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边远的地方

君交如水

▲ 远眺现在的隆林县者浪乡者浪村那畔屯

《那个边远的地方》

文 / 张 一 兵

谨以此文，献给曾在广西隆林县者浪公社者浪大队下乡插队的知青们，和在那片土地上，与这些知青结下深厚情谊的乡亲们

目录

前言
一、少年人生的逆转
二、磨难生活的开始
三、纯朴友善的乡亲
四、从不适应到适应
五、知青政策的变化
六、得以传承的情谊
后记

▲ 1972年，知识青年（后排左起）李敏、雷德爱、张尔利和龙传英与生产队要好的小姐妹们一起合影

▲ 2018年9月11日，雷德爱（后排左二）、张尔利（后排左三）、李敏（后排右二）和龙传英（后排右三），在那畔屯与当年房东和要好姐妹的喜悦重逢

前言

今年9月16日，是老伴张尔利下农村插队49周年日。为缅怀和铭记近50年前那段令她魂牵梦萦的岁月，尔利和挚友雷德爱提前就发出邀约，请曾在同一个生产队插队的中学同学李敏和龙传英，于9月11日，一同前往插队的地方，看望当年那些仍然健在的乡亲们。在此之前的不同年份，她们当中或结伴或独自，都曾回去过。而此次是她们首次聚齐同往，实属不易。我作为车夫有幸随往，并有机会目睹了许多感人的情景和场面。

我与尔利相识42年了，这些年来，她时常向我讲述她当年下乡插队那段经历。和她一样，我也曾当过知青。作为同代人，我们相仿的年龄，相同的命运，相似的经历，却演绎出不同的人生故事。他们的这些故事，以及故事后来的延续，虽然朴实无华，却很有感染力，我常为之思绪涌动，终于禁不住有感而发。

尔利幼时随父母支边，从辽宁抚顺来到广西南宁，她那时刚满5岁。平时父母工作较忙，家中有4个孩子，她多与奶奶相处。奶奶源自传统的言传身教，对她童年的成长，有过较大的影响。

南宁现在的天桃小学和二中，多少年来，一直是全市中、小学的佼佼者。这两所学校，曾是尔利当年的母校。因文革期间的串联活动和停课闹革命等原因，初中阶段基本上没念成什么书，虽名义上拿到毕业证，却又适逢上山下乡运动。那个年头，可谓是命运多舛。

文革期间，尔利的父亲在单位的领导岗位上被打倒，定为走资派，三天两头被批斗。父亲受到的政治迫害，对尚在读中学的4个孩子，产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事实上还造成过很不公正的对待。1968年，毛主席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尔利父亲所在单位，对职工子女上山下乡的去向，有过不公正的干预，存在歧视性的区别对待。

当时二中校方根据有关规定，认为尔利年龄尚小，而且其姐姐和哥哥已经下乡插队，不属于必须上山下乡的对象，就考虑让她升学继续念书，并上门征求学生家长的意见。尔利父亲也很赞同学校的建议。但在征求学生父母所在单位意见时，单位革委会有关领导坚决不同意学校的建议，认为尔利属于走资派子女，必须要下乡插队，而且要求送往条件艰苦的边远农村，老老实实接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当时，凡属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女、走资派子女、招工参军政审不合格的学生，通常会被安排到边远贫困的农村去。当然，被分到边远贫困农村去的知青，并不都属于上述三类情形。

就这样，1969年9月16日，尔利告别父母，被送往广西最边远的隆林各族自治县插队，而她那时还不满16岁！不难想见，当时尔利的父母，对自己这个尚未成年，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女儿，不得不去往那个边远的地方，内心会是多么牵肠挂肚和放心不下。

不得不说，现代社会，凡在法规上实行株连无辜的制度，或在社会上对殃及子女命运的行为予以漠视，甚至纵容，都是历史的严重倒退。

▲ 1969年夏天，尔利（后排左二）下乡前，与姐姐、哥哥、妹妹和父母合影

一、少年人生的逆转

1969年9月18日，尔利和二中的13名同学，以及另外两个南宁铁中的学生，被送往广西边远的山区一一隆林各族自治县者浪公社者浪大队，开始他们尚未成年的插青生涯。尔利和雷德爱、李敏、龙传英4位女知青，分在第一生产队（即现在的那畔屯）。该队的村民基本上是壮族，当时大多数村民只会讲壮话，只有少数人才会说类似桂柳话那样的语言，几乎没有人会说普通话。她们4人中，李敏年龄稍大，雷德爱次之，尔利最小。据雷德爱后来说，最初听说要安排她到南宁郊区农村的琅东插队，她嫌离家太近不好玩，便主动要求到更远的农村去。也正是这样的机缘巧合，结成了尔利和她后来的终身情谊。

另外10个二中同学和两个铁中学生，分在其他生产队，其中杨江东、王健、黄念和陈肇荣被分到红星生产队（即现在的那弄屯）；陈柳任、谢瑤华、李旭鲜被分到高峰生产队；周援朝和张蚌京被分到第三生产队；李振宁、王元善、黄任有和梁爵华被分到千金生产队。据说在这批知青中，王健和杨江东的年龄最小，王健刚满15岁，而杨江东还不到14岁。

成行那天，二中革委会领导、工宣队员和老师，在校欢送1969年应届毕业生首批下乡同学，并全体合影留念。

▲ 1969年9月16日，南宁二中1969年应届初中毕业生，第一批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学生合影留念

隆林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的西南边陲，紧邻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境内海拔较高，以中山为主，无平原，地势南部高于北部，自西向东倾斜；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夏无酷热，冬无严寒。所在区域在古时被称为夜郎国，是人们常说的 “ 山高皇帝远 ” 那种地方。

▲ 隆林县在广西地图上所处的位置（箭头处）

隆林是个多民族的自治县，主要居住着苗族、彝族、仡佬族、壮族、汉族5个民族。这里民风纯朴，人民友善，治安良好。

▲ 隆林各族自治县行政区划图

从二中分到边远农村插队的学生，很多都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在填写家庭出身时，很多人会填写 “ 革干 ”。李振宁当时不太明白 “ 革干 ” 的意思，就问他老爸老妈，他们回答说，“ 革干 ” 就是革命干部啊。其实他父母都是学生，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田东人，50年才参加工作，均为基层财务干部，属于很普通的本份人。不过在者浪插队的同学里，确实有老红军、老八路的子女。

李振宁回忆，他下乡的当天，只有三个妹妹来为他送行，最小的妹妹那时还在读小学。父母之所以没有来，一是因为来不了，父亲当时下放到外地农场劳动；二是因为不便来，母亲在单位被批斗，怕影响到儿子的前途。四个均未成年的兄妹含泪作别，内心充满着不舍和酸楚！

▲ 当年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画

▲ 当年到者浪大队插队的部分知青合影

据李敏回忆，1969年9月16日，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她满腔热情，偷拿家里的户口本，报名到最艰苦的农村去。她和二十几个同学带着大红花，坐在卡车上，唱着革命歌曲，来到隆林县者浪公社。他们4个女生被分到者浪大队那畔小队插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欢迎。她感到在农村三年的艰苦生活，其实是对自己意志品质的磨砺，并在艰难困苦中懂得了珍惜。三年的知青生活，她和村民一道插秧，割稻、晒谷、打场、碾米、砍柴、加工米粉，正是这一次次难忘的经历，在她饱尝了人生的艰辛、痛苦和幸福之后，丰满了她人生的羽翼。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已无畏被困难所压倒，这是作为知青的最大收获。

被分在高峰生产队的陈柳任回忆，9月16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49年前的这一天，走上了人生新征程，现回想起，无限感慨！他插队的生产小队，是地处山顶上仅有15户的小村寨。进到村寨，有一种头顶蓝天，脚踩白云的感觉。他当时心凉了一大截，第二天竟然跑到公社吵闹，要求调换生产队。在公社吵闹了两天，自然于事无补，才怏怏不乐回到小队。

那时在隆林农村，很容易找到马骑。有次公社办知青学习班，杨江东因回河北老家时，学会了骑马。那天他骑着马奔跑，威风凛凛，陈柳任看见羡慕极了，于是提出也要骑。当时他对江东说自己不会骑，你可不要赶啊。江东嘴上说，不赶，不赶。等他骑上马后，江东就拿树枝抽打马屁股，马受惊一路奔跑。陈柳任驾驭不住，从马上摔倒在田里。陈柳任怒火万分，回头找到江东，和他从公社办公二楼扭打到楼下。过后，我们两人又在学习班坐到一起。现在想起来，感觉十分好笑。

半年后，与贫下中农分开吃住，陈柳伍和李旭鲜、黄元善到县城买装稻谷的竹娄，买到后准备回小队。这时碰上县城隆中一些较调皮捣蛋的学生，双方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眼看就要打架。他们三人当时人少，背靠背，手拿竹杆，准备应付这些小流氓。因为是赶圩日，也有许多知青慢慢聚拢过来支援我们。一场群殴眼看爆发，好在县里及时出面制止。事后公社书记说，这些小孩调皮，要严管。

李振宁后来还透露一件事，他们十几个知青当时是怎么分到者浪的来龙去脉。邓玉杰当时是隆林知青代表，陪胡老大（隆林县知青办负责人，当时知青都这么称呼他）到南宁二中接收知青。他们一看名单，怎么这批二中学生都这么小啊！大多是53、54年的，还有55年的！家庭出身大多是革干，邓玉杰就对胡老大说，这些学生太小了，还是分到靠近者浪一点的生产队吧，没想到胡老大竟然应允了。邓玉杰也在者浪插队，他所在的生产队离千金生产队大约4里路，所以我们才有缘在一起相识。

▲ 准备奔赴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图片源自网络）

隆林距南宁400多公里，直线距离看似不算很远，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道路交通状况十分落后，从南宁到百色为三级公路，而百色到隆林为四级公路，行走在这样的公路上，平均车速也就二、三十公里每小时。从南宁市去到插队的村子，须耗时两天半。第一天从南宁坐早班车到百色，夜宿百色；次日一大早再坐班车从百色到隆林，夜宿县城；第三天就没有交通工具了，需要步行二十余里，才能走到村里。

十一年前，广西建成从南宁通往百色的高速公路，八年前，广西又建成从百色通往贵州的高速公路，并从隆林经过。现在从南宁驾车前往隆林，可全程走高速，仅需5个小时就可抵达。隆林一一那个曾被视为边远的地方，别的方面暂且不提，仅从道路交通的发展，已今非昔比。

第一生产队座落在半山腰的地方，当时有13户人家，属于穷乡僻壤之地。初来乍到，没有现成的房舍，只能两人一组，安排住在干部家中。李敏和龙传英借住的人家，房东梁顺达是公社武装部部长，其妻熊金定带着4个男孩住在屯里务农。这4个男孩的年龄，都比李敏和龙传英要小，他们都管她俩叫姐。一年多后，他们家又添了个男孩。尔利和雷德爱借住的人家，房东是者浪公社供销社的会计，其妻带着3个女孩住在屯里务农。同样，这户人家的3个女孩也都比尔利和雷德爱要小，故管她俩叫姐。

头一年，她们是免费在村民家吃住的。因那时家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而且借住房东家的子女较多，为不加重房东家的负担，队里把每两人中的一人，分别安排到另外两户人家吃饭。管尔利吃饭的这户人家姓班，家中没有男孩，故为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尔利管班家的女儿叫嫂，那时班嫂还不到30岁，不仅为人善良，还长得很标致。她至今仍健在，今年已满80岁了，看上去还挺精神。尔利她们这次去看望她，大家在聊起过去时，她显得很兴奋，虽然年纪大了，但对许多往事，仍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 张尔利和李敏看望班嫂

二、磨难生活的开始

小小年纪，又是女孩，突然从城市来到山村，无亲无故，对她们几个知青来说，不难想见，会有多么不习惯和不适应。例如：生活方式不习惯、卫生条件不习惯、环境氛围不习惯、语言习俗不适应、农活技能不适应、劳动强度不适应 . . . . . .。虽然困境重重，但她们却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更不敢辱没自己肩负的使命。现在之所以还这样表述，我是想还原历史语境。虽说那一代知识青年，从忠诚的毛主席红卫兵，突然变身为需要被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身上的光环骤然退去，但在这些被文革洗礼过，且又少不更事的年青人身上，或多或少还留存有着浪漫主义色彩和理想主义铅华。

初到农村，尔利不仅不会干任何农活，而且连担水劈柴、生火做饭和缝补织绣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不会。队里没有自来水，需到山下的小河中去担。尔利担水不会换肩，一换肩扁担就会滑落，所以她不敢直腰挺肩担水，只好佝偻着行走，让背部来承受扁担重压，像个驼背人一样，看上去令人忍俊不禁。担水行走还走不稳，水桶摆动大，水容易晃出，担到地方也就剩一半水了。就这看似不算很难的活，尔利楞用了近一个月才完全学会。

雷德爱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照顾老人，会做一些家务，到农村后的适应能力显得较强，所以她经常不厌其烦地教尔利做这做那。在尔利眼里，雷德爱就像个大姐一样，心里对她充满钦佩和感激。两人相处久了，很自然就从普通的同学成为了要好的朋友。

最初感到语言是个问题，村里大多数人只会讲壮话，而尔利却只会讲普通话，壮话她一句听不懂，与人沟通都成了问题。没办法，她平时带着个小本，用普通话发音来标注壮话发音，死记硬背，并尝试着用壮话与村民对话。久而久之，她居然能够与村民进行日常对话了。

队里除农业生产外，还依靠一些副业来增加队里的经济收入。主要的副业就是为公社供销社的米粉店做米粉和卖米粉，并在圩日派她们几个知青，到米粉店帮卖米粉。圩上的米粉店仅此一家，圩日这里是个很热闹的地方。那个时候有放肉的米粉吃，实在是一种美食。据王健回忆，者浪大队的男知青们，有时得闲会来赶圩。来赶圩通常会到粉店吃粉，一是来品尝一下美食，二是来看望一下女知青，与她们闲聊几句。粉店的女知青也挺照顾他们，总会往碗里给他们多加几片肉，多添一点油。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尚存的同学之情。

米粉店有两项繁重的劳动，一是用石磨磨米浆，这是个简单的辛苦活，大家轮流干。人工磨米浆效率很低，又太过耗费体力。但磨米浆虽然很累，但毕竟是在街上店里，不存在让她们感到畏难的问题。

▲ 石磨磨米浆的实图（图片源自网络）

二是每人每周要为米粉店提供一百斤木柴，这可是个艰巨的定额任务。为了教她们学会砍柴，大队民兵连长班应才，带她们上山学砍柴。那天出门时天气还很好，故没带雨具。到了山上，班应才带她们找到树丛较多的地方，教她们如何选柴，如何用刀。待砍下不少树枝后，又告诉她们怎样用细韧的枝条扭作绳索，来梱绑砍下的树枝。最后又教她们选较直的粗枝做扁担，削尖两头扎进树枝梱，就变成柴担了。

没想到天气变化，开始下起雨来，等他们都扎好柴担准备下山时，雨已下得较大了。因无处藏身躲雨，她们只好担着沉重的柴担，艰难走在湿滑的山路上。山路狭窄坡陡，两旁都是参差不齐的树丛。班应才挑担会巧避树丛，而她们这些刚学打柴的人，空身走山路都不很稳，更不用说担着柴担躲避树丛了。尔利担着柴梱，跌跌撞撞跟随大家往山下走，一束树丛突然挂住柴担，她一下没站稳，连人带柴担，一起顺斜坡滚落到下边的沟里。跌倒在沟里，看到自己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揉摸着身上的疼痛处，她难过的泪水禁不住涌出来。当时身上已被雨水淋湿，泪水、汗水和雨水渗合在一起，感觉整个人都被淹没了！在众人的帮助下，才把她和柴梱拉扯到路上，后来她咬着牙，好不容易才把这担柴挑回队里。

这次上山砍柴的经历，令尔利刻骨铭心，她说她今生绝不会忘记！关于上山砍柴的难忘经历，不仅尔利有，李敏一样身同感受，她在给尔利的微信中写道：

三年的农村生活，让我记忆最深、最刻骨铭心事情，就是上山砍柴和担柴下山。我们小队负责供销社粉店的米粉供应，规定每个劳动力要按每天所得工分，来上交给小队柴火。我们插青每天10个工分，就是每个星期要交100斤柴火给小队。除交小队的柴火外，自己也要用柴，烧水做饭，冷天还要木柴烤火。所以砍柴挑柴算是最繁重的体力活了。每天做完农活，中途休息时间就得上山砍柴。最要命的是捆柴，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却是非常非常的难。如果捆扎不好不结实，柴火就没办法担起，或在途中散落。后经乡亲们手把手地教，逐步学会了捆柴。在担柴回家时，因为柴火大多超过自己的体重，下山时脚打抖站不稳，时常连滚带爬。小队地处半山腰，晚上收工回家必须担柴爬坡，此时担柴像是千斤重压在肩上，气都喘不过来。没办法，眼看快捱到家门口了，只得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挪，感觉自己快要休克了！

我听尔利说，在她们4个知青中，论挑担李敏是最能干的一个，她个头最矮，体重最轻，却挑得最重。她对挑担尚且如此畏惧，可见担柴对其他几个知青而言，就可想而知了。

在学做农活方面，龙传英深有感触，她记述道：春耕耙田，本来是男人干的活，我们也争着要学。第一次学耙田，牛欺生人，我要它走，它偏不走，走走停停，时而慢悠悠，时而又疯快。有时人随耙具突然被拖倒在田里，当我挣扎着爬起来，脸上身上全是泥水，活像一个泥人，全身上下泥水汗水混合在一起，十分狼狈，当时真想哭啊！在农村的那段日子里，从犁田、耙田、插秧、耘田、收割、脱谷、晒谷到碾米，这一系列农活，让我真切体会到，那首著名唐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 所表达的感怀！

务农都有出远工的时候，一般每户人家都会留人送饭。她们这户四人，也得留人煮饭送饭。那时候没饭盒，送饭都是用芭蕉叶或别的较大张叶子来包。每次轮到雷德爱煮饭送饭，叶子用得最多，而饭菜又包不好。送到地方后一打开，不是叶子弄破了，就是饭菜漏出来了。她对自己很不满意，心里骂自己笨。同时也暗下决心要学会，可又总是包不好。

▲ 知青留影，左起：谢瑶华、李旭鲜、陈柳任

陈柳任是南宁铁中的学生，对于当年的插队生活，他写道：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我小时受到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长大梦想开火车。然而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打破了我的梦想。我家五兄弟，四个上山下乡，我是去到最远的一个。

记得在第一次打谷收工挑谷回去，村里的年轻人恶作剧，把我的箩筐装满后摇晃震实，再用扁担冲实。当时我心里直打鼓，挑得动吗？不好说什么，只能咬牙去挑。我们小队在山顶，劳动在山下，艰难地挑着一担谷子慢慢上山。一开始憋着劲走，在我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时，我是真的走不动了。房东见状后，马上叫了另一青年，一起从我箩筐里分出一筐谷子，这样我才挑回小队。晚上摸着又红又肿，痛疼难忍的肩膀，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没办法，第二天还得出工。

▲ 四名女知青的唯一合影，前排左起：李敏、张尔利；后排左起：龙传英、雷德爱

三、纯朴友善的乡亲

艰难困苦的生活，繁重单调的劳动，相对闭塞的环境，没有希望的日子，前途茫茫的忧虑，影响和压抑着几乎每一个知青。很难想象，这几个十几岁的女孩，靠着什么精神和力量，能够隐忍坚守在那里。我问过尔利这个问题，她告诉我，能坚守在那里，首先是没有退路的高压政策，这对每个知青是一样的。但如果仅因此而不得不坚守，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她们几个既能坚守而又不感到很痛苦，得益于当地那些老实巴交和心地善良的乡亲们。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隆林县，和很多同类地区一样，地理位置偏僻，道路交通不便，外界消息封闭。所以这里的环境是原生态的，而这里的人民，也是纯朴、仁厚和友善的。

曾在红星生产队插队的杨江东，后来成为广西著名国画家。2012年，他在自己创作的《少数民族风情画专集》的开篇写道：早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在广西的西北部大山区，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插队当农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山民们生活在一起，用当时流行的说法，即是与山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跟老实憨厚的山民们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每天都要画写生、速写、素描。田间画、地头画、篝火炉旁画，总之是有时间、有机会就画。画山民们劳作的情景，画山民们田间地头小憩时的各种姿态，画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画他们劳动的愉快，画他们丰收的喜悦，. . . . . .

画家杨江东饱含深情的回顾，不仅是在抒发他个人的艺术情怀和追忆自己走过的艺术之路，更是对那片边远土地和那里的人们，充满感恩的敬意和怀有深深的眷恋。

▲ 2012年元旦，杨江东摄于澳大利亚阳光海岸

▲ 杨江东据实画下他当年插队住过的房子

▲ 杨江东创作的少数民族风情画作

▲ 杨江东创作的少数民族风情画作

▲ 杨江东创作的少数民族风情画作

▲ 杨江东创作的少数民族风情画作

尔利在生产队里，当过记分（工分）员、赤脚医生和农科组成员。她一个未成年女孩，在生产劳动中，虽然体力和能力有限，但村民们始终把她视为标准劳动力，给她评记最高工分。从利益分配的逻辑看，这看似不合情理。但从村民们仁厚友善的人格看，又感觉不难理解。

雷德爱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讲述了一件事：有一次，我们4人吃了中饭，便结伴上山砍柴。已不记得是第几次上山砍柴了，只记得那天天气晴朗，我们信心满满，以为会很顺利。没想到柴捆没扎紧，下山途中，柴梱散掉了，并卡住山路，不得已又重新整理梱绑。下山的路不算很远，那天见鬼了，同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把人累得够呛，还是没走出多远。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还迷失了方向，大家又累又急，甚至感到惊恐，尔利和龙传英害怕得哭了起来。就在大家手忙脚乱和惊慌失措之际，有人看到远处有几个火把，原来是生产队的队长农保明和大队民兵连长班应才，亲自带人来寻找接应我们，大家的恐慌情绪才打消。后来我想，如果生产队的人，不知道我们几个上山砍柴，没有来找我们，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

陈柳任没有忘记，在与乡亲们同甘共苦和摸爬滚打的过程中，他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上山开荒砍伐中，他一不小心，脚上的大拇趾被斧头砍伤。好在当时有穿高筒水鞋，有胶皮的阻挡，要不脚就完了。队长见到立即撕破自己的衣服，帮他包扎好伤口，与李旭鲜和谢瑶华，轮换背他下山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养伤期间，同住插青细心照顾他，同时又要出工，比平时艰辛许多。他在家中不能出工，不想坐等饭吃，就主动煮饭，让他们出工回来马上有饭吃。虽然遭到他们回来骂，但他内心感到温暖，因为都知道，伤口破裂难以愈合。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许多年后，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包括那些下到农垦兵团的知青）遭遇到的负面消息，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人们才知道，很多地方的知青，在当地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关心、帮助和爱护，有的知青受到受到不公正地对待，有的还受到打击和伤害，有的女知青甚至受到侮辱和性侵。

尔利她们插队的这个地方，虽然边远落后，偏僻闭塞，但这里的人们，以宽厚友善待人，以同情关怀助人，展现出少数民族的仁慈情义，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句成语说得好：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些视边远山区为蛮荒之地者，那些认为到这种地方生活，与流放无异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个边远的地方，不仅有原始的生态，有清新的空气，有绿色的植被，有迷人的景致，还有友善的人民！

很遗憾！尔利和雷德爱三年来，先后两次去那畔屯，均没有见到当年寄宿房东家的人。据屯里其他人说，他们家的3个女儿，现在都是阿婆了，都到外地去帮带孙辈啦。

▲ 雷德爱和李敏双双上大学，张尔利和屯里几位要好姐妹专程到县城照相，拍下的告别合影

四、从不适应到适应

在乡亲们的教导和帮助下，她们逐渐学会了做农活和家务话，身体也渐渐比刚来时強壮了，像担柴走山路、担水、插秧、收割这类农活，慢慢地适应了。都说万事开头难，她们终于撞过了这一关。

人一旦适应了所在环境和所处条件，原来那些不安、局促、压抑、苦闷、甚至恐惧，就会很快消除，开始感觉到内心的放松和敞亮；就会放下包袱，开始在各方面积极向上和奋发努力；就会点燃希望，开始憧憬未来的前景和方向。

大约过了一年，生产队帮她们盖好了新房，她们4人终于住到了一起，成为屯里第14户人家。经过一年时间的磨炼，她们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和条件，大家动手做家务、种菜、饲养禽畜，各显其能，各司其职，过起了山村人家的寻常生活。

尔利告诉我，她们在新家饲养过的禽畜，有鸡、猪和狗，唯有鸡活得比较好。因为大家都没有饲养经验，而且要同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家里又没有老人，有时早上出工来不及喂，有时出远工中午不回来，猪得不到正常喂养，瘦得皮包骨。也没专人喂狗，狗到处找不到吃的，不但瘦小，还不长个，看上去十分可怜。鸡则不一样，放养在房前屋后，会自己觅食，还会找隐蔽处下蛋孵小鸡。有时早晨起来，开门后会突然发现，有母鸡带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门前觅食，她们既感到惊讶，又觉得神奇！

蚂蟥是南方常见的一种水生物，以噬血为生，下过水田的人，都遭遇过蚂蟥附体吸血，很多人对蚂蟥十分恐惧。她们刚开始也很怕蚂蟥，下田劳动最忌惮的就是挨蚂蟥咬。正在噬血的蚂蟥，直接拉扯很难把它拉离皮肤，正确的方法是搓，一搓它就松开了。久而久之，她们也就不怕蚂蟥了，雷德爱甚至捉到蚂蟥后，喜欢用草梗把它从里翻过来，像翻洗鸡肠那样。

在那个年代，城里的文化娱乐生活都很单调，没有电视，只有广播，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而在那个边远的地方，就连广播也没有，她们几个也没有收音机，可见环境有多闭塞。但年青人总爱追求和向往美好的事物，为了看上一场电影，偶尔在农闲时，她们会在下午结伴一起，步行去县城看电影。往返50里地，虽然沿途人烟稀少，路上黑灯瞎火，却挡不住她们那几颗执着的心。由此亦可佐证，那时当地的社会治安有多好。

有一次，她们在做工的地方发现有几棵杨梅树。休息的时候，她们几个都爬上树去摘，脖子上挂着个口袋。她们先饱吃一顿，然后往口袋里装，直到装满才下来。那天回到家，雷德爱发现自己的衣服裤子都染上了殷红的杨梅汁。虽然弄脏了衣服，但却很开心。那种苦中有乐的日子，只有在农村才会体验到。

她们搬新家住一起后，有一年过七月十四，生产队把集体养的鸭子，按劳动力分给大家过节，每人半只，她们4人分到两只。有些人家舍得不吃，暂时养起来。有两户人家商量着只吃半只，即我家杀一只分你家半只，等哪天你家杀一只再分我家半只。她们那时的生活太艰苦了，吃肉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很久吃不到肉是件常事。突然分到两只鸭子，让她们内心对肉食的渴望，顿时喷涌而出。一不做，二不休，七月十四这天，干脆把两只鸭子都杀了，还煮上两斤米饭，最后吃了个锅底朝天！个个吃得瘫坐不起。

据插队到千金生产队的李振宁回忆，有一天，阿有（即黄任有）母亲突然来到队里。原来她听说儿子在农村和房东家女儿谈恋爱，心里着急，忙从南宁赶来劝阻儿子。到后问明情况，才知是场误会。阿有母亲的到来，让我们几个知青大饱口福，她带来的食品，让我们吃了个精光！说实话，阿有房东家对他确实好，房东家的女儿也长得着实漂亮，只因当时他们年少，情窦未开，所以才没划出爱情的火花。多年后我们聚会，一提起这事就欢笑不已！

大约两年后，国家有一项重大的铁路工程一一枝柳铁路上马，需要庞大的建设队伍参与施工。经者浪公社指定，那畔屯的龙传英和那弄屯的王健等人，被派往参加枝柳铁路项目的建设。龙传英从此离开那畔屯，很多年没再回去过。1999年，她和李敏曾结伴去看望乡亲们。

五、知青政策的变化

尔利虽说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但实际知识水平只相当小学毕业。她记得在下乡第四年个头时，有一天上山砍柴，挑着柴担往山下走，天色已黑。在经过附近一所公社中学时，教室里透出的灯光，映照着中学生们认真读书的情景。想到自己在同样年龄时，却没有机会好好念书，内心的遗憾、委屈和难过，一下子涌了上来，泪水情不自禁往下流！当时心想，今后再有机会读书，我一定要发奋念好。

陈柳任还提起，他在农村最艰难的是患了一场大病。如果不是知青们的帮忙和照顾，可能就去见马克思了。

一次耙田，牛尾巴摇摆，扫到他的眼睛，后来发炎了，出现眼睑下垂，左眼好了右眼又出现下垂，如此反反复复。为此，他咨询在百色读医的肇荣，到底是什么原因？肇荣帮他查询资料并寄给他，同时交待要有心里准备，否则不要看。他想死马当活马医，管不了那么多了。见到资料才知道，这是一种叫重症肌无力的病状，该病状如发展将导致全身无力而死亡。知道原因后，需要看中医，但药费付不起。黄任有当时已调到县气象站，可以公费看病，于是黄壬有用他的名字，到医院帮他抓中药。由于中药要长期服用，为了解决中药不足，他自做中药丸，将中药捻成粉末，掺入蜂蜜做药丸，这样基本保证时常有药。同时向小队请假，每天上午工不出，在山后跑步，练气健身。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逃过了鬼门关。

李振宁回忆，他在队里插队的日子，得到几个知青兄弟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帮助，可以说，他们虽不是兄弟，但关系胜似兄弟！只是其中的爵华同学，自抽到广西冶建工作后，就失去联系，不知现在是否安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各地发生了很多事情，出现不少问题，给城里的知青父母带来不少困扰和担心。福建省一位知青家长李庆霖，是位老师，斗胆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客观反映了他孩子下农村插队的遭遇。后来，这封信和毛主席的回信在《人民日报》公开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各地开始清查涉及知青的问题，并认真落实有关政策。

▲ 知青家长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原件照片）

李庆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上山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境，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
……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可是，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 . . . . .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 毛主席写给李庆霖的回信内容

▲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青年政策的文件

后来，知青政策做了调整，规定凡身体存在疾病，不适合上山下乡的知青，经医院检查证明，可以返城并安排工作。龙传英那时患有后天性心脏疾病，经医院查明属实，具备返城的条件。她是在第一生产队的插青中，头一个获准返城的知青。只是她当时不是直接从队里离开的。

不久，国家恢复了了大学和中专教育，并实行新的招生制度。改由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兵群众，推荐他们当中的优秀青年去学习。1972年，雷德爱和李敏争取并得到公社的推荐，双双上了大学。奇怪的是，尔利1972年也参加考试，并得到大队的推荐，但就是榜上无名，她为此感到很失落，也很彷徨。为此，她曾找过公社领导与理据争，但却没有任何说法。

同伴们走后，尔利孤零零一个人留在队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失望，内心充满无助和无奈。在这种情况下，乡亲们对她更关心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拿一点来给她分享。队里那些好姐妹们，也时常过来陪她。这是尔利人生中最灰暗的一个阶段，乡亲们对她的关爱，她无以回报，只有更加发奋努力地劳动，才不愧对乡亲们的关怀和照顾。

1973年，国家又开始招生，大学大专那一批招生又与尔利无缘。在接下来的中专招生时，到隆林招生的广西交通学校校长周培源和曾宝霖老师，根据备选材料选中了尔利。之后他们又到西林县去招生。等他们再回到隆林县落实招生名额时，发现尔利被县里一名本地青年换掉了。周校长和曾老师颇为不满，在与县招生办交涉时，向他们指出，根据招生政策，广西交通学校在隆林招收的两个名额中，必须要有一个知青。如果县招办不改正过来，他们会把县招生办提交的两个当地青年都放弃，一个名额也不招。在这种情况下，县招生办才不得不妥协，重新换成了尔利。

这个情况，尔利很多年来一直不知道。大约在2002年，尔利从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由广西交通学校升格成立）的一个退休老师那里，了解到当年这个情况。她后来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周培源老校长，得到了证实。

尔利作为知青，她争取上学的遭遇，原委之曲折，过程之坎坷，真不知她到底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人因有什么想法，而从中作梗？一直无法得到证实，她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也实在耐人寻味！

六、得以传承的情谊

人世间，很多事物是可以传承的，历史可以传承，文化可以传承，精神可以传承，财富可以传承，习俗可以传承，唯有情谊不易传承。情谊通常发生在当事人之间，一旦当事人不在了，很难延续至后人。

我在最近三年里，陪尔利前后两次到过她插队的地方，亲眼目睹了那种可以传承的情谊。当年待她们有如亲人的那些成年人，现在绝大多数都过世了。尔利她们4个知青，受过他们的关怀、照顾和恩惠，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当年那些比她们知青小很多的弟弟妹妹，基本上还处在尚不怎么懂事的时期，客观地说，他们与她们几个知青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当年与她们要好的几个姐妹，现在已成为名符其实的阿婆了。尽管她们显得热情洋溢和兴高彩烈，但仍掩饰不住她们当中，有的记忆衰退，有的行动迟缓，有的反应迟钝。

我前后两次去都发现，在欢迎和招待我们的主人当中，清一色是当年那些小弟弟和小妹妹。从他们兴奋和喜悦的脸上，我们能够看出他们在延续老一辈人的真诚、热情和好客。很多情景和画面，我无法用语言来准确描述。我下面用一组照片，来回放那些美好的瞬间：

▲ 远眺现在的那畔屯

▲ 大家在一起嘘寒问暖

▲ 张尔利和当年的好姐妹们在一起言欢

▲ 雷德爱在向好姐妹指认当年的什么

▲ 乡亲们特意为客人做滋粑，李敏在试着冲糯米

▲ 龙传英和当年管她吃饭人家的房东合影

▲ 大家在一起开心地包滋粑

▲ 当年管张尔利吃饭的班嫂家的楼房

▲ 班嫂家堂屋里的陈设

▲ 班嫂家用美食热情款待客人

华灯初上，在热情似火的邀请下，大家最后来到李敏和龙传英当年寄宿的房东家。当年的破旧屋舍，现如今已被别墅式的楼房所取代。

▲ 令客人们惊羡的住宅楼房

进入客厅，又看到极为丰盛的家宴，年轻主人们的浓情盛意，由此可见一斑。

▲ 主人家备好盛宴，等待客入们入席

▲ 热情洋溢的年青主人们

▲ 梁家年富力强的几兄弟

▲ 好多既陌生又亲切的面容

▲ 张尔利举怀向主人们致谢，感谢盛情款待

▲ 一顿晚饭，先后在两家吃，饭后还有满桌的水果

从当年同吃、同住和同劳动的哥嫂和小姐妹那里，她们感受到所结成的那种情谊，仍然那么醇厚浓郁；而从现在更年轻的乡亲们身上，她们却体验到更清新并且带有传承性的情谊。作为本文作者的我，感到能支撑我写完这篇长文的动力，主要源自这种可传承的情谊。

最后，我要浓墨重彩写一下那畔屯现在的变化。总感到如果不写出来，不仅是自己内心的莫大遗憾，也对不起国家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如今的那畔屯，还是在那片地上，家家户户住上了钢筋水泥建的楼房，村民生活条件也和城里人无异，家电和手机成了平常不过的物件。多说无益，还是上图吧，现在的网友，太强调有图才有真相了。

▲ 随处可见的村民楼房，让城里人也羡慕

▲ 李敏和龙传英当年寄住房东家现在的楼房

大家还记得她们房东家的5个小男孩吗？按长幼排序，他们是 ：梁正师、梁正新、梁正林、梁正敏、梁正武。现在这家人是村里的人口大户，5兄弟几十年来从没分家，逢年过节全家人在一起团聚，多达20多人，真令人羡慕！

当然，他们也是村里的富裕大户，5兄弟个个精明能干，老大梁正师，原在广西石化公司隆林加油站工作，现已退休；老二梁正新，原在县锑业公司工作，现已退休；老三梁正林，现在县政府工作；老四梁正敏，原在县五金公司工作，后辞职出来自主创业；老五梁正武，现在中国农业银行隆林县支行工作。

据梁正林介绍，这些年来，他们5兄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信息渠道和人脉关系，带领全屯的乡亲们，勤劳致富奔小康。他说，一户人家富不算富，全屯人家都富了才算富。我们从屯里乡亲们的住房状况和交通工具，见证了他的理想和目标。

▲ 梁正武和张姐、雷姐、龙姐合影，张尔利最后离开那畔屯时，他还不满3岁

后记

9月11日出发去隆林的那天早起，尔利告诉我她昨晚又做梦了，我一听就知道她做了什么梦。之前她多次告诉我，很奇怪，几十年来，她做的梦境，全是在农村插队的那些事情，没有别的。我想过这个问题，认为确有可能，因每个人的经历各异，印象有别，触动不同。有人容易幸福入梦、有人容易快乐入梦、有人容易情感入梦、有人容易险境入梦、有人容易惊悚入梦， . . . . . . 而尔利这种情况，应该属于磨难入梦。这就如同花粉过敏一样，不同的花粉会令不同的人过敏。

末了，我作为代言人，想再做几项交待：

1、我怀着进入晚年后少有的激情和冲动，记述并写下以上的长文。目的有三：一是纪念尔利和她的中学同学们，在者浪大队那段难忘的插队岁月；二是有感于她们和当年乡亲的后人们，那种得以传承的情谊；三是惊羡那个边远的地方，受益国家改革开放40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现在目的达到，心愿终于了却。

2、文中提到的知青们，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他们离开者浪大队后的各自简况，以便现在相互了解，以示故事的圆满。

张尔利：1973年离开第一生产队，到广西交通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考入吉林工业大学，学习内燃机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自愿回到中专母校任教；2002年，广西交通学校升格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一直在此工作，2014年退休。

雷德爱：1972年离开第一生产队，到广西大学农学院农学系读大学；1975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隆林县，先后在岩茶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县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工作；1981年从隆林县调到乐业县科委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1992年调回南宁，先后在南宁市郊区农业委员会和南宁市郊区农办工作；2001年在南宁市兴宁区政府工作，直至退休。

李 敏：1972年中旬离开第一生产队，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皮肤性病防治院附设卫校医士班读中专；1975年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广西龙州县皮肤性病防治院工作；84年调入广西军区幼儿园卫生室任保健医生，直至退休。

龙传英：1971年离开第一生产队，去参加红茂铁路等地建设工作，直至1974年办理病退，返城回到南宁市；先后在南宁市康乐食品厂、南宁市医药公司等单位工作了12年；后退谋在江南区淡村市场自开药店，直至退休。

杨江东：1974年离开红星生产队，到南宁机械厂工作；1977年考入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本科就读；毕业后到南宁市广告公司、南宁书画院等单位工作至退休；担任过书画院院長、南宁市政协常委、南宁市美协付主席等职务，现已退休。

王 健：1971年离开红星生产队，到百色火柴厂工作；1978年到广西大学机械制造专业读大学；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南宁市食品工业公司、南宁市一轻局及南宁自行车总厂工作；任过南宁自行车总厂厂长，现已退休。

陈肇荣：1973年离开红星生产队，到百色医专读医士中专；1975年毕业分配到隆林县德峨公社卫生院工作；1984年调到隆林县医院口腔科工作；1990年调回南宁市自行车总厂当厂医，直至退休。

黄 念：1973年离开红星生产队，到广西工业机械学校读中专，1976年毕业，分配到广西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直至退休。

谢瑶华：1971年离开高峰生产队，到柳州铁路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蒸汽机车专业读中专；毕业后分配到柳州铁路局南宁机务段工作，直至退休。

李旭鲜：1974年离开高峰生产队，招工进柳江造纸厂；79年进电大电子专业学习，82年电大毕业后，回柳江造纸厂工作；93年南宁造纸厂筹备处到柳江纸厂商调技术人员，调到南宁造纸厂工作，现已退休。

陈柳任：1974年离开高峰生产队，到南宁机械厂工作，在厂工作期间，就读广西大学在南宁机械厂办的函授工业企业经济管理专业，并取得大专毕业证书，现已退休。

黄任有：1971年离开千金生产队，到县气象台工作；工作期间，参加了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学习并取得大专文凭；1995年调回南宁，在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广西分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王元善：1971年离开千金生产队，到乐业县农机厂工作；1972年到广西机械工业学校机械制造专业读中专；中专毕业后，回乐业农机厂任技术员；1982年调到百色矿山机械厂没备科工作，一直到退休。

李振宁：八三年底落实处遗政策回邕，分配在百货大楼工作，回来后复习功课一年，1985年考上杭州商学院，毕业后到南宁商业技工学校任教，在校入党、提干，1992年调市商业局人教科，2002年在市旅游局提前退休。

▲ 1999年，当年南宁二中和铁中到隆林插队的部分知青，在南宁欢聚，纪念下乡30周年

3、写作期间，王健向我提及，当年他们都是少男少女，少不更事，更不懂情，而且男女同学都是同性分队，男女同学间鲜有交往，连春节回家都是男女生各走各的。者浪大队男女知青的接触机会，就是每月参加公社的知青学习班，再就是逢赶墟去那畔屯队办的粉店吃粉，才有见面的机会。

我后来问尔利，当时情况是否如王健所说？她说的确如此。因那时大家年纪尚小，情窦未开，加上生活艰难，前程未卜。对于谈情说爱，既不具备心理条件，又不具备环境条件，更不具备精神条件。爱情作为人之常情，尤其对于年青人，我文中竟只字未提，故后记中须应做个交待。

4、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为我提供了许多翔实、生动和感人的素材，让拙文得以一气呵成。同时，还要感谢那畔屯的乡亲们，尤其是当中年轻的一代，他们从上一辈那里传承过来的情谊，是引发我产生激情和写作冲动的主要动力。


2018年9月20日写成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