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观!德兴千年古寺惊现北宋时期供奉舍利及相关碑文

杨军民

前记
      公元二零一八年八月二日，阳光普照，德兴静住寺钟磬袅绕，静穆深深。其大雄宝殿后空地，因修下水道，工人竟无意挖出一铁函。工人不知道何物，告主持界本。界本无心，嘱放至一旁近一星期。八月八日大雨，大水将挖铁函处冲出一米见方地宫。瞬间雨停，复尔阳光万丈。界本诧异，持电筒照，见地宫有六石碑、四石柱、一石函。石碑有两块有文，用水冲洗，读其文，乃大惊，碑文详细记载北宋神宗元丰三年存放舍利之事。故命工人将铁函打开，见有一瓷盒，开瓷盖，内有水晶瓶，开之，内有积水。将积水清之，现有颗粒无数，大如黄豆，小如芝麻，色彩缤纷，晶莹剔透。一一数之，共199颗。虽然碑文记为200，实数为199。（恐古人9为大，200实指199。）
   时静住寺有深圳居士好事，称有测舍利之仪器，从深取仪器测之，能量满满，又有宋碑为证，界本与众人始信。故焚香净衣，率众膜拜。并亲往德兴市委统战部，告之刘栋义部长。刘立即布置市博物馆人员前往，查看究竟，并告之市委。随后请省考古专家考证鉴定，各项器物真实无误，并将瓷盒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碑刻国家三级文物。舍利乃佛门圣物，无价之宝，不能以文物定级考其价值，但舍利真实无误，有相关专家推测可能为唐代高僧舍利，数量如此之多，又来自北宋供奉，史料清晰，可谓佛门盛事，世上罕见。现舍利藏在静住寺，碑刻藏之市博物馆。
   盖国运昌，吏治清，民安康，故千年舍利重现光芒，实乃祥瑞之兆。时虽有外强霸凌，然我大国器度，无所畏惧。现有众多千年舍利安然现身，可慰民心，可聚民力，可镇妖邪，实乃国之大幸，佛界大书大庆之事。
  因年代久远，虽有碑文所记录无误，但众人观之不知其背景，不免茫然。而且有些秘密己杳然而去，只能臆测。军民领命，惴惴而考，勉成小文，供人参考，然谬误良多，让人一笑尔。

一、出土的碑文既译文

静住寺出土北宋碑之一

大宋饶州德兴县余士隆，熙宁八年秋八月，季子洵文，预贡于乡，赴试礼部。时长子洵美偕行於京师，往拜如意菩萨戒坛，主坛僧崇教大师授以舍利数百颗，持归供养。元丰元年冬十月，士隆与妻曹氏发心捨造净住禅院，斥大旧址，易之以新。三年冬十月起建宝殿，迄臻周完，因藏舍利二百颗于殿基，用镇金地。时岁次庚申月建丁亥日维乙酉，余士隆与妻曹氏十五娘男洵美洵武洵仁洵文。男孙日升、日享、日宣、日迁、日益、日强、日光。曾孙彦昭、彦时、彦国、彦明。阖家眷属和南谨记。

进士汝南周深书

新成坊与男珉勾当修造。

译文：

大宋饶州德兴县余士隆，在熙宁八年秋天的八月，他的第四子洵文经过州试成为贡生，并前往京城参加礼部的考试。当时长子洵美陪同他一起到京城，前往拜访如意菩萨戒坛，戒坛的主坛僧崇教大师，送给他们数百颗舍利子，让他们拿回来供养。

元丰元年冬十月，余士隆和妻子曹氏发愿要布舍建净住禅院，拆旧院，扩大旧址，用新的禅院替代旧寺。

从（元丰）三年十月起开始建造宝殿，等到准备的十分完备后，才在殿基下埋藏了舍利二百颗，用以镇守宝藏金地。

（放舍利）时间是庚申月（七月）丁亥日乙酉时，余士隆与妻曹十五娘，男儿洵美、洵武、洵仁、洵文，男孙日升、日亨、日宣、日迁、日益、日强、日光，曾孙彦昭、彦时、彦国、彦明，全家男女老少一起虔诚合掌恭拜。

谨记

碑文作者：进士汝南周 深

勒石建造：新成坊程 言和儿子程 珉

静住寺出土北宋碑之二

长者余翁新净住院之三年，乃建殿宇。将考其就，长子公济尝得舍利於京师，用藏金地，既书岁月，又命(德兴人)万如石为之赞，谨稽首言曰：至神能显，至变能常。

真空无体，妙有无方。

示灭非灭，云亡非亡。

天之广覆，积气苍苍。

地之博载，积块穰穰。

惟此法王，与久且长。

矧伊坚固，尤其秕糠。

化现不测，圣异难量。

如玉之荧，如金之刚。

欢莫思议，力讵赞扬。

宜宅宝壤，用镇无疆。

亿万斯年，於焉永藏。

元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进士杨腾书。

译文：

（德兴）长者余仕隆发愿建新净住（禅）院的第三年，开始建殿宇。考察其建禅院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长子公济（字，名洵美）曾在京师得到舍利，用来供奉在黄金宝地。不但写明了时间，又请扶风的万如石为此事作赞文。（我这里）合掌虔诚的赞道：

最伟大的神明才能显圣，最莫测的变幻能够习以为常。

真的空（佛教概念中的精神领域）是没有定体的，

最奇妙的事情往往没有固有的方式。

向人们展示的寂灭并非是真正的寂灭，

说事物的消失也不是真正的消亡。

天宇之所以广大，是由于积存的真气苍茫无垠，

大地之所以承载万物，是因为其堆成的土地能创造丰收的食粮。

只有这佛舍利子，才是既永久而又长远的。

况且它非常坚固，莫只看似碎小而如同粃糠。

由于变化与显现是不可测的，圣迹和灵异难以度量，

（这些舍利）如同玉石一般的晶莹，如黄金一般的刚强。

令人赞叹而令人不可思议，努力也难表赞扬。

（舍利）能让宅院更加养人让土地更加的肥沃有价值，让他们永远镇守住这里。

不管过了亿亿万万年，就让它永永远远地在这里保佑着人们。

元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进士杨 腾书

二、余仕隆为何人？

   余仕隆北宋时期德兴名门望族。据德兴余氏家谱记载，德兴余氏祖先为余兴，北宋朝议大夫，成都人。奉旨使访遗隐来到德兴，见德兴山青水秀，便在通济桥下船登岸，后接父余占、余舆举家居住，取妻生子和兄长开创德兴余氏奉先第一世。余仕隆为奉先第四世。

据县志记载为：余仕隆，字宗道，性豪迈，常登宝贤坊之山顾而乐之，创其楼其下，后以楼址专一邑之胜，输其地以建学宫。熙宁二年，复构楼于后山之巅，邑令单锡颜曰《聚远》，因以为号，自赋有诗，与眉山苏轼父子，范龙图希远（范仲淹），陈秘丞胜，刘侍郎诸公相友善，题咏甚多。皇祐辛卯，邑大饥，磬所有以赈，上嘉其行谊，欲官之，固辞不受。嘉祐间，征之，不就，诏旌其门曰《江南长者》。年九十有七，

  从县志可以看出，余仕隆是德兴当时的富豪，且自通诗文，性格豪爽，热爱山水。所以连当时一些名人苏轼和范仲淹都和其交友。余仕隆如何致富，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可以猜测的是他很有可能是参与了银城的采矿，开采了大量的金银。因为他常登山，宋时德兴银城的采银采铜已经非常繁荣。宋时采铜饶州德兴（今江西德兴）、是全国规模产量最大“三大铜场之一”。北宋胆铜总产量 170万斤，占全国铜产量的 25%，南宋初绍兴年间胆铜产量占铜总产量 85%以上。在唐高宗上元二年，朝廷在此开设银场，任命邓远为主事，主管采冶之事。当时银山银矿是全国最主要的产银区，被誉为"大唐银冶第一山"。。唐宋两朝，银山银矿陆续开采一百七十余年，产出白银过亿两，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因此在银城有如此名望余仕隆没有参与矿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的财富十之八九是来自于采矿。

    古人多信风水，特别是在当时的德兴。德兴是全国著名的堪舆理论发源地，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堪舆大师。德兴吴氏家族，为风水世家，有南唐国师吴法旺，吴法旺的儿子风水师吴克城，吴克城的儿子吴景鸾（北宋国师）吴的后代吴折等，宋国师傅百通及玄孙傅博文，宋国师邹仲容，德兴人赵缘督真人等等。德兴人写的堪舆著作也多：以吴景鸾为代表的吴氏著作有《吴氏家传口诀》《吴公解义》等，以国师傅伯通为首的傅氏家族著作有《大理歌》《堪舆要约》等。 

因此余仕隆是不可能不受影响堪舆理论影响的，他对于为何在枕山建楼，在静住寺建禅院，一定是有讲究的。两块碑文都题到舍利用藏金地，用镇金地。可以说余供养舍利，除了信佛，更多的是为了祈福自己的家人和家业吧，他不仅修建了净住禅院，而且他还把在徳兴南上街唐贞元二年僧智惠创建的南禅寺也进行了修缮，也许是善行有善报吧，余仕隆最终高寿97岁。据余氏家谱记载其墓葬在东门北岭。

 

三、余仕隆小儿子洵文去京城考的是什么试？

   宋朝科举考试时间，最初没有明确的规定。后来，宋英宗平治三年，确定科举考试时间为“三年一贡举”。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余洵文去考试是宋神宗熙宁年间，故他是通过了州试之后，到京城参加由尚书礼部主持的省试。

洵文去考试的熙宁八年，科举又发生重大变化，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不过余询文最终应该是没有考上，没有成为德兴进士四百一十七人之一，因为根据史料，熙宁八年德兴无人中进士，熙宁九年却中了两个进士。

四、余仕隆儿子洵美、洵文为何要到京城的寺庙戒坛去？

     北宋诸帝多崇尚佛教，而其崇佛之表现之一即是修建寺院，兴造佛塔。建都汴京至宋室南渡之前，汴京寺院约有九十所。北宋自太宗以来，认为佛教有裨于政治，特别是仁宗、神宗之后，为之屡建寺院，延聘名德，保护庇佑，资其壮大。汴京寺院，或官或私，凡有相当规模者，都有长于论道、善于结交之僧侣为其住持领导。他们或敷衍教乘、或传布禅法，往往能够耸动京城，声震丛林。至天子召见，秘殿说法，转轮祈福，备受礼遇。此情此景，能不令京师士庶刮目相看乎？有机会和佛教大师结交是一种荣耀，因此洵美带洵文去寺庙既是请菩萨庇佑，更是为了结交京城权贵的需要。

五、如意戒坛是什么？洵美去的戒坛又是那座寺庙？

   当时的汴京虽诸帝崇佛，但对僧尼发展采取国家管控的手段。其采取手段就是戒坛的设置。

  所谓的戒坛是剃度出家人的场所，也是佛教寺院的重要附属设施。在宋代，政府严格控制佛教戒坛的创立。戒坛的设置有一套完整的规则，是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进行的。在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戒坛大体上应该是以州级行政机构为基本标准设置的，而在佛教相对不那么普及的地区，大体上应该是若干个州设立一座戒坛，供该地区僧尼、沙弥剃度之用。

   戒坛在宋代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意味，其设置的重要目的是限制出家人数量的无限增加，利用政治权力统一并规范各地剃度僧尼、道士的行为，严禁民间私自剃度，因而成为政府严格管理佛教势力的重要工具。一年一度的剃度仪式隆重而庄严，充分体现了这一活动所具有的宗教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宋朝政府将出家人的剃度仪式与各级政府庆贺皇帝生日的活动巧妙地融为一体，这就将宗教活动与世俗庆典结合了起来，使受戒活动更显隆重，也使戒坛成为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场所。

根据史料在京城只有两所寺庙设置戒坛。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命异州（今南京）崇胜寺建坛，名承天甘露戒坛。翌年又在京师（开封）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共七十二所。京师慈孝寺，别立大乘戒坛。使先于诸方受声闻具足戒（比丘戒），后至此地增受菩萨戒（《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此为后世三坛次第传戒的开端，因此当时的京城只有太平兴国寺和慈孝寺两所戒坛，兴国寺的戒坛为奉先甘露戒坛，而菩萨戒坛设在慈孝寺，因此碑文所记载的如意菩萨戒坛应该是在慈孝寺。

 

六、崇教大师是何人？为何要把舍利给余家？

崇教大师能作为菩萨戒坛的主坛僧，身份可谓尊贵，是受过皇帝的敕封。因为在佛教界被称为大师的一般都是得道高僧，且是被皇帝敕封为大师的。像崇教大师这样的高僧除深于佛学外，又多谙儒学，敷衍佛法，讲唱经义，常为大臣亲贵所重，是京城达官显贵的座上宾，

   在北宋崇教大师的资料少之又少，在太宗、真宗、仁宗、神宗时期都有叫崇教大师的，且都是被皇帝敕封的。传苏轼曾经赠诗给崇教大师，可惜没有找不到诗稿了。范贻孙曾经写过一首诗给崇教大师，范贻孙字馀庆，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第进士，授大理评事。

送崇教大师归天台谨吟七言四韵（宋·范贻孙）

名僧高隐尽修行，人说吾师最出群。

新向天台承帝泽，便朝梁院谢明君。

几程烟水趋丹阙，一院杉松锁白云。

却泛轻杯旧山去，石桥秋月会声闻①。

但从时间上看，如果范贻孙写的是同一人，碑文记载的熙宁八年余洵美见到的崇教大师应该有90多高龄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天台僧正崇教大师慧恩（也有的文献写成思，两字因为想像，容易笔误)

并在一些佛学经典中查到相关资料：

会正記　堪律師所作。师名允堪。钱塘人。幼从天台崇教大師慧思祝髮。學無不通。專精律部。庆历皇祐以來。依律建戒壇於杭之大昭．庆苏之開元．秀之精严。岁岁度僧祝延圣寿。師著會正記等文十二部。讲续南山宣律師之律藏。

据大正藏第 49 冊 No. 2037 釋氏稽古略

允堪律師錢塘人。幼從天台崇教大師祝髮。學無不通。及受具後。專精律部。著會正記。

崇教大师到底是谁，还待慢慢考证。

从当时京城佛教界来看，舍利是非常珍贵的圣物。这么多舍利送给远在德兴的余家供养，且县志没有记载，当时的京城也没引起很大的轰动，而且余氏家谱也没有记载，应该是较为秘密行为。由于史料缺乏，只能揣测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当时余家是大富户，余仕隆本人性格豪爽，与当时的名流苏轼、范仲淹等交游甚好。既有钱，人品又好，又信佛，拜访戒坛可能是进行了大布施，而且很有可能也说了要建禅院和楼供奉舍利之事，因此余家是佛家舍利供养的合格人选。

2、    当时的江西是佛家净土宗的发源地，又是禅宗的兴盛地。德兴又是全国有名的金银铜产地，地方又处于南方，远离北方战事，是理想的舍利藏身之所。

3、    当时宋神宗进行王安石变法，京城的政局形成保守势力和改革派的斗争，熙宁年间边患未定，北宋已经开始走向衰微，作为当时的高僧崇教大师已经对时局有所预测，因此对佛门宝物舍利进行了早安排，避免遭受意外。果然，宝物舍利安然度过千年，遇圣世而现。

 

七、为何余仕隆建的是净住禅院？静住寺的历史又是如何？

    宋神宗崇信佛教，在他治国期间，特别是佛教的禅宗得到了大发展，相国寺为神宗下诏改建，将原有六十四院改成二禅六律。二禅就是慧林禅院和智海禅院，两院一建好，神宗遂将当时闻名于苏、杭之间的宗本禅师诏来主慧林禅院，并诏享誉江西丛林的常总禅师主智海禅院。受神宗诏入主智海禅院之东林常总禅师坚辞入京，神宗只好赐以紫衣及照觉师号，另请在饶州荐福寺的本逸禅师主之。本逸赐号正觉，于京师说法，深受朝中大夫及缙绅所钦佩，与慧林宗本于大相国寺内，一东一西，交相敷扬，堪称一时之盛。因此皇帝如此喜好禅宗，故而在当时禅宗发展很快，而江西又是禅宗的兴盛地。禅宗“五家七宗”，其中“三家五宗”祖庭都在江西。正因如此，余仕隆在静住寺内建净住禅院，可谓是响应皇帝的号召吧。

静住寺历史据县志记载：在县东四里。唐开宝中僧建。宋参政张焘，读书其中，大书壁观二字于石上。万历年间，黄令废寺，入其田于学。止有垦田六亩，批照存寺。

开宝为宋太祖年号，而非唐年号，因此该寺应为宋初所建。原来此地有一汪水池，百姓称为净水池。原来寺名为净住寺，不知何时更为静住寺。

 

八、其余的舍利去那了？是在原来的聚远楼下吗？

由于碑文上写崇教大师是给了余家数百颗，而在同一碑文中明确说了静住禅院用了两百颗，说明舍利的数量在两百颗以上，至少有三四百颗。那其余的舍利到那去呢？

  据民国八年版县志上记载：聚远楼始建于宋熙宁二年（1069）由徳兴人余仕隆兴建，坐落在城北学宫后的枕山之巅，时县令单锡取居高望远之意命楼名为聚远楼。于是大家都认定聚远楼是熙宁二年所见。

而这个时间和碑文上余洵美拿来舍利的时间熙宁八年是不相吻合的。那聚远楼的修建和舍利是不是就没有关系的呢？

其实聚远楼修建的这个时间和单锡为德兴县令的时间是非常矛盾的。据宋朝官制，县令为三年一换。一般是不准连任的。而根据史料单锡为德兴县令是在元丰5年左右时，据熙宁二年有十多年的时间。单锡是不可能在德兴县令当这么长时间的。而单锡为德兴县令这个时间却和余仕隆建静住禅院的时间却是十分的吻合。余仕隆建静住禅院是元丰三年起建，如果当时余仕隆建聚远楼的时间是元丰三四年左右，那建好刚好可以请县令单锡题楼名。

所以建聚远楼的时间县志上应该是有误的，很可能是余洵美从京城拿到舍利回来以后开始建的。古人建楼是一定在楼奠基的地方或楼顶放置宝物以镇地气的。因此这就可以说明了几个问题，余仕隆为什么建楼，其建楼的目的也是为了供奉舍利，也说明了其余的舍利去什么地方的问题。

   而原聚远楼的位置在城北学宫后的枕山之巅，静住寺的位置在城东面山脚，群山环抱，背山而面对聚远楼。且与聚远楼不远，一高一低，一东一北，似有玄机。但历史尘烟中，真相到底如何，这也待更多的史料来佐证了。

九、出土的碑刻书法艺术价值如何？

宋朝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特别是北宋书法，承唐继晋，上溯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在宋太宗时留意书法翰墨，购摹古先帝王名贤墨迹，命王著刻工为十卷，以枣木镂刻之，为《淳化秘阁法帖》。有了帖，便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打破了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新的道路。此次德兴出土的两块宋碑，虽然是籍籍无名的进士所为，但却仍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的书法水平。

这两块碑刻的书法非常精美，虽然都是小楷，但风格各异，反映了当时北宋书法取法的多元性。书法作者为两位北宋进士，不仅书法精美，而且文字精炼，工刻细致，不愧为当时进士，可称为“文、书、镌"三绝。

汝南进士周深的书法秀丽端庄，用笔沉着内敛，扎实劲健，点划姿态生动，平和端庄。在整体风格上呈现出文雅沉着、动静有致的中和之美。周深的书法风格受二王影响，特别是王羲之的乐毅论。点划之间颇为神似。整体章法完整严密，生动活泼，密不通风，疏可走马。

进士杨腾的书法和周深迥然不同，周深用笔一丝不苟，方方正正。而杨腾用笔颇有行意，笔画略有牵带，似呈斜势，字形更为活泼。书法亦受二王影响，特别是受王羲之圣教序影响颇深。

碑刻书法的精美和具有北宋风格，以及碑文的文字功底，也从侧面说明了余仕隆对供奉舍利事情的重视以及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九此次北宋高僧舍利安然重现对德兴有什么意义？

1、首先此次舍利出现肯定是一件大好事。

  舍利是佛门圣物，历来都是视作佛的化身。它的出现无论在什么朝代都会引起轰动，都被视为祥瑞之兆。因为自古都认为舍利是有灵性的，其实就是佛的化身，它会对出现的时间、地方都有一定的讲究，现在出现起码说明德兴是个好地方，是发展的好时机。

虽然此次舍利不可能是佛舍利，也就是释迦牟尼的舍利，因为佛舍利在一个地方是不可能这么多。但就是历代高僧的舍利都是非常受到人们珍视的。何况是来自北宋就开始供奉的舍利。而且舍利出现在德兴现有的寺庙——静住寺，没有遭到破坏。本身是佛门圣物，又现身佛寺，且有碑刻佐证，人物详实，且舍利数量众多，因此事件和物体的完整性得到了保证，为开发保护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对德兴旅游发展肯定是一个好契机。

德兴的旅游已经开始起步，一直在寻找一个切入点，从矿冶文化到大茅山的山水文化，再到现在的秀美乡村等等，但一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在周边乃至全国可以打响的品牌。而此次德兴舍利有三个特点，一是年代久远，是千年前的北宋就开始供奉的圣物。二是数量较多，在一个地方完整的出现200颗，现在是非常罕见的。三是一起出土了完整的北宋器物，有碑文佐证，这也非常少见的，既有文物考古价值，又有佛教研究价值。因此利用佛门圣物舍利重现的事件，可以作为德兴旅游发展的很好切入点，引爆点。

世上事情不预则废，预则立。因此如何谋划好此事是文化旅游部门和静住寺要尽快做的事情。

 

 

十、后记

本文感谢盾圃大师和界本大师提供资料的帮助，让我了解了相关佛学知识。 译文参考了沈百友老师的译文并进行了修改。写稿匆匆，缺乏史料，还有许多章节，待后来慢慢续上。虽有许多繆误，只好让方家一笑。

    稿于2018年9月11日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