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年华——几张老照片里的岁月回忆（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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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如皋县教育局部分人员合影

　　如皋县教育局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起第四人是时任教育局长冯俊义，第五人是县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潘宝才，第六人是退休局长金仁贵。后排左起第三人是笔者。

我于1973年年底调入如皋县教育局工作，先任秘书，次年任秘书股长。教育局当时人员不多，除几位局长外，下面分设中教股、小教股、人事股、秘书股及业余教育办公室这几个部门，其中秘书股具体负责文秘、基建（下设基建办公室，管理全县中小学校舍的新建和维修）、财务会计以及局内各项行政事务，十分繁杂。我除了文秘事务尚可应付外，其他方面都是一窍不通的外行。好在股内各位同事都很能干，而我则完全信任他们，和所有同事相处得很友好融洽，故工作配合默契，运转顺畅。

　　秘书股部分人员合影。左起第一人是办事员钱德亮，第二人是秘书股长即笔者，第三人是秘书陈秀骥，第四人是基建办公室负责人薛宜文。

在教育局，我不仅白天工作，夜晚也常常加班撰写各类公文稿。我住在局里，下班后，接听不断打来的电话，接待几乎每天都有的来访人员，处理偶发事项等，也是我（以及也住在局里的钱德亮同志）无法回避的事情。

我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常常主动揽一些分外事。1975年，南通地区教育系统要举行全地区中小学文艺汇演，局里接到通知后，一时不知道这事该由哪个部门负责，我便主动承担起了这项工作，从组织演出班子，到筹集资金、确定排练场地及演出节目，先后耗费大半年时间。好在大家都很努力，尤其是具体负责的袁发圣老师，组织能力强，又懂文艺，所以最后的演出效果还不错，受到了地区教育局的表彰。

　　演出剧照之一。

　　演出剧照之二（最右边的是犬子晨光）。

在教育局工作的几年中，我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不少家在外地或本县夫妻分居多年的教师调动了工作；对一些人子女升学转学之类的事，我也是尽可能地给以帮忙，而且都是绝对不肯受收一分钱的谢礼。

　　1977年 和教育局副局长阎廉（左）合影。

我在教育局工作的六年多时间，与各位局长和副局长相处得也很好。局长冯俊义对我只有鼓励，从无责备；副局长阎廉（后继任局长）对我从不以领导自居，视我为兄弟。他接任局长时，我已不在教育局，他却经常和我谈教育局的工作并征求意见。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1984年调往如皋电视大学任教时，阎局长提出要我担任电大教务主任，而早已对“做官”冷淡至极的我，却坚决不答应，为此先后谈话达10次之多。他之所以坚持这样做，原来是出于为我“打抱不平”——他认为1979年将我由秘书股长调任教师是一种不公，必须“正名”（后来他答应了我只挂名，不做事，县委组织部才正式下达任职通知）。

　　在县级机关工作时间一长，我越来越觉得官场不是我这样的人该待的地方。就教育局内部来说，人事关系尚属正常，但我发现县委和县革委会中一些人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互相算计，有的人简直就是豺狼虎豹，令我生畏。而更让我讨厌的是，无论写什么文章，都必须打官腔，说违心的话，这使我内心深感痛苦，由此逐渐萌生退意，觉得还是回学校教书育人才能对社会多少做些贡献，所以，当1979年新任县委书记刁守坦对各系统大换血而我也在被调出之列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回到了教学第一线。

教育局六年多的机关生涯，是我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每每回忆起来，既难以忘怀，又五味杂陈……

八、和县委潘宝才书记的合影

　　1978年与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潘宝才（左）合影于如皋公园

我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向来讨厌趋炎附势，信奉蒲松龄的“迨其既贵则远之”的处世哲学，对那些当官者都注意保持距离。刚刚调入县级机关工作时，时任县委一把手的某书记官气十足，头两回遇到叫他时，他连头都不点一下，从此我就以冷对冷，遇到他时昂首旁视而过，再也不跟他打招呼。

然而，潘宝才却是例外。

　　

潘宝才于1974年底任县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80年代中期任县委书记。我和他的关系分为两个阶段：1974年至1979年底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1980年至1989年初则纯粹是私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但即使是在第一阶段，工作关系中也包含着更多的私人友谊。凡是他的大会报告稿（不光是教育方面的，还有卫生、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他必定要我来写，撰稿之前研究讲话内容时，他从不以领导的口吻作指示，而是一起讨论，有时候甚至是在两人的说说笑笑之间完成的。正因为这样，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御用文人”，而看做是对朋友工作的支持。工作之余，有了空也会一起聊天、打牌。他打牌很精，偷牌的本领尤高，我和我的搭档经常输给他。我们在生活上相互也有所关心，但从未发生过一分钱的礼品往来。1977年，他被派去支藏，我考虑到他此去人生地疏，条件艰苦，便给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的中学同学周书益写了一封信，让潘宝才带在身边去找他，得到了书益的热情接待和关照。

　　潘宝才书记不只是对我平等相待，对教育局的其他同志也一样平易近人。这是他（中）与我（左）和办事员钱德亮同志（右）一起合影

1979年底，我被调离教育局，他也被贬至南通薛窑农场任场长，话别时，两人长时间紧紧握手，一起发誓：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之间的友谊都一定一如既往！他没有食言。几年后，他回到如皋担任县委书记，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找他，他都一定热情相见，而且无话不谈（我自然也不会随便去打扰他）。

　　尽管我和他关系很好，但我从来没有找他办过任何私事；有时候对他提出一些建议，也一定是关乎社会公益的，他大都能采纳。例如，如皋的民办教师特别多，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能转为正式教师。8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省里正好每年都有一批企事业增员的名额下达各县，我便陪同教育局的阎局长（我当时早已不在教育局）一起去找他，建议他多照顾一些名额给教育系统，结果不几年，全县民办教师基本上都转正了。又如，1988年徐应佩同志的岳父李鸿年老人首次从台湾回大陆如皋探亲，我便建议他亲自接待一下这位在台湾有一定声望的同胞，他欣然赞同，第一天就亲自陪同参观并设宴招待，第二天又把他的车子和司机交给我，让我代表他继续陪同李老参观。其他如关于如皋城镇建设和道路修建改造等，我也向他提出过一些建议。　　

　　潘宝才对我不但友好，也很尊重。大约是1986年左右吧，他因儿子雪峰语文不太好，想请我帮助辅导辅导。出于朋友之间的友谊，我当然不好推却，但我严肃地对他说：“辅导孩子可以，但必须是你把孩子送到我家，我是绝不会去你家的。”他似乎有些不解，我便告诉他:“你把孩子送到我门上来，这是你请我帮忙：如果我到你门上去，那就是我去拍你这位县委书记的马屁了。”他恍然大悟，表示完全尊重我的想法，第二天就亲自把孩子送到我门上来了。

　　我于1989年初调来南京，不久他也被调任南通市副市长，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此中断。若干年后，听说他因伙同妻子申淑兰受收巨额贿赂而被判无期徒刑，让我极为震惊和痛心；前几年，又听说他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我更是不胜悲叹！为了表达我对他去世的悲痛，我特地通过熟人向其子潘雪峰转达了我的哀悼。同时，我也一直内疚：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后，他曾告诫我不要去觸碰政治话题，以免惹祸；如果我也能及早告诫他不要贪腐，以免犯罪，那会不会对拯救他起一定的作用呢？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87年吧，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喜欢穿皮夹克，想让肉联厂先帮他搞皮料，然后找人对皮料加工，再请裁缝做成皮衣，并问我要不要也一起做一件。我当即表示我不需要，同时对他说：“这样做恐怕不好，这不但会麻烦许多人，而且中间经过的环节这么多，这钱很难算清，以后话也很难说清。”他听了之后，便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可见，有人不时提醒提醒，总比没人提醒好。

　　在我所交往过的领导干部中，潘宝才的地位并不算高，后来还沦为囚犯，但我却觉得自己与他的这段交往值得回忆，因为这段交往较好地体现了人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平等相待，真诚相处，而不考虑彼此的身份、地位、经历和人生结局。

九、与曹剑、周溶泉同志的合影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南通市作协举办的活动较为频繁，其中一次会议期间，曾组织与会人员去狼山参观张謇纪念馆，当时我和曹剑（左）及周溶泉同志（中）一起合影留念。

曹剑出生于1962年，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江苏电视总台副台长等职，现任中国昆仑传媒集团总裁兼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党委书记。

从年龄上讲，我和曹剑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他给我最深的感受则是：他真正是一个知恩图报和善心待人的人。

　　记不得是1978年还是1979年了，我在局里听说磨头中学有一个名叫曹剑的青年教师很能写诗，那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80年代初，县里成立县文联和县作协，我被推选为县文联副主席兼县作协主席，此次正式与曹剑谋面，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确是一位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以后交往逐渐多起来，他向我倾吐了他的人生志向——希望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以便在文化艺术方面有所建树。

大约是 1986年吧，南京有一个欢迎他去工作的好单位，然而如皋教育局却不肯放人。我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让他能有一个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便去找阎局长（我当时早已不在教育局），通过他说服局内有关同志给以放行，曹剑终于顺利地调往南京。他只身去宁后，其爱人陈兆兰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留在如皋县如城五中，我和我老伴不放心，常去看望和问候。次年，兆兰顺理成章地也调去南京工作。

　　这30多年来，曹剑同志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在事业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多部著作，加入了中国作协，策划和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被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在当代传媒事业上积极开拓进取，推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等极具影响力的栏目，得到了国家宣传部门的高度肯定。我为他的进步和成就感到无比高兴！

　　这是2017年3月人民网采访时拍摄的曹剑照片。

曹剑离开如皋后，和我一直保持着联系，并时刻关心着我。

1988年，我考虑到两个儿子一个在南京工作，一个在上海工作，老两口终究必须依靠其中某个人度过晚年，便想调往南京。曹剑知道后，主动联系熟人，把我推荐到江苏教育报社当编辑。由于没有住房，曹剑夫妇就在他们租住的小房子里搁起一张床，让我食宿在他们家里。兆兰每天上班时，顺路把孩子送去幼儿园，下班时接到孩子就把他往自己颈脖子上一骑，然后一只手扶着孩子，一只手提着菜篮买菜，接着再赶回家来炒菜煮饭。吃晚饭时，曹剑每天都要为我斟上一杯酒，陪同我一起用餐，就这样前后住了将近两个月——这是我永难忘怀的美好时光！看到他们如此艰难而又如此盛情，我实在不过意，终于说服他们夫妇，让我搬至别处居住（1989年初，南京大厂区招聘人才，保证人一到就有住房，我觉得那里紧邻大儿子工作的扬子石化公司，于是就应聘去了大厂区委党校任高级讲师）。

　　1996年，江苏省组织编辑出版“跨世纪农村书库”丛书，曹剑向省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推荐我编著了其中一册《辉煌的爱——当代英模的故事》（报告文学集，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我退休后刚刚主编完《大厂年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大厂区志》（中国方志出版社出版），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的曹剑，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对省属报纸文艺副刊和省属文艺杂志的文艺阅评工作。2003年，陈兆兰同志和南师大何永康教授等共同创办《学生文摘》（公开出版，全国发行），兆兰又热情聘请我担任该刊小学版的主编达三年之多（后因我的视力下降而离开）。

　　我和曹剑及其爱人陈兆兰既非师生关系或同学关系，亦非同事关系或同乡关系，仅仅是因为我关心和帮助过他们一次，他们多年来便一直对我这样关心有加，相助鼎力，这样的为人，我自然会无比敬重；这样的友谊，我自然会无比珍惜……

我们至今仍保持着正常的联系。

　　“老照片里的岁月回忆”上中下三集至此已制作完成，其中老照片9幅，与之相关的照片20多幅，内容以回忆友情为主，兼及夫妻情、同学情和师生情。教书是我这一辈子的主业，有关教学生涯方面的内容尚未谈及，待以后再慢慢回忆吧。

吴九成2018年9月15日于南京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