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亲的缘分

梁某人

梁某人2018年9月6日完成于上海

我从路边的一个房子走过，看见了我母亲。她正在吃她自己做好的饭。我停下脚步，喊了一声妈妈。她有欢喜的神情，但没有出声。我抓住窗户上的铁栏杆，问她，你知道我是哪一个吗？她笑了，轻言细语地回答一句，我当然知道。再没有说一句别的话。又自顾自地吃她的饭。神情自若，惜字如金。
我还想问什么。一着急，醒了。
她到底是真的知道，还是迷迷糊糊的呢？当年离开尘世的时候，她就已经是迷迷糊糊了呀。

近年来，我多次见她。有时跟我父亲一道，有时一个人，像今天这样。有时年轻，30岁，有时50岁，像今天。但奇怪的是，没有一次是77岁的，她走的年龄。
梦醒过来的时候，不敢细思。细思，总会流泪。像现在这样。
每次梦醒，一丝惆怅，一丝欣喜，一丝惊恐。

2007年，我从美国回来。几经周折，我在上海浦东主办了一家民营养老院。2009年，200张床位基本收满了人。这个时候，我想到了家乡的母亲。
母亲在我父亲去世以后，一个人生活在安徽天长有好几年了。我大妹梁红白天去看望她，发现母亲一个人生活渐渐地需要有人照顾了。但是，母亲一生倔强好胜，习惯独立，拒绝保姆，拒绝搬家。有一次，梁红发现母亲的厨房里炉火点着，不知道是用完了忘记了关，还是打开之后就没有炒菜，忘记了炒菜，也忘记了要吃饭。这样，梁红无奈只好连哄带骗，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又给她找了一个保姆。母亲内心不满，心心念念要回自己的家。与此同时，我在上海的养老院里开始装修了几间高档房间。心里想着有朝一日，把我的母亲接到上海来。我做养老院的初衷本来只是一个机缘巧合。但是在替众人尽孝报恩的同时，当然也希望能亲自孝敬我自己的父母亲啊。遗憾的是，父亲早逝，母亲又故土难离。VIP房间装好了，我也没有立即告诉我妹妹和我母亲。我让养老院的院长照常把它们给别人家的老人使用。我只是在等待着。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梁红说她们家楼上的人家开始装修房子，白天里的声音非常大，严重地影响了母亲的生活环境。几经交涉，楼上人家也因为家庭规划原因，无法推迟无法迁就。就这样，我得以把我老妈接到上海来了。那年春节一过，我驾车由天长到上海。车行一路，跟她聊天。她说了许多事情，好些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也有一些是听到过但没有往心里去的事情。快进上海的时候，她说起文革大串连，她说当年她们坐火车，不要钱，进上海住在某个学校里，还从上海步行去了杭州，游了西湖。在她的回忆叙述里面，我听到一个名字，何璋。后来，我问过我的舅妈，舅妈说何璋是我母亲读书时候的一个班长，还是她的一个远房表哥。多少年这个何璋在我母亲的脑海里成为固定的记忆。舅妈说，也可能是初恋或者暗恋对象。那天，我的母亲在没有我的参与之下，把进上海游西湖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妈妈是有些痴呆了。
安排母亲住进养老院，做了身体检查之后，院长对我说，老母亲患有轻度的老年痴呆症。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吃了一惊。他说，患了这个病，人也到了这个年龄，通常只有4年左右的生命期。我在心里安慰自己，以我的心力，以我养老院的精心照顾，4年再加2年，怎么样也要保证6年吧？对于我的母亲可能会在我开设的养老院里，走完她的生命的最后一程，心里面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

从小，由于父母亲都是教师处于社会低层的缘故，家境不好，社会待遇差。歧视受压和叛逆心理的交互驱使之下，我那个时候离开家庭离开家乡的愿望强烈。常常读到街头上刑事犯罪判决书上有一句话，对社会不满。我在心里默默的说，我不也是对社会不满吗？我牢牢记住了父亲对我说的话，行千里路，读万卷书。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忽视父母在不远游这句古训。自上大学开始，我有如脱缰之马，一去不返。每年回家的天数不超过5天。去美国留学之后，更有过7年没有回家没有看望父母亲的记录。等到再见面的时候，看着苍老的他们，开始扪心自问。过了几年，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在电话里，隔着太平洋，我妹妹告诉我说，父亲临终的时候，有明显的疼痛感，内心难受，眼泪流出来。我不敢问，父亲是因为没有看到我在跟前而难受吧？等我回家之后，看着已经不在人间的父亲遗体，眼睛有点欲闭还睁的样子。他大概是有些不甘心吧？我的无奈和自责多年里如一根刺扎在我心里。
现在，又到了我开始担忧母亲的时候了。

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母亲多年工作在天长的乡下，或者公社里，或者生产队里。记得她在生产队里面的学校，就是一间草房，老师就她一个人。教完第一排的一年级，教第二排的二年级，以此类推，到五年级。教完语文教算术。我则随同我父亲在天长城里的天长中学生活。我父母长期分居，我们的家庭生活零碎不整。母亲几乎每年都申请调进城里工作，但是都得不到批准。看到同样情况同等条件的其他老师都被批准，甚至有许多后来先走的情况。挫折和怨气在所难免。有人出主意，说送几斤鸡蛋或者白糖就可以了。我父母不同意，说那是不正之风。送礼贿赂就是同流合污了。然而，明知不行，申请报告还是年年递交上去。母亲说，请调报告是我的权利。他们可以不批。我的权利不可以放弃。
母亲终于没有实现她应该的权利。没有在她工作的时段里上调进城。她是在50岁的年龄上办了退休手续，才能回到城里夫妻团聚的。这就是我的母亲与这个世界的相处方式。认真，正真，不妥协，不随和。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没有送过一次礼物钱财，没有一次请客吃饭。不走后门，不吹不拍。我父亲在天长中学当老师，由于历史上的问题早在1957年就开始被打入另类，文革时期更是被批斗贬低。再加上他们夫妻俩的耿直迂腐的性格，他们在那个社会里属于既没有能力又心怀憋屈的一类人。在我父母亲的盛年时段里，在他们的芳华年代里，他们是以一种与所处环境格格不入的方式生活工作的。特别是我母亲，难免对社会百态抱有怨气。长期跟随母亲的小妹梁梅后来抱怨说，妈妈太过于负面情绪了。我只好劝慰梁梅，妈妈的这一生就是在这种不公平不平坦之中过来的，我们就多理解吧。只求她老人家晚年幸福安康。

关于母爱，记得小时候听过妈妈给我们唱过歌，《高高的谷堆》，《放牛的王二小》。还记得妈妈讲过一个结巴哥哥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说话结巴，但是唱歌不结巴。有一次。他的小弟弟玩耍掉到了粪坑里面，他赶忙跑到大人跟前报告，越着急越说不出来，小，小，小，脸憋得通红。大人说，那你就唱吧！他这才唱了出来，小兄弟掉到茅缸里面去了！把小弟弟称为小兄弟，这是苏北人的说法。我每次回忆母亲，回忆起这句带有苏北口音的唱段，都会笑。都会笑中含泪。
由于聚少离多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有很多年，见到了母亲就等于过节，有好吃的。母亲烧饭的动作很慢，加上她自己吃饭的动作也慢，从买菜开始，到清洗完成，早中晚三顿饭她差不多没有停歇。她笑着说她的父母是开餐馆的，她有烧饭烧菜的遗传基因。我们也认为母亲的烧菜味道是天下第一。后来我知道只有我们团聚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才会烧好吃的。她自己的饭菜也很简单。这一辈子，母亲对我们的爱，是以忙碌在灶台上或者厨房里而表现出来的。送她去火化的那天早晨，小妹梁梅哭着大声说，我再也没有妈妈了！再也吃不到妈妈烧的菜了！这一声里，我闭上眼睛，看到了在锅台上磨磨蹭蹭的妈妈，无限悲痛。

在我18岁的那年中秋节，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记得在举国同悲的气氛里面，我的父亲母亲之间有过我无法清楚明白的对话。但是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眉宇神色之间的异常，肯定不是完全的悲伤。我觉得他们是在舒坦地喘气。他们在悲伤之余，有了对个人和国家命运可能转变的希望。时隔40多年，我把这个感觉以文字的方式复刻下来，说明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实在是深。同时更是因为，产生在我父母亲之间的这个思想认识，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最有资格，最有责任，记录于世的人就是我。当然，也只能是我。
住进我的养老院之后，妈妈很快就见到了我的女朋友。对此，她拒绝认可。在她的脑海里我的家庭情况早已经固定存在着。她知道儿媳妇是谁。她不能接受我的生活里这一部分的变化。她嘴上不说什么，行动上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方法。女友主动拣到我母亲碗里面的菜，她选择不吃。有人跟她讨论这件事情，她选择听而不闻。就这样的态度差不多有好几个月。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女朋友高兴地说你妈妈吃我拣的菜了。母亲那时的症状又加重了一些。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脑子比较清醒。她后来对别人说，我得认她呀，没有她的话，我儿子就可怜了。我听说了，心里不是滋味。儿子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孝啊？
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带她散步，逛街。坐游览黄浦江的夜景船。我们去了苏州杭州，住在西湖边上的酒店，唤起母亲的早年记忆。我还带着她去了上海的天蟾剧院，看了两次的京剧折子戏，一次是《大探二》，一次是
《失空斩》。她能认出其中的角的名字，知道剧情和台词。母亲说，戏如人生，戏里面有忠奸善恶。

回过来看，也许我们做子女的关心和操心并不一定是好事。比如说，给她在上海的养老院里配上很好的居住条件，专门的护理人员，并不一定符合她自己的心愿。再比如，带她去闵行区桂林路上的第六人民医院看病，配了治疗老年痴呆症状的药，她自己可能有不适的感觉而我们并不认知。她后来非常反感吃药。包括降压药在内，每天10颗以上的各种药，她不愿意吞咽。但是，面对痴呆症状的日渐加重，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梁红每个星期都来上海。我们共同认为，妈妈的痴呆症严重的原因是早年吃药过多。文革时期她经受过很多不堪的对待，长期患有神经衰弱。经常要靠吃安眠药才能有几个小时的睡眠。

终于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了。在母亲把吃药看作为一个痛苦折磨的同时，她有过轻微的中风。我有一次竟然看见她的脸有非常明显的歪斜。我打电话给梁红，先停几天吃药吧？她同意了。我也咨询了身为医生的养老院院长。他也说，可以先停药观察。停药的效果明显，脸也不歪了。我心里舒坦了不少。哪里知道，危机正在逼近。千不该，万不该，停药的时候把降压药也同时停了。结果，不到10天，一次致命的脑中风，让我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本来以为3年，4年，5年，6年，却竟然只是一年！

在她走的前一个月，她开始叫不出我的名字。女儿来的时候，知道高兴，但也说不出名字。有时候莫名其妙地找东西，找不到就怀疑是有人偷了。常常说看见你爸爸了，就在窗外边。她还试图走着到窗边，用眼睛凝视某一个方向。也有说看到表哥同学何璋的。有一天她兴奋地说看到我兄弟了。我知道她是想我舅舅了。于是，我拨通了在江苏仪征的舅舅的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不到半小时，舅舅的电话又打过来了。是舅妈。舅妈说，既然这样，我们明天来上海。第二天在我的饭厅里，我母亲跟她的弟弟和弟妹坐在一起的时候，拉着他们的手，脸上笑着。舅妈问，他是谁啊？却是摇头。第三天早上在养老院，母亲终于说了一句话，他是我兄弟呀。舅舅一高兴，应了一声姐姐。回去之前，舅妈说你把妈妈照顾得不错。就是脑子不记得事情，身体还好。等一段我们再来看看。没有想到，这是她们姐弟之间的最后一面。事后，舅妈说她是有预感的。平时姐弟走动并不多，突然提起就是有见最后一面的意思。舅舅舅妈回到仪征的第三天就接到我的报丧通知了。

母亲见到了她想见的人。也听到了她将在天上会面的亲人的召唤。她平静地走了。在天上，她不需要提交夫妻团聚的申请报告了。

其实，算起来，这一辈子里面，我跟母亲在一个屋檐下面生活的时间不超过几年。加上我们家里没有语言表达感情的习惯传统，我一年之中喊不了几声妈妈。
妈妈的突然离去，中断了我们的缘分。
她走之前，我恐惧她会离我而去。她走之后，我又生出新的恐惧。如果有来生有再世，我们的母子缘分会不会再续？100年以后，我们天国里会再遇到吧？再遇到时，会不会因为今生我的不孝或者愚妄，母亲会不认我了？会因此而陌生吗？

在天国，我的母亲没有那么老，没有那么胖。在天国，她体态轻盈，光彩明艳，步履似青衣，慈祥如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