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俄旧影》十七 归途

李国华

《新俄旧影：我眼中的俄罗斯》

李国华/摄影撰文

莫斯科远东火车站前的列宁像。

十七 归途

我已经多年不给故事加上大结局了。省略了大结局你真的不开心吗？——恩内斯特·海明威

1998年7月中旬，我预科结业，考虑再三，没有再呆下去的必要，就准备回国了。适逢我的生日，几位平时要好的同学便相约庆祝一下，也算是给我送行。“马季”宿舍附近有一条铁路，穿过铁路便是大片森林，到处都是参天大树，多是榉树、桦树和杨树。我们5、6个人在森林里找了块空地，又四处找些干柴点起篝火，架起事先醃好的大块儿牛肉，就着一种名叫“阿尔玛特”的面包，喝起了“波罗的海”啤酒。我发现附近生长着大量“马林娜”(就是歌里唱的那种红莓)，正值成熟期的果子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便起身去采摘，不一会儿就拎回一塑料袋儿，大家都说好吃极了。乘着酒兴，兰还为我们跳起了蒙古舞、唱起了蒙古长调。

当夜失眠。

来俄罗斯整一个学年了。这一年，我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俄国人，中国人，高加索人，阿拉伯人，黑人，印度人，越南人……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就实际接触而言，那些来自贫穷、动乱地区的黑人和阿拉伯人，给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这一年，我走了不少地方。除莫斯科市区及郊区的著名景点外，我还去过“金环”城市特韦尔、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亚力山德罗夫，最远到过伏尔加格勒，但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圣彼得堡。在旅途中，我领略了俄罗斯广袤大地的雄浑壮美、历史文化的厚重奇诡和文学艺术的独特璀璨。

这一年，我知道了在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穆索尔斯基等经典音乐大师之外，还有不同反响的肖斯塔科维奇；在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红色御用文人之外，还有勇敢揭开铁幕下无尽黑暗的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等良心作家。

这一年，我在没有棉衣的情况下，熬过了零下30度的严寒，亲身经历了被俄罗斯警察勒索，亲眼目睹了相熟的朋友被“新纳粹”袭击受伤，亲手摘下了因前途黯然而抑郁自缢的中国留学生的尸体。严酷的现实，不仅磨练、考验了我的意志，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俄罗斯的社会现状及其与历史、自然间的关系。

俄罗斯是个怎样的地方？公正地说，她美丑参半。美得耀眼，丑得惊心！俄罗斯的美，美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而俄罗斯的丑，则丑在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主导下的贪婪与排外，丑在从苏联时期继承下来的极权、专制思维和与之相关的种种劣根和恶习。

瓦西里升天大教堂。

8月下旬，我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时国内正遭受特大洪灾，东北地区也未能幸免，嫩江洪水冲毁了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昂昂溪至富拉尔基间的路段，致使欧亚国际大通道中断14天，至8月25日才通车运营。而我恰好在那天乘上莫斯科-北京的20次国际列车，记得列车驶过哈尔滨时，当地仍是一片汪洋。

19/20次是除3/4次以外的另一趟中俄国际列车，不同的是，3/4次国列的车底是中国的，途经蒙古国，而19/20次国列的车底则是俄罗斯的，中途不再经过蒙古国，但它隔日开往平壤。

八月的天空格外晴朗，列车从莫斯科远东火车站出发，一路向东，沿途森林、草地、河流和小木屋不断向后退去，风景优美宜人。

列车在到达彼尔姆市(俄语：Пермь)之前，一直很少有人上下车。彼尔姆是俄罗斯联邦彼尔姆边疆区首府，位于乌拉尔山西麓的卡马河畔。1723年建城，1781年设镇，自19世纪以来是俄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在1940至1957年间，彼尔姆曾改名为莫托洛夫(曾任苏联外交部长) 。从彼尔姆再往东，翻过乌拉尔山，就是亚洲了。在历史上，彼尔姆被称为“通向西伯利亚的门户”，也是“不知下落者”的最后一站——那些沙俄及苏联政府不欢迎的人将在这里做短暂停留，然后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或进入“古拉格”集中营，许多政治犯就像人间蒸发一样，从此再也没有谁知道他们的消息。冷战时期，彼尔姆一度从苏联公开出版的地图上消失，原因在于它是军事科研和生产重地，作为一座“被关闭的城市”，成为外人无法涉足的禁区。

如今的彼尔姆市面积7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是欧亚交界处较大的城市。这里聚集了不少来自中国、朝鲜和中亚的商人，形成了很大的贸易市场。列车在这里停半个小时，上来不少中国人。

一个小女孩儿的到来给本来沉闷的旅途平添了许多欢乐。这是一个出生在彼尔姆、年龄只有1岁半的中国孩子，她的妈妈带她从彼尔姆上车，要回黑龙江伊春老家。她年龄太小，说话口齿还不太清楚，但神奇的是，她似乎能听懂列车上所有乘客的话，无论是俄语、汉语还是朝鲜语。她的妈妈说，平时她们一家就在彼尔姆的市场里练摊儿，小女孩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市场里的妇女们都喜欢她，也都抱过她。在车厢里，小女孩儿依然故我地投入到每一个成年人的怀抱，没有一丝陌生，十分惹人疼爱，因此得了个“小交际花儿”的雅号。

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前的木制小教堂。

从彼尔姆向东不到两百公里，就是鄂木斯克（俄语：Омск）。列车到达这里后，开始热闹起来。鄂木斯克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是鄂木斯克州的首府，也是西伯利亚联邦管区的第二大城市。1716年，沙皇军队的布霍列茨中校在鄂木河与额尔齐斯河交汇处建立了鄂木斯克要塞，奠定了城市的开端。如今，这里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化工和机械制造基地。

鄂木斯克紧邻哈萨克斯坦，距阿斯塔纳仅820公里。阿斯塔纳(哈萨克语:Астана)原名阿克莫拉，1997年取代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的新首都。在阿尔泰语系里，阿斯塔纳本意即是“首都”，而阿克莫拉是“白色坟墓”的意思，大概是嫌不够吉利才改为现名吧。

哈萨克斯坦地处中亚草原，是世界著名的中亚牧羊犬产地。据说，狗的驯化发生在四万年前，是被人类驯化的第一个动物，而遗传学家发现，世界上所有的狗都起源于南西伯利亚。不知从何时起，鄂木斯克成了犬只贩卖集散地。

在鄂木斯克，一批狗贩子牵着各种各样叫不上名字的狗涌上车来，国际列车登时变成了国际贩狗列车。我粗略数了一下，被带上车的狗竟然多达70只，而整列车上的乘客也不过200来人。

家住满洲里二道街的老徐是专业狗贩子，他率领一个徒弟，每人各带2只成年大狗上了火车。最倒霉不过的是，他竟然进了我所在的包厢！本来，我的包厢里只有两个人，我在一边下铺，上铺是来自延边的朝鲜族老太太，她去莫斯科看望完儿子回家。老徐进来后，爬上另一边的上铺，把下铺和过道留给了两只大狗。我悄悄打量，老徐年纪不到40岁，皮肤黝黑，身体强壮，也许在这条道儿上走惯了，觉得是在自己的地盘儿上，脸上不自觉的带有一丝蛮横与傲慢。那两条狗长得几乎一样，都是原产意大利的马斯提夫斗犬，肩高大约1米，体重接近百斤，毛色灰黑油亮，尾巴早已被从根儿上切除，一张血盆大口不断向外流着口水、呼着臭气，最可怕的是那两只血红的眼睛，眼睑外翻，眼露凶光，始终警惕地注视着车厢里每一个生人。

我天生怕狗，小时候又被狗咬过，所以老徐跟两条大狗一挤进包厢，本来宽松祥和的空间霎时变成了人间地狱。我试探着跟老徐搭话儿，问他有没有可能让狗呆在车厢头上的盥洗室。老徐傲慢的笑了笑，说：“你问它俩愿意不？”

人跟狗怎么讲道理？无奈之下，我只有去找列车员商量。按惯例，每节车厢都应该有两个列车员，据说有时候两个列车员还是夫妻，可我这节车厢始终只有一个男列车员。列车员名叫瓦夏，年龄不到50岁，个子矮小，人也瘦弱，但一张破嘴却不饶人。记得刚上车那天，我在走廊里看风景，无意间吹起了口哨儿，瓦夏恰好从我身边走过，他踮起脚尖伸着脑袋努力靠近我的耳朵，挑衅地说：“你这个穷鬼。”我瞪了他一眼，说：“等到了中国我再收拾你！”其实大家不过开开玩笑，我心里明白，他只是在提醒我而已。按俄罗斯民俗的说法，在房间里吹口哨会把人吹穷了。

“瓦夏，请把列车门打开。”

“你疯了？正开着车呢！”

“我疯了。我要跳下去，再让我跟狗睡在一起真没法活了。”

瓦夏站起来，仔细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说：“跟我来吧。”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打开一间空包厢。瓦夏转过身问：“这下你满意了？”我接连对他说了两声斯巴细巴(谢谢)，要不是嫌他长的丑就亲他一口了。

我回到原先的包厢取行李和卧具，老徐在上铺欠起身子望着我，咧开大嘴干笑着，也说了一声“斯巴细巴”。我还没走出包厢，就见趴在过道上的那只大狗颠颠儿地爬上了我空出的铺位，口水立即弄湿了皮革。

包厢的隔壁，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人长得又高又瘦，背明显驼了，手里拄一根拐杖，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列车每到一站，老爷子都要下车，用他的话说，下去透透气儿。他上车下车都有些吃力，我每次见着都要上去帮把手。几次下来，相互间就熟悉些了，还认了山东老乡，我告诉他我家在济南，他告诉我他老家是潍坊昌邑。老爷子说，多少年没回过老家了，他现在的家在内蒙古牙克石，他这次就是回家看老伴儿和小儿子。我问，大儿子呢？他用手指了指站台上一位正在遛狗的中年人。

俗话说，狗有土性儿，不接地气就会出问题。列车夜间很少停车，几个小时下来，就会听到一片惨叫，那是狗们的悲鸣。最可怕的是马斯提夫，它们不是叫，而是哭嚎。“啊呜……”那凄厉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每到一站，狗主人们都会牵着狗下去放风，这个时候，狗一定会疯跑起来，人在后面拉都拉不住，分明是狗牵着人。

老爷子突然用俄语说，其实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他料到我会吃惊，顺手把护照递了过来。我仔细看了一会儿，又还给他，说老爷子您真是个有故事的人。

回到车上，我邀请老爷子到我包厢坐一会儿，他没有拒绝。接过我给他沏的一杯俄罗斯红茶后，老爷子打开了话匣子。他非常平静地说起自己的经历，年轻时闯关东，先到哈尔滨，后到牙克石，娶妻生子后又只身闯荡阿拉木图，最后又回到国内，带着大儿子一起做起了生意……至于原因过程全都省略了。

说起生意，老爷子来了兴致。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这车上几乎所有的狗贩子，都是从他大儿子那里“进货”。他又介绍说，草原游牧民族多有斗犬的习俗，最初是为了保证牧羊犬的野性。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经济一度不景气，许多家庭只好将他们的斗犬、宠物犬出售，其中甚至包括名贵的中亚牧羊犬“托别克”。老爷子抓住机会，带领儿子做起了倒卖犬只生意。他们只收名贵品种，每只狗的收购价格，平均在10美元上下。他们在鄂木斯克租了一处大院子，买回去的狗有专人驯养，并打好防疫针，等卖给狗贩子时，最少也要100美元了。除去费用，利润相当可观。

我专门问过老徐，他师徒二人买4条马斯提夫，那是名贵品种，一共花了600美元，来回车票约需500美元，打点列车员、贿赂海关关员和动物检疫人员约需300美元，路上喂狗约需100美元，总计花费约1500美元。而他的4条狗一旦运到中国，则每条都在1000美元以上，而且很抢手。这样算下来，他俩每趟可净赚2500美元。不幸的是，列车快到伊尔库茨克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狗竟死了一条，疼得老徐直咧嘴：“妈的，赔了！”

老爷子看着老徐哭丧般的样子，悄悄跟我说，这小子赔不了，他一年至少跑20趟，就算每趟赚2500美元，再乘以8(当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比率是1：8.30)，你算算是多少钱？40万呢！而且玩儿着就干了。

国际列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它还是流动的国际舞台，各种人物在这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列车到达伊尔库茨克市的时间是上午，车上更加热闹起来。伊尔库茨克（俄语：Иркутск）是州府所在地，也是东西伯利亚第二大城市。它位于贝加尔湖南端，安加拉河与伊尔库茨克河的交汇处，距离莫斯科5000多公里。在这里经商的中国人特别多，因此上车的乘客也特别多，他们手提肩扛大包小包，有的直接把硕大的驯鹿头角架上车，还有一位甚至扛着一头贝加尔湖淡水海豹的标本，也不知怎么才能过海关。

后来才知道，海关、边检其实更警惕那些行李不多的旅客。当列车驶过后贝加尔斯克那巨大的“国门”抵达满州里车站时，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警冲上邻近的车厢，迅速将一个年轻人押下车摁倒在站台上，当众打开他随身的挎包，里面竟然有两把手枪。武警一定事先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在满洲里进关，边防检查照例是武警、海关、动植物检疫、国际旅行卫生检疫等几道关卡。我可以负责任地、毫不客气的讲，当时在那些岗位上的人，一个比一个蛮横无礼，动辙以手中的权力威胁旅客，并扣押他们的行李货物。而那些真正有问题的人，反而不会有什么麻烦，只要分别施以贿赂就行。比如那些狗贩们，只要给每条狗交纳100元人民币的罚款，就可以“安全”入境了。车上还有一个人，本来护照、签证都过期了，他干脆撕巴撕巴扔了，然后谎称钱包被偷，一样大摇大摆过境了。

而像我这样一向谨慎的老实人却遇到了麻烦。负责卫生检疫的是个中年男人，脸色阴沉的查验我的《国际旅行健康证明》，说已经过期了，必须下车验血。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8月31日，而证明上的截止日期恰是同一天。我说今天还有效呢，他瞪了我一眼说，我说过期就过期，你不想找麻烦就老老实实下车，一谁知道你们这些人在国外干了什么好事！

我只好跟着他下车，到一个窗口排队等候验血。排到我的时候，我生怕他用一根针扎所有的人，便一边交钱(那是我身上仅剩的200元人民币)，一边跟他商量，咱钱照交，验血就免了罢？他大声喝斥，你他妈废什么话，伸手！无奈，我冲他伸出了右手中指。那小子拿针使劲儿戳了我一下，疼得我在心里问候了他祖宗八代。之后，他用小玻璃片刮了一下手指渗出的血滴，并煞有介事地粘上一截胶布，用圆珠笔编上号，整齐码放在桌子边缘上。我发现身后排队的人不多，就躲在窗户一旁看着，果然不出我所料，在扎完最后一个人的手指头以后，那孙子手拿一块抹布，“哗拉”一声将所有玻璃片都撮到簸箕中，顺手倒进了垃圾桶，哪里有什么检验！

回到车上，老徐问过情况，默默递给我200元钱：“拿着，啥也别说，到北京你还得转车回家呢。”我望着这位老哥，心里好生惭愧，不由想起明代大学士曹学佺那句著名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对比一下那些边检公务人员，哪个不是读过书上过学的人？他们的良心恐怕早被狗吃了。

列车奔驰在祖国大地上。车窗外，草原和森林越来越少，到处是裸露的深褐色土地，新一轮的大开发正在轰轰烈烈的展开。近乡情更怯，远行的游子在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不知为何，却忽然迷失了方向……

俄罗斯，我没有白来，也终将离去。

(全文完)

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