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英雄的山

残荷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处于湘赣边界，有不少书籍和文章说，它是中共成立以来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1927年5月1日，彭湃等共产党人在海丰和陆丰组织了暴动，并建立了政权，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虽然这块根据地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它比井冈山根据地要早四个多月。后来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撤到潮汕地区后，彭湃等人又借势发动了两次暴动，成立了范围更大的东江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比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也要早一些。尽管如此，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在中国革命史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根据地都无法比拟的。因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以及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都是发轫于这个地方。2OO9年初秋，我与旅伴们驱车千余公里，来到这个革命的圣地。在短短几天里，参观了不少革命遗址，也听到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故事，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曲折性、复扎性由抽象变得形象起来。这是朱德题写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的碑背面，上面是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根据地包括了江西的遂川、宁冈、永新、莲花以及湖南的酃县(今炎陵县)和茶陵。狹义的是指处于山上的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一些地方。历史歌曲《十送红军》中所唱的"五斗江"、"望月亭″等地名也在这块地方。井冈山是英雄的山，它不但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也是开国将帅的摇篮。从这座山上，走出了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和罗荣桓五位元帅，粟裕、黃克诚、谭政三位大将，肖克、宋任穷、陈奇涵、陈士榘、杨德志、朱良才、李聚奎等十五位上将，曹里怀、王辉球、赖毅、张国华、谭希林等二十一位中将，王耀南、龙开富等十二名少将。还走出了毛泽东和谭震林、滕代远等一批没授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井冈山到处是崇山峻岭，山中的平地少并且小。导游说，稍微大点的平地称"坪”(如茨坪、茅坪)。稍小的称"井”(如上井、中井、下井、大井和小井等，原以为这些地方是因水井而命名的，其实不是，是说这地方四围都是山，中间是平地，样子像井一样)。再小点称"坑”(如马源坑、大坑)。比"坑"还小的地方称"眼"。因山峰连绵，易守难攻，几百年来山上的土匪或带有绿林性质的武装从没绝迹，官军进剿，来的人少了他跟你干，来的人多他就跑，官军把他们从这座山撵到那座山上，又从那座山上撵到这座山，爬山对长期聚啸山林的人来说如屐平地，官军弄得疲于奔命，他们却毫发无损，官军只好望山兴叹！后来被毛泽东赞赏有加的"打圈”(兜圈子)战法，就是原来此地一个外号叫朱聋子的"山大王”摸索出来的。毛泽东选这块地方作根据地，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独到的眼光！下图为井冈山地区最大的一块平地——茨坪。

说到井冈山，不得不说到毛泽东。这个地名的由来，始于毛泽东，在毛泽东没有上山之前，"井冈山”这三个字不但不见于当地的县志、府志，而且也不见诸任何文字。当地也从没人称该地为"井冈山”。这条基本呈南北走向长达近300公里的江西和湖南的界山，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罗霄山脉。山脉中的相对独立的山峰，当地人也取了名字。如当时根据地内就有黄洋界、八面山、笔架山、步云山、五指峰等山名。且当时这些地方还分属遂川和宁冈两县管辖，人们没必要也无道理再把这几座山命一个统一的名字。毛泽东上山之后，也并没把此地称为"井冈山"，他在上山一年后的1928年1O月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仍用“罗霄山脉中段“、“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大小五井山区”这些地名来称这块地方，并没有出现“井冈山”这三个字。直到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为了陈述方便，将红军控制的这片山区统称井冈山。由于此文是给中央的报告，一般的人不一定知道，更不用说当地老乡了。后来随着井冈山根据地的丢失，红军就离开了此地。所以"井冈山"这个地名为当地人所广泛使用，已是解放以后的事了。当地的民俗专家考证，毛泽东用这个名字也非凭空编造，这可能是源于当地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井江山。清初时，一个叫蓝子希的人为避战乱，在五指峰下一个山坳安家，因四面环山，地形似井，村前有一条小溪，客籍人称溪为"江”，又因房子依山而建，遂名此地为"井江山"，因客籍人"江"、"冈"发音近似，一般人都听为"井冈山”，这可能是毛用这个称谓的由来。井冈山这个地名的闻名遐迩，也是因为毛泽东，是他带着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后促成的。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卢德铭等人，在湘赣边界的修水、铜鼓等地发动起义，因当时正值农村秋收时节，故人们将其称为"秋收起义"。起义军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该团团长为共产党员卢德铭，按照党的指示，该团原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当卢率部队由武汉赶往南昌的途中，在黄石境内的阳新、通城一带得知起义己经举行，起义军己撤出南昌。为了向党组织请示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卢德铭命令余洒度把部队带到与此地不远的江西修水待命，自己带着几名参谋调转马头返回武汉，卢找到了自巳熟悉的当时在湖北省委工作的向警予，向警予用湖北省委的联糸渠道将卢部的情况向远在上海的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军事部指示，部队就地参加湖南省委即将组织的"秋收起义"，并任命卢德铭为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随即安排一名参谋将指示送到在修水的部队，他因事滞留武汉。从有关史料来看，这份指示中还应有起义部队的番号和余洒度任师长的内容，因为余接到参谋带来的指示后，立即安排何长工等三人制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此时毛泽东在铜鼓，卢在武汉，无中央指示，他一个副团长何以敢为整个起义部队确定番号！而且这个番号后来还写进了党史、军史和教科书。)因团长卢德铭任起义总指挥，副团长余洒度任了师长，故该团团长由钟文璋担任，第二团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部分农军组成，团长王新亚，三团由浏阳的部分工农武装组成，因力量薄弱，由警卫团中的营长伍中豪率一个营编入该团，团长苏先骏。三个团共计5OOO余人。在起之前，余洒度又收编了处于修水的原为黔军现己沦为土匪武装的邱国轩团，团长邱国轩。(令人遗憾的是，这支部队团以的主官，除毛泽东外，其余均没上井冈山)。四个团于9月9日至11日分别在修水、安源、铜鼓起义。下图为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与部分参加秋收起义的同志合影，从上面人们熟悉的毛体得知，毛泽东亲自为照片题写了说明。(第二排左三为毛泽东，左五为抗战时失踪的115师参谋长周昆)

9月9日编为第一团的警卫团在修水县城率先起义，从城西门出发，傍晚赶到渣津宿营并与邱国轩部汇合。1O日连克修水的朱溪厂和平江的龙门厂。11日，在去攻打平江长寿街时邱部尾随一团，行走在一团最后的辎重队挑的几箱子银元和其他物质令邱垂涎。途经金坪时，遇敌袭击，一团跑步投入战斗，邱见部队与辎重队拉开了距离，令部下向一团开火，使一团腹背受敌。然后他们打死辎重队的战土，抢过银元担子就逃跑了(邱国轩于1928年2月被平江县游击队抓获，公审后被枪决)。一团团长钟文璋在此战中失踪。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先打了几个胜仗，由于轻敌，于9月16日攻打浏阳时被敌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归队。团长王新亚在此战中失踪(我感到他和钟文璋在战斗中牺牲的可能性较大，由于这两仗牺牲的人较多，再加之均为突围，遗体未被战友发现极为正常。他们如果被俘或投敌，敌人肯定会大肆宣传，別人不会不知道，他们开小差回乡的可能性也不大，因解放后也始终未见其踪影。由于无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牺牲，故后来也没获烈士称号。)三团于9月11日在铜鼓起义后，攻占了白沙镇和东门市后，于14日遭两路敌军包围，损失惨重。因三路起义队伍严重受挫，毛泽东和卢德铭令部队收拢，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三个团赶到文家市，人数由原来的5OOO人锐减至15O0人。

毛泽东决定晚上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召开前委扩大会，研讨今后部队的进军方向。下图为里仁学校大门，该校也是胡耀邦和杨勇的母校。

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提出用当前的不足1500人力量去攻打长沙已不现实，应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开辟根据地。而余洒度却不顾实际情况，仍豪气冲天地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副师长余贲民、团长苏先骏等一些军官也附合余的主张。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卢德铭经过深思熟悉，坚决的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余洒度敢和毛泽东面红耳赤地争论，但他不敢在小师弟卢德铭面前造次(余生于1898年，黄埔一期毕业，卢生于19O5年，黄埔二期，二人均在黃埔入党)，因他无论是职务、能力还是在部队中的威信都要逊卢一筹。所以会议立即决定按毛、卢的主张，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至38年之后，到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等人谈话中，还念念不忘卢德铭，念念不忘当时他投的这一票，说"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一个很好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上，就是他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提议！"9月2O日早上，部队在里仁学校操场集合，毛泽东作了动员讲话后，队伍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队伍走到萍乡芦溪一个叫山口垭的地方，遭到了朱培德部及地方民团的包围，部队立即突围。卢德铭本来已冲出包围圈，但他发现还有不少部队仍在包围圈中，便立即拨转马头，又带着一部分人冲进包围圈，接应并指挥部队突围。在指挥的过程中，由于他仍穿的是警卫团的军装，戴大盖帽，又骑在一匹大白马上，不但目标很大，而且一看就知是军官，敌人立即向他开火，他应声栽下马来，血流了一地。当时陈士渠和张子清就在他身边。毛泽东得知卢牺牲的消息后，痛心疾首大呼:“还我德铭！还我总指挥！”

这位在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城中屡立奇功的北伐英雄牺牲时才22岁。一颗帅星就此殒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集卢史料的人在不同场合问了何长工和肖克一个相同的问题，即卢如不死，解放后会授什么军衔？何长工应声答道:“应是元帅！”肖克也说:"应该是元帅，至少是大将。"其实授将的可能性是很很小的。因为罗荣桓就被授予了元帅。人们称罗是政工元帅，他被授帅表示中央对政工的重视。我感到罗更大的可能性是作为秋收起义的代表被授予的唯一的一名元帅，南昌起义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被授帅，广州起义有叶剑英被授帅，如果秋收起义无人被授元帅，这对秋收起义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会有较大的影响，让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情何以堪？如果卢活着，决不会授总指挥以大将，授当时仅为连队党代表的人当元帅。天不假年，卢如果躲过这一劫，像他这一级的将领以后战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下图为卢德铭照片。

1.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英雄，直到1976年以前，人们对他仍是"三不知”，一是不知他长得啥样(始终没发现他的照片)，二是不知他遗体的下落。三是不知他的出生地(只知是四川人)。1990年前后，我在自己订阅的杂志《名人传记》(抑或是《纵横》，记不清了)，读过一篇记叙发现他照片经过的文章，文中说，1977年收集卢德铭史料的同志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两张黄埔军校第三期政治部工作人员的合影，他们知道卢黄埔二期毕业后，留在校政治部工作(当时聂荣臻也在政治部工作)，猜想里面应有卢德铭。征得档案馆同意，他们翻拍了照片，赶到北京聂帅住处，向警卫人员说想请聂帅辨认一下，里面哪位是卢德铭。工作人员将照片拿进去不久，出来告之第一排右边第一人为卢德铭。至此，卢的照片才被发现并确认。卢德铭的遗体下落也是1977年才查明。1977年时逢秋收起义5O周年，根据上面要求，萍乡市组成了有十几人参加的卢德铭史料调查组，他们来到本市芦溪区山口垭村找当地老人座谈，其中有个叫周仁榜的老人，在谈了他所亲见的惨烈战斗场面后说，当时一位骑白马，戴大盖帽，腰糸武装带的年约2O岁的军官中弹，从马上摔下来，倒在他家后门口的杂屋边。据周仁榜和另一位姓刘的老人回忆，这个军官不是朱培德的部队打死的，是当地民团打的。根据当时地方上的规定，"剿共”中打死的人，在谁家的地界由谁家掩埋，于是周仁榜将这名军官拖到自己田岸下5丈远的地方用杉树皮包裹后埋了。因老人说的内容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人们确认他埋的就是卢德铭。1983年，萍乡修卢德铭纪念碑时，想把他的残骸移到纪念碑下，此时周仁榜已去世，他儿子引人在老人所说的地方挖掘，结果没挖到什么东西，他们认为尸骨已化为泥土(因不是埋葬卢的当事人，没找对地方的可能性更大)，于是挖了几担泥土埋在纪念碑下。卢德铭的出生地，现在仍没确认。在权威的人民网上，说他是宜宾人，而在其他网上则均说他是自贡人，芦溪卢德铭纪念馆，也说他是自贡人。但宜宾和自贡都是四川的地级市，范围甚广，资料的提供者不但说不出是哪乡哪村，甚至连县都说不出。照理说，确认卢的籍贯应不是问题，一是他被黄埔军校录取后，作为一所正规的军校，新生至少应有一个登记表，再简单的登记表也应有籍贯这个栏目。可见这个登记表人们一直没找到。二是从他因误期错过黄埔的考试时间，他直接找到孙中山，孙中山命其以《当前国民革命之首要任务》为题写一篇文章，他一挥而就，并深受孙中山赞赏来看，他应该至少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应该同学众多，解放后，随着毛泽东地位日渐升高，介绍秋收起义的文章也是日渐增多，卢德铭是这些文章中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名字。他的那些正值盛年又有文化的同学不会都没有读过这类文章，但无一人说，这个卢德铭是我同学。我想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卢德铭"是他投考黄埔后自己重新取的名，他在家乡或上学时，并不叫此名。当时的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后，或为表明志向，或为不连累家人，不少人不但改了名，有的连姓和名都改了。如华国锋本姓苏，叫苏铸，杨靖宇本姓马，在家乡时叫马尚德，到东北后改名杨靖宇。如果无档案记载或知情人告之，你解放后到河南去找杨靖宇的家乡和后人，怎么能找到？近年来，网上载文，宜宾说找到了卢德铭的侄儿，此人一看照片就说:“这就是我二叔卢德铭！”自贡说找到了卢的未婚妻，此人见了卢的照片说这正是她当年的未婚夫。现在的一些网络平台，为了吸引人的眼球，发的东西中，捕风捉影、添油加醋、谬误百出的内容太多了，弄得新闻的严肃性荡然无存。所以上述内容的真实性令人生疑，至多也只能算“疑似”。因而官方也未认可，因为确认其中一人，就能确认卢的故居，在20O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由中宣部、中组部等11单位组织的“双百”人物评选，卢德铭在"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突出贡献的10O位人物”中名次靠前，其入选者能确认出生地的，故居都成为了全国或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宜宾和自贡都没有以卢的故居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英雄不知出何处，只留芳名在人间！令人扼腕长叹！下图为南京发现的卢德铭合影照(前排右1为卢德铭)，我也曾见过另一张卢与黄埔军校政治部同事的合影照，感觉其面部表情特別是所戴军帽的显影与上图卢的单人照片极为相似，疑其为从合影中的截图。

在芦溪起义部队又损失了数百人，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时，仅剩8OO人左右，当时是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极为混乱。毛泽东决定在此改编部队，罢免了余洒度师长职务，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七个连。团长陈浩，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下辖三个连。二营暂缺。三营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党代表何挺颖，下辖三个连。另成立了一个特务连，连长曾士峨，党代表罗荣桓。此外，还成立了一个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在政治工作上，重点抓了两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确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发扬民主，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人老了，时常想起往事，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过自已的最后一个国庆节时，向他的护士长又讲起了秋收起义:“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秋收暴动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別了，人心乱得很。……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到几个当时听过我这个话的人，没想到他们都还记得那些话。现在，井冈山的老人不多了。”"三湾改编”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余洒度和苏先骏以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为名脱离部队(二人先后被捕叛变，苏先骏于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后将其抓获并处决。余叛敌后为被任为少将处长，因贩毒于1934年被老蒋在南京枪决)。秋收起义部队从原来的5000多人，到后来上井冈山时还不到800人，少部分是牺牲了，大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是跑掉了。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将军也回忆说:“那时，逃跳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相互询向:‘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这种情况在第二年的湘南起义中也曾重演，据参加此次起义的曾志回忆，这些未经训练的农军，遇敌即溃，有次离敌较远，一听到枪声，有人就朝后跑，随即产生连锁反应，漫山遍野都是向后跑的人。当时肖克带着一个连，富有带兵经验的他知道，这样跑乱的队伍，很难再集中起来，于是他拿着小树枝，边敲打战士边命令坐下，等人群漫过之后，才让他们起立返回。结果只有这个连成建制带回。下图为建在永新的"三湾改编纪念馆”。

因別人介绍，毛泽东知道了离此不远的遂川和宁冈一带的山中，有袁文才和王佐的绿林武装，毛泽东到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了一封信，提出"上山"的请求并希望得到帮助。袁很犹豫，毛决定会会这位山大王。出发前，大家担心毛泽东安全，特务连连长曾士峨提出带全连跟随，毛泽东说:“我们去又不是对阵的，是去交友，拉出你们1OO多条汉子，岂不让人更担心，明天只有我和宛希先同志去，我一个瘸子加一个矮子(毛在起义之后因连续行军，脚打泡后发炎，伤得严重，有人提议用担架抬他走，他不同意，到三湾时，他还苦笑着说:“我要革命，脚不同意。”宛的个子不高)他们就不怕喽！”10月6日，毛与袁在大仓村见面时，实际去了七人。据当时随袁文才来大仓的苏兰春回忆:“大仓会见是在寒露前两天，毛委员由砻市经茶梓冲进来，共来了七个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件大衣，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了20多个人枪，这2O多人枪始终没被毛委员发现。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便放心地迎了上去，一直把他们带到林凤和家，毛委员和袁文才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说话，从上午谈到太阳快落山。"在谈话中，毛充分肯定了袁文才和王佐反抗豪绅的革命精神，並决定赠送他们1O0支枪(有人说是60支枪)。听到毛泽东决定送枪给他们，袁知道毛是真心交朋友，不会象晁盖一样"火并王伦”，马上表示欢迎并亲自迎接毛的部队上山。下图为袁文才照片。

上山后，毛泽东在对袁、王的人马进行改造后，将队伍编为两个团，秋收起义的队伍为第一团，袁、王所部为第二团。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带着南昌起义及在湘南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南昌起义后，部队遭强敌追击，为掩护主力南下广东，在三合坝决定留下部分兵力由朱德和陈毅指挥阻击敌人，在此激战三天后撤离，史称"三合坝分兵"。这支部队到湖南宜章时，又组织了"湘南爆动")。朱毛会师后，确定将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兼28团团长。下辖四个团，南昌起义的部队编为28团，随朱德一起上山的湘南起义的部队编为29团，秋收起义的部队编为31团，袁、王所部编为32团。其主力是28团和31团。部队合编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1928年6月，蒋介石对井冈山进行第一次“围剿"，由赣敌杨池生为总指挥，杨如轩为前线指挥，率5个团进攻井冈山。在这次反"围剿”前召开的军民誓师大会上，毛泽东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这与其说是对联，不如说是毛泽东为这次反"围剿"制定的战略方针。在朱毛的指挥下，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这次“围剿"被红军一举粉碎。因而当地流传两句话“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这两句话原来始终不知出处，有人认为这是"红色歌谣“中的句子。1977年11月2日，来到井冈山的谭震林和傅秋涛等人参观井冈山博物馆后，谭说，这两句话是在宁冈古城的砻市过春节时朱老总写的一幅对联。人们才知这两句话的来源。(见《谭震林同志谈井冈山斗争》)宁冈的县城迁过一次，当地的人们把旧县城称为"古城"，把新县城称为"新城“。下图为井冈山所立的朱毛会师塑像。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也来到井冈山，这时是井冈山根据地的鼎盛时期，部队达6000多人。在井冈山，毛泽东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毛泽东、朱德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完善起了重要作用。下图为 矗立在井冈山雕塑园的彭德怀像。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北面为黄洋界，西北面的为八面山，西南面为双马石，南面的为朱砂冲，东面为桐木岭，这五大哨口分别扼守住了山上通往山下宁冈，遂川，酃县，永新等地的五条小路。

五大哨口中，黄洋界最为著名。站在山上四顾，苍山起伏如黛，云飞雾涌似涛。此山虽陡峭险峻，但山顶是平的，地势平坦开阔。现在山顶中间建有一竖一横两座碑，竖碑一面是朱德书写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一面是毛泽东书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横碑正面是朱德写的"黄洋界”三字，背面镌着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一词的手迹。在山顶一边还有几间后来按原貌修复的红军营房。

下图是黄洋界哨口营房。1928年夏天，红四军军委决定在黄洋界建营房，抽派宁冈第四区的民工建造，建房工作由红四军后勤部门的干部李少垣负责。因当时在黄洋界放哨的是一个排，因而只建了几间房。房子建好后，毛泽东、朱德和战士们挑粮上山时，都会在这里歇下脚，然后再挑到茨坪、茅坪和大小五井。后房子毁坏了。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黄洋界红军哨口遗址”和"中国红军第四军黄洋界哨口营房旧址"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1963年有关部门找到当年负责建房的李少垣同志，在他的指导下按原貌复建了这几间房子。

这是当年红军挖的战壕遗迹。

1928年8月下旬，毛泽东和朱德带红四军主力到湘南去了，敌乘虚以四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在此防守的只有31团的两个连和部分赤卫队员。8月3O日清晨，敌人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开始进攻，两个连在31团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的指挥下，沉着应战，等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之后，猛烈开火，同时山上的滾石、擂木也向敌群倾泻，打死了大批敌人。敌人退却时，又踩到了井冈山军民事先埋下的大量竹钉。仅上午就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当时，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彭儒等一些在特委和部队机关工作的女同志也参加了战斗。她们除了救伤员，运弹药外，还在山上到处插红旗，在煤油桶里放鞭炮，制造声势，让敌人摸不清虚实。战斗最激烈时，不知是谁想起了红28团有一门迫击炮在茨坪修械所修理，于是决定把炮抬上山。据谭希林(55年授中将)回忆，当时他和贺敏学及刘荣辉(55年授大校)到军械修理所找到迫击炮，又到大井的仓库里找到仅有的三发炮弹，于下午四时左右将其运到山上。向敌开炮时，前两发都是哑炮，只有最后一发打响了，当时运炮上山时，因炮弹太少，又无熟练的炮兵，估计也就是制造声势，没指望对敌有多大杀伤。谁知歪打正着，这发炮弹恰恰在敌群中开了花。不但炸死了不少敌人，还炸伤了敌团长陈纪良。因敌人也知道，在井冈山上的四个团中，只有28团有炮，他们断定28团回来了，感到攻山无望，只好收兵，到晚上就溜跑了。这就是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门炮是南昌起义的部队带上井冈山的。”原来读"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霄遁"时以为是土炮，谁知是这种轻便的迫击炮。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连步兵一连炮兵叛变，……”这里的"炮兵”所用的应就是这种炮。

茅坪当时是宁冈县管辖的一个山村。当时袁文才的人马驻在茅坪，王佐的人马驻在茨坪和山下的大井等地。1927年1O毛泽东带队伍上山时，因是与袁文才接洽的，所以毛和部队首先来到茅坪并驻扎在此。袁把毛泽东安排在自己隔壁的一间房子里住下。现该村仍保留着“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八角楼毛泽东旧居”、”红军医院”、”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等七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发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一些建筑建在茨坪，后在南昌时多次说:“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在茅坪。”其实，当时江西省和吉安地区的领导有不少井冈山时期的老人，他们也知道中心在茅坪，当年修博物馆时，定的就是建到茅坪，但当时宁冈县委书记怕占良田，说茅坪田少，茨坪对面山脚下地势平缓，又不是田，建那里更好些。所以弄得现在好像茨坪成了中心。下图左边是毛住的房子，即"八角楼毛泽东旧居”，右边是袁文才住的房子，现作为"井冈英杰——袁文才生平陈列室"。

“八角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楼房。因房子高大，在上面建了一层阁楼。它的得名是阁楼上开有一个较大的天窗，窗呈八角形，故名"八角楼”。下图即为八角楼的天窗。

这是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用的床和椅凳，导游介绍，墙上的标语是宛希先写的。毛泽东在这间房子里，在一根灯芯的昏暗灯光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文章。

井冈山时期可能是贺子珍革命生涯中最活跃的时期，那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再加之长征到达陕北后时间不长，她就去了苏联，直到全国基本解放时才回国，因而回国后与老战友相见时，她用的是井冈山时称谓，谈的是井冈山时的印象，回忆的井冈山时的往事。据资料记载，1960年她来庐山，得知林彪带家人也在庐山180号别墅(美庐)养病，立即来看他。林彪见到贺子珍非常高兴，用浓浓的黄冈方言问:“多会来庐山的？”贺子珍说:“刚到，听说你在18O号住，来看看你，小林，你身体还好吗？”旁边正在做服务工作的服务员彭毓云心中一震，不由得偷偷打量了来人一眼，这个叫"林总"为"小林"的人是谁呀？林彪回答了贺的问话后，忙对叶群说:“快叫孩子们来见贺孃孃(湖北方言，‘姑姑’的意思)”谈了一个多小时贺才离开。早在两年前的1958年春天，在南昌见到陈毅的时候，她也是以"小陈"相称。当时陈毅路过南昌，第二天早饭后要赶到上海开会，早餐时请了两位客人，一位是贺子珍，另一位是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杨是陈毅在赣南打游击时的战友)。一见面，贺就打量着陈毅说:“小陈，你胖多了！”此时陈毅已不能象在井冈山时一样称她为"嫂子"了，也不好用对方的口吻称其为"小贺”，只好一本正经地称她为"子珍同志”。贺吃得较少，看陈毅吃得那么香，勾起了回忆，笑着说:“在新城迎接红五军会餐时吃了一顿狗肉，你一口气吃了一大盆，说要给我提意见，把你肚子吃大了。”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说:“是在新城吃狗肉？我咋记得是在茅坪呢？战争年代一没饭吃，我就记起当年子珍同志烧的狗肉，真香啊！”其实，无论是林彪还是陈毅，对"小林”、"小陈”这样的称呼己是久违了，因为一是从解放战争开始，二人都是统领几十万大军的一方统帅，下级见了他们均是毕恭毕敬地称其为"林总"、"陈老总"，平级和上级也是以"林彪同志”、"陈毅同志”相称。二是当时二人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早过了用这种称呼的年龄，而且二人都比贺的年龄大。他们之所以不介意贺这样叫，也是因为战友情谊的使然。解放后毛泽东从李敏处得知在上海的贺子珍时常发病，曾向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说，贺在上海的开支，从其稿费中支出，陈毅说:“我们诺大个上海，难道养不起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贺子珍？她的开销由我们上海包了。”当时贺子珍来上海居住，除哥哥贺敏学在上海之外(时任华东防空军司令，驻上海)，就是因为战友陈毅也在上海。所以，在贺敏学调离上海，陈毅也从上海调到北京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后，贺就从上海迁到了家乡的省会南昌。战友之情，由此可见一斑。"文革"中，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原因故然很复扎，但与江青经常在毛泽东面前给他们"下烂药"绝对有很大关糸。如果此时毛泽东的夫人仍是贺子珍，她绝对只会为老战友们“烧好香"，不会"下烂药”，这样这些老同志在"文革"中日子就会好过得多。下图为解放初期贺子珍与妹妹贺怡的合影。

1. 贺子珍(原名贺桂圆)一家也和毛泽东一家样，满门忠烈。她出生于永新一个乡绅家庭。兄妹五人，大哥贺敏学，大妹贺怡(原名贺银圆)，弟弟贺敏仁，小妹贺仙圆(人们称之为"二敏三圆")。她和贺敏学、贺怡在永新县城读书时，接受了新思想，兄妹三人同时参加了1927年7月党组织领导的永新暴动(现在永新人把这三人称为“永新三杰”)，同年贺仙圆因给党组织送情报被敌抓住杀害了，贺敏仁13岁时也参加了红军，因年小，在黄公略的红六军任司号员。后随部都到了瑞金。贺怡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时和毛泽东之弟毛泽覃(时任赣西南特委委员)结婚。在瑞金，正是毛泽东"走麦城"的时候，为了打击他，先把他的弟弟毛泽覃和支持他的邓小平、谢唯俊、古柏四人打成"毛、邓、谢、古"小集团，然后又牵连贺敏学和贺怡，贺敏学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贺怡被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对他们说:“这都是冲我来的，谁叫你们是毛泽东的亲戚呢？”1934年1O月，中央红军长征时，贺子珍和贺敏仁参加了长征，贺敏学和贺怡(还有毛泽覃)被组织安排留在根据地，毛泽东和贺子珍出发前，将出生不久的孩子毛毛托付给毛泽覃和贺怡。但随着主力红军撤走，敌人大量涌入，留在根据地的人马立即进入了游击状态。毛泽覃和贺怡只好把毛毛寄在老乡家。1935年1月，贺怡生下毛岸成(即贺麓成)，三个月后，时任红军独立师师长的毛泽覃在瑞金指挥部队突围时牺牲。不久，贺怡只好把孩子也寄托老乡家。贺敏仁长征到达毛尔盖时，在藏区的一座喇嘛庙里拿了一点钱，被人发现。因当时遵义会议还没召开，毛泽东仍在受排斥，有人为了打击毛泽东，夸大其词，说贺拿了一千多个大洋，违犯群众纪律，把他枪毙了。贺子珍闻讯后说，一千个大洋，一个壮劳力都挑不动(当时挑夫一般只能挑七八百大洋)，何况他身上只有一个小包袱，怎能拿这么多？她去找知情人了解，別人私下告诉她，实际只拿了块把银元和少量铜板。江西解放后贺怡在吉安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但毛泽东和贺子珍托付给她的孩子却没找到，她可能感到愧疚，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线索，于1949年11月在寻找途中因车祸遇难(毛岸成也受重伤)。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敏学在项英、陈毅的指挥下，在赣南打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也深知留下的同志处境艰险，在翻越宁夏六盘山时，脑中涌出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诗句，大雁飞去的方向，正是坚守在南方的游击健儿们英勇奋战的地方，望断了，看不见了还在驻足眺望，表现了对他们的关切和思念。)抗战爆发后，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他参加了新四军。解放后从部队转业后在建工糸统工作，1958年，他在赣南打游击时和在新四军时的战友——当时主政福建的叶飞，把他要到福建任副省长主管全省的基建，他在福建的基建成绩是有口皆碑。他在转业时作为军级干部被命为副省部级干部，到后来当时与他同级別的战友陈丕显等人升为正省级、副国级时，他可能是因有关部门和领导惧于江青的淫威，到1988年去世时仍是副省级(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因公到闽去看望他，他仍以当年的称谓"阿丕″相称，可见战友情深)。近4O年职级没变动，这在干部队伍中不敢说唯一，但绝对是罕见的。可以说贺家和毛泽东结亲，不但没沾什么光，而且还受到不少影响，甚至有人还献出了生命。好在中央知道贺敏学的资历和贡献，在他去世后，中央在他的悼词中冠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这在副省级干部中绝对是仅有的。下图为贺敏学、贺子珍等人合影，前左贺子珍，前右李立英(贺敏学的妻子)，后中贺敏学。
   

毛泽覃和贺怡的孩子贺麓成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尊敬的人。1935年贺怡把孩子寄在老乡家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后托人转辗把孩子送到家乡永新一个叫贺调元的本家的家里托其抚养，平时还有过书信联糸，所以1949年秋贺怡回到永新很顺利地找到了孩子。贺调元家境殷实，人也厚道，他不但抚养了毛岸成，还供他上学。贺怡找到他时，他已是初三学生了。所以贺怡遇难后，他到上海投靠姨妈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时，就直接上了高中。去后，姨妈对他说，一不要背父辈的牌子，要象普通人一样生活，不要告诉别人自已是谁的孩子。二要努力学习，学到真才实学。因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贺麓成，在以后上学和参加工作填表时，在"父母”一栏，他总是填“亡故"或"早已亡故”，从不填姓名。读高中时，不少同学响应号召"参军"或"参干”，贺敏学怕他中断学业，对他说:“我们贺家人都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不缺这个，缺的是专家、教授。现在国家建设正需要知识分子，你要专心于学习。”贺麓成牢记舅舅的话，高中毕业考进上海交大，1956年交大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很难考的留苏研究生，他回家后告诉了舅舅，贺敏学听后异常高兴，大声说:“我们贺家出‘状元’啦！”(其实应是毛家出了状元)。后他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学习还没结束，因中苏关系恶化，这批学生的留学行程被取消了，他被安排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今航天工业部前身)，研究"地对地导弹"，从此他穿上军装，成为了国防工业的科研者。文革中，他从未介入运动，在办公室里潜心研究，他后来成为首屈一指的导弹专家，很多成果就是这时研究的。这样一个埋头学问，不热心政治的人，在"文革"中莫明其妙地被打成“五·一六"份子，遭到围攻和批判，日子不好过。这时不用说亮出"毛主席亲侄儿”的招牌，就算是让他当时如日中天的弟弟毛远新出来说句话，一切都会烟消云散，但他始终没有这样做。他虽与毛泽东同在北京，但始终也没去看过伯伯，不知是否因江青的缘故。毛泽东去世后，李敏看到为毛守灵的亲属名单中无贺麓成，说我还有个哥哥。因他这多年隐名埋姓，有关部门以为他当时与母亲一同遇难了。他在守灵时，才第一次见到伯伯，但已是阴阳两隔了。到1982年，单位同事才知道他的身份。当时国家民政部为毛泽覃等一些漏发烈士证的同志补发证书，有关部门让他的单位通知他去领烈士证，人们才知道，这个"老贺"竟是毛主席的亲侄子。看看今日哪些时不时在媒体上刷一下存在感的"红二代"，这个最有骄傲和显示资本的"红二代"一生低调如此，令人敬重！下图为暮年的贺麓成。

茨坪是当时在井冈山根据地中心比较大的村子。现在己发展成有四、万人口的城镇，整条街道沿着一个现称“挹翠湖”的长形堰凼而建，楼房林立，到处都是商店、宾馆、酒楼。导游说:“红军来后，当地流传一首歌谣:‘行洲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这说明茨坪当时是很热闹的。”琢磨这首民谣应是说，当时行洲像州府一样繁华热闹，茨坪像县城一样热闹，大小五井是毛泽东、朱德住处，是发号施令的地方，所以称为金銮殿。说当时的茨坪像县城一样热闹，似乎有点夸张，你到此处一看就知道，这些房子90%以上都是旅游业兴起以后建的(现接待能力可达万人)，原来的民居就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斜对面的湖那边一片老房子，不足一百户，人口只有几百人。现老民居有部分辟为"革命旧址"，如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的旧居，一些机关的办公旧址等。但仍居住了不少居民。茨坪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建在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早在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国家文物局出资建了一个博物馆并对外开放。因馆容不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前来旅游、学习人数的增多，旧馆满足不了参观人数的需要。于是在2O05年开始修建新馆，2O07年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80周年时对外开放。下图为"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外观。

新建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气势恢宏，建筑面积达两万多平方米，展厅面积达八千多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共八个展厅。展厅中有一部分实物，但不多。大量的是一些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还有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展示的一些战斗等场景。在实物中，有一组玻璃柜子展示了当年贫苦农民分的地主的浮财。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浮财并无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些衣物及生活用品。在衣物中有两件东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件是黑布面的棉袄，经过80多年岁月的浸蚀，袄面的布己粉了，棉花从破洞里露出来，斑斑点点。另一样是一双粉黄缎面的小脚妇女穿的鞋，这双鞋似乎原来的主人没穿过，分给穷人后，穷人也没舍得穿，80多年了，鞋面还保留缎布原有的光泽，说明缎布的耐蚀性真好。下图是博物馆一楼大厅展示的井冈山风貌。

展品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可能就是"朱德的扁担”了。因为《星火燎原》第一集中收录的开国上将朱良才写的一篇回忆录《朱德的扁担》一文被选入小学课本三十多年，有数亿人读过。我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小学读这篇课文时，文中说朱德的扁担上写着"朱德记”三个字，而展柜中的扁担上写的是"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朱良才的文章发表后，当时就有老同志提出扁担上好像写的不是这几个字，但到底是什么字，因年代久远，都记不清了，只好不了了之。到198O年前后，范树德(即在三湾改编时任辎重队长的那个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原在叶挺独立团任辎重队会计，队副。二方面军警卫团成立时，他编入该团也从事后勤工作。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他任红四军军需处长。到瑞金后，他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成为红军后勤工作的最高领导，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时，他较好地完成了后勤保障。1934年1O月中央红军长征时，他因眼疾留在中央苏区，任湘粤赣游击支队参谋长等职，后因受伤被捕叛变。到1946年他任郑州绥靖公署少将副处长，1948年弃职，后辗转到桂林做小生意，1954年被桂林公安局查荻，因其是少将，作为战犯被逮捕，1975年3月在西安战犯管理所被特赦后，安排到桂林政协工作，后选为政协委员。他于1986年去世。)看到这篇文章后，发现文中有两处与实际不符，并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文史通讯》1982年三、四期的合刊上。第一个与实不符是扁担上的字，他说这条扁担就是我做的，当时朱德的扁担不见了之后，他叫我再做一根，我带了一个勤务兵找到一个姓张的老板娘(当地对中年妇女的称呼)，用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劈开做了两根扁担，一根我自用，一根给了朱德，因朱德的扁担丢失过，我在扁担上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送给朱德时，朱德高兴地说:“好，明天就用上了！”下图是范树德晚年照片。

1. 第二个与实不符是挑的粮食的份量。他说朱良才的文章说"挑了满满一担粮食"，一担粮食是一百斤，因为路远又爬大山，我当时只能挑三十多斤，一般的人都是挑三、四十斤。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朱德挑粮也不是用的箩筐，他是一头用的三个干粮袋，另一头是用粗布制的北方人称着"捎码子"的口袋("捎码子”从字面上看，大约是说一个人在背或挑正常份量的东西后，再加这一小口袋东西也能把捎带走的意思)，粮食大约有四十斤，扁担上还挑着他用的一把德国造的手枪和一个装有百余发子弹的子弹带，加起来有四十六、七斤，这对要爬山的人来说己是很重了。江西省相关部门看到这篇文章，认可了范的说法，于是派人拿根扁担到桂林请范树德写字，回来后换掉了展厅里原来的那根。展出一些时间后，有个心细的参观者发现扁担上的"不准乱拿"的"乱”字是个解放后才公布的简化字，说当时的"乱"字应是繁体字。于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又派人带着扁担到桂林去请范重写，谁知此时范己去世，所以现在展出的扁担上仍是一个简化的"乱"字。《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在后来也改为了这八个字(现在这篇文章已没选入教材了)。下图就是范树德写的带简化"乱"字的那根扁担。
   

范树德的文章发表后，朱良才看后与別人交谈时，也认为范说的是对的，因为范树德在红四军军部当军需处长时，朱良才也在军部给朱德当通信员(别人说他是秘书，他自己说是通信员，可能是他谦虚，一是他当时快30岁，通信员一般是"小鬼"，且在当红军前他在家乡教书，有文化，帮朱德处理点文字工作之余有时送送信是可能的。二是当时在军部警卫连当排长的肖新槐和在31团当连长的谭希林解放后都是中将，他如仅是通信员怎会评为上将？)两人很熟。同时他也向別人透露了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那个藏朱德扁担的战士就是他。他去世后，有关人员把他口述的内容写成了一篇文章，以《常想起藏朱德扁担的日子》为题发表在2OO1年6月4日的《解放军报》上。文中说:“战友们怕朱德下山挑粮累坏了身体，就把他的扁担藏起来，这个藏朱德扁担的人就是我。……我是他的通信员，担心他累坏身体，就和其他战友劝阻他，但谁也劝不住，我出了个‘鬼点子′，干脆把朱总司令(应是军长，原文如此)用的扁担藏了起来。可他仍不罢休，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花一个铜板买了一根毛竹，为自己做了一根扁担，还特地写上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字……”下图为朱德和毛泽东挑粮上山的画作，作者把正值盛年的朱、毛画得非常传神。

对于范树德说的粮食重量问题，朱良才作为挑粮大军的一员，他何偿不知道。但作者没有改，实际也不能改。范这位行伍大半辈子的人也许不知道，革命回忆录并不是调查报告，只要大的情节不失实，至于对人物外貌、神态、动作、心理活动和大致数量等一些细节的描写，你不必认真，更不能一钉一凿的去计较。试想，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是你不挑东西，空手去爬黄洋界这样上下十好几里陡峭的大山，也是气喘嘘嘘。如果作者据实地写成"朱军长挑着两小半筐粮食，上气不接下气的跌跌撞撞的向山上走去。”这叫什么话！下图是朱毛和红军战士挑粮上黄洋界时经常在此休息的大荷树。此树位于离黄洋山哨口很近的半山腰。我们坐车下山时，导游指着一棵被繁茂树丛掩映的枯树说，这就是当年朱德和战士们挑粮时休息的大荷树。当时感到山陡林密。而这张由当地人于1959年拍的照片，只有孤零零的一棵树，而且周围刨得坑坑洼洼，弄得像是在平地，不知是否是当年大办钢铁造成的结果。

《朱德的扁担》的作者朱良才(1900——1989)，也是一位堪称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的人物。1958年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他，因身体多处负伤，时常犯病，他怕影响工作，提出辞职，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挽留他，军区司令员杨勇劝他:"你放心养病，工作我们替你干，好了再回来。″可他坚持要辞职，后领导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对他应该享受的待遇，有些也坚决推掉，说"都不上班了，还享受这些待遇，这不成了赖皮吗？"他院子的围墙很矮，连狗都可以跳出跳进，唐山地震又被震坏了一些，北京军区后勤部门的同志数次做他工作要加高，他不同意。后军区领导出面做工作，他说加高了遮住了邻居的光线。军区领导说这是为了你的安全，他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要问心无愧，我就不信有谁会来害我！”当年《星火燎原》第一集收录了朱良才三篇文章，除《朱德的扁担》外，还有《这座山，它革命》和《一根灯芯》。这两篇是记录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故事。《一根灯芯》讲的是当时困难，领导决定团、营、连部晚上办公可燃三根灯芯，值班时只燃一根灯芯。而毛泽东在军部办公却只燃一根灯芯的故事。这篇文章后来也被选入教材。因文章入选教材，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找他接洽，他提了两条要求，一是不署他的名字，二是不要稿酬。所以不但一般的学生不知文章作者，连他的孩子也不知是他写的，放学回去还把朱德挑粮的故事津津乐道地讲给他听。据我所知，入选教材的文章，每年教材重印时，都要给作者付酬，两篇文章入选教材几十年，应是一笔不菲的款项，但他始终没要一分钱。一个人一生不恋权位，淡泊名利实在难能可贵。下图为朱良才的照片。

1962年朱德重上井冈山上时，也来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当来到“朱德的扁担”展柜前时，随来的朱敏问:“爸爸，这就是你当时挑粮的扁担呀？”朱德凑近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当讲解员看到陪同的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开始了照本宣科地讲解起来:“同志，你想知道红四军军长朱德的扁担是怎么来的吗？你要先了解朱德怎么爱兵。”接着讲了朱德把自己的骡子让伤员骑，讲了他与战士们一起挑粮的故事后，还朗诵了当年的一首歌谣:“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据当时在场的朱旦华回忆，等讲解员一说完，朱德立即说:“小同志，你错了，朱德扁担的意义是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共产党就是靠这个精神夺取的天下。……"针对讲解员诵的前一首歌谣，朱德问:“井冈山当时还流传着一首歌谣你们知道吗？′一根扁担两头弯，毛委员用它把米担。来回走了百多里，从宁冈一挑挑到井冈山。‘”那时，老一辈的革命家，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时刻注意维护毛主席的权威！下图为红军挑粮时走的上山小路。

王佐的后人似乎没有走出井冈山，我们去时，他们在茨坪的王佐故居旁开设了一个名为"王佐家宴″的农家饭店，餐厅的编号也很有特色，分别编为"红28团"、“红29团”、“红31团”、"红32团″等。因为茨坪是井冈山游览的接待中心，来人较多，他们的餐馆生意不错。下图是"王佐家宴″餐馆的外观。

到井冈山后我们住在茨坪，当天晚上，为了体验当年的红军生活，晚饭时，我们在一个农家饭店吃了一顿"红军餐"，除了平常菜外，特意点了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等饭菜。红米饭是用竹筒蒸的，感觉米硬且较粗糙。

大井是井冈山大小五井中最大的村庄，距茨坪七公里。这个村庄原是客籍人建的，有五个院落，共44间房子。毛泽东带队伍上山，这里是王佐的"营盘"之一。毛泽东上山之后，为示友好，送给王佐70条枪，王很高兴，回赠了500担稻谷和银元给红军，并让出一些房屋给红军住。毛泽东于是带着部分红军从茅坪迁到这里。1929年1月底，井冈山第一次失守时，遂川的民团头子肖家璧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他们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大小五井的120户被杀绝了69户。最后大井就留下三样东西，一是半堵残墙，一是两棵树(当年朱德和毛泽东常在树下看红军操练)。一是毛泽东住房前的一块大石头，因毛常坐在这块石头上看书报文件，人们称之为"读书石″。目前的这些房子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为革命遗址逐步复建的。下图是与旅伴们在大井村大门前合影。

下图为设在大井的红四军军需处旧址。时任军需处长的范树德管理着一个大滩子，有财政科、会计科、粮食科、被服𠂆、运输队、粮库、医院和造币厂等单位。作为红四军的部门首长，他比时任营长的林彪和肖克等黄埔四期的同学职务要高。

下面这几间白房子，就是后来复建的毛泽东在大井的旧居(井冈山民谣中说"大小五井金銮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金銮殿″，因毛泽东在井冈山只住过三个地方——茅坪、茨坪、大井，大小五井中毛泽东只在大井村住过。)。复建时，把那半截没倒的墙也嵌在墙体中。"一根灯芯"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

这就是毛泽东当年看书时常坐的大石头，当地人称为"读书石"。我们也来沾点领袖的"仙气"。

在大井，我们也来当红军。就是人老了，不上相。

这是立在大井村旁王佐墓地前的红军望像。石头右上角与红军腿之间露出的白色的东西，即为王佐墓前立的上书"浩气长存"的汉白玉牌坊。

下面是上井村的红军造币厂。红军造币𠂆是当时王佐提议建的，因为当时打土豪弄了不少碎银子和银首饰，不方便在市场上流通，于是请了当时开银作坊的两个熊姓银匠当师傅，建了这个造币厂。这个厂的建立，为后来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建造币𠂆提供了经验。图中的门匾为肖克所题。

小井村位于茅坪北六公里处，这里建有红四军医院(当时建有几个分院，这是最大的分院，院部设在大井)，当时名为"红光医院″。建医院时无经费，官兵们捐出了自己的伙食尾子。房子是全木质结构，分上下两层，房顶是用杉树皮盖的。医院当时有门诊室、手术室、病房等共32个房间。能住200多伤病员。当时医院的院长姓曹，肖辉球任党代表，曾志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井冈山第一次失守时，130多名红军伤员被敌人集中到旁边一块稻田里，全部杀害了，并把房子也烧了。现在的房子是1967年在原址按原貌修复的。

下图为"小井红军烈士之墓"，埋葬了当时牺牲的130名红军伤员(后来，这些烈士遗骨也迁到了茨坪的革命烈士陵园安葬)。可惜这些烈士大部分不知姓名。1962年2月朱德回到井冈山后，专程悼念了这些烈士。他一到烈士墓前，就取下了帽子致哀。二月的井冈山春寒料峭，康克清怕他感冒，把帽子给他戴上，他又将其取下。他向在场的人讲了这些烈士牺牲的经过，并告诉大家这些同志是王佐带人安葬的。

曾志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一生战斗过的地方甚多，但她最忘不了的是自己芳华之年战斗过的井冈山，1998年去世后，其女儿陶斯亮遵其遗嘱，将她骨灰也埋在小井烈士墓旁的一棵树下，来陪这些战友。解放后，因为和毛泽东是井冈山时的战友，因而她和毛泽东说话时较为随便。现在省会城市带县，也是她向毛提的建议。当时她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分管商业供销，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她常为市区的蔬菜供应伤脑筋。毛泽东来广东后，她向毛提出，想让广州带周边的县，好安排蔬菜种植。毛泽东同意了。后来别的省会城市也争相效仿。下图为她和毛泽东、陶铸的合影。

那个被称为"府"的行洲村，距朱砂冲哨口五公里。很早前是一个河洲，地势开阔，又位于通往宁冈和遂川的要道，来往人多，街上店铺较多。红军和白军经常在这里打"拉锯战″，被毛泽东称为“恶狗"的肖家璧经常在这里活动(当时红军在井冈山有两股死敌，一是江西遂川的肖家璧的民团，一是湖南茶陵的罗克绍的民团。红军没少吃他们的"苦头″)。红军为了发动群众，在这里写了许多标语。敌人来了后，人们用黄泥将其覆盖。只到1973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进行文物普查时，行洲村民反映墙泥里面有不少红军标语，人们刮掉泥土后，这些标语才重见天日。在清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国民党的标语，如"苏维埃政府亡国灭种"等(作为一段历史的记录，这些标语也被保存下来了)。其中有一条写在一栋房子上长达15米的大标语:“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从没覆盖过。因为房子的主人李焕湘头脑灵活，国民党来了，他把"红″改为"国″字，红军来了，他又把"国″改为"红″字。目前的"红″字是井冈山解放以后才改的，因而"红"字与其它字明显不同。下图为长15米的大标语的前半部分，其中"红″字明显改过，且与其它字的字体不同。

行洲的红军标语现发现的有50多条，但完整并能看得清的只有30多条。行洲"红军标语群"现己作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图为那条长15米的大标语的后半部分。

到井冈山后你只要细心了解就会发现，毛泽东不但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战略指挥上有雄才大略，而且在宣传鼓动方面也有极高的智慧。他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环境，采用不同的方式。突出的特点有三:一是通俗性。l928年"遂川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县委书记陈正人起草了《遂川工农兵政府施政大纲》，请毛审阅。毛看后认为不通俗，提笔将"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将"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将"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等。这样一改，不但好懂而且好记，没文化的农民一听就明白。二是鼓动性。1965年在井冈山，他对别人回忆自己在新城给红五军讲话时的情景时说:“彭德怀叫我给红五军讲话，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我问红五军战士，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战士们高兴地笑了，彭德怀笑得很开心。”这对刚遭受挫折，士气低沉的红五军战士无疑具有较好鼓舞作用。三是形象性。朱良才在《这座山，它革命》中说，毛泽东在讲革命根据地的作用时，用比喻的方法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老走着、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再继续战斗。通过这种形象的比喻，把复扎的问题简单化，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说清楚透彻了，比讲大道理管用得多。

井冈山根据地曾丢失过两次，第一次是1929年1月。1929年1月上旬湘赣敌军纠集18个团对井冈山进行"会剿"。前委和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朱毛率红四军主力跳出井冈山到外围作战，以"围魏救赵"，留下红五军和袁、王的32团留守井冈山。中旬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袁文才此时已任红四军参谋长，也随其行动(一段时间后，他又返回了井冈山，如不返回，新中国一定会多一位大将)。1月26日敌人从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三个方向开始攻山，攻了数日仍攻不下。驻斜源村攻打八面山哨口的敌团长，花80块大洋买通经常上山捉石蛙的陈开恩，因其熟悉路径，领兵避开八面山哨口，从山洪冲出的一条小水沟上山下到小井村(该村紧靠八面山)。敌人上山后，先在小井杀害了来不及转移的130多名重伤员(当时有200多伤员，因敌人来得突然，司务长董青云和医务人员只能带着轻伤员上山突围，这些牺牲的重伤员现在知道姓名的只有20多位，最小的年仅14岁)。董青云安顿好轻伤员后，随后跑到黄洋界哨口报信。在此负责防守的李灿和徐彦刚决定兵分两路，李灿带兵去阻击敌人，徐领人在哨口坚守。但寡不敌众，黄洋界随即失守。随着敌军不断涌入，红军无法抵抗，彭德怀立即在大井召开会议，决定放弃各哨口防守，乘敌人没有形成合围之前突围。王佐因地形熟没走，率部在山上打游击。红五军走后，敌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血腥屠杀。并在大井除烧毁了房屋外，还烧尽了红军在此储存的粮食。敌人在根据地烧杀了五、六天。随后敌人又纠集四个团向永新的九陇山根据地发起攻击，刘作述、鄢辉率领的永新、莲花、茶陵赤卫队奋勇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至此，湘赣边界第三次反"会剿"完全失败。彭德怀率部突围后与红四军后来在赣南汇合。1929年4月，时值蒋桂大战(1929年毛泽东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中"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即指此战)爆发，因事涉湘赣两省，进犯井冈山的敌军大部撤走，借此机会，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在王佐部的协助下，收复了井冈山。下图为解放后拍摄的大井村照片，整个村子只剩这两堵残墙(后来又倒了一些，复建时只剩半堵墙了)。

敌人攻进井冈山的时候，王佐就纳闷，敌人上山的这条被水冲的沟，本地人都没几个人知道，敌人是怎么知道的？3月份他下山秘密调查，得知是陈开恩领的路，王佐立即将他全家抓上山，准备杀掉。被抓的其中有个吃奶的婴儿，王佐母亲动了恻隐之心，让王佐放过小孩。王佐跺着脚说:“陈开恩带敌人把大小五井杀光了，烧光了，还杀死了我们一百多伤员，我不能留下他的儿子！″王佐母亲坚持说"孩子无罪！"无奈，王佐只好留下了这个孩子。现在想想，你很难说陈开恩这个人本质上有多坏，他就是一个贪图钱财的农民，他甚至不明白红军和根据地人民因为他遭了这么大的难，红军不会放过他的道理。因而他也没逃跑，仍在该地捉他的石蛙，种他的地，最后获得"灭门″的下场。证明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言不谬！下图为陈列在井冈山的小井红军烈士牺牲时情景的油画。

井冈山的第二次失守，是因为错杀袁文才、王佐导致的。井冈山地区历史以来就存在土客籍矛盾(土籍为本地人，客籍为清初为避战乱迁到此的北方人)，红军上山后，土籍的朱昌偕任边界特委书记，王怀、龙超清分任永新和宁冈的县委书记，客籍的袁文才、王佐分任红32团正副团长。因而当时井冈山流传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因工作关糸没理顺，这种矛盾不但没有消弥，而且愈演愈激。毛泽东为土客籍的矛盾也大伤脑筋(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用了较长的篇幅写了土客籍的矛盾)，找他们做工作说:“你们分土籍、客籍，国民党不分土籍、客籍，抓到一样杀！”劝他们大敌当前，要团结，但收效甚微。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下山到赣南、闽西时，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特意留下外籍人宛希先(湖北黄梅人，时任红四军4师党代表，特委委员)作缓冲。此时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人已动了杀心要除掉袁文才、王佐。因宛希先处事比较正派讲原则，与袁王二人私交也不错。为了杀袁、王，特委的人于1931年2月24日先找借口杀了宛希先(牺牲时年仅24岁)。因袁王手里有一个团的部队，他们不敢下手，以要开会商量攻打吉安的理由将他们骗到永新县城，然后朱昌偕、王怀等人以袁王要叛变的理由找到彭德怀，"说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情况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彭德怀自述》)彭将信将疑，最后还是派了四纵队一部分人去了。有了四纵队的人作后盾，特委的人将袁王杀了。下图为立在王佐墓前的汉白玉牌坊。

袁王被杀后，湘赣特委的这些人对其部属不放心，请红五军(红五军当时驻安福)上山搜捕。袁王的部下得到消息，立即放掉了早前捉住的茶陵民团头子罗克绍，随后大部分"反水″，投靠了肖家璧。正是这个原因，红四军始建时的四个团中，其余三个团解放后授衔时将星如云，而这个32团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人(一是张国华中将，一个是赖春风少将)获得将军衔。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根据地中，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安，江西瑞金根据地的兴国都产生了众多将军，被人们称为"将军县″，而井冈山根据地，作为中心区的宁冈县，只出了赖春风一个将军。下图为陈伯钧上将1962年4月到井冈山时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等人的合影(右一陈伯钧，中为谢梅香，左为肖福开，原为袁文才的部下，为照顾谢梅香，1932年到与其结婚，肖照像时赤着脚，估计是从田里喊回来的)。

应湘赣特委要求，红五军派出了三纵队中的李聚奎的四大队上山去搜捕袁王部属。上山后发现老百姓态度大变。李聚奎在回忆录中说，他带四大队上井冈山，到处寻找袁、王余部行踪，并派一些战士化装侦察，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侦察员明明看到袁、王余部进了村子，但当大队人马到达时，村子里人影都不见一个。问老百姓，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红五军‘反水′了！”这应是预料中的事，因为作为绿林性质的农军改编为32团的袁王部下，都是本地人，是当地老百姓的子弟，他们本身没有犯罪，你来追杀他，当地人怎么会支持你呢？由于袁王部下的"反水″，使敌我力量此消彼涨，所以，井冈山很快就失守了。解放后，贺敏学在与别人谈论此事时，仍情绪激动，认为袁王绝对不该杀，最后说:“肖克这么会打仗的人，1932年带兵回来打井冈山都没打下来！说明什么问题？(此话含有没得到群众支持的意思)袁、王被杀，帮助了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做不到的事情，特委帮他们做了。”下图为王佐妻子和儿子的照片。

井冈山根据地第二次失守后，此后就没有再恢复了。从1927年10月到1930年2月，作为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只存续了两年零五个月。而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只在井冈山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1929年1月下山后，就没有再回师井冈山了。他们利用军阀混战江西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进占了瑞金、于都、宁都、兴国等地，使赣南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5月，毛泽东接到闽西邓子恢的来信，建议红四军乘福建军阀的主力部队到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混战的机会，到闽西去开劈新的根据地，红四军到闽西与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工农武装汇合，初步形成了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等县在内的闽西根据地。井冈山的"袁王事件″发生时，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刚结束不久，在朱毛的指挥下，红军在闽西大地纵横驰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一片火热的景象。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创，为后来建成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450多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图为1931年中央局成员在瑞金合影(右二为毛泽东)。

井冈山再次回到人民怀抱，已是1949年了。1949年5月，随着林彪四野的百万大军渡江南下，江西即将全境解放，中央考虑江西领导班子的人选。因毛泽东早先就曾说过:"派陈正人去江西，主持家乡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因而中央任命陈正人为江西省委书记。毛泽东召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陈正人到北平香山谈话，在交待工作时，毛泽东仍没忘记红军的死敌肖家璧，要求其回赣后将其抓获法办。(其实，即使毛泽东不交待，陈正人也不会放过他。陈任遂川县委书记时，肖家璧到处搜捕他，他无法存身，只好躲到外地。他任特委副书记时，肖家璧捉住其母亲，亲手拿杀猪刀将其一刀一刀割死了。)6月初，陈正人带领邵式平、陈奇涵等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负责人回到南昌，开始建政工作。并着手按排抓捕肖家璧的事。下图为陈正人与妻子彭儒合影。彭儒与曾志同为湖南宜章人，同为参加"湘南暴动″而加入红军，并均于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毕业(不同届)。

1949年夏，四野十五兵团在邓华的率领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向南，一直打到海南岛。该部在解放了江西之后，留下48军(军长贺晋年，江西省军区成立后任副司令员)在当地清匪反霸和协助政权建设。6月4日，江西党政军机构建立，陈正人任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邵式平任省政府主席，陈奇涵任省军区司令员。随即48军派142师到吉安清匪，很快消灭了大小十几股的土匪武装，但遂川的肖家璧带部分土匪逃到山里，叫嚣:“共产党有千军万马，我有千山万壑。”妄图凭借有利地形顽抗。该师留下425团清剿肖匪，在军事和政治攻势下，肖的人马或被消灭或主动自首，很快消灭殆尽，但捉肖家璧却很费周折，因陈正人要求，对肖家璧"只要活的，不要死的。"有几次部队本已把他围住了，因只能对空鸣枪，致其脱逃。又后一次又将其包围了，此地草深过人，部队搜索时，副班长赵文珍发现前面的草在动，似有人在向前窜，他紧追上去，飞身一跃将其扑到在地，总算逮了个活的，胜利完成了任务。1949年11月11日，井冈山方圆百里的4万多群众，来到遂川水南中学操场，参加了对肖的公审大会，会后被枪毙。当晚陈正人向毛泽东发电报复命:“毛主席:人民死敌肖家璧已于今日公审处决，井冈山民众人心大快。”毛泽东当然也不会忘记罗克绍，1950年毛泽东致电湖南省政府:“着即查明茶陵罗克绍此人是否在，在则从速逮捕。”湖南立即派人调查，并将其抓捕，后在长沙枪决。下图为公审肖家璧时，群众控诉其罪恶的照片。

被誉为"井冈之子″的陈正人，在江西是一个政声不错的领导。他在江西工作的时间并不很长，1953年就从江西调往北京当部长去了。当部长期间，他深入工𠂆农村调查研究， 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959年5月，他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遂川县盆珠公社大屋场大队搞调查，他在走村串户找群众了解情况的同时，还经常参加劳动。乡亲们喊他陈部长，他对大家说:“不要叫部长，年龄比我大的，就叫我‘正人’，年龄小的叫哥哥、叔叔、大伯都行。”一回乡，他就交待当地干部，他与秘书、司机三人，每顿炒两样蔬菜，最多三个蔬菜，不能炒荤菜。后来省委书记刘俊秀来看望老领导和向他汇报工作时，在当地干部的要求下，他只同意加了一碗煎泥鳅。(见《陈正人回乡访记》)在“文革"中，他也残遭迫害，1972年4月6日，死于心机梗塞。老战友曾山(曾庆红之父)来帮助料理后事，得知他的追悼会准备草草了事，找到军代表。军代表说有人反映他有一段历史还没调查清楚(在赣南时，他因病重，在彭儒陪同下在湖南和广东隐秘治疗了一段时间)，曾山说:“我和陈毅同志都有证明材料，你们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的证明材料搞没了，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却还在呢？”曾山当即打电话把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说，中央并没有撤销陈正人的部长职务，他的后事由国务院办理，追悼会等他回来开，并要登报纸，新华社要发消息，骨灰要放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在陈正人去世后的第10天，即4月16日，曾山也因心脏病去世。10天之内两位饱经风霜的共和国部长相继去世，周总理下决心排除重重阻挠，指示全国各地，所有老干部无论是否"解放″，一律接回城体检，凡有病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由此保住了一批老干部的生命。下图为陈正人回乡搞调查的照片。

解放后，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军队的高级将领来过井冈山。最早来的可能是朱德了。1962年3月，朱德偕夫人康克清，女儿朱敏，在井冈山老战士陈奇涵上将夫妇和江西妇联主任朱旦华(毛远新母亲)等人陪同下，来到井冈山。他除了到小井牺牲的烈士墓前悼念烈士，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到大井参观外，还到光荣敬老院看望了老赤卫队长邹文楷。进了敬老院，朱德就看到了周文楷，周因眼花耳背，朱德连喊了两声他的名字，他才发现朱德来了，他拉着朱德的手流着泪说:“朱军长，有人说你在北京带了几百万兵，没时间回来，我不信。我说朱军长会来看我们的。”朱德也含着泪花说:“我们是老兄弟。”随后两人谈起了五斗江战斗，谈到了牺牲在龙源口的红军和赤卫队员。朱德临走时，在茅坪的八角楼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没见袁文才妻子谢梅香，他问后，公社立即派人把她请回来了。谢来后，康克清立即上前握住她的手。朱德介绍说，这是我老伴，1929年在长汀结婚的。谢梅香笑了笑，说:“我听选三(袁文才，字选三)说，伍若兰一下山就牺牲了。她是个好人哦！我记得她的样子。”老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又转脸笑着对她并不认识的康克清说:“你也是个好人。”

朱德问她过得好不好，县里队里有没有点照顾？谢梅香说:“过得好，政府对我照顾得也好。”座谈会结束后，朱德夫妇还给每人发了一份用自己工资在南昌买的土特产。散会后就去了永新。下图为立在井冈山雕塑园里的朱德在井冈山牺牲的夫人伍若兰塑像。

1965年5月毛泽东在阔别井冈山36年(不知为什么他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说"三十八年过去")之后，又回到了井冈山。他从武汉出发，不是过长江直接进入江西，而是折向长沙，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陪同下从长沙出发，过株洲后，沿着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这条秋收起义之路上的井冈山。沿途他向随行的人员讲了许多当年在这些地方发生的故事。在永新，他们与在此等候的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因事不在江西)一起上了山。在井冈山，他去了茅坪之后就直接上了黄洋界。在黄洋界，他向在场的人讲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故事。并指着一个地方对汪东兴说，你去看看，当年红军挖的工事还在不在？汪东兴看后回来说还在。看完黄洋界，然后驱车来到茨坪，住在井冈山宾馆。他在井冈山住了七天。临走前，他对汪东兴说:“走前都见见，你记着请两位嫂子。”汪东兴不敢马虎，先天下午就派车把袁文才妻子谢梅香和王佐妻子兰喜莲接到茨坪住下。第二天接见时，两人都安排站在第一排。当毛泽东与群众握手时，见到兰喜莲，时隔36年了，毛竟一眼就认出了她，问:”你是王嫂子？″兰正要答话，无奈后面的人争挤着和毛握手，她马上被挤到了第二排。接见完后，毛泽东又和大家拍照留念。毛泽东走后，谢梅香和兰喜莲都被接到了敬老院由国家养了起来。因当时谢梅香的儿子已安排了工作。有关领导问兰喜莲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兰说:“我儿子年龄大了，请你们给我孙子找个事做。”这句看似不经意说的话，其实是老人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的。因为根据国家当时政策，对烈士除照顾配偶外，对后代只照顾到子辈，孙辈已不在照顾之列。她的意思是给孙子安排工作，是享受他父亲的那份照顾。后有关部门将其孙子安排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工作。下图是毛泽东与井冈山群众合影，前排左一为谢梅香。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工作和战斗过的革命根据地共有三个——井冈山、瑞金和延安。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延安，达十三年，在瑞金(含闽西，因此地也属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工作达六年，在井冈山的时间最短，仅一年零三个月。而解放后，他仅只回过井冈山。没到延安似乎还好理解，因当时的西北交通的基本设施非常落后，绝大部分地方不通火车，坐汽车不但路太远，而且路况也差，为了他的安全，中央又规定他不能坐飞机，所以解放后，他基本上没去过西北视察。而瑞金就不同了，他到南方视察的次数很多，每次都与瑞金擦身而过，但他一次也没去过。不知是否与瑞金是他的″伤心之地″有关。当中央局由上海迁到瑞金之后，他就一直受排斥、打击。他自己回忆说:“当时鬼都不上门。”显得非常落寞。在他73岁高龄时，他不顾舟车劳顿，千里迢迢重回仅战斗过一年多的井冈山，除了他具有强烈的井冈情怀之外，似乎还有他意。从不少的资料来看，他到井冈山后，与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等人交谈时，谈得最多的就是干部的"特权"，并表示了对这种情况存在的深深忧虑。他离开北京前，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不清社员。”此后又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批示:“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他感到在之前要求的将军下连当兵，地方干部到工厂农村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取消部队的军衔，开展主要针对干部的"四清″和"社教"运动还不够，还必须要进行一次触及灵魂深处的革命。他在这场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1965年来到井冈山，已处迟暮之年的他，是否想在这个地方重新找回当年的勇气和力量呢？下图为毛泽东1965年在井冈山宾馆前接见当地群众的照片。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当上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和被指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也志得意满地回到了井冈山。据林彪的贴身警卫吕学文回忆，1969年9月中旬的一天，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吴法宪以及秘书、保健医生、机要人员和834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林彪的专用警卫部队)的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分乘两架“子爵"号飞机从北京出发，几个小时后降落在江西樟树机场，同时用一架"伊——18”把林彪的防弹汽车也运了过来(空军司令手里有的是飞机)。他们在此与恭候多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程世清汇合。黄永胜下午也来到樟树(樟树原是宜春的一个县，现成为江西计划单列市。是全国比较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被称为"药都"，我们去时在此住了一晚)。晚上在樟树忆苦思甜，吃红军当年的红米饭、南瓜汤。第二天乘飞机到吉安，然后乘汽车赶往井冈山。在上山的路上，林彪谈兴很浓，讲了不少当年的往事。有人问林彪井冈山是不是很大，他说:“大得很哪！方圆四五百里，当地人不叫它井冈山，叫大小五井。......”工作人员很惊奇，平时惜言如金的他，今天滔滔不绝。第三天他到了黄洋界。在大荷树下，他手指树干说:“我认识它，这棵树起码有上百年树龄了。想当年，毛主席领着红军战士挑粮上山，常在这棵树下歇脚，这果树也算革命功臣了！”走到山顶，他向别人又介绍了当年的瞭望哨和残留的工事。因上黄洋界体力消耗大，第四天休息了一天。次日到了七溪岭，因不通车，走了不大一会就气喘嘘嘘，别人劝他不去了，他十分肯定地说:“一定要上去看看。”到了山上他说:“红军在这座山上，凭借天险，用麻雀战术，一举打垮了敌人两个师五个团的进攻。这七溪岭也是我出生入死的地方！”林彪说他在这个地方出生入死，一点也不夸张。史料记载，这场战斗就是朱德说的"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那次战斗。当时红28团抵达七溪岭时，制高点己被敌人占领，红军攻时因地形不利，大部队进攻伤亡惨重，三营长肖劲身负重伤。一营长林彪向团长王尔琢提议，先用迫击炮把敌机枪阵地掀翻，由他抽人组成突击队(实为敢死队)去攻。王同意后，林抽了近百人，分为四个组，每24人为一组(人少利用地形便于接近)。他要求每组除部分战士带长枪外，大部分战士带驳壳枪和梭镖。四个组依次扑上去。林彪作为突击队长主动带第一组先上。上去以后，因与敌短兵相接，敌长枪和机枪已不能佷好地发挥作用，他们带的短枪和梭镖成了最好的武器。结果获胜。原预计攻山要牺牲100多人，结果只牺牲了30多人。失去山头，敌军大乱，全团追击溃敌至龙源口将其歼灭。到龙源口后与红29团汇合，又歼敌一个团。31团在另外地方的战斗也取得胜利，红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会剿″。这次战斗红四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十送红军》中所说的望月亭。可惜这样一位身经百战，在解放战争中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的战神，为权利所累，最后葬身于异国的荒野大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