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北关村赵家回忆录

军迷JHW

策划：关林中

口述：赵长顺

执笔：曹文敏

文稿整理：军迷JHW

编排：军迷JHW

插图：源自网络

村址：山西省襄汾县南辛店乡北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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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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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读书使人明礼，读史使人明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一个家庭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细胞；每一个家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一条枝蔓。家庭幸福了，家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昌盛。山河不移，流民似水。北关赵家逃荒迁徙的历史，是一个时期千千万万中国人生存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千百万中国人民苦难过去的历史浓缩……铭记历史，才能继往开来；传承家史，才能行稳致远，才能更好地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拥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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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一、引子

二、赵家祖籍是山东青州府的

三、闯关东

四、在山西的四次迁徙

五、落户北关村

六、土改时的地主成份

七、被打成地主以后

八、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

九、我的一生

十、告诫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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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子

　　寻根问祖，追本溯源。

        人人都有家，家家都有姓，有姓就有与姓氏联结而形成的家族。但非常遗憾，不少人对自己三代以上的家族历史却说不清楚。因此，追溯和认识家族的过往便成了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朴素的愿望。自己的血缘始祖与动迁本地的始祖是谁？自己的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怎样的繁衍变迁？先辈们在创业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艰辛和跌宕起伏？这些都是后辈们渴望了解的。我如今虽已耄耋年龄，然而，思维尚清，头脑还不糊涂，趁着身体还硬朗，记忆尚存，想把听老人们讲的以及自己记忆中有关我们赵家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讲一讲，也算寻根问祖吧！便于后辈们对前辈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敦促他们继承先辈遗志，发扬优良传统，勤劳致富，智慧致富，道德传家，光耀赵门。

（山东省古青州府临朐县沂山）

二、赵家祖籍是山东青州府的

我们的老家是山东省青州府临朐县大关乡草山亭村。从现在的山东省地图来看，临朐县城往南有一条通往沂水的公路，大关乡就在这条公路线上，距临朐县城大约有四、五十里路。到了大关乡即可打问到草山亭。这里有座山叫蒙山。光听地名就知道老家肯定地处山区无疑。如此说来，这里一定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沂蒙山革命根据地了。我的爷爷奶奶在世时经常讲，清朝光绪年间，老家连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别说没饭吃，连水也喝不上。加上当年土匪猖獗，兵荒马乱，百姓既要忍饥挨饿，又要经常遭受兵匪骚扰，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心惊胆战，居无宁日。如果守在老家，结果不是被饿死冻死就是被渴死，或者被土匪杀戳。

（闯关东水路 烟台----大连）

有道是“人挪活，树挪死。”太爷爷赵清魁与太奶奶经过核计，决定带领全家出去逃荒，逃条活命。那时逃荒有两条路：一条是走水路，从莱州湾乘船，经烟台、威海至大连上岸，“闯关东”谋生。一条是走旱路，即从山东出发，向西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太爷爷选择了“闯关东”这条路。因为临朐县距莱州湾不远，乘船走水路，虽然有遭遇大风大浪袭击的风险，甚至被巨浪吞噬，但走水路到东北，路上费时少，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逃条活路。而如果走旱路逃荒到山西，那时没有火车可乘，全凭两条腿步行，时间至少需要一、两个月，饿不死也会因贫病相加死在路上。

 

三、闯关东

       于是，太爷爷带着全家连同邻居30多人组成的逃荒大军，踏上了“闯关东”的征途。原想，到了关东，凭着全家的苦干，生活就会慢慢好起来。那知到了关东，东北的黑土地虽说不愁打下粮食，但当地人欺负外地人，不要说找块地落脚生根，就是讨口饭也很艰难。看过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的人都还记得，剧中当地的关东人是如何刁难老朱家的。我们家当时也是那样。无奈，天不留人，全家人在那里仅仅生活了一年多，就再次踏上了举家迁徙的路程。

（天大地大，何处是家？）

四、在山西的四次迁徙

        时间可能是清末民初，全家人再一次一担两筐，从关外返回关内。
        这一次，走的是旱路，身上没有分文，肚中饥肠辘辘，走一路讨一路，越过河北平原，攀过太行山峻岭，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白天讨饭，夜宿破庙，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方才进入山西地界。

（山西太行山娘子关）

        山西山多，人烟稀少，甚是荒凉。走不完的大山，道不尽的辛酸。到了山西古县的时候，就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在这里暂宿。在古县的什么地方住？老人们没有说清。只知道在这里的时候，男的给人家打短工，女的讨饭，艰难度日。古县地处太岳山区，旧时称岳阳。岳阳这地方水质不好，有“吃了岳阳山的水，粗了脖子细了腿”的说法。在这里住了半年多，吃不饱不用说，还有患上水土病致残的风险，无奈，全家人只好再次上路逃荒。

        听当地人说，运城地区地面宽、水土好，于是全家人就从古县出发往南走，到了闻喜县。在闻喜落脚何地？老人们也没给我说清，只知道全家人住在一个破庙里，仍然是女的讨饭，男的打工。在这里全家人一共住了三年。后来，男的打工赚了点钱，置买了几亩地，又开荒整出了几亩薄田。那年头，无地无法生活。可是谁知有了几亩草地后，原来言明的开荒三年不交公粮，当地干部却不听政府的话，竟然强行要粮要款，不交粮交款，就不让种地。老人们给村里的头儿磕头作揖，好话说了几十箩，仍然无济于事。因为实在活不下去，只好又一次举家逃荒。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有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天苍苍，地茫茫，望断天涯，何处是家乡？
        就在全家人绝望之际，老人们无意中打听到，襄陵县二区的上北戌村有山东老乡。于是，举家从闻喜便逃到了上北戌投靠了老乡。到了上北戌，仍然住在破庙里，这里成了全家人的栖身之处，陪伴全家人的是庙里的泥塑神像，煞是阴森恐怖。依靠什么生活？女的仍然是讨饭，男的农忙时给人家打工，农闲时上山杀荆条编筐子养虫或者卖筐子赚点零花钱。就这样全家在上北戌住了五年。

（破庙栖身）

        这里需要交待一下，从山东到关东，再到山西的古县、闻喜等地，直到最后流落襄汾县上北戌村时，全家人口已增至20多口。太爷爷生育有三子，老大叫连壁、老二叫连臣、老三叫连禧。三兄弟中有两个未成家，唯只有老大成家且生育三子，分别叫来清、来明、来亮。来明是我爷爷，生育有四子，分别叫志学、志道、志成、志仁。我父亲叫志学，生育有我们兄弟三人，我叫长顺、老二叫长安、老三叫新安。
        最后一次，是落脚到今山西省襄汾县南辛店乡北关村。原因是全家在上北戌生活的时候，爷爷曾在北关村绐一户关姓人家扛长工。正是因了这个缘故，我们家最后定居到了北关村，从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涯。

（旧时山东民居茅草房）

五、落户北关村

爷爷在北关村扛长工，那时候叫“停活”。爷爷是个实在人，干活卖力气，能为东家操心，东家对他格外赏识。后来东家对他说，你们家不如搬到北关住下，就凭你们那么多家劳力，只要好好干，在这里置上几亩地，再搞些副业，盖几间房屋，要不了几年就可以发起来。爷爷觉得东家说的在理，于是，就动员全家搬到了北关村，时间可能在民国十几至二十年间。

初到北关村，全家住在南门口的寺院里。寺院里蒿草长得一人多高，一片荒凉景象。兔子乱窜，恶狼在荒草中隐身，长虫（蛇）时不时会爬进住房。每到深夜，还不时传来呜……呜……的狼嚎声，吓得孩子们钻进被窝不敢出声儿，全家人就生活在这种凄凉恐怖的环境中。

寺庙不是久住之地。后来有一家要卖他的宅基地，爷爷就把这块地方买下了，全家人动手盖了四间低矮的茅草房，算是有了自家的房屋院落，结束了十多年来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

再说买地。土地是庄户人的命根子，没有自己的土地，光凭给人家打工，最多也就混个肚子不饿，难以发家致富。于是，爷爷谋划着为家里置几亩地。当时，北关村人少地多，加之到了民国二十几年间，传闻红军就要过来了，不明就里的村民人心慌慌，都无心种地了。到了民国廿五年（1936年），红军真的过来了，一年之后，日本人也来了，社会动荡不安。那时，北关村人均土地十五亩之多，因为政府是按土地的多少要粮要款，不管你种的好坏，一律按田地亩数索要银子，没银子就把人捆到庙里，吊起来狠打。挨打的人受不了，只好卖土地，一亩地最多卖一斗麦子，甚至五升麦子就可买到一亩地。当时，全家有男劳力五个，女劳力五个，辅助劳力还有七人。凭着卖苦力积攒了少量银子，爷爷把这些银子都用到了置地上，不到五年，就买下了一百多亩地。有了这么多土地，爷爷还不满足，因为这时候全家已有25口人，兄弟们没有分家，成为村里的大户人家。按人均计算，土地并不多。爷爷就下狠心继续买地。没有粮食买地就到上北戍借高利贷，借一斗还二斗半，当时有这样的说法：“一斗二斗半，四斗刚一石（担）”。息钱是“驴打滚”，即利滚息，息滚利。我爷爷这人，脾气很倔，人很要强，宁肯全家人受饿，也要按时给人家还贷。靠着他的执著坚强，到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就还了45石（担）麦子的高利贷，而这个时候置下的土地已经达到了280多亩。生活上全家人是很节俭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农忙时吃干的，农闲时喝稀的，细粮更舍不得吃，用一斗细粮换二斗粗粮，粗细粮搭配着吃。说到穿衣，就更不讲究了，用爷爷奶奶的话来说，庄户人不讲穿戴，只要不露身子就行了。我们全家人是从艰难窝里过来的，懂得粮食来之易，银钱来之不易，洒一粒米都是心痛的，花一文钱都是经过再三掂量的。家里那点财富是用血汗换来的，是从牙缝儿里省出来的。土改斗争时，他们翻箱倒柜，在我们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来。

六、土改时的地主成份

1947年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地主成份。

定成地主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多，当时已有280多亩地。其实土改前父亲辈兄弟四人已分家，每家按人口平均也就是十来亩地，还达不到当时全村的人均土地亩数。二是雇过长工与短工。

解放前，虽然我们这个大家庭千辛万苦置下280多亩土地，不过，由于我家人多劳力多，完全可以自耕自种，其实是不用雇长工的。那为什么还是雇拥了长工呢？这事儿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我爷爷是个吃过苦、受过罪的老一辈人，从小心底善良，凡事，只要人家求到自己跟前，总想帮衬一把、拉扯一下。

话说当年有个从山里下来的姓李的小伙子，这娃虽说年轻，但腿有毛病，一瘸一跛的，一步只能走二、三寸，干活时稍微多点就喊腿痛。他一来到我家后就死活不走了。这个小伙子有兄弟2人，他哥连自己的媳妇都养活不了，更别说养活他了。那时他对我爷爷说，你家四个儿子，你就当五个儿子吧，咱们都是山东人，看在老乡的面上，你把我留下吧，我能干些轻活，不要工钱，只要绐口饭吃就行。爷爷觉得孩子挺可怜的，出于痛情，又念在山东老乡的份儿上就留下了他。不过爷爷说了，既然给我家干活，就得给你工钱，一年三大石麦子，你不要工钱的话就走人，我家不能白用人。就这样，他在我家住下了，第二年，我二爸还给他找了个媳妇。他和这个媳妇在我家住了一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俩人离婚了。

不久，八路军来了，我们这一带开始了土改。这个李姓小伙子当上了农会主席，掌握了土改斗争的大权。要说吧他对我家不感恩也就算了，可是他说我家剥削了他。唉，你看这事闹的。其实吧，现在回想起这些，说实话，也不能全怪这孩子。那年月，形势就那么个形势，全国各地都在斗争地主富农，在当时大风大浪的环境中，他也只能随着潮流斗地主。

说起我家的地主成份，我还想说说王叔。王叔也是山东人，并且和我爸还是结拜兄弟。解放前，王叔犯过命案，曾经不小心一耙勾把自己的三弟打死了。当时的旧政府到处抓他，他的母亲还说抓住他了也要用耙勾把他这个不孝子打死。所以他很害怕，就躲在我家院里。当年为了搭救王叔，我爷爷还在襄陵县政府花了五石麦，旧政府才不抓他了。说起来我家也是有恩于他的。土改时王叔当了农会副主席，但有些事儿办的并不合我们家的心意。当然，这也是当时的大形势使然，不能全怪王叔。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我们北关村的西南角原来有几块庙地，可是后来经过我家老人们的辛苦劳作，把五块地并成了一大块好地。恰巧那年的麦子长得特别好。王叔就想要这块麦地。当时王叔其实也不想白要我家这块地，他对我父亲说了，你把这块地给了我，我求人家给你定个下中农。我爸考虑了几天觉得不合适，没有同意。结果当天夜里农会开会，我家就被定成了地主成份。

当年我们家对李姓小伙子和王叔的做法很不理解，觉得他们做得不尽人情。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头想想，也不怪人家。其实当初要是把那块地绐了王叔，未必不是一桩好事。土地亩数减少了，再通过王叔他们的运作，说不定还真能把我家的成份定低点。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苛求我们的先辈。毕竟每一块土地都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

再说了，斗地主，分田地，是当时的大气候，大形势。尽管我家的地不是强取豪夺得来的，但土地多终归是实情。不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没土地的人怎么活？因此，虽说我家280亩土地来路正当，但在当时情况下被划成地主成份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只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这个地主成份儿，竟然给我们这个从没有好过了一天的本份人家，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难以承受的苦难。

另外还有两个短工，一个是老申，他在我家只干了两个月；另一个是张兰娃，他在我家干了四个月。他还种着他自家的四十多亩地。兰娃就不认为我家剥削过他。“四清”时，工作队要他批斗我爸我妈，兰娃说了，我不能昧良心，赵家对我不错，人家赵家本身就人强马壮的，我家的地耕种不过来的时候，人家还帮过我。我们那是互帮互助，根本不是剥削。

七、被打成地主之后

既然划成了地主成份，就要被斗争。

当时我家是爷爷当家，挨斗最厉害的当然是爷爷。奶奶、我爸、我妈也被陪着挨斗。斗争后，土地被分了，牲口被分了，房屋也被分了，全家人被扫地出门。只留下几亩土地，还有几间房屋， 全家人挤在一起。

土改运动很快就过去。大人们心想应该能过上几年安然日子了。然而，接着就是统购统销、农业合作社，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了集体。因为爸爸妈妈都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我爸我妈可真没少挨过斗。他们戴过纸帽子、挂过牌子，被责令跪下遭受批斗。扫过大街，担过茅子，干重活记低工分，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一顶地主成份帽子，压了我们整整四代人。爷爷辈、父亲辈、我们这辈，还有我的儿子辈，都蒙受了冤屈。入党入团没有份，外出工作没有份，参军不可能，就连孩子们上学也遭受了歧视，即使考上也进不了校门。那个年代，极左盛行，还诛连了我家的所有亲戚，影响了他们子女的前途。

我亲眼看到过父母挨批挨斗。因此那时候我常常想，一个从山东逃荒要饭的穷苦人家，靠着全家人的勤劳吃苦和省吃俭用，置办了二百多亩土地，生活并不富裕却要挨批挨斗。我心里怎么也不想通。但敢想却不敢说，因为说出来肯定会被批斗。因此，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夜深人静时，我常常这样想：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太傻了，假如你们把辛勤劳动打下的粮食都好吃好喝了；假如你们把赚下的钱都花了；假如你们不买那二百多亩地，咱们家肯定不会被定为地主成份，不会戴地主帽子，你们也肯定不会挨批挨斗。你们何苦呢？！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如。

八、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时代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结束了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极左时代，先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家家有了自主经营的土地，粮食打得多了，解决了温饱问题。接着，邓小平从政治上解放生产力，为全国的地富反坏右摘掉了帽子，戴在全家人头上的地主帽子卸掉了，恢复了公民身份，人人都平等了。我和长安兄弟们的手艺也能施展了。靠着手艺和承包地，全家人生活步入了小康。现在每天吃的喝的穿的，比过去的地主富农都好得多。种地不但不交公粮，还享受补贴。看病享受合作医疗，住院治病还能报销。60岁以上老年人，每月还享受几十元的养老保险。改革开放，还给后辈们带来很多好处，上学与参加工作再不受成份限制，靠着孩子们的勤奋好学，我们赵家先后有五人考上大学，有五人在外工作。如今，我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我从内心里感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现在的政策好，社会真好！

九、我的一生

我出生于1934年，出生地在北关村。

1938年，我虚岁五岁时，日本鬼子就来了，因此我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由于战乱，我不能进学校读书。每天跟着大人在地里干活，一听说“日本人来了”，就往西山里躲、跑。后来在南辛店上了两年学，因家里缺劳力，父亲便让我辍学回家种地。我这一生的苦乐年华，甜少苦多。没有上学的机会，让我遗憾了一辈子。

但我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要养家糊口，需要有本领，需要学会一种或多种手艺。1948年，我跟二爸学织布到了关村、吴村一带，两年多的织布生涯里，我常常是三更睡五更起，尽管如此却也挣不下几个钱。有一年我妈病了，我妈到关村向我二爸讨五升麦子，二爸没有，我爸空手而走，眼中噙着泪花，我心里非常难受。由于织布挣不下钱，我就回到北关，又去跟父亲和三爸到河南观音堂卖铜器，还到过陕西。但是走东闯西卖铜器，也没挣下几个钱。于是，放弃做铜器生意，来到西贾村我姥姥家。我这个人见啥爱啥，在姥姥家正赶上村里排戏演节目，我就学会了拉板胡，闲暇时拉一拉板胡，也好自娱自乐。在西贾住了二三年，1956年回到北关村，去干地里活儿。人常说，“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犁楼锄耙割麦扬场，样样活计我都精通，可以说是个“全把式”。

上面说的是务农，再说说务工的事儿。

1958年秋天大闹钢铁，村里组织青年到西山背矿石，我也参加了。但是，当我走到北吝村时，“八一社”的书记闫世才把我挡住了。原来是他听村里人说我心灵手巧，是个务工的人才。闫世才对我说：“我已给带队的李金柱讲了，你不要去背矿石了，到加工厂报到去吧。”到了加工厂，人家分配我打铁。人常说，“打铁先得本身硬”，这话一点不假。打铁的人，一是要有好身体能吃得苦，二是要肯钻研善学习，这样才能很快掌握打铁的技术。当时我二十四、五岁，身强力壮，抡起铁锤一口气能打百十锤。我的眼力好，瞅住烧得通红的铁锭，打得又准又稳。如果说抡锤全凭力气的话，掌锨可就是技术活了，凭着自己的钻研，我很快就学会了掌锨，后来还成了师傅。三个月后，我就学会了很多手艺活。这时，东家叫，西家喊，人家都知道我啥活儿都会干，能者多劳，因此我比谁都忙。

打铁出了名以后，我觉得似乎成了香饽饽，哪里有紧活就把我调到哪里。有一次，钢厂打电话，要面粉厂在五天内送两万斤面粉，还说送不够两万斤面粉，要厂长提头来见，这可让厂长犯了难。支部书记闫世才说，赶快把赵长顺叫来，让他到面粉厂磨面。奉命来到面粉厂后，经过仔细琢磨，我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加班加点，二是维护好磨面机，让机器不出故障，白天晚上连轴转。采取的两条措施果然管用，面粉厂从原来的一天一夜磨七八百斤，一下子提高了三四倍。我到面粉厂后，第一夜磨了两千多斤，第二夜把厂里四盘磨全运转起来，磨了三千多斤，第四夜就磨到五千余斤，到了第五夜就达到了七千斤以上。按时将两万斤面粉送到了钢厂。面粉厂开会时，厂长直夸我立了大功，是头等模范。

后来，加工厂分开了，厂长就把我分到了北贾加工厂。加工厂要抽一个人到福寿村南“七一渠”大坝上修车子。修车子要使用钢珠，但是，当时钢珠很紧缺。厂里知道我会打铁，就让我制造钢珠。我从来没造过钢珠，有点犯难。可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拿起一个废旧的钢珠，用心琢磨起来。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掌握了钢珠的制作诀窍，三天就造出了钢珠，解决了筑坝修车缺钢珠的困难，保证了大坝工程的顺利进展。带工的大队干部再次表扬了我，赞扬我是第一模范。

再说说咱们北关村开挖“社教渠”架天桥的事情。咱北关缺水，要使旱地变水田，就需要开挖水渠。当时经大队研究，决定在村北挖一条渠，把“七一渠”的水引过来。当时正在搞“社教”，就把这条渠命名为“社教渠”。“社教渠”深四丈，宽六丈有余。从下边往上扔一锨土，要打五六节。既费力气，又耗时间。挖渠进展很慢。当时我也在渠上干活。看到社员们干活虽然很辛苦，但工程进展却很慢，于是就琢磨了起来。我从杠杆力学省力原理出发，建议在渠上架个“天桥”，再造个简易杠杆，把挖出来的土装进筐子，用杠杆把土筐从渠底一下子就送到了渠坝上。工作组与大队干部采纳了我的建议，果然干活既省时又省力，挖渠速度大大加快。工作组和大队干部虽然表扬了我，但因为是地主子女，我却不能被评为模范。

我觉得我这一生，也算为社会做了点贡献，但我感到最自豪的却是，在南辛店公社机械厂干的10年。我是1971年进的公社机械厂。机械厂用的大都是能人，在那个事事讲成份的年代，我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人能在那里工作，心里还是很滋润的。在机械厂我先后干过锻工、木工、泥瓦工、修理工、钉掌工、焊工等等。可以说，当时机械厂的技术活，没有一样我不会干的，没有一样我没干过。在机械厂，我一干就是10年。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和北许神管俩人制造的“柴油机长腿”。啥叫“柴油机长腿”？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集体化时，每年在麦场上，社员们都是套上牲口拉碌碡碾麦。五黄六月，骄阳似火，头顶烈日炙烤，脚下足蒸暑土，很苦很累，碾麦又很慢。打场是每年最熬人的活计。因碾场时间很紧，遇到下雨，常常会使麦子因雨淋而发霉。那时，已经有了柴油机，我就想用柴油机碾麦，但柴油机不会跑。我思考着，怎么才能让柴油机在麦场上跑动呢？经过几天设计，利用晚上时间，我在家里画了个图。图是这样画的，给柴油机裝上轮子，又用传动轴把柴油机和轮子连接起来，经和神管商讨并改进，长腿柴油机就这样造了出来，并在打麦场上拉着碌碡跑了起来，碾麦速度大大提高，受到了公社书记的赞扬。

那时，南辛店公社要办煤矿，我还被抽去挖过煤。我们在闫家河为公社开了个窑口，公社领导要我大胆干。但是干了三年，因为当时煤不好卖，连年不赚钱，后来让个人承包，因人事不合，我没包。

没包煤矿不后悔，我开了个青石口，干了五年打石头的营生，每年能赚一两万块钱。后来，因政策原因，停了。

我的一生是手艺人的一生，我有一颗好奇心，有一股子钻劲儿，我还干过用青砖圈窑的泥瓦工。

正是有了这么多的手艺，村里谁家叫我，我就去给人家帮忙。应该说，我的人气指数还是很高的。

以上说了这么多，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是想给后辈们留个怎样做人做事的念想。几十年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我靠的都是人生的智慧。我觉得无论在那个阶段，我们都存在着如何做人、怎样做事的问题。做人并不意味着你出生之后就一定能成为人，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做人首先要做事，没有所做的事，就谈不到怎样做人。做人涉及到道理，做事涉及到技巧。做人是大智慧，做事为小智慧。大智慧，小智慧，一个也缺不了。做人还得有“三心”，即爱心、孝心、感恩心，这“三心”同样是一个也不能少的。

（海晏河清，安享太平）

十、告诫后代

按照老人们断断续续讲的，就我本人能回忆起来的，就说到这里。但我意犹未尽，还想仿效前人立家训家规的做法，给后辈们留个家训。

堂堂正正做人，努力做到十要

一要刻苦读书，做有学问的人。

二要勤劳肯干，做能吃苦的人。

三要省吃俭用，做会理财的人。

四要掌握技术，做肯创新的人。

五要与人为善，做有道德的人。

六要诚实守信，做讲义气的人。

七要循规蹈距，做有修养的人。

八要孝老爱亲，做有爱心的人。

九要知恩感恩，做有良心的人。

十要与时俱进，做识时务的人。

（完）

（编者军迷JHW10月7日于长治老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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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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