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校百年华诞一一云南大学历史系77级

贺建

1977年的高考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1977年的高考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绝无仅有
1977年高考录取率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

1977年的高考是史上唯一在冬季举行的
1977年高考入学的同班生，年龄跨度是最大的
因而，77级大学生注定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

40年前的1977年12月，停摆了十一年的高考恢复了，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我们全班65人成为这次非同寻常高考的幸运儿，相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共同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下面的一百多张照片记录着那四年的点点滴滴，在里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身影，联想起那四年非同寻常的学习生活。这些照片和资料都是亲爱的同学们珍藏的，现特编辑成此篇，谨以此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

1977年恢复高考为中国记忆，也是我们65人的记忆。

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1970年，胡训珉和贺建分别从上海上山下乡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工作，胡训珉是东风农场一名武装连的种植橡胶树的工人，贺建则在勐养农场学校任教。1977年下半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只拿到过小学毕业文凭、然一直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毅然报名参加了这场不同寻常的高考。

准考证，1977年12月8日颁发

恢复高考是在1977年12月举行的，这也是史上首次在冬季举行的高考，没有实行全国统一考试，试题是由各省命制，考试时间也由各省自行确定。

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77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即毅力、信念和坚持不懈，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77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即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

上图：要去读书了，胡训珉工作了8年的东风农场开的介绍信

下图：贺建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

1977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是最低的录取率。聚集了十余年的人在这个刚开通的高考管道中喷泻而出，这个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进校时，已是二十四五岁的青涩青年

1977年，这是中国和时代的一个重要拐点，带着伤痕、希望和梦想走向校园。个体命运的轨迹，自此改变。

这枚校徽承载着莘莘学子多少的向往与耕耘，见证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似乎自虐式的学习热望，带着她，我们三点一线穿梭于校园的教室、食堂和宿舍。

这是班里点名册的顺序名单，也是进校时的同学名单排序。每当周日晚上，全体同学得到教室集中，由副班长高整军负责点名。

贺建学号：77153，各位可以此前后位置类推自己当年的学号

1980年李埏先生讲授中国古代唐宋史的课堂上

注意教室的墙上，挂着班里获得的奖状和流动锦旗

1980年武希辕老师讲授世界古代史的课堂上，听者的笑脸说明这课有味道啦

当年贺建手绘的课程表

当年作业之一是绘制填写地图，这是作业“古代东方地图”和“美国地图”

学习历史，必须学会画地图，至今记得教中国古代史的李埏老师，在黑板上仅用3笔就勾画出中国地图，后来许多同学在工作上也用上了。

这是1980~~1981学年下学期中国现代史期末考试试题，虽然过去将近四十年，这张卷子上的考题至今还是热门话题，专家学者在继续探讨着······

《1980年度论文竞赛报名表》，每位同学可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选题？这些选题也是涵盖古今中外历史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内容了

云南大学五十六周年校庆学术报告会程序，仅从这页上的12个报告题目看，古今中外的内容皆涵盖了

当年发给我们的书本，还没有专门出版印刷的，基本上都是将老师的讲义钢板刻字油印的。这是部分教材和学习参考资料。

第一学期各门功课成绩表

77级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他人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普遍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当时还是物质高度匮乏的年代，粮票、布票、肉票、油票……许多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

但学生普遍有助学金，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在校期间，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思，开始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邓丽君歌曲、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

1979年我们班被评为先进集体的奖品，是一本比16K纸还小一倍的活页夹

1978年12月15日在石林举行的退团仪式

左起：蒲元华、崔新平、王惠玲、贺建、徐静琳、

胡曰武、何军鹰

资料室的李澍德老师和同学在一起

资料室是除教室外的第二课堂，除了上课，其余时间似乎都是在资料室

左起：刘庆伟、李澍德老师、黄金林、张建国、周再群、徐祖根、胡曰武、张笑春、金旭东、吴玲玲

上图：唐克敏、谢本书老师、武建国

下图：李澍德老师、谢本书老师、王惠玲、何玉菲

班里65位同学分为6个小组，这份是分组名单（抱歉！此份不是全体的）

第一小组

吴宝莲、刘庆伟、周嘉佩、胡曰武、黄金林、张笑春、金旭东、周在群、徐祖根、张建国

亮点是宝莲抱着的娃娃！当时班里来读书时，有已是2个娃娃的爸爸学生张汝胜、陈孝宁，女生高整军也已有一个孩子了，宝莲则是读书结婚生娃三不误！

第二小组

前排左起：曾柏林、王冠珗、崔新平、高整军、吴洪

后排左起：陈孝宁、张斌、董晓云、何军、邹启宇老师

第三小组

左起：汤家麟、蒋高锦、彭多毅、刘稚、王立群、韩忠太

请看蒋高锦手里的水壶、彭多毅的花伞和刘稚的帽子

第四小组

蔡维俊、刘丽辉、刘绍桢、戴建国、周在群、郭邦彪、韩雪峰、张汝胜

第五小组

王惠玲、田晓雯、戴建国、胡华生、吴家春、高苏平、李程

第六小组

前排左起：何玉菲、郭康琍、贺建、吴玲玲

后排左起：杜宏远、何军鹰、陆大钺、胡训珉、刘祖建、裘石平

每位进入云南大学的，都会在会泽楼前屡屡留影

会泽楼——坐北向南，前有石阶95级，意寓："九五，飞龙在天"，从青云街入校门往上看，石阶逐层迭起，上端巨柱矗立，楼台巍峨，使人有仰之弥高的感觉。全国高校中含义如此深远如此独特的经典建筑可谓唯一。

刘庆伟、郭康琍、刘绍桢、曾柏林、周嘉佩、田晓雯、吴玲玲

图书馆前

陈孝宁、胡训珉在学校著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前留影

校门口的田晓雯、郭康琍、曾柏林刘绍桢、吴玲玲、周嘉佩

学校前面的翠湖公园，以及圆通公园、滇池、大观园、西山和石林、金殿公园等等经常留有我们的足迹和笑声。

田晓雯、郭康琍、刘绍桢、崔新平

1981年4月滇池白鱼口

戴建国、裘石平、刘祖建、祝武世、张世荣

周嘉佩、刘庆伟、刘绍桢

上图：胡曰武、胡训珉、黄金林

下图：刘丽辉、王冠铣、蔡维俊、崔新平

让我们荡起双桨

上图：郭康琍、徐静琳、何玉菲、王惠玲、胡曰武

下图：班主任杨正禄老师、郭康琍、徐静琳、何玉菲、王惠玲

小船儿推开波浪

戴建国、徐祖根、胡训珉、陈孝宁、王文良

刘绍桢、郭康琍、周嘉佩、刘庆伟

左图：崔新平、贺建在天下第一汤

右图：1980年暑假吴玲玲、贺建去长沙、广州，这张背景为广交会展馆

戴建国和胡训珉暑假在武汉长江大桥

韩忠太、张汝胜在西山

唐克敏、武建国

翩翩起舞的张跃、戴正贵、戴建国、胡华生、高苏平、武建国

徐静琳、贺建参加班里组织去石林游玩时的留影

那年那月那青春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在海埂的一次班会活动，各人神态各异，生气勃勃

刘庆伟、刘绍桢、曾柏林、周嘉佩、田晓雯、吴玲玲

田晓雯、曾柏林、许洁明、刘绍桢、郭康琍

这张照片大家看的方向都不一致，估计有多人在拍，或者是还没有叫一二三

翠湖公园

刘庆伟、郭康琍、刘绍桢、曾柏林、周嘉佩、吴玲玲、田晓雯

西山太华寺

刘庆伟、刘绍桢、曾柏林、周嘉佩、田晓雯、吴玲玲

翠湖公园九曲桥

郭康琍、刘绍桢、曾柏林、周嘉佩、田晓雯、吴玲玲

西山太华寺

刘庆伟、刘绍桢、曾柏林、周嘉佩、田晓雯、吴玲玲

前排左起：周嘉佩、刘庆伟

后排左起：金旭东、胡曰武、张建国、徐祖根、张笑春

胡华生、徐亮工、唐克敏、高苏平

戴建国、贺圣达、唐克敏、武建国、胡训珉

前排左起：张跃、胡华生、戴建国、戴正贵、何军鹰

后排左起：裘石平、武建国、唐克敏、张斌

男同学争相和阿诗玛在一起

班里的党员真不少：贺圣达、武建国、戴正贵、唐克敏、张建国、周庚鑫、王立群、裘石平、郭康琍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1）

金旭东、胡训珉、何军、武绍群、吴家春、裘石平、刘祖建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2）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3）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4）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5）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6）

东方红楼205男生宿舍同学（7）

308宿舍的女生（1）图书馆

崔新平、刘稚、彭多意、徐静琳、贺建

308宿舍的女生（2）石林

308宿舍的女生（3）校园内

308宿舍的女生（4）石林

308宿舍的女生（5）校门口

同一宿舍的女生

同一宿舍的女生

这里的许多照片是这位架着照相机的刘祖建拍的

左起：张跃、裘石平、胡训珉、刘祖建。

张跃、张斌、胡训珉、胡曰武、周庚鑫、黄金林

裘石平、梁昆生、武建国、贺圣达、张建国、戴建国、胡训珉、韩雪峰

唐克敏、胡华生和胡训珉

前排左起：蒲元华、周嘉佩、郭康琍

后排左起：何玉菲、许洁明、王惠玲

全班共有女生21位，这里有14位

前排左起：蔡维俊、彭多毅、王惠玲、何玉菲、刘丽辉

后排左起：崔新平、曾柏林、周嘉佩、徐静琳、田晓雯、刘稚、王冠铣、刘庆伟、刘绍桢

蒲元华和崔新平穿上了时尚的连衣裙

贺圣达、黄金林、周庚鑫、胡曰武、徐亮工

徐静琳、崔新平、黄金林、周庚鑫

左图：韩忠太、张汝胜、梁昆生

右图：韩忠太、梁昆生、张建国、杜宏远

上图：高整军、武建国、唐克敏

下图：刘祖建、裘石平 、唐克敏

汤家麟、何玉菲和王惠玲参加社会调查

这是班里的第一次集体活动，也是第一张集体照。进校不久，班干部就组织全班去游览了闻名遐迩的石林。

上图：1981年9月3日云南大学成立集邮协会发的首日封

下图：高整军的剪纸

毕业论文世界史选题

毕业分配的方向和名额

中央调配7人，省委、省委办局41人，专州市11人，其余留校和出国。

77级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识不成系统。然勤能补拙，弯道超车。当时，各行各业人才“青黄不接”。而十五年的积压，1982年77、78级的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填补巨大的需才空缺。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

作“金77，银78”。这批毕业生中的大部分入学前已有相当的工作经历和经验，经过大学四年的知识滋润，犹如一股清泉注入到饥渴的各行各业，使社会长期来人才匮乏和断层开始有了改观、起色和信心，为百业待兴的事业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和知识基础。

毕业分配的报到证、火车票

班里同窗四年还成就了四对夫妻：吴玲玲和张斌、张笑春和何玉菲、田晓雯和高书平、胡训珉和贺建。如今分别生活在昆明、广州和上海。

1982年1月毕业

全班在会泽楼后面与老师合影留念

（全体合影留念者的名单，非常抱歉！个别合影者的姓名记不起来了）

这张照片是全校77级毕业生合影中的一段，主要是我们历史系77级同学和老师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1977级本科生于年初毕业。紧接着，夏天又有1978级大学生毕业，结果这一年有两届大学生毕业，同属于1982届。不过，与过去大学生通常以“届”来区别不同，自从1977级大学生以后，大学毕业生称“级”而不称“届”。

1997年9月22日，为纪念高考恢复20周年，新民晚报登载了题为《难忘高考喜结连理，再话今朝共育桃李》一文，记述了胡训珉、贺建当年的高考经历。

2007年，为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贺建写了下面这篇小文。

我的高考路

30年前我是在西双版纳勐养农场参加高考的，高考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不仅仅是因为我1966年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再上过正儿八经的学，也不仅仅因为1970年到农场后艰苦的劳动与生活使人无法再兼顾其他。1977年10月国家公布了恢复高考的信息，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对每人都是机遇，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大学的。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的爸爸，是他的培养教育、鼓励和支持使我有可能并最终完成想上大学的心愿。
爸爸是位较有技术的工人，好像是8级钳工，动手能力特别强，还喜欢看书。从小他就特别支持我们看书，当时我们家四个孩子上学，还要抚养没有工作的爷爷，经济条件十分拮据，我们的学费轮不上免，但肯定要分期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我刚会看文字时，爸爸就给我订了《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人订，整个学校也不过二三个人订，通常也不过就订一种。爸爸他自己在工人俱乐部图书馆有借书卡，记得我还没有上学时，他上图书馆就喜欢带上我们几个孩子一起去借书，通常小孩是不能进去的，偶尔也有遛进去的时候，给我们大开眼界。至今还记得是他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书介绍给还只是在读二三年级的我，是他的引导使我从小爱上了看书。他一直鼓励我们好好读书，表示他可以辅导我们到高中，我曾对爸妈表示家里再怎么困难，也要给我读大学，爸妈就一直记着我这句话，至今妈妈还会拿这句话说往事。
小学毕业那年正值文化革命开始，在家呆了一年多，就近分配进了中学，中学三年在连续的复课闹革命、学工、学农、学医（为上山下乡准备）等活动中过去了。1970年5月我到了西双版纳勐养农场，开始了知青生活，每天忙于适应新的环境和穷于应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高考也早已停止，对于上大学早就没有时间想，也不敢想，上大学的念头与其说被深深埋在心底，不如说已经泯灭了。
但我爸爸不是这样想的，他一直写信来要我抽时间看书学习，当时上海出的的主要刊物是《学习与批判》、《朝霞》、《地理知识》，还有后来的《世界知识》，爸爸每期都要买来，他自己看完后，就邮寄给我，这些刊物经过将近二十天的邮寄，来到呆在西双版纳崇山峻岭茅草屋的我的手中时，虽不敢形容这些刊物犹如沙漠里的泉水那么宝贵，但确实是这些刊物伴我度过了许多年，成为我知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71——72年间，为了让我学习，爸爸还特地去了我的中学，找到我中学时的班主任蔡绍忠老师(厦门大学毕业的)，向他借代数等中学教材，蔡老师送了几本给他，爸爸把这些教材挂号寄给了我，让我一定看看做做。拿到这些书后，每当晚饭洗漱完后，我就在煤油灯下做代数题。煤油灯放在当作桌子的箱子上，这个油灯是一根绳子放在装着煤油的小药瓶里，灯头很弱，只得凑近灯火，常常烤焦头发。深夜里，老鼠出洞，经常会在你的脚上过来过去，吓得看见老鼠比看见蛇更害怕的我至今想起不寒而栗。
然即使这样，每每解出一道题，我便会情不自禁哼上几句歌，这是我那几年生活中除了有好饭好菜吃之外最悦愉的事了。
大概是1973年，爸爸听说外公买到一套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便去问他借来，把每本书细心地包上包书纸，用挂号寄给我，极力向我推荐此书，再三关照我，不要弄丢了，看完后仍要用挂号寄还外公。在文化荒漠的年代，我不知外公从何买到这套书，他又如何舍得借给千里迢迢的我，因为那个年代弄到这么一套书肯定是非常非常不易的。4厚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而且是直排版的，我是认认真真看完的，尽管有的地方是囫囵吞枣，当时并没有完全看懂。期间队里有好几个人知道后还借去看了，等到寄回去时，这套书已经很陈旧了。
阅读这套书后的启蒙作用，对我而言功不可没，高考时的历史考题中，有一道大题：论述马克思说中国的四大发明对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起了促进作用，为什么？（大意是这样），凭着曾读过这套书、特别是前言部分，给我的启发和思考，以及自己一知半解的理解，让我洋洋洒洒写下了不少。这样的题目对一个仅仅小学毕业的知青要答出来是勉为其难的。
更重要的是阅读了这套书后，让我首次较深地接触了历史，从而喜欢上了历史，当时填报志愿，我有意识地都填了有历史专业的高校。考上云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相当长时间从事着历史教学工作。
七十年代初开始招收大学生后，爸爸更是在来信中经常提到，鼓励我努力争取上大学，但那时上大学的主动权不完全是在我个人能力掌握之中，直到1977年10月，传来可以自由报名报考大学，但要考试的消息传来，才使我感到，以前是客观条件不允许，现在有了机会，自己没实力不努力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因此快马加鞭温习学习，每天白天上班，晚上挑灯夜战直至深更半夜甚至凌晨，其中化学我用了一星期时间学完。
复习迎考期间，白天要上班，那是我已在农场学校任教，不可能请假停下来复习，只得挑灯夜战，和同事一起开始在纸上运算，后来干脆在吃饭的小木桌上用粉笔验算。自己搞不懂的题目，第二天会不耻下问，去请教在校称我为老师的高中生，有人觉得面子下不来，我则不然，能者为师。
经常温习到半夜，早上得准时起床上班，到临考的前2星期，更是要学习到半夜2-3点钟，早上5点就又醒了，失眠了，接着肠胃功能紊乱，难熬的日子一言难尽。高考结束我回上海探亲，邻居有人说，怎么这人缩小了！有一起复习报考的知青就因受不了这样的紧张和节奏，临阵打了退堂鼓。
进考场前，也许因紧张，感到胸前紧紧的、闷闷的，教化学的万老师（就是让我一星期学完化学的老师），让我做操，然后去厕所，为什么？她说氨气能够醒脑提神。
爸爸更是一星期来两封信督促鼓励，还搜集很多复习材料寄来。然自己毕竟是小学毕业生，周围鼓励的人多，也有个别嘲讽的。深感压力太大，更担心自己的实力与报考大学的要求相差甚远，信心不足，时有萌发打退堂鼓的念头，爸爸知道后，接连写了几封信来，在正式报考的前几天，他专门发了封电报给我，具体的话我已记不清，主要就是让我一定不要气馁，不管成功与否，一定要报名。正是这封电报，让我最后下了报考的决心。
如今爸爸已故去十几年，爸爸对我30年前走进考场，走进大学的影响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今天借纪念高考恢复30年，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爸爸，谢谢你，爸爸。
并以此文谢谢那段时间在精神上、物质上和学习上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

胡训珉和贺建，毕业以后先后在学校和机关工作，现在都已经退休。

2015年10月11—13日，我们返回母校参加“重返校园”活动，与学校领导、老师和在校生召开了座谈会，捐赠了有关的学习资料，并到呈贡新校区种下了树，立碑“树木育人 恩师如山”，感谢母校栽培，再述同窗情谊。

学校里的那些老师，尤其是优秀的老师，帮我们筛选看书的种类，教导检索的方法，归纳读书的感悟，指导审阅课题，启发思辨问题，端正治学态度，甚至还在潜移默化中传授做人的道理，这些，是我们大学四年里最大的收获。

2015年10月12日，在毕业34年后，师生在会泽楼前合影留念

谢师辞

（陈孝宁代表全班所作）

终结灾难    教育首上   七七高考    重开院堂
会泽至公    银杏晨钟   巍巍云大    育吾其中
硕学仁师    垂范弟子   道德文章    灼见真知
学海浩淼    苦读夜晓   韶华将逝    孺子奋棹
四载岁尽    校训铭心   置身社会    定我止行

三十四年    重聚校园   忆及师恩    感爱无限

读大学，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是行万里路的起点，也是读万卷书的起点。大学意味着更多的自由，但也是更多的责任。高考之前，是别人塑造你，因为别人决定了你要去考什么试。而大学之后是自己塑造自己，决定学什么东西，成为什么样的人。

恢复高考已经过去40个年头，当年的笔记、学习资料和照片也已开始泛黄，当年的学子也已白发染鬓，而“高考，1977”，将会牢牢地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