我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工作，时间6个月。

对于这种借调，我在站里工作也有过。其中一次的是在半夜副站长把我喊醒，说省公安厅一处（现在是国家安全厅）要借调我去工作一段时间，协助他们破一个敌特案件。过去的那些借调都是口头通知，这次是北京总局亲自下的借调命令，而且还要马上出发前往学校报到。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说是位于山西省夏县，但校址离县城还有30来公里，在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据说学校是在一家下马的兵工厂原址上建成的。1981年9月是第一批学员入学，处于边开学边建设的阶段，校舍也很简陋。我到了学校报到也只能安排住在招待所里。

 

来了学校才知道这所武警部队学校属正师级编制（学制三年为大专）直属北京武警部队总部管理。当时学校只有三个系：边防系，内卫系，消防系。第一批学员都是来自基层的战士。边防系除了专业课外，还设置了英语，日语，越南语三个语种课程。

 

当时该校的日语老师是一群刚刚从长春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学生，（该学校属中专）年龄还没有战士学员大，而且既没有部队的生活经历，也没有教学经验，在教堂上面对着那些战士学员的提问常常惊慌失措，胜任不了日语教员的工作。

鉴于此，北京武警总部边防局才把我临时借调到这里，一是担任授课老师的教学工作，二是培训这些小毛孩教员，肩负着两个重任。凭着这几年在福州边检站的工作经历，我面对这些战士学员非常的得心应手，除了讲授日语课程外，还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述自己在边检工作中遇到的事。学员们听的如痴如醉，用现在的流行话说就是纷纷点赞。两年后我调到广州边检站时，从武警部队学校毕业分配到该站的学生还认得出我。

 

到我6个月工作结束前，边防系领导打报告给校领导强烈要求把我留下。一位副校长和教育训练部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如果借调期满愿意继续留校当老师，给我开出的条件是：马上跃级提升为副营级（我当时是副连级，按军官服役条例，从副连级到副营级中间还有正连级），家属如果需要随军马上办理。哈哈，那是招揽留用人才啊。但我还是喜欢南方的生活。

 告别武警部队学校又回到福州边防检查站，也许站领导也知道我在武警学校的表现，马上让我接手李国金老师正在教的日语培训班的尾段课程。紧接着站党委又决定再办一年为期的日语训练班，除了部分干部参加外，让我直接在监护连中挑选战士学员。这一期学员除了福州站的干警外，还有来自厦门，温州，宁波站的战士。

 日语训练班的详细情况就不多说了，除了日语教学外，我还带他们到福建师范大学与日语系的大学生进行交流。很欣慰的是我们这些短期训练班的学员没有辜负我的教学心血，在口语对话上比他们那些本科大学生还要流利。这些日语班的学员学业完成后都分赴福建省的各边防检查站成了业务骨干，有不少人后来还当了站长政委。

 

从81年10月～83年9月我调离福州边防检查站这段时间，我基本都没再上过外轮，但福州边防检查站的所有官兵时至今日的聚会见面都亲切的称呼我为刘老师。

二十一）外交官签证

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来中国旅游探亲公务的人员越来越多，原开放的口岸已经远远不适应。于是国家陆续批准开放了很多沿海城市的口岸。边防检查站也随之扩编，那时的边防检查站划归武警部队建制，人员还是从每年的兵役制中招入。

为及时开展工作，总部决定从原有的边防检查站中抽调一些业务骨干到新建的边防检查站工作。哪怕是跨省调动，只需武警省总队开具行政调函和组织关系证明就马上前往报到，无需转移户籍。

我就是在这段时间从港口的福州边防检查站调到陆地旅客口岸的广州边防检查站工作。而且在那里干了7年，直到转业地方。

 

广州是内地前往香港的主要口岸之一。广州边防检查站担负着来往香港直通列车的边防检查任务。刚开通时每天进出境的旅客有二千多人。以后每年增加交通运输工具的班次，旅客的人数也随之增多，最高峰时可达近万。

 

那时候，虽说我们在边防检查战线也干了多年，但是面对一下子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显得很不适应。再加上当时国家的有关政策跟不上国际惯例，领导机关思想僵化，技术手段也相对落后。我们每天面对几千名入出境的旅客，对他们所持的护照，证件，签证等出现的问题也是忙于奔命的请示处理。

 

1985年 一个周末的傍晚，从香港入境的最后一班交通运输工具到达口岸。上千名旅客鱼贯式的进入检查大厅依次排队接受证件检查。那时我是业务参谋，正随办公室主任在口岸现场值班。（办公室主任一职相当于团参谋长）

业务科报告发现非洲X国一名外交官所持我国外交签证已经过期，请示如何处理。我拿过护照查看，这是位X国驻北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是一位长得高高瘦瘦的黑人，一周前到香港，现从香港返回，签证刚好过期2天。这名外交官对我们说，他买好了当天晚上去北京的航班机票，并把机票出示给我们看。按照我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凡没有持我国签发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都必须补办签证才能出入境。而外交官的签证是由外交部签发的。

我们当时跟他说明了我国的有关规定，并请他稍等待。我马上拿起电话跟省外事办公室联系。那天是周末，上班时间已过，接电话的是省外办的门口值班人员，他回复也要请示有关领导。

 

那个年代我国的通讯很不发达，不像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那么容易找的到人。也许外办的那位领导不知去向，我们在口岸等了约40分钟还没见电话回复。当天口岸的入境旅客逐渐的离去，那位外交官显得很不耐烦了，无论我们怎样解析都不爱听。他扬了扬手中的机票突然冒出一句话：护照我不要了。说完拿起行李就要离去。（他的护照在我们值班室）

这时我们的办公室主任见状也有点恐慌了，他指示我在他的护照上盖蓝色的入境验讫章放行。我提醒这位主任，蓝色验讫章只能处理持普通护照的外籍人士，不适用于持外交签证的人。当时主任还是坚持他的意见，我就执行了。我指示业务科在其护照上加盖蓝色印油的我国入境验讫章后把护照交回给他。这名非洲X国的外交官拿回护照，也没细看就走了。

 

大约在十多天之后，我们接到北京总部的一份传真，要求我们把当天发生的事情详细的汇报过去。原来这位外交官回到北京后发现我们在他护照上盖的验讫章是蓝色，而以前的都是红色，感到很奇怪。于是该国大使馆向我国外交部询问原因。

我们把当天发生的事写成文字报告寄给上级。二星期后，上级发通报批评我们在处理这事中存在不当的问题。

话说我们给上级部门写情况报告，我是业务参谋，也是当事人之一，报告的起草初稿是由我执笔的。我按写报告的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处理结果。）实事求是的写了出来，其中有一句是：当时边防检查站值班领导办公室主任XXX决定盖蓝色验迄章放行。初稿写好后先呈那位办公室主任审阅。

只见这位主任很认真，很仔细地看着，忽然他皱起了眉头，然后大笔一挥把办公室主任XXX这一句删掉。文字改为：当时边防检查站值班领导和值班参谋XXX决定。。。。。

初稿回到我手后，我也暗自吃惊。我一个小小的参谋哪有权利作出这么重要的处理决定啊。既然他是我顶头上司，我也没办法，黑锅要我背也没办法啦，唯有忍气吞声好了。

钢笔字的文稿打成印刷稿后再呈这位主任过目，批示是：情况属事，请站领导审阅。因为要盖边防检查站的大印，还需要过站领导这一关。岂料我把报告送给主管站领导审批时，站领导就不买帐了。他说值班领导是谁啊？是站长还是政委呢？该是谁就写谁的名字！这位站领导又大笔一挥，在值班领导的后面还是加上办公室主任XXX。然后批示：打印上报！

按工作程序我让打字员更改后盖上边防检查站的大印后便交由通讯员寄出。由于此份报告机关各部门都有发送，自然我们办公室主任的桌面也有一份。他好几天对着我的脸色都很不好。我想他是以为我擅自把他的名字又写了上去了。

其实这件事，上级也没过多的追究责任，只是发通报给各边防检查站要各站吸取工作教训。

二十二）未申报的枪支

1984年的一天，我在家吃午饭，通信员来电话说领导命令你马上到现场值班室，车子已经去接你了。我立刻放下饭碗乘坐军用吉普车前去。到了口岸现场值班室，值班参谋告诉我发现一名从香港入境的旅客带有一支未申报的小口径步枪。站领导要求由我负责介入调查处理。

 

那年代，国家对入出境旅客及交通运输工具的检查都比较严格，但技术检查手段也落后。口岸现场海关只有1台了X光机，只检查随交通运输工具托运的大件行李。每个旅客自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都必须经过海关和边防检查人员的开袋开包检查。那支小口径步枪就是在一个香港旅客随车托运的行李中过X光机时被发现的。海关在发现了枪支后，根据各自的工作原则，把这件事移交给我们边防检查站处理。

 

我来到被扣留着的这位香港旅客面前打量了一下，是个长的高高胖胖，戴着宽宽黑边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见他脸色灰白神情十分紧张。在他身旁有一个长长窄窄的纸箱。我们打开纸箱，里面的确是一支运动型的小口径步枪。我把枪支拿出来端详着，这位旅客马上跟我说：阿sir，我也不知道这里装的是枪啊！我查看他的行李牌，这牌号码跟贴在纸箱上的号码是一致的，可以肯定这行李就是这位旅客的。

 

我把这位旅客请到工作房间（俗称喝咖啡）让他说明情况。他说自己是香港X公司的董事长，来这个城市洽谈投资办企业的，而且车站外面有国内企业的人来接。他的确不知道这纸箱内装的是枪支，他本来是带产品的样品进来，这些样品都是他公司的秘书小姐直接包装后运到香港红磡火车站办理托运手续。我带着他走到车站外，找到了接他的国内企业的人员，证实了他的确是来洽谈投资生意的。

为不影响他的工作行程，我决定让他写一份情况说明，国内企业也出一份担保证明，暂时扣留了这位旅客的回乡证和枪支，先同意其入境，但要求这位旅客住酒店后把酒店名称和电话告诉我以便联系。同时要求他通知香港公司的秘书尽快到香港口岸托运部门了解情况，并把查清的情况书面传真给我们。

 

第三天上午，我们收到香港公司发来的情况说明传真，并附一份香港口岸托运部门的歉意书。内容是由于他们工作的差错，把香港公司运来国内的样品箱与其他客人运去澳大利亚的小口径运动步枪的箱子贴错了行李标签，致使物品张冠李戴地旅行了一通。现在澳洲那边的运动员也正急着等这支枪进行比赛。

 

我们分析后觉得此情况属实。于是我把那位香港商人传到口岸值班室，通知他允许他出境时把这支搭错交通运输工具的小口径步枪带回香港。可是这位旅客听了连连直摇手说：我不带回香港了，要带回去了，香港移民局还不一样找我麻烦啊！死活都不愿意带回去。

于是我让他写了份申请自愿放弃物品的说明，这支枪就上缴给我们封存了。

二十三） 台湾同胞

1984年底开始中国个别口岸开始有台湾同胞陆陆续续的回大陆探亲，但那时候很多人都是偷偷进来的。所谓的偷偷是说这些人从台湾到香港或到其他国家探亲旅游，然后从那里转道大陆来，因为那时候台湾当局还不允许他们的民众回大陆旅游探亲。

 

那些年，转道回大陆来的台湾同胞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每一个人一踏入阔别几十年的大陆故乡，对家乡眷恋的感情很明显地刻在脸上，不少老人在口岸热泪盈眶，拉着我们的手问长问短，了解祖国大陆的变化。我们也目睹到有的老人在出境时真的是双手捧着一包包故乡的泥土，依依不舍地办理出境手续。

有位台湾退役军官跟我聊天时说，这次他回来看望当年他随国民党军队撤离到台湾时留在家乡的结发妻子，那种几十年前的小夫妻恩恩爱爱的感觉油然而生，历历在目。现在他那在大陆家乡出生的儿子已经是解放军的校官，而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校官。他还风趣地对我说：现在是国共两军和平共处。

  

那时因为是偷偷入大陆，他们要是持台湾当局证件，入境时必须办一张我们签发的《台湾同胞证明书》证件入境，要是持其他国家护照的，我国外的使领馆就为他办一份另纸签证入境。我们的入出境验讫章都不盖在其原持的护照，证件上，目的是不在他们的护照，证件上留有到过中国大陆的痕迹。这一措施也是保护他们的政治安全，让他们回到台湾不受情治单位的盘查。

  

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口岸却发生了一件相当严重的过失，我边防检查有关当事人后来受到了严厉的处分。

（前续） 台湾同胞

一天， 一位持M国护照的台湾老人从香港到达我们口岸。这位老人的身份十分特殊，因为他是当年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XXX的伯父。他把M国护照递给我检查员查验，护照内夹着一张另纸入境签证。

按规定我们在查验无误后就在他的另纸签证上盖入境验讫章后放行的。可当时我们那位检查员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竟然在他的M国护照上盖了我们的入境验讫章。当他盖完章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赶紧向我报告。

这位台湾老人知道情况后急得快晕过去，连声说：我怎么还能回台湾啊！！还不断地指着我们那位检查员发脾气。我们只能劝他息怒，让他先到下榻的酒店住下来，然后等待我们的处理办法。

台湾老人离开后，我们边请示上级边研究处理的办法。1：把在护照盖了验讫章的那页撕下来？不行！这样他的护照就不能再使用。2：用药水把验讫章水印褪掉？也不行！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药水。真是苦思冥想了很久也不得办法。

后来我提出了一个方案（恕不能公开）但条件是必须从我们这个口岸出境。大家反复讨论研究后觉的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于是上报上级部门批准后，由我带领那位当事检查员执行。

 当晚10点，我们两人穿着武警制服来到台湾老人下榻的当地最高级别的酒店（五星级），无暇欣赏酒店富丽堂皇的景色，径直来到他的房间。我首先代表边防检查站对自己工作的失误和对他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并转达了我们的处理意见，然后把他的那本M国护照交还给他。

也许那晚他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隆重接待，心情非常的好。他听了我们的处理意见，沉思了一会儿说：也只能用这个办法了。我们见他接受，心里大舒了一口气。告辞前，他还一再对我说：事情过去了，不要处分当事人。我笑而不答。

 

此事虽然就此结束，但该处分的还是要处分，这就是部队的严明纪律。

二十四）团体签证和免税品

八十年代中，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旅游事业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到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家来旅游的西方游客越来越多，我工作的口岸每天入出境的外国旅游团有二十多个。

为了简化旅游团的入出境手续，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新的政策，凡是三人以上成团的，我国驻外使领馆都签发团体签证一式两份，一份由入境地边防检查站查验后收存，另一份由出境地的边防检查站查验后收存。就是说我国的入出境签证就不需要签在来华旅游的每一个外籍旅客的护照上了。

 

这样简化的手续的确给我们边防检查站在查验时带来很大的方便，验证速度明显加快，大大的缩短了旅客在口岸的停留时间。但也给一些外籍华人回来旅游探亲造成一些不便，我就亲自处理过一例这样的事。

那是一家四口持美国护照的美籍华人家庭。夫妻两人还携带一名13岁的女儿和一名9岁的儿子。我国驻美国领事馆给他们办理了入出境的团体签证。他们在到达我们口岸时，边防检查站查验后就把一份团体签证收存后放行。可是他们在办理海关手续时碰到了麻烦。因为他们还带有几件需要免税的电器商品。

按照当时中国海关的规定，外籍华人回乡探亲，每年每人可享受携带3件免税商品进关，但必须是当年首次入境时办理。这家4口美籍华人由于是持团体签证入境，我们边防检查站按规定不需要把入境验讫章盖在护照上。（只盖在团体签证上）海关人员为防止他们以后第二次入境时再携带享受免税商品，要求他们回到边防检查站在其护照上加盖入境验讫章。

于是他们折回来向我们的检查员要求在护照上加盖入境验讫章。

 

当岗检查员当即向我请示如何处理。根据我国公安部的文件，对持团体签证的旅客在入出境时要求边防在其护照上加盖入出境验讫章作为纪念的，边防检查站可以满足其要求。

当时我是按照这一原则同意给他们在护照上加盖了当天入境验讫章。没想到因其他问题的发生，给这一家旅客在出境时被我边检站拒绝。

（前续）团体签证

过了大概2星期，我也正在现场值班。这一家四口人又从我们这个口岸出境。除了这四人外还有一个持回乡证的上了年纪的香港居民。我们当班检查员在查验他们的另一份团体签证时他们竟不能出示。问其原因，他们说是在入境办完免税商品的海关手续后，那一份团体签证被海关人员收去了，还告诉他们护照上有了边防的入境验讫章就不再需要那份团体签证了。

于是我们的一位检查员带其去找海关人员了解情况，不巧的是那天入境当班的海关官员休息。谁也证明不了那位海关人员收了他们的团体签证。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出境管理法规定，对没有持有效入出境签证的外国人，边防检查站将拒绝其入出境。这时离列车发车时间很近了，他们很着急，在口岸现场大吵大闹。

 

事情汇报到我这里，我走了过去，刚好听到那位9岁的男孩在一旁说了句：fuckchina，我马上向这位男孩的父亲说：你儿子说了句很没礼貌的语言，希望你管教一下他。那位父亲从我们的武警制服的军衔上看见我的衔职最高，他马上训斥了儿子，并希望我能通融一次让他们出境。

我很和蔼地对他说，这是国家的法规，国家边境工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我们也只是个执行者。希望你们到当地的我国入出境管理机关补办出境签证。然后我把地址和路线图写给他们。他又指着身边持回乡证的老人说这是我妈妈，车快开了她年纪又大行动不方便。我对他说：你放心，你妈妈的证件没问题，我会亲自带她上车的。

说到这个份上，他们也只好道谢泱泱离去。随后我拿起这位香港老太太的行李优先办理所有出境手续，亲自把她送到车厢座位，把行李放上行李架，并交待列车员在列车运行途中多照顾这位旅客。

 

第二天，羊城晚报的记者来到我们边防值班室，说是有个美籍华人向他们报社反映边防阻止其出境。我就把国务院，公安部的有关文件拿出来给记者看，并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末了，记者看了看我军装上的胸章号码对我说：昨天这个旅客反映情况时特意说了边检站胸章号xxxxx的那位长官态度很好，见到他代我妈妈谢谢他。记者说原来就是你呀！

 

的确，为旅客排忧解难也是中国边检人员的工作之一，就如本文配图那样，在中国各个口岸边检人员像我这种扶老携幼为旅客服务的事迹多不胜举。

在美国，在香港能见到边境移民官有这么热心为旅客服务的吗？或许就是这位美籍华人感到不可思议而又心存感激的地方吧。

二十五）拒行贿,站好最后一班岗

1990年前后,在广州直通车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中突然持一些不怎么知名的小国护照的人员增多了，特别是有些上个月还是持中国护照在我们口岸出境的人，(包括一些面孔熟悉的经常进出境的人)在下次入境时就已经变成是手持汤加国护照的外国籍旅客了。

鉴于这种异常情况，上级部门指示我们口岸边检站对这些持汤加护照入境的华人在查验其护照签证后人放行，护照先留下送到省有关部门核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核，我们得知这些人都是到了境外花一笔钱购买了类似汤加这些小国家的护照，其本人并没有真正的入其国籍。于是上级部门作出吊销入出境签证，护照发还给其本人的规定。这么一来，原先持这些小国家护照入境的人员因为出入境签证被吊销就不能再出境了。

 

1990年春的一个星期天，一个同在口岸另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的人约我去中国大酒店喝茶。因为大家平时在同一口岸工作，彼此也比较熟悉，我就应允而去了。到了中国大酒店看到除了约我来喝茶的那个人外，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寒暄过后上茶，经介绍后得知，这个我不认识的人是国内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板。这位老板就是以前到了境外后花钱买了一本汤加国护照，结果入境后被吊销了入出境签证了。现在他要急于到香港处理商务，可是没有签证出不了境，原中国护照又放在香港的公司里。于是这老板找到在直通车口岸工作的另一政府部门的朋友，约我出来见面的目的是想让我通融放他出境。

 

席间这个老板借意上洗手间离开，口岸的这个朋友拿出一个信封出来给我，说这是那位老板的一点意思，事成后你可以到他们公司的服装商场，喜欢什么衣服就拿什么衣服。

看着这厚厚的信封，感觉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我把他递过来的信封推回过去，并很明确的告诉他没有有效的入出境签证我是绝对不能放其出境的。说完我就告辞先走了。

也许他们真没想到会碰上我这个用金钱轰不开脑袋的人，低估了我这个干了二十年边防检查事业老兵的思想觉悟。

 

这件事发生在我即将退出部队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前两三个月的时间。在站好最后一班岗上没有辜负20年来部队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没有给边防检查工作丢脸，没有给自己的历史留下不光彩的一页，给自己的军旅生涯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转业离开部队脱下军装当然会依依不舍，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换一个新的环境，在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旅程，迎接更多新的挑战，但我相信只要是金子，去哪都是会发光的。

军旅生涯虽然只有20年，但这段历史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向国旗敬礼！

此照片2018年9月28日拍摄于新疆中哈边境线，转业将近30年了，军礼还是挺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