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b>《新俄旧影:我眼中的俄罗斯》</b></h1><h3><b>李国华/摄影撰文</b></h3> <h3>1998年5月1日,莫斯科大剧院门口,几个俄罗斯共产党员打出了党旗。苏联解体后,俄共虽然在组成国家“杜马(相当于议会上院)”的37个议会党团中保留了一些议席,但大势已去,像伊万诺沃州、伏尔加格勒州的党组织,也都不听从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中央号令,各行其事。</h3> <h3><b>十五 “五一节”的游行</b></h3><h3><b><br></b></h3><h3><font color="#167efb"><i>我想起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让一些事情给搞得迷惘了,历来如此,今后也将永远如此。</i></font></h3><h3><font color="#167efb"><i></i></font><i><font color="#167efb">一一恩内斯特·海明威</font></i></h3> <h3>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纪念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与会代表通过了这项决议。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之后,凡社会主义政党执政的国家,都会隆重纪念这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节日。</h3> <h3>苏联时期,“五一”自然是特别受重视的节日,每逢这一天,全国放假,并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及群众性游行,游行队伍中包括各企业、机关的代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沿袭了这个节日,除政府统筹的庆祝活动外,各种不同政见的非政府组织、劳工团体,也都会在这一天自发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既可以借这个机会充分阐述各自的政见,又能扩大本组织的影响。</h3><h3><br></h3><h3>在莫斯科,这一天的集会游行主要集中在红场周边的革命广场、马克思广场一带。同时,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还会举行内容丰富、色彩缤纷的娱乐活动,人们早已经把“五一”过成了世俗节日。<br></h3> <h3>1998年5月1日上午,我乘地铁来到“猎户市场”站,那是离红场最近的一个车站,也是我去的最频繁的车站。走上地面以后,径直步入红场,只见游人如织,热闹非凡。在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附近,人们搭起了舞台,正在准备一场盛大的户外演出。“古姆”(国家商场)的外墙上,挂起了巨幅的宣传画,到处弥漫着节日的喜庆气氛。</h3> <h3>红场外的亚历山大花园,自发的小交响乐队在演奏一些俄罗斯著名音乐家的作品,看上去一派祥和景象。</h3> <h3>红场上,饰演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特型演员匆匆地从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基钟楼门口走过。</h3> <h3>红场上的俄罗斯海军士兵。</h3> <h3>“五一节”早已从政治节庆变成了世俗假日,这一天,红场上的游人摩肩擦踵。</h3> <h3>1997年到1998年,我在莫斯科居住一年,这一年恰好是叶利钦总统即将把最高权力移交给普京的一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作为一个纪实摄影爱好者,我自觉地举起相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记录。</h3><h3><br></h3><h3>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感情可说是五味杂陈。追溯历史,两国都曾饱经蒙古铁蹄的践踏和蹂躏。到了近现代,俄罗斯却成了众列强中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两国有着4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线,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h3><h3><br></h3><h3>从一定角度和程度上看,新中国的建立与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是分不开的,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一度属于一个阵营,并曾度过一段蜜月期。苏联解体后,中国官方本能的认为,俄罗斯人必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他们在历史紧要关头,没有继续选择镰刀斧头,而是选择了双头鹰,“竟无一人是男儿!”但是民间未必会这么认为。</h3><h3><br></h3><h3>从可以想见的目的出发,中国国内媒体对俄罗斯的报道难免失之偏颇。1998年,我曾见到过两幅新闻照片,是一位新华社驻莫斯科摄影记者拍摄的,发表在国内许多媒体上。第一幅,是两个俄军士兵在街上拦住一位行人,其中一人伸出了食指和中指,这是在俄罗斯人中常见的要香烟吸的手势,但图片说明却说,俄军给养不足士兵沿街乞讨(大意)云云,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另一幅,是一位妇女的背影,她的头和手都已趴在垃圾箱里。图片说明是,俄罗斯经济极度困窘,老百姓在垃圾箱里找东西吃。我就想问问,当你只能看到一个人的屁股时,是如何判定她在吃东西的呢?</h3><h3><br></h3><h3>这位记者在公然说谎。众所周知,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及其他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一度陷入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难,这是国家制度剧变之初的必然反应,但无论如何也没有到像他文字里所描述的那个地步。剧变过后,社会自然就会逐渐趋于稳定和复苏,当然,这个阶段可能需要一些时间。</h3><h3><br></h3><h3>真实是新闻与纪实摄影的生命。新闻记者与纪实摄影师,不应只是做传声筒和宣传工具,历史将拷问每个人的职业道德和良心。我不是记者,我只想尽量客观地记录下自己的脚步和见闻,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在严冬中走向春天的莫斯科。</h3> <h3>每逢重大节庆,这些胸前挂满勋章的老战士总会出现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们庄重的神情里,既有对曾经荣耀的追忆,也有对往昔岁月的缅怀。</h3> <h3>红场上没有我想看的游行集会,打听之后,得知那些活动一般都在莫斯科大剧院前面的马克思广场,好在没多远,便步行赶过去。</h3><h3><br></h3><h3>马克思广场上,集会正在进行,全俄妇联主席在讲话,接下来又是一些什么人讲话,我也听不大明白。于是穿行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随机拍摄了一些照片。</h3><h3><br></h3><h3>那时候,普京还没有从叶利钦手里接过权力,俄罗斯社会再次走向高度集权化道路的迹象还不明显,社会状况看上去虽然有些纷乱,但已经初现民主化的端倪,尤其在这样的节日里,倒颇有几分祥和了。最起码,各个党团组织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畅所欲言了。</h3> <h3>游行的队伍里,我见到这位募捐的老者,他手里高举的牌子上写着:让我们帮助在“十月白宫事件”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们!</h3> <h3>【链接资料】苏联解体之初,各派势力仍在角逐。1993年10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总统派”和以“最高苏维埃”(相当于议会上院)为代表的“议会派”,关于是否进行“休克疗法”等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叶利钦宣布解散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则宣布解除叶利钦总统职务,两派矛盾迅速激化。叶利钦派坦克包围议会大厦,并与最高苏维埃支持者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最后,叶利钦下令以坦克炮击议会大厦,逮捕“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最终迫使“议会派”解散。史称“十月事件”。议会大厦为白色建筑物,因而这次事件又俗称“炮打白宫”。这次事件中有人遇难。</h3> <h3>“五一”节前,帮我办理留学手续的张大哥也从国内回来了。他在莫斯科注册了一家国际贸易公司,聘请了一位俄罗斯翻译安德烈先生帮他打理业务。“五一”节当天下午,张大哥带我去拜访了安德烈先生。老先生年近70岁了,待人和蔼,讲话实在。他年轻时曾担任《俄罗斯文化报》驻中国记者,曾经采访过梅兰芳,家里还珍藏有林风眠的画。安德烈的妻子名叫达尼亚,热情好客,见我们来,连忙泡上红茶,端来自制的糕点。</h3><h3><br></h3><h3>恰逢“五一”,老两口又都曾是联共党员,对过去的年代难免有些怀念,就想找一面苏联国旗挂出去。可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就用竹竿挑了一件红色秋裤,挂在了窗外,令人哭笑不得。</h3><h3><br></h3><h3>我理解,安德烈先生只不过是想表明一下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态度。一个现代国家,应该允许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存在,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只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就能正常运行,人民生活才会安定幸福。</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