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在东京艺术大学门前留影<br><br></h1><h1>左起：黄晓兵、钟耕略、王旻、杨松林、孙一耘、孙大志、李剑华、杨舟<br></h1><h3><br></h3> <h1>寻访东京艺术大学是我的一个夙愿。</h1> <h1>她的前身是始建于1887年的东京美术学校，去年刚庆过了一百三十华诞。这座名校和中国近现代美术有着很深的渊源，“自1896至1949年，赴日留学的中国美术家多达300人以上，仅东京美术学校就有133人”，人数之多、时间之早，都超过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这里先后走出过李毅士、高剑父、李叔同、许敦谷、陈抱一、汪亚尘、王悦之、陈之佛、朱屺瞻、周天初、陈澄波、丁衍镛、卫天霖、谭华牧、王道源、倪贻德、许幸之、林达川、王式廓……等著名人物，罗列出来就是大半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说东京艺大是“中国近现代美术的一个摇篮”诚不为过。</h1> <h1>卫天霖自画像 1939<br><br></h1><h1>这里也是中国现代油画先驱、美术教育家卫天霖先生的母校，卫先生是我最为敬仰的老师，今年适逢他诞辰一百二十周年。</h1> <h1>旅日著名艺术家李剑华先生（右二）早年毕业于该校研究生部，非常理解我的痴念，在紧迫的行程中特意安排了这次访问并亲自陪访；也有幸与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杨松林教授，旅美著名画家、艺术评论家钟耕略先生，及杨舟、王旻、黄晓兵、孙一耘四位青年艺术家同行。</h1> <h1>雪后的上野公园空气清润怡人。</h1> <h1>这里是东京文化中心，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和文化机构云集，学校就座落在公园北端，自然与人文环境得天独厚。</h1> <h1>加莱义民 罗丹<br><br></h1><h1>这不是在巴黎的罗丹博物馆，而是东京上野公园。在东京艺术大学校园里，《巴尔扎克》《青铜时代》等罗丹名作也散立在树林或建筑前。</h1> <h1>进校门不远有座敦实的木亭，亭内端坐着明治启蒙思想家、学校创始人冈仓天心（1863-1913）的全身铜像，他是日本近代美术的开拓者，被誉为“明治奇才”，也是新日本画运动的倡导者。</h1> <h1>甬道边林木掩映，逐次矗立着历代名师胸像，“日本油画之父”黑田清辉（1866—1924）身著授勋礼服格外突出，显示出他的重要地位，他创建了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李叔同先生即出自他的门下，院外附近还设有黑田纪念馆。</h1> <h1>纪念馆画室一角</h1> <h1>黑田清辉作品</h1> <h1>黑田清辉作品</h1> <h1>东京美术学校师生合影，前排左三：藤岛武二，左四：黑田清辉</h1> <h1>我找到了卫天霖的老师藤岛武二先生像，心中默默礼敬。</h1> <h1>现在的教学大楼已难寻当年旧迹，绘画楼一层有古希腊至文艺复兴为主的雕塑陈列，其阵容规模堪比一座小型博物馆，可以想见当年“盗火者”们的雄心。</h1> <h1>这些塑像历经百年沧桑和劫难，表面似经烟熏火炙已呈铅黑色，带着残损修复的痕迹，显得有几分阴郁苍凉、几分庄严沉重。</h1> <h1>边看边猜想它们在战争和地震火灾中经历的可怕遭遇，</h1> <h1>慨叹它们被保存下来的侥幸——这些脆弱的石膏倒比千千万万战争牺牲者更禁折腾。</h1> <h3></h3><h1>这些当初费尽心力财力跨越万里重洋东渡而来的西方神圣，想必震惊和倾倒了无数艺徒，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被冷寂地供奉起来，它们是这座百年名校历史的见证者和功臣。</h1><h3><br></h3> <h1>我们参观了油画科青年女教师诹（zou）访葵（右二）的工作室，因我们的突然造访她像个受惊的小女孩。</h1> <h1>她试用新媒材和多媒体形式，通过视频完成一幅绘画作品，前景视频大概是进行中的作品图像。</h1> <h1>制作新媒材的复杂系统，看不出所以然。</h1> <h1>油画工作室一角，堆积着她的一些实验作品。</h1> <h1>走出绘画楼，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一位女生在用稻秆和旧服装模型进行创作；</h1> <h1>杨舟老师和她交谈，得知她的老师鼓励学生们尝试用各种材料进行创作。</h1> <h1>路边这位男生正在安置色彩鲜亮的造型设计。</h1> <h1>陈列馆是美术学部大院里唯一一座老建筑，前景是笨拙而华丽的祖父级路灯。</h1> <h1>馆里几名学生在布置环境艺术设计的展示。</h1> <h1>可惜美术馆不开放，无缘得见其珍藏，</h1> <h1>其中就有卫天霖先生的油画《芍药》（61x73cm1963），那是1982年卫天霖遗作赴日本巡展留下的；</h1> <h1>另两幅代表作《蔬菜》（53x73cm1958）、</h1> <h1>《玉米》（60x82cm1959）分别保存在太田市美术馆和仙台市艺术馆，这几幅都属于他文革前的高峰之作。</h1><h1><br></h1><h1>（以上三幅由复制品翻拍色彩效果较差。）</h1> <h3></h3><h1>东京艺大美术馆外景</h1><h3><br></h3><h3><br></h3> <h1>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两座雕塑，右为罗丹作品《巴尔扎克》。<br><br></h1><h1>与庄重静穆的传统相对照，是当代艺术的别一番鲜活气象，显示出这座百年名校的生命力。</h1><h3><br></h3> <h1>李剑华先生还着意安排我和图书馆副馆长大田原君见面，向他介绍了卫天霖先生的油画艺术，以及1982年卫天霖遗作赴日巡展的情况。</h1> <h1>归国后，我和李鸿远先生以卫天霖艺术研究会的名义，请李剑华先生向东京艺大图书馆转赠了《卫天霖油画集》作为长期馆藏。</h1> <h1>中午在学生食堂便餐，没有人喝酒喧哗闲聊，气氛安静从容。</h1> <h1>午后独自在校园中徜徉，为了静静体味一下这所百年老校、卫天霖母校的感觉，这里没有什么抢眼的新奇建筑景观，学生中也没有装扮奇特的潮人，大家都在忙着认真做自己的事，处处显得平静如常而井然有序，这是木工房外的情景。</h1><h1><br></h1> <h1>路旁的木料也不是随便乱堆的。</h1> <h1>寻访历史兴犹未尽，马路对面是音乐学部（原东京音乐学校，1949年并入东京艺大），院内尚存两座百年老楼。</h1> <h1>沉重拙实的铁制护窗和门前铁阶梯、修复的石狮、剔除水泥露出原来的红砖……浓郁的历史气息发人遐想。</h1> <h3></h3><h1>楼前这株古柏至少五六百岁了，他一定看见过李叔同等最早的清国留学生每天从树下过往。</h1><h3><br></h3> <h1>整座二号楼属于“文化财保存学/日本画保存修复研究室”（绘画楼还有日本画科），除了博士和修士（硕士）研究室，还有“平山郁夫纪念/文化财赤十字构想室”，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珍重守护可见一斑。</h1> <h1>一切都有板有眼，有始有终有交代，其中发现了中国画家何家英的名牌（左二行第六）。</h1> <h1>午休时的修复工作室<br><br></h1><h1>也许缺少了一些艺术家的落拓不羁，但我还是非常欣赏这种精细严格认真不苟的工作秩序，没有视察评估之类的外部形式化操作，而是（自幼儿园起）长期训练有素，养成的自然而然，这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是一种品质。</h1> <h1>修复室门外的排刷<br><br></h1><h1>无论在学校，在博物馆，随处细节都体现出精严不苟认真彻底的科学精神，令人印象深刻。</h1> <h1>另一座楼属音乐学部，门旁挂有“同声会”（校友会）木牌，年轻的李叔同（李岸）或许就在这里音美兼修的吧。</h1> <h1>东京美术学校是明治维新的产儿，据说是仿照巴黎美术学院建立的。</h1> <h1>2007年参观巴黎美术学院（左为旅法艺术家杨凯先生）</h1><h1><br></h1><h1><br></h1><h1><br></h1> <h1>福泽谕吉像（1835—1901）<br></h1><h1><br></h1><h1>江户末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提出“和魂洋才”，明治时期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反映了日本在近代化进程中，急切地追求全面西化，同时坚守强韧的和民族精神，这成了明治维新取得成功的精神纲领。</h1> <h1>梵高和莫奈的作品<br><br></h1><h1>日本美术鲜明强烈的特色，反过来给予了西方美术以深刻影响，从印象派开始，“日本主义”（Japonisme）在英法等国盛行达三十年之久。</h1> <h1>法国纳比派的形成也由于深受浮世绘影响，这是其代表人物博纳尔画的日式屏风。</h1> <h1>参观西洋美术馆《葛饰北斋与印象派》展览，这块图版挺有趣，大量展品都是围绕北斋和浮世绘对印象派的影响这一主题，将双方作品并列对照，感觉多少有些牵强，反映出日本人某种自负与争强恐后的心态。</h1><h1> </h1><h3><br></h3> <h1>东山魁夷热 20x27.5cm 1978 孙大志 </h1><h1><br></h1><h1>曾几何时， 不觉和风西渐，几乎与西方现当代主义影响同时，吹拂到了我们刚刚经历过历史大动荡的中国大陆，此时距浮世绘登陆欧洲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1978年 ，东山魁夷作品展在北京太庙举办，在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之后则有平山郁夫、高山辰雄、加山又造、横山大观等先后陆续来华展出，新日本画和岩彩艺术（此前国内多用于唐卡等宗教艺术，绘画则比较少见）对后来的中国当代绘画影响很大 。</h1> <h1>除了美术，还有文学、影视、动漫、设计，乃至日本花道、茶道……。我们自恃文化大国，一切都是“祖上就有的”，却很难拒绝和文化的精致、美雅、真切；我们尤其缺少一种坚韧持久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而没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又何谈文化？我们向来以数千年文脉不断自诩，这未免有点阿Q，其实又何曾不断，而且是一断再断……。</h1> <h1>日本现代书法作品，2018摄于东京现代美术馆</h1><h1><br></h1><h1>当然，还有日本书道——<br></h1> <h1>——书界朋友往往看不起人家的根底、工夫和气质，却无法否认其对于中国现代书风乃至当代艺术的启发和影响，我甚至曾疑心现代书法大家林散之的草书和日本的假名书法有某种联系——这也许是我的无知妄猜，扯远了。总之，日本文化几乎已经无所不在地介入渗透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与审美活动中,可视之为有实无名的“当代日本主义”或“新日本主义”了。</h1> <h1>可见一个民族的真正强大不单表现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还在于能否振发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想到这里，似乎理解了日本何以从战后的“经济立国”“科技立国”，到九十年代转而提出“以文化立国”的国策；2010年以来日本政府又推出“ Cool Japan （酷日本）”的文化战略，输出动漫电玩旅游等文化娱乐产品，扩大国际影响展示软实力。</h1> <h1>镰仓街景，镰仓幕府是幕府时代（1185-1867）先后三大幕府中第一个，有很多寺庙风景名胜，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十分完好，是著名旅游胜地，更没有像国内寺庙疯狂敛钱那样的乌烟瘴气。</h1><h1><br></h1><h1><br></h1> <h1>一家经营“镰仓雕”的小店，古雅素朴的小楼，暮色中的灯光很温暖、很有日本风味，不由想起了东山魁夷的画。</h1><h1><br></h1><h1>通过这次访问东京艺大和在东京、镰仓、箱根等地短短十天的参观体验，尽管浮光掠影十分肤浅，仍真切感受到日本“以文化立国”的意义和成效，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借鉴。</h1> <h1>上：文革时的孔庙 下：侵华日军在孔庙</h1><h1><br></h1><h1>自然想到文革前后至今，那些无计其数永远毁灭不复再生的中华历史文化精萃，损失之惨痛恐怕绝不亚于巴西博物馆火灾和塔利班炮轰巴米扬大佛吧？再看如今作为洋建筑师试验场的北京早已丧失自己真面貌，被有意装扮成可以混同世界任何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这，就是被我们误解了的现当代文化——也就是没文化。须知要毁灭一个民族必先毁灭她的历史文化，为何在肆意大拆古建，盖“大裤衩”时就不想想“阴谋论”呢？</h1> <h1>再举个眼前小例子：坐落于什刹海边的聚贤堂（上图）曾是老北京八大饭庄之一，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属文保单位，作过母校北京艺术学院教工宿舍，李瑞年、吴冠中先生在此居住了三十多年，腾空也快二十年了，至今仍在扯皮，以这副惨相在市中心旅游区现眼，请问是没钱吗？下图就不必说了，是当今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h1><h1><br></h1><h1><br></h1> <h1>聚贤堂前楼外观，楼窗上讽刺性地贴着“聚贤堂重点文物”“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标语。</h1> <h1>大高玄殿前的西牌楼 1946 卫天霖</h1><h1><br></h1><h1>这里远比聚贤堂更重要更珍贵多了，我以为这是北京最美最独特的一组古建筑群：景山前街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东、西、南成品字形的三座牌楼及两座习礼亭，在东西牌楼迆东迆西还各有一个三座门。画中左侧一角即为大高玄殿正门（俗称三座门）。</h1> <h1>大高玄殿前的东牌楼 1946 卫天霖</h1><h3><br></h3><h1>五十年代即已全部拆光，近年只在依故宫北筒子河边孤零零重建了一座南牌楼。</h1> <h1>这是原貌，摄于四十年代，南牌楼被习礼亭遮挡看不见。</h1> <h1>故宫角楼 24x33cm 1940 卫天霖，真正精彩的"大"作，没有对塞尚的深刻研究，无论如何是画不出来的。</h1><h1><br></h1><h1>我们在画中可以找到上述三座牌楼（西牌楼被树木遮挡大半），和位于南牌楼左右的两座习礼亭。</h1><h1><br></h1><h1><br></h1> <h1>天香庭院 2001 孙大志</h1><h3><br></h3><h1>母校旧址所在地恭亲王府，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受到特殊的保护。垂花门外左侧（会议厅内室）是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院委会副主任）卫天霖先生的办公室，这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和他色彩斑斓的油画非常谐调。</h1><h1><br></h1><h1><br></h1> <h1>这里就没那么幸运了——位于沙滩以北的卫天霖故居，原来叫椅子胡同1号，是一座带跨院的四合院，主人在此居住了四十多年，被“开发”也已经二十多年，不知又在哪儿卡住了，围墙内仍然是是荒草和大坑。</h1><h3><br></h3><h1>所以，“以文化立国”，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力，实现现代和未来强国的目标，实在太重要了，真是一个聪明的、可收长效的重大国策！</h1> <h1>卫天霖先生像（局部）100x80cm 1999 孙大志 </h1><h1><br></h1><h1>“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脉和性命所系，是立国强国之本、民族复兴之大计。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累遭劫难的文明古国，虽未必立竿见影，却一定可以福延子孙的。不单治国者应以史为鉴，以文为本，以教为纲，就是要以文化治国理政，以教育正己化民，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努力学文修己，重新补回失掉的传统文化，热情拥抱吸收一切现代文明的精华，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微力。这是我此次东瀛之行的最大感触之一。</h1><h1></h1><h1><br></h1><h1>说明：文中所引用相关内容皆转引自冯旭博士著《斑斓朴厚-卫天霖研究》（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2）</h1><h1><br></h1><h1>（上集完待续，谢谢观看）</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