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甘州

三成

1

“一个黄脬牛，卵子夹上走甘州”。
小时候，村里人常让小孩子猜这个谜语。也不知是哪朝哪代编出来的这么个谜语，虽说就猜的是一杆老秤，但里面却承载着我们村子与甘州城世代相续的某种关系。
民乐县顺化堡村，离甘州城有一百三十多里地。很早的时候，那个夹着卵子的“黄抛牛”来往这一村一城之间，都忙活些子啥东西，我也不得而知。不过，你看这“秤”字，一半“禾”来一半“平”，是个会意字。最初就用来称粮食，而且要求个公平。
我记事的时候，那正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时代。提起那时民生，很多人会摇头。不过，平心而论，还是有些值得怀念和珍惜的东西。
那时候是大集体，但也不是有些文学作品里说的那样，“一大二公”到绝对地步。每口子一两分的自留地，种啥，完全是由着你。那一亩三分自留地，种得那个精细，长得那个旺势，五花八门那个繁势，看着真叫人心里舒服。种出来的青稞、麦子、洋芋、大蒜，不可以私自卖，但可以到别处换来需要的东西。到南山里换些青海牧民的酥油、牦牛肉，到甘州换些大米，换些水果蔬菜。所以家家户户，都少不了那杆“黄抛牛”。
那时自家也可以养殖，主要是鸡、羊、猪、驴。“我老汉，七十三，提上个篮篮卖鸡蛋，一个鸡蛋五分钱，刚够我老汉的纸烟钱。”这首儿歌说的正是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一个鸡蛋五分钱，可以卖给别人，也可以直接到商店里买油盐酱醋。一只鸡大概是一块五到两块钱，可以卖给公社干部、商店营业员或是小学的老师，是村里人日常最主要的补贴。
家里养两三只羊，主要是出羊毛，用来打毛绳，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擀毡擀毛靴，装棉衣和棉被。年头节日也宰了羊卖肉，一斤羊肉三毛钱。也可以整头羊卖给人，十块钱上下一只。不过，养好几只羊的人家，自然繁殖，慢条斯理，不像现在“人工”，快得吓人，所以一年两年里，也难得卖上一只。
驴几乎是每家必养的。如果一家买不起或者养不起一头驴，就两家、三家伙养一头，叫“伙养驴”。驴市似乎是从来没禁过，在民乐县城西关，就有一个驴马市，一年四季聚着成群的驴。有人甚至以看牙口、说驴价为营生。一百来块钱一头驴，夏秋栓在田埂沟坝里啃些青草，冬春扔给些打麦打豆打下的麦豆草。一年四季，拉磨、拉车、骑人、驮煤，那年月，驴真是顶了大用场。村里人家，没驴的生活简直无法想象。
猪也是每家必养的，现在看来，那简直是最好的循环经济。磨面剩下的麸子、洗锅之后的饭茬水、田里薅来的嫩草、打豆子扬出的细豆草，都是喂猪之食。每家的这些东西，似乎也正好够喂一头猪。猪造下的猪圈粪，虽然又硬又臭，但是有股子“粪“劲，施在地里，庄稼有股子长劲。在没有化肥的年代，“猪粪”在庄稼人嘴里叫起来真是带劲。要是一家子不养头猪，麦麸子就会馊掉，饭茬水就会白白倒掉，薅来的嫩草就会眼睁睁蔫掉，打下的细豆草就会在第二年发掉。你想想，不养猪的人家，把东西浪费掉，田里又没施的劲肥，更没得机会好好吃上顿肉饭，那会是一个有生计的好人家吗？
再说了，要是养的牙猪，可以卖到公社的肉食站，或是过节自家杀了，一斤9毛卖给邻里邻居，可收入十几、几十块钱；要是养的玃猪，可以用来配种挣钱，每次一升豆子或者5毛钱。有个好玃猪，一年挣的钱比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挣的工分钱还多。
养母猪的意义就更大了，吃得多，造粪多，还能下小猪仔。俗语说“猪五羊六，驴七马八”，就是说猪的孕期只有5个月。那时很多的人家都养一头母猪。一般母猪一年至少下一窝猪仔，养得好的，两年三窝，甚至一年两窝。一窝猪仔少则七八只，多则十四五只，猪仔吃奶四十五天出圈了，就拉到集市上去买。当时民乐县城南就有一个专门卖猪仔的市场，谁家的猪仔都可以自由地拉到这里买卖。这个市，也从来没禁过。

2

路这个东西也奇怪，一截子路，两头各自埋着些奥秘。

从远处乡里到县城卖猪仔的，考虑往返旅途，一般都尽可能一天里卖完。有些城边上的闲人，在即将日落西山的时候出来“断堆”，把剩下的猪仔以一揽子较低的价格买去，第二天再来卖一个高一点的价钱，也成了一种营生。
那时候，一只猪仔的价格低则七八块，高则十几块。一窝猪仔，一只高卖一两块，就可以多卖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对于那时一个工日一毛来钱的收入而言，整个是一笔大买卖。
离村子一百多里地的张掖城，猪仔的价格往往要比离村子二十里地的民乐城高很多。于是，我们村子很多人家的猪仔都拉到张掖去卖，我小的时候也就有机会多次来到张掖城。
到张掖，那时在父辈口里都叫“走甘州”，听起来有些走西口、上新疆的意味。毕竟，那时候没有汽车拖拉机，走一趟甘州，靠牲畜四条腿，没明没黑走三四天，还要走过一个荒无人烟四五十里的戈壁滩，谈何容易。
那时的主要交通工具的是皮车、大车、拉拉车。大车装那种木质长辐条的巨大木轮，由一头牛或一批马拉，行走颠簸迟钝，用于生产队拉粪，拉草。皮车装的是钢圈橡胶轮胎，有一匹好马驾辕，三匹骡子搭梢子，拉得多，跑得快，是跑运输的好工具。皮车和大车只有生产队才有。村里人家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拉拉车，或靠人力推拉，或套一头驴拉，也叫驴拉车。村里人“走甘州”卖猪仔，都是靠驴拉车。
“走甘州”需要好几天的谋划准备。动身之前，父亲要把车子检查维护一遍，还要打问是不是有别的人家一起做伴，有时还要提前给驴钉副新掌，母亲要张罗些穿戴吃喝的东西，烙下我们几天足够吃的干粮。
出行那天，一大早喂驴、喂猪。然后关母猪，抓猪仔。母猪爬墙拱地，急得咬人，猪仔嚎天抢地，像要挨刀，好一场生死离别。父亲一头汗，两把泥，好不容易把猪仔装到车箱里，上面盖上铁丝筛子，四周用绳子拉紧，筛子上垫上驴吃的草，草上铺上毡袄，车后揽上猪食，车头挂上干粮。准备就绪，一般是吃过午饭，套上吃饱饮好的驴，开始启程。
那时候我家和另一家伙养一头驴。伙养驴很辛苦，往往是这家卸了磨，那家又牵去套车，一年到头不是在磨道里拉磨，就是在路上拉车，不是前脖胛磨破了，就是后腿膀抗烂了，经常是眼泪汪汪。
父亲很爱惜驴，从别人家牵来，总要让驴缓上一阵，吃饱了再上磨套车。走张掖，一般都是让我上车，在毡袄上坐着或是趴着，他自己尽可能多走些路，腿脚实在困了，就挡在前面的辕向上坐一阵。也不喝着驴快走，除非情况特殊，基本是信驴由缰，反正半天一夜，迟早能赶到张掖。

3

村里人自有村里人的“路数”。出了村子，一般不走往县城那条公路，而是直沿村子向北的沟槽土路走。走公路要先向东到民乐城，然后向北去张掖，绕得远。出村子向北，擦过宗家寨子，穿过下天乐村子，下了大河冲子，过了大河滩，绕过徐家寨子，就可以径直投到三堡到张掖的公路上。这时候一般是将近后晌，选个适当的时点，让驴吃把草，人啃口干粮，歇歇脚。之后就开始向王庄、六坝走。
从民乐北端的六坝到张掖南头的新沟，一般走的是夜路。这一段路过去是没有人烟的石干墩大戈壁滩。偌大的旷野里，一辆驴拉车，好像爬虫过大川，慢的可怜。这样的时候，整个夜幕罩住了没有边际的戈壁，旷野的寂静比悄无声息的夜空还大。驴拉车在漫长的石子路上颠颠簸簸悉悉索索，感觉路比夜还长。父亲有时候会发出一声咳嗽或对驴的吆喝，并不是嗓子发痒，或者是驴走路不当，也就是想打破一下这无边的有点让人发毛的空寂。
我常想，要是这时突然从夜幕里跳出来强盗，哪怕只是一个强盗，哪怕手里握的不是一把刀，而是一根木棍，那也是非常怵人的。奇怪的是，多少次了，从来没有碰到过。而且，也没有听到谁家的驴拉车在石干墩滩被抢过。更令人想不到，并且有丝温暖的是，那时候虽然县域之间的道路上时常会有戴着红袖章的“武装民兵”查路，防止倒买倒卖投机倒把，但我们的驴拉车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盘查。
不要说人们心里都有杆秤，就是驴，也不见得没有。
走这样的夜路，难得碰到车辆和行人，父亲熬得困了，也趴在车头迷糊一阵，由着驴自个儿走着。驴虽然不回过头看，但清楚地知道主人在干啥，只是它心里也明白，偷懒也是白搭，自己不动蹄子，路不会自己走掉，反正这些路迟早要靠自己走完。没人吆喝了，它反倒很认真地拉车走路，一阵子一阵子还走得很起劲。有时候驴独自走得没精打采了，就自个儿把车靠在路边停住，眯着眼若有所思地休息上一阵子，或者支楞着耳朵，出神地辨听夜的远方渺茫的声音。有时父亲发现了也不去吆喝，任由着驴。休息一阵，或者有个什么响动打动了一下，驴似乎忽然意识到什么，摔一下耳朵，又自个儿拉着车子继续赶路。
平常，到了张掖新沟大多是鸡叫前后。这里有一个车马店，可以进去睡上一阵，也可以直接到张掖城的南关车马店住宿。住宿都是长条的大炕，似乎也没被褥之类，住店的人头朝里一大溜，盖着自带的皮袄、毡袄，枕着包裹或干粮袋子和衣而睡。吃饭一般都是拼伙做，要吃饭的，每人四两或半碗面，外加一毛的烧头调料钱，白水里下些洋芋青菜什么的，大都是吃些汤面片。
有一年夏天，不知咋地到新沟却是大后晌，日头已西挂树梢。我们住了店，父亲带我到旁边的田地上转。这些地应该也是自留地，一片片划成小块的田里，各色庄稼和蔬菜，高高低低疏疏密密长得茂势。记得田里正在浇水，绿油油的庄稼地里涨满了水，夕阳下泛出一道道金光。父亲和浇水人闲聊一阵，那浇水人给我们拔了一个萝卜一棵白菜和两个根葱。我们下在拼伙做的白水面条里，我一口气吃了三碗。那味道，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4

村里人进城，又兴奋又紧张。连驴都紧张。记得当时卖猪仔的市场好像就是现在的甘州市场。无论住在哪个店，都必须一大早赶到这个市场。
甘州的市口就是大，人很多，把准价格，一般中午之前就会将猪仔卖掉。买卖猪仔一般不用“黄抛牛”来称，提起猪仔两条后腿，前腿着地，看条子长短，腰子壮瘦，奔劲大小，就能掂量出好赖。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点其他的东西，刚下来的蒜苔、蒜头、洋芋什么的。一边卖猪仔，一边卖点小钱。不过，多的时候也不用“黄脬牛”，而是数个卖。拿“黄脬牛”怕是万一查下，落个偷着倒卖买的证据。
一次我们带了些蒜头，两分钱一个。父亲卖猪仔，我帮忙卖蒜头。近中午时分，有个和我大小差不多，一二年级的学生娃拿着两个二分的钱来买蒜头，我给了他两头蒜，可他站在那里还不走，也不言语，不知是看车里的小猪仔呢还是嫌蒜头给少了。一会儿父亲看到了，就又拿起一个蒜头给他，那小孩便笑着一转身不见了。
到张掖卖猪仔，最高兴的就是有可能买小人书，或者下馆子。有一次，卖完猪仔从市场出来，一会儿到了鼓楼跟前。父亲就给了我个贰角钱，叫我赶紧到新华书店买书。那时的商店好像都是平房。我到书店一看，各色编着号码的小人书，琳琅满目挂了一大墙，竟一时间拿不定主意，结果惹恼一个女售货员，对我大声吼叫，我又吓又急，就赶紧买了一本封面上有日本鬼子的，彩色大开本的，八分钱的连环画《拔钉子》。
出了商店，我坐在车子上看车，父亲去附近商店买东西。我在车上看《拔钉子》正看的起劲，忽听有人喊:“这是谁家的驴车？”，抬头一看，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牵着驴缰绳，不知道要把车子拉到哪里去。驴见是生人拉缰，抿着耳子缩着屁股抡着头不愿走，把车子挣得左右摇摆。我立刻惊得大哭起来，倒把那位警察闹得不知所措，只好向人打问“大人”的去向。一会儿父亲来了，那警察说“这里不让驴车来，你们咋进来了？快走，不要把驴粪拉在街上！”我父亲就急忙打驴走，把驴惊得差点尥起蹶子。
快快地走了一阵子，连每次必逛的国贸商店也没去，一路来到了“七一食堂”跟前。也许是为了安抚我，父亲决定，这次尽管买了书，还要带我下馆子。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刚才的惊恐也几乎一扫而光。九分钱一碗的臊子面，买了两碗，我一碗，父亲一碗。父亲就着自带的干粮吃着，我纯粹地享用着只有年头节日才能吃到肉饭，吃着吃着，忍不住笑出声来。现在想来，那究竟是高兴，还是幸福，真是说不清楚。

5

一杆秤，称过粮食，也称过一个时代的重量。
最难忘是1976年9月那一次。那天下午，天气有些阴沉，看起来就要下雨了。启程的时候，父亲就有些犹豫。可已经出圈的猪仔留不得，留下，不仅要搭上不少喂头，猪仔的毛色也会变得不受看而影响价格。
果然，出了村子不久，零零星星的雨就开始下起来。父亲把毡袄在车子上支起来，搭成一个小帐篷，我钻在里面，听着雨星滴落在毡袄上，劈劈啪啪，一路前行。
在雨里行路，总是有些寂落，驴也被淋得时不时地得瑟。终于，下了三堡一带，雨基本停下来了。经过不远处一个村子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些异样的气氛，再看父亲，似乎也愣了一下神，接着把驴叫停，伸着脖子向村子里听动静。
听了一阵，父亲慢慢地说：“村上的高音喇叭里说，毛主席逝世了！”一听这话，我也愣住了，当时好像天也一下子暗了下来。
父亲蹲在路边抽水烟，脸上是那种遇上大事才有的凝重神态。驴却不耐烦地抡头摔耳，乱动蹄子，似乎提醒我们，不赶路，又不给草，咋回事？
抽了几口烟，父亲说：“毛主席都去世了，还要卖猪娃子干啥？”我听了没有做声，心里也是六神无主。
愣了一阵，父亲吹掉水烟，收起烟袋，站了起来。驴看到父亲起身了，抖擞了一下身子，拉着车子开始前行。我们也没有再商量是否还要去卖猪仔的事，由着驴走着。好像都认为，走着再说。
后来，雨又大起来，一直到夜里。这是一个最漫长的夜，好像路也比以往格外的颠簸漫长。毡袄慢慢被雨水渗透了，越来越冰，越来越重，压得我的头和脖子困得难受。一阵紧似一阵的雨，迷失了前面的路，连熟知此路的驴也几次停下来，左右为难。父亲不得不下去寻找印象中的桥墩、石头、土堆，树木,以辨认去向。
有一阵子干脆下起了瓢泼大雨，地上雨水横流。一截子路被雨水冲得找不到边际，旁边也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漫漫雨夜，我的脑际甚至闪过返回家的念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雨里冒出一辆车，我们问了一下，才找到去路。
其实，没前走多远，就来到那座熟悉烽火台前。这是整个戈壁上唯一让人温暖的什物。有时候，我们会在这里避风躲雨，也会搜罗些干柴干草，点起来烤火歇脚。到这里，说明戈壁的路已经走过了一大半，也即将走出民乐，进入甘州地界。
这座烽火台就像秤上的“定盘星”，定住了民乐和甘州的衣襟，也定住了这片土地的姓氏。走过烽火台，我们走进了甘州，也渐渐走出了一场大雨。
这一次不记得啥时辰到的张掖，不记得是否在哪家店里住过，也不记得猪仔是怎么卖了的。只记得雨过天晴，城里一片清静肃然。街上人们神情凝重，许多人左胳膊上戴了青袖章。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在自己的青袖章上绣着“毛主席”三个大的、白色的字。我们路过一个商店门口，几个售货员和路过的人正在议论带袖章的事情，说刚才过去的那个人在袖章上绣“毛主席”不合适，是哪个单位的要赶紧报告，快让取掉。
路过当时的张掖县政府，就见当街的大门敞开，里面花坛内外苍松翠柏，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默默无语，许多人抹着眼泪，慢慢地向里移动。偌大一个城市，突然安静肃穆，让人不敢出个大声。
我们站着看了一阵，也没有心思买东西、下馆子，返到南关饮马桥，买了几个饼子，装了一壶水，一路赶着回家了……
这一天，顺化堡村和甘州城的心事有多重，谁能称得出？

“黄脬牛”，走甘州。几十年过去了，村子和甘州城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村里人“走甘州”的事由一年年地变着，“走甘州”的工具也一次次地翻新，就 连“黄脬牛”时代的杆秤、盘秤，也经过了台秤、磅秤，又到了电子秤、地磅的时代。
过去的“黄脬牛”，老秤，秤杆上有十六颗星。前端南斗六星象征空间六方，中间北斗七星象征公正不偏，尾端福禄寿三星示意人们诚实守信，不缺斤少两。否则，少一两无福 ，短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 现在，“黄脬牛”已渐渐退出生活，要进博物馆了。那个时代的一切，都将进入博物馆吗？
回忆过去，的确耐人寻味。

(部分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