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玉山，我的教育生涯在这里起步

最爱牧童短笛

尚湖篇
 
             一
1968年12月，我们——杭州大学数学系63级学生，在五年半大学生活后终于等来了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姗姗来迟的毕业。
没有鲜花、更没有学士帽，与如今毕业典礼上屡见不鲜的校长慷慨激昂催人奋进的致辞不同，是数学系工宣队长冷峻脸色下宣读分配方案的声音。遵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我们将走向社会大熔炉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们这一届学生来自浙江省各县（市），分配方案可以概括为：除来自杭州市的，其他毕业生基本可以回原籍。如某县（市）有2个分配名额，入学时来自该县（市）的2个同学原则上就可以到该县（市）去。我们届两个班共有37个杭州人，但杭州市区一个不留，杭州地区也只有7个名额，于是这30个杭州人必然要分配到其他县（市）去。结果，我被分配到了浙江省金华地区东阳县。
与我同时被分配到东阳的还有同班的卢冠军、赵金良与同届不同班的金继宽。赵金良是东阳籍人，另外三个则都是从小在杭州长大的。到东阳后，赵金良被分配进了县城里的工厂，而我们三个到县教育革命委员会报到后，都被安排到了山区，我与金继宽分别到玉山区的尚湖与尖山，卢冠军是更偏僻的大盘区。（玉山与大盘原属1939年设县的磐安县，1958年磐安县并入东阳县，1983年恢复磐安县。）
在东阳县城，我们曾邂逅当时玉山区尚湖公社革委会主任卢凤琪，他用方言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勉强听懂：“尚湖是很平的啦，很平的啦！”后来，我才理解了这“很平”的概念，原来尚湖是群山环绕中的一块小盆地。
1969年1月4日，我登上了去尚湖的长途汽车。出县城不久，车进入了山区，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颠簸，渐渐地感觉到海拔越来越高，车里的温度也越来越低。公路在群山中盘旋而上，车的一边掠过的是连绵不断的高耸山崖，从车的另一边望去，有时是万仞深涧，有时可见公路似蜿蜒曲折的玉带在延伸，偶尔看得到峡谷平坦处的村落，房屋小得象我儿时玩的积木房屋，这些使我联想起少年时看过的电影《智取华山》中壁立千仞的情景。

↑ 摄于2010年。
漫长枯燥的旅途使人犯困，朦胧中睁眼，车窗上已沾上了雪花——下雪了。雪越下越大，三个半小时后，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车到了终点站尚湖，也没有个车站,前方是一片不甚宽阔的雪原。旅客散尽，雪地里留下孤独的一个我。此时，雪已不再是纷纷扬扬，而是一团团的雪球从天空往下砸，狂风呼啸中，我提起行李茫然地往前隐约可见的一幢大楼走去，我听说过，这就是我的目的地——尚湖初中。
 
                       二
踏上大楼也即教学楼的台阶，进了办公室，没人，正诧异着，进来几位老师，原来他们在公社礼堂参加大会。一位老师热情地端上一杯水，杯子积有许多茶垢。另一位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很惊讶，但这个竹篾编的东西似乎使双手感到一丝暖意，我明白了，是取暖用的。后来我知道了，它叫火笼，竹篾编的笼子里置一瓦罐，表面的一层灰烬下是热源——炭火。它后来伴随我度过了玉山整整五个奇寒无比的冬天。
寒暄一番已近中午，老师们嘱我去街上饭店买些吃的，来到离学校不远的街上，走过几个店铺找到了饭店。桌上陈放着几个菜肴，令我惊讶的是大块肉是不放酱油煮的，还有就是冬腌菜与豆腐。我根本没想到，以后的日子里，这冬腌菜在冬天将与我朝夕相处。
给我安排的寝室离教学楼约200米，是一排平房的中间一间，两侧各有两个教室，寝室中有一床一桌一椅。半天来的见闻，使我对这里的环境已有了个大致的印象，今后的工作、生活到底会如何，尽管心中还是充满了困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里的环境与我的期望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 当年的教室与寝室2003年我回玉山参加同学会时还在。
苦闷归苦闷，现实还需面对。
尚湖镇的北面环绕着绵延不断的山丘，尚湖初中位于小镇南。我来时的公路延伸到学校西南不远处变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路南是一片开阔的田野，不远处流淌着一条小溪。站在学校教学楼二楼上由近及远向南望去，依次便是操场、道路、田野与小溪。
尚湖初中事实上是在原有的尚湖中心小学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小学部的教室安排在教学楼，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幢俄式风格的两层楼房建于解放初，事实上我后来见到过的老学校的教学楼都是这一模式。初中部的教室则安排在那一栋平房里。

↑ 站在操场上的我背后右侧就是该教学楼。
学校一套班子同一支教师队伍。我接受了学校的安排，担任了两个班的初中数学与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小学是五年制，初中是两年制。学生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尚湖附近的村庄。最远的学生来自于与天台县接壤的杜家庄，被安排住校。第一次走上讲台与学生见面，我有些兴奋，也有些许忐忑不安。孩子们黝黑的脸上显露着调皮的神色，眼睛里又充满着好奇与期待。有意思的是，人人都拿着一只曾让我惊异的火笼，有的男孩子为了更暖些则将火笼放在长袍下的地上。于是门窗都紧闭着的教室里，洋溢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我的教育生涯就在这样的场景中拉开了帷幕。
                         三
在“读书无用论”泛滥的当时，所发的初中数学教科书是薄薄的一本，也没有教学参考书以及任何教学资料。

 ↑ 当时的初中数学教材。
我的母校杭州大学数学系是非师范类的高校，所以我也缺乏教育教学方面的基础理论，如何来教孩子们，完全是凭借自己对教材的理解，回顾自己当学生时，老师教自己的方法，依葫芦画瓢。今天回想起来，我得感谢从小学到大学教过自己的老师们，是他们认真施教的态度，为我作出了榜样。实在说，那时，在教学上对教师是没有具体要求的，备课、作业都放任自流，不会有人来听你的课，更不会有人来检查你的备课本。尽管不存在任何外界的督促，我在各个教学环节上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眼前往往会浮现出以往我的老师们的身影，是他们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的影响，使我在教育教学中不知不觉模仿着他们。我对学生的态度和蔼亲切平易近人，尽可能以形象易懂的比喻，讲清概念、理清思路、分析方法。从现在的观点来说，耐心倾听，重视沟通，强化反馈，分享收获。渐渐地，我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与喜爱。毋庸讳言，那时初中数学的教学要求是很低的，在课本要求之外，根据我自己的体会，适当地补充了一些内容，如因式分解中的十字相乘法等，效果还是不错的，也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
担任班主任期间，回想起来有三件事印象比较深刻。一是每天下午在上正课前有一节约半小时左右的读报写字课。我在杭州天长小学学习时，不写毛笔字，要指导学生写毛笔字真是“赶鸭子上架”，只能在黑板上写几个大大的粉笔字作为“字帖”让学生临摹，当然，间架结构还是可以的，毕竟我在杭大时，担任过刊名为“狂飙”的数学系黑板报整整三年的抄写员呢！尽管我这书法老师是不及格的，但学生们写得还是很认真的，这大概也是东阳人一直以来对教育的重视、对教师的尊重的一种体现吧！练字中也会有某个顽皮的学生插科打诨或自言自语说句调侃的话，但我从不苛责，因此，课堂总是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氛围。
二是动员组织学生参加了挖防空洞。事情的原委在于， 60年代中期开始，鉴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尚湖初中依照上级精神，也开展了挖防空洞的活动。于是，我带领学生在教室旁的山坡上选定洞址，用锄头与铁锹往前挖，挖出来的泥土用竹畚斗搬出洞外。我们忙得汗流浃背忙得个不亦乐乎，想到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个个奋不顾身。说实在的，我也有过疑惑，飞机会将炸弹扔到这山沟沟里来吗？即便扔下了炸弹，这简陋的洞能抗得住吗？但是，立马自我谴责。就这样，防空洞挖到了我们居然能钻进去十几个人。后来，上级有新指示，不挖了，于是挖洞一事夭折。现在想想，这事是何等地荒诞不经！但又想，比之于“文革”中的形形色色，这不过是太不起眼的沧海一粟罢了。
第三件事是对学生的家庭访问，简称家访。三年里，我几乎跑遍了每一个学生的家庭。家访时，我与家长促膝谈心，介绍学生在校的学习状态与平时各方面的表现，了解学生在家的生活与劳动情况，双方都获取了孩子丰富的信息，由于我外出家访需要学生带路，所以，家访时，学生往往陪同在侧，我在与家长交流中也并不忌讳。通过家访，我与家长双方有了充分地沟通，也加深了我与学生间的感情，这对于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进一步做好班主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家长对于我这个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跋山涉水来到深山野墺进行家访，感动中也带有尊敬，往往会拿出他们最好的食物来招待。一般山区农家都会在过年时宰杀一头猪，春节食用少许外，往往腌制成火腿、腊肉挂在梁上以供需时取用。我的到来，家长会炒一碗当地称之为“鸡子酱面”的食物来款待，其实这是用火腿、鸡蛋作佐料的炒米粉干，这可是山里人招待远方来客的最高规格了。离开玉山后至今，回忆起这香气四溢的“鸡子酱面”仍记忆犹新，我曾经自己如法炮制炒过几次，但始终觉着“索然无味”。食材、烹调水平固然有异，心境的差异大概是感觉上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吧！如今，互联网以超越时空的方式，架起了学校与家长沟通的桥梁，家访也突破了以往的形式，出现了许多新途径，新方法，但我始终认为教师与家长面对面的交流的优越性是任何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
                    
                        四
玉山是偏远山区，相对而言经济比较落后，土地贫瘠，生活水平低下。生活是比较艰苦的。
由于山区海拔高，气温低，绿色蔬菜在冬季无法生长。玉山的农民也没有买卖蔬菜的习惯。一年四季餐桌上几乎餐餐是杭州人称之为冬腌菜的咸菜、豆腐与土豆。咸菜是学校伙房腌制的。秋天，伙房会将许多白菜搬到小溪去清洗，当地的习惯是洗后再腌，菜腌在伙房一人多高的一口大缸里，菜腌得出水了，就将洗净的萝卜放入，供整个冬天取用。在春天柳丝吐绿前，餐桌上除了这咸菜、咸萝卜、豆腐与土豆之外，再有的就是食堂从东阳县城托人带来的洋葱了。好在尚湖镇阴历逢五会有一次集市，这天，山民们会带着山货及鸡蛋等食品来集市交易。我买得最多的是鸡蛋，记得是一块钱20个。猪肉无论条肉、排骨、蹄髈，一律6角3分钱一斤。至于鸡，“毛鸡肉价”无论公母一概依肉价。因此，改善伙食还是可能的。
印象很深的是玉山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记得在尚湖过的第一夜，为取暖，我将灌满热水的盐水瓶焐在被子里，半夜，已冰凉冰凉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早晨起来，发现被子上居然有雪珠在滚来滚去，想必它们是被狂风从屋顶上的瓦缝吹进落在了被子上，居然一粒都没融化，可见室温之低。
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必须的，因此，一年总有一、两次劳动锻炼。当时，玉山正在兴建一座水库——五丈岩水库，学校会接受公社安排去水库参加大会战之类的劳动。于是，我也曾挑了行李到水库住下来与劳动大军一起战天斗地，挑土挑到肩膀发红，但咬着牙苦苦坚持。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1年五丈岩水库因为质量差，不安全从而受到了浙江省防洪简讯的通报批评。区党委核心小组动员区机关干部和教师“突击抢险，确保安全渡汛”于是，7月24日，我挑了行李再次来到了水库工地。
我已记不清到底已来过这里几次，然而，这次的艰辛困苦，却是前所未有。抢险，就是加高水库大坝与开通溢洪道。其中一天的深夜，电闪雷鸣，在探照灯射出的耀眼灯光中，如注的大雨，似支支银箭划碎了漆黑的夜空。山洪的咆哮声哗哗的雨声，盖过了风钻的达达声。我们在齐脚踝的雨水中搬运被炸碎了的岩石。风雨交加中，闪电照射出我们一张张苍白而疲惫的脸。此情此景，真是终生难忘。此外，我们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从山顶将加高大坝的粘土挑到与山腰齐平的大坝顶。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挑啊挑，我已记不清到底摔过几次跤，也分不清湿透我们衣衫的是泥水还是汗水。在12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之后，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破烂简陋的工棚，伴随着高音喇叭声，蚊子、跳蚤又来进攻我们了，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带来了蚊帐与一小瓶敌敌畏药水，蚊帐挡住了蚊子一次次的攻击，敌敌畏涂抹在席子边缘，得以免受跳蚤的折磨。尽管如此，在睡梦中，我还得时时提心吊胆地准备被命令去参加执行某一项特别任务。
一个礼拜的煎熬，我瘦得下巴削尖了，但我并不因此而沮丧，也不曾皱过一次眉头。在人生艰辛不平坦的路上，这只不过是一次也许是太小的一次考验罢了，经历了这回风雨的洗礼，在今后，任凭再险恶的风浪，再困苦的环境，我想，我也有足够的勇气来对付而不至于惊慌失措了。
 
由于教育教学任务不重，空闲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但业余生活相当贫乏，那时还没有电视，除公社喇叭偶尔播放样板戏，极其难得有一场露天电影外，几乎没有任何可供消遣的娱乐活动。从小在西湖旁边长大的我，习惯了都市的热闹与喧嚣，离开了亲人、同学，孤身一人来到这崇山峻岭环抱的寂静小山镇，是何等的寂寞。幸好我有一只自己装的半导体收音机，能收听到一些节目。我从小就喜爱看文学书籍，小时候看过不少，读大学时，更是如鱼得水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我崇尚名著，我认为一本书之所以成为名著，是经历时间考验被大浪淘沙的结果。但大学期间绝大部分精力化在攻读专业上，“文革”中，外环境也不许可读这些名著了。但有一次，偶然借到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化了一天一夜时间读完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一次，我偶然发现尚湖小学居然有一批旧图书。记得我当时开心得眼睛都发亮了。但这些书在当时都属于违禁书籍，自然不能在大庭广众下看，于是我趁休息天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时，偷偷地拿出几本来藏到寝室慢慢地读。印象深的有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莫泊桑的《羊脂球》等等。
此外，排遣我寂寥的是已经陪伴了我十几年的笛子了。我喜爱笛子，一吹起笛子，便沉浸在笛声中忘却了一切。在当时“文革”背景下，一些样板戏的选曲如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北风吹》等，是我吹给学生们听得最多的。孩子们总会把吹笛子用浓重的玉山方言说成是“chi xiao”，虽多次纠正总也改不过来。春天，我会在孩子们的簇拥下爬上镇边的小山，置身于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丛中，远眺群山、蓝天和白云，吹起笛子。偶尔，我也会在清晨，沿着山间小道，任凭露水沾湿了鞋裤，上山拣一块光滑的山石坐下，凝神敛息，吹起东阳籍笛子大师赵松庭的《早晨》，被山风轻拂的嫩松枝似在颌首称赞，清脆婉转的鸟鸣似在为我伴奏，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表！
我性格内向，与外界很少交往，但与学生相处融洽，是他们的逐渐懂事使我得到一种成就感，也是他们学业上的长进使我获得自信，更是他们的活泼可爱赋予了我生活的许多乐趣。那时，班级的管理没有如今那么多的达成目标，行为规范与结果考核，但我建立有班委，这些学生干部本身有上进心，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尤其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我班的班长王开初，家住尚湖附近的中心庄，他各方面素质都好，也比较成熟，成绩也很好，在同学们中很有威信，成了我管理班级的好助手。

王开初同学在2017年5月20日的微信中回忆：“这是一张四十多年前的照片。昨天由初中班主任钱老师（中）传给我。左为下一届同学陈天文，右为本人。这是我第一次来杭州。从尚湖搭乘便车（拖拉机）到萧山，再打摩的到靖江中学看望钱老师。（钱老师已从玉山中学调到靖江中学任教导主任）第二天到浙大找到陈天文（当时陈天文在浙大土木工程系读书）。星期天，钱老师回家到杭州，我们三个坐游船，逛西湖，吃西湖醋鱼，拍照留念，真是人生一段最美好的回忆!”从尚湖乘拖拉机到萧山要颠簸8个小时，再从萧山打摩的到靖江，一路之辛苦可想而知，当我见到王开初时感动得真是热泪盈眶。
                           

↑ 2018年6月26日我与王开初同学在杭州薰衣草农庄。
后来，我的寝室由平房搬到教学楼二楼的中间一个小房间，有一个叫徐茂盛的学生的家就住在教学楼不远，他成了我寝室的常客。他很聪明，非常纯真朴实，对一些问题会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我很喜欢他。

↑ 2017年12月23日在杭州，我与王开初去看望徐茂盛同学（右）。
我的这些学生中有不少人，后来在高中阶段又成了我的学生。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与机遇，许多人没能接受高等教育，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各有闪光点。目前，他们都生活得很好，尤其是他们的子女，都学业优秀，事业有成，我深感欣慰。
在学校里，我交往最多的是吴恭祥老师。吴老师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高我几届，原在金华县婺剧团担任编剧。他老家在尚湖公社栗树山村。由于生活上不方便，从剧团调来尚湖初中任教语文，他来时我已在尚湖生活了一段时间了。栗树山村离尚湖比较远，他只在休息天回家，于是我们有了较多的机会接触。吴老师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性格沉稳平易近人，教学工作相当认真。我们晚餐后常常一起在公路上散步。他对世事鞭辟入里的分析，对我这个走上社会不久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有时真让人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970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玉山区的玉山中学在原有初中的基础上开办高中班，成了一所完全中学。由于师资缺乏，组织上调我到玉山中学任教高中。于是，在尚湖初中工作三年后，1971年11月我来到了玉山中学，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灵溪篇
 
                            一
 
 玉山中学位于佳村，背靠獅峰，面临灵溪。清宣统元年（即1909年），中国同盟会会员张浩，在废科举，兴新学潮流中，成立校董会将家乡灵溪庵寺院改办为东阳县立玉山高等小学堂。学校历经沧桑，逐步演变，“文革”前，已发展为一所初具规模设备完善的初中。1970年，创办高中班，成为一所完全中学。

玉山中学是当时玉山区唯一的一所高中，教职员工三十余人。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其中有我杭州大学数学系的同学金继宽，生物系的同学陈似其，以及杭州籍的教师汪善林与魏群，后两位都在尚湖工作过，于是便更多了些共同的语言。

↑ 2010年10月16日，参加玉山中学七四届同学会教师合影。前排左起为汪善林、吴恭祥、魏群老师；后排左起为钱桐生、陈似其、金继宽、俞迪成、周秉达、葛江平老师。
 
玉山中学的学生来自玉山区各个公社，基本住校。1971年10月17日，我调到玉山中学后，由于学期中途调入，服从工作需要，任高二年级一个班化学（6节）和初中四个班机电（4×2节），每周14节课。尽管专业不对口，我还是克服困难，挑起了这付担子。期间，得以接触化学实验室，印象中，仪器设备齐全，物品药剂摆放齐整，作为一所原为初中的学校，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1972年7月9日，我开始任教高中数学。这是我第一次任教高中数学，教材生疏，缺乏经验，没有任何资料。但回想起来，所做的以下几件事是很有意义的。一是从头到尾将整册教材通读了一遍，似乎有点想纲举目张的意思。有了初中三年的教学实践，我对初中数学教材的整体结构是了解的，知识脉络也是比较清晰的，在高中教材通篇细读中自然而然地考虑到了该补充些什么内容，这应该就是后来自己才了解到的教材教法中的“衔接”内容。二是“教学相长”。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我很注重与学生的交流，经常征询他们：有没有听不懂的内容，哪些问题不是很清楚，以及还有些什么需要我帮助的。由于不少学生是我在尚湖初中教过的学生，情感上更容易接近一些，这些交流就很坦率真诚。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教材的重点越来越明白，难点也渐渐一个个浮出了水面，为进一步改进教学落到实处提供了落脚点。三是我与金继宽同教高中数学，继宽有良好的数学素养，对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很有想法，对学生也充满关爱，这使我们常常会就教学中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展开讨论，我们互相启发，深入交流，他的分析有时切中要害对我很有帮助，相比我在尚湖初中时一个人的“闭门造车”，教学上有得以逐步提高的良好氛围，这是我到玉山中学后获得的最大收获。

↑  2010年10月16日，参加玉山中学七四届同学会时与金继宽老师合影。
 
为了使学生容易理解一些数学概念，在讲解中我注重联系实际，以一些简单的教具来辅助说明，为此，事先在备课中就会关注到有关的方方面面，从现今的观点来说，就是考虑教学目标的实施了。“文革”期间的学校教育，突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遵循这一方针，数学教材也尽可能地结合实践，如在椭圆这一节内容中，安排有椭圆规以说明椭圆的画法。“文革”后，浙江省数学教材，椭圆规是在椭圆的参数方程中来给出的，这是后话。当时，我就地取材，制作了一只木头的椭圆规来具体演示椭圆的画法。
该椭圆规构造原理如图所示：
在一个十字型的金属块上有两条互相垂直的槽，在直尺上有两个固定滑块A、B,它们可分别在纵槽和横槽中滑动，在直尺上的点M用套管装上铅笔，使直尺转动一周就画出一个椭圆。
                          

这些教学措施的运用，激发了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学后印象深，相关知识自然而然就掌握了。所以，我的数学课，学生还是比较有兴趣的。
 
                         二
回想起我在玉山中学度过的那一段教育生涯，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玉山的学生们那刻苦学习的件件往事。
当时学校没有电，用的是煤油灯。晚自修时，教室里一盏盏的煤油灯下，映照出学生们那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庞。有的眉头紧皱着在苦苦思索，有的全神贯注埋头阅读，有的胸有成竹下笔疾书，整个教室安静得真是鸦雀无声。那时，没有升学率，没有分数排名，也没有如今那么多的考试：什么期末考、期中考、月考以及周考，更没有摸底考、联考与模拟考等等，玉山中学学生们的学习就是那么自觉。
早一段时间，整理旧物，很意外地从一本笔记本中找出了几张玉山中学学生画的机械制图的作业纸。我想起来了，当时高中数学第四学期有一个单元是机械制图，应该就是那时的作业了。每一张作业都是那么夺人眼球——尺规作图，线条清晰，标注规范，字体工整。玉山学生学习认真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与学习自我要求高标准相映的是学生们生活上的低标准，事实上，家庭贫寒也没办法不低标准。极大部分的学生，周六回家，周日下午回校时，肩上往往挑着一担柴禾，那时因为学校食堂烧的燃料是柴禾，要求学生交柴禾抵柴火费。此外，是一大叠玉米饼。玉山女人很能干，能将玉米粉和面做成很薄的饼再予以烘烤。学生周末拿回学校的这一大叠饼就是他们一周的粮食。一般，还会有一些咸菜之类的食物，基本上学校不供学生饭与菜，只有极少数居民户口的学生是例外。周末在家一天，学生既要承担家庭的体力劳动，返校时还要挑如此沉重的一担物品步行回校，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何况，有的学生来回要走几十里的山路，甚至走的还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呢！
正是学生的这种在艰苦环境中生活上刻苦耐劳，学习上奋发图强的顽强拼搏精神，影响着我的教学态度。我深入分析教材，摸清每个学生情况，面向全体学生，有的放矢确定教法，课后分层辅导。尤其是对基础较差的学生，从不鄙视，耐心地回答他们的疑难问题。天长日久，我的付出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与信任。在周日回校的路上，他们会摘取一束鲜花送到我的寝室。春天，是鲜艳夺目的杜鹃花。玉山的杜鹃花，开放得比平原地区要迟，大约是海拔高气温低的缘故。但玉山的杜鹃花色彩比较丰富，除了淡红色的之外，还有深红的、白色的、紫色的。将他们插入花瓶摆放在寝室，真的是春色满屋啊！冬天，是兰花，它们亭亭玉立，清香宜人，使我神清气爽，浓浓地感受到学生对老师的一份情意。
还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那是在1972年2月6日，一个冬日的下午，我们全校师生正在礼堂开期末结束大会。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天色越趋凝重，隐约能听到寒风呼啸而过的声音。富有经验的老教师提醒我们，看样子要下大雪了，你们必须立刻离开学校回家了，否则明天大雪封山，长途汽车进不来，你们得在玉山过春节了。我们几个外地青年教师，听他们这样说都被吓着了。正说着，果然，雪花飘飘洒洒从天而降，一会儿，已是漫天风雪。我们立马向领导请了假收拾好简单的行李，由一个女学生带路，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这个女学生叫金伦花，家在我们步行出山的必经之地西营下里坑。我们在寒风怒号雪漫长空中急匆匆地经过灵溪桥时，那个雪啊！不是一朵朵，而是象一团团的棉花从天上砸下来的一样，我们那见过这个阵势，好似掉了魂一样，磕磕绊绊地跟着金伦花往前走去。
雪似乎越下越大，积雪也越来越深。雪漫进了鞋子，融化了，又湿透了裤脚。不久，两个裤脚结起了冰，象两个铁桶，走起来哐当哐当的作响。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继续前行，汗水湿透的内衣冰凉冰凉地，寒气渗入肺腑，牙齿不住地打颤。走啊走，不知还要走多久，多么想快些走到伦花的家，又不好意思问，只能继续跌跌撞撞地跟着她往前走。雪还在下，一团团、一簇簇从天空翻滚而下，整个世界变得迷迷茫茫，向四周望去，天地间一幅幅雪帘挡住了你的视线。口渴了，哪儿有水？无奈的我们咽下口水抹一把汗，再走。
伦花看着我们的这般狼狈相，揣摸到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快到啦！快到啦！”。我们都明白，她是在安慰我们呢！但心里还是涌上一丝暖意。天色越来越暗了，已经分不出脚下是不是路，心里也越来越慌了，这偌大个雪原好恐怖！估计走了快三、四个小时了吧！就在我们行将崩溃时，远方若隐若现地出现了豆大的橘黄色的灯光，隐隐约约似乎还传来了狗吠声，我们那个兴奋啊真是难以形容。
渐渐地，朦朦胧胧的村庄的轮廓显现出来了，狗吠的声音已清晰可闻，听着好亲切！终于到了，伦花敲开了门，她的父母其实已经睡了，招呼我们进了门，生起了一大盆炭火，为我们煮了姜汤。我们还僵硬着的双手捧起这碗姜汤喝着，身体里登时升腾起一阵阵暖意，感觉到这姜汤就是琼浆玉液啊！我们围在炭火盆边，裤腿渐渐干了，冻僵的双腿也慢慢恢复了感觉。
我们三人在伦花家过了两夜。雪停了，归心似箭的我们，执意想早日返家，伦花一家看再也挽留不住我们了，只能让我们走。伦花请一位邻居挑起了我们三人的行李，由他带领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里向王宅车站奔去，到了那里便是一马平川了。
惊险的雪中出山一幕虽已过去，但这其中的经历却永远让我记住了师生的情谊与伦花父母亲对我们的悉心照料，让我们终身难忘。
 
                       三
玉山中学与尚湖初中不同，师生基本住校，于是，业余生活就丰富多了。
学校靠灵溪一侧围墙外是球场，我们师生会一起在晚餐后打打排球，球场边上往往站满了围观的师生。我的球艺不好，个子也矮，但不甘寂寞也会去参与。有时，我们也会三三两两结伴散步，走的常常是灵溪对岸的小道，其实，它可就是学校连接与最近的长途车站马塘站的主干道了。玉山的夏天一早一晚却是蛮凉快的，散步时只穿汗背心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得穿上一件衬衣。
休息天，学生与本地的教师都回家去了，学校里就留下了我们这几个单身男青年。金继宽、陈似其与我经常兴致勃勃去灵溪钓鱼。我们沿溪流向上游走去，选好垂钓点后，先是向水面撒一把米，随着米粒缓缓下沉，以细细的红头小蚯蚓为诱饵的钓鱼线便投入水中，一会儿，鱼儿便争先恐后前来咬钩了。山溪里的鱼儿不知是否孤陋寡闻缺乏经验，有几尾鲫鱼上钩被钓了上来，余下的鱼儿不会吸取教训，依然会被穿在鱼钩上红得晶莹剔透的蚯蚓吸引，奋不顾身地争相追逐抢咬。不多久，整窝鱼儿便一窝端了。于是我们再换垂钓点继续钓，待红日西沉时便是我们满载而归时。山区缺油，用摘来的新鲜松针在烧烫的铁锅上擦几圈，锅面便沾上了薄薄地一层松针渗出来的松油，再将鱼儿下锅煎黄，浇上佐料，一盆洋溢着一股淡淡的松叶幽香的鲫鱼便端上桌了。
来到玉山中学后，我很少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吹笛子了，因为有了金继宽。经常是我吹笛子他拉小提琴搞一个合作。记得演奏最多的是一些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与《三套车》；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九九艳阳天》与《红梅赞》；还有就是革命样板戏片段《北风吹》之类的。往往，乐声会吸引来许多学生，那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
玉山中学有一支由师生组成的文娱宣传队，我也参加了。宣传队员们积极性都很高，整支队伍洋溢着一股勃勃向上的青春气息。乐队是中西混搭的，有的乐手身兼数职。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曾多次外出演出。晚霞映红了天边，我们肩挑手扛着乐器，服装与道具，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当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十几里到达小山村时，被作为舞台的旧祠堂戏台往往已聚集起兴奋异常的男女老少众多村民。那是七十年代初，没有彩电、没有音响，一年到头日复一日与他们做伴的唯一的消遣就是有线广播喇叭里的那８个样板戏。我们的到来，你可以想见对于他们是何等地期盼与难得了。高高吊起的气灯点着了，雪亮的灯光照亮了舞台，在一张张兴奋的面孔的期待中演出也在锣鼓声中开场了。演出的重头节目是革命样板戏片段，演得最多的是革命京剧《红灯记》里的“痛述革命家史”和《沙家浜》里的“智斗”。这两场戏情节简单，涉及角色不多，但戏剧性极强。我们没有漂亮的服装、没有像样的道具，更没有任何舞台美术，但我们有的是青春的靓丽、充沛的精力、高涨的热情和全身性地投入。当我用键盘敲打出这些回忆文字时，眼前又浮现出当年那一幕幕的情景和演员们那一张张激动的鲜活的脸庞。记得我那时戴的一只刚买的上海牌手表，每每被出演《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总司令胡传魁的学生借去，戴在腕上以炫耀司令的身份。演出过程中，演员的忘我投入与观众的昂奋情绪相互交融，在小山村的舞台上下谱写出动人的一幕。演出结束观众散尽，夜已深了。作为犒劳，村里会招待宣传队吃夜宵，其实往往是米饭，下饭的菜是咸菜豆腐，但大家吃得是有滋有味兴高采烈。以后这些年来，我参加的应酬无数，富丽堂皇的酒店精致典雅的包厢如梦似幻的灯光委婉悠扬的音乐，席间高朋满座美酒佳肴推杯换盏高潮迭起，但再也难感受到当年在小山村演出后吃“夜宵”的这种幸福快乐的感觉。
 
四
对我而言，玉山中学的难以忘怀，还在于在那时期我与现在的夫人胡明德开始了交往。说来有趣，我们的介绍人居然是我父亲。随着年龄的增大，个人问题自然而然提上了议事日程，父亲就想到了旧同事——胡明德的父亲，毛遂自荐兴冲冲地拿了我的照片去找了我后来的岳父。明德见了我的照片，后来据她说，认为还可以的。约时间，我们见面了，事后她觉得真人不如照片好，人矮矮的，又黑又瘦。但两家是世交，彼此知根知底，岳父还是很欣赏我的，于是，开始了通信。
明德是知识青年，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团直属连任文书，驻地在浙江省萧山县新湾公社东面的围垦地区。萧山的围垦是萧山人民的创举，是萧山人民勤劳的成果。但当时的围垦生活很艰苦，尤其是交通很不方便，兵团属部队编制，管理很严，所以，我们极少见面，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加强了解与沟通。
1972年，明德来玉山看过我一次。事先，我有些担心的，从杭州乘火车到义乌，换汽车到东阳，然后，再乘三个半小时的长途车一路颠簸，到马塘后还要步行5里路才能到玉山中学，可真不是闹着玩的，何况她还没出过远门呢！
那时的条件真的很差，学校附近连个小旅社都没有，于是计划只能委屈她住在学校的客房，说是客房，其实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于是需要准备一床新被子。棉花胎、被面我有新的，就缺一个新被里子。于是，我专程去马塘供销社买，可惜也没得挑，只有很粗糙的布料也就买来了。记得，翻被子的那天下午，温暖的阳光斜射进教师会议室，几个女同学帮我一起在会议桌上翻棉被。她们嘻嘻哈哈地一面调侃着我一面唱起了那时非常流行的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哟/把门开哎咳哎咳哟/快把咱亲人迎进来咿儿呀儿来吧哟/热腾腾油糕哎咳哎咳哟/摆上桌哎咳哎咳哟/滚滚的米酒快给亲人喝咿儿呀儿来吧哟/围定亲人哎咳哎咳哟/热炕上坐哎咳哎咳哟/知心的话儿围着飞出心窝窝咿儿呀儿咳哟!”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当时的场景仿佛尚在眼前，想起来唏嘘不已心中不由又荡起了丝丝暖意。
明德到来的第一餐是晚餐，我邀请了金继宽、陈似其与汪善林老师一起用餐。食物太匮乏了，所以几个菜至今还记得：食堂大灶去蒸了我托人买来的一只母鸡，自己蒸了点酱肉，炒了几个蛋，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杭州带来的豌豆。可怜天下父母心，明德临行前，母亲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豌豆，买来豌豆荚剥好托明德带来。上桌前用咸菜一炒，香气四溢。大家大概不知多少年没吃过豌豆了，一会儿功夫吃个精光，吃得好开心。
明德给学校的领导、老师与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说她直爽、勤劳，尤其是杭州城里来的姑娘，穿得那么朴素。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她黑毛线衫套一件灰色的两用衫，足下一双解放鞋，这实在是那时杭州兵团知青最好的衣着了。
                         

 ↑ 1974年我们的结婚照。
与萧山围垦那一望无际的茫茫滩涂、那苦涩且咸得要命的饮用水相比，玉山的青山绿水是那么地讨人喜欢，尤其是玉山人的殷勤好客更给明德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由于兵团管理严格，明德只住了四天便回兵团了。以后，我们一直通过书信往来保持着联系。渐渐地，谈婚论嫁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问题在于兵团当时是不可能外调的，交通不便，两个人也不便来往，剩下的便只能是一种选择——我设法调到萧山去。于是，我争取调往萧山的漫长之旅开始了。
我已经记不清我曾经打过多少次请调申请报告，也说不出曾经多少次踏进东阳县革命委员会的门槛。时间久了，我存在的问题终究引起了组织上的重视，终于有一天，给了我一个解决办法：去寻找一个在萧山工作又希望回东阳工作的东阳籍教师，即人事部门所述的“对调对象”，然后东阳、萧山两县协商“对调”。可我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对调对象”啊！但我想，既然开了个口子，自己多少总算有了主动权，行动吧！我凭借我有限的资源，开始到处托人，老同学、朋友、同事，真可谓四方出击。一封一封的求助信，带着我的期盼飞向远方。世界上毕竟好人多，陆陆续续我收到了不少反馈，有的还开始了对话。希望是存在的，但道路还是非常曲折的。首先，这个“对调”必须是条件对称的，而且是点对点的。即我调到他的单位，他调来我的单位——玉山中学。有意向的人到有，可惜或者学历不等同，或者所在学校不对等，或者不愿意到玉山来。于是我只能恳求相关部门放宽对等条件了。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东方现出了曙光，我终于联系上了萧山县靖江中学的一个老师，他叫何森木，在该校任教高中语文。虽然，靖江中学离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团并不方便，但较之于玉山，那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与何森木老师开始了频繁的联系。最终，组织上也同意何森木老师可以不来玉山，另作安排，当得知这个消息时，简直是欣喜若狂啊！接着，两个县之间“商调”工作启动，公文往来大概有好几个回合，我也去萧山县相关部门跑了几次。中间也有波折，在此不一一赘述。
终于有了这一天，我拿到调动通知了，高兴得跳了起来，但兴奋之余，我内心也漫上一种离别的愁绪。在玉山工作五年，毕竟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对这里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但现实的沉重迫使我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73年的11月离开了玉山。
离开前，我曾去尚湖与一起共事过的同事与学生告别。离开的那一天，依然是在五年前我于风雪之中下车的地方等候长途车的到来，但心境迥然不同，前来送行围着我的学生那饱含泪水的面庞，手里捧着他们送我的那一袋煮熟了的鸡蛋，两塑料袋那时还非常稀罕的白糖，那种师生间依依不舍的神情，犹如一幅画，已经永远定格在我脑海里。
 
                      续篇
怀着一种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玉山来到萧山靖江中学后，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切换成了一个距钱塘江围垦地不远的小镇，但工作的性质没有变。在渐渐熟悉与适应环境的同时，我又一头扎进了工作。工作之余，在偶尔的某一事或物的触发下，我经常会怀念起玉山，尤其是我的学生们。起先，我与他们还保持着联系，有一些学生还来看我过。但伴随着时光的流逝，繁忙辛苦的教师工作和成家后的种种琐事的羁绊，这种联系很自然地慢慢淡化了，但有几次活动简记如下：
2003年4月18日，我应邀参加了玉山中学七三届同学会。此时，玉山中学已与磐安县行知职业高级中学合并为磐安县第三高级中学，学校也由佳村搬迁到了西坑畈。次日上午，同学会在磐安第三高级中学举行，这是我第一次与往日学生在同学会上相聚，也是我离开三十年后第一次踏上玉山的土地，心情之激动真难以言表。会议由潘香娇同学主持，陈卓君校长致欢迎辞并介绍了学校的发展情况。原班主任汪善林老师与我分别讲了话。
                          

↑ 与陈卓君校长合影。

↑ 与汪善林（中）、吴财登老师合影。
下午，去玉山中学旧址（佳村），参观了旧校园。三十年前故地重游，灵溪桥下溪水汩汩而流依旧，但逝去的岁月不可能再来，感叹万分。
 
2010年10月16日，我又一次来到玉山，参加玉山中学七四届同学会。会议在西坑畈的新校址即现在的磐安县第三高级中学举行。会议由陈培新同学主持，张美瑶校长介绍了学校近年的发展情况，原班长胡鸣放发言后各位老师与同学们发言。

↑ 在同学会上发言。
晚上，在尖山金泰大酒店，由吴选民同学主持了原班主任吴恭祥老师八十寿诞宴会。同学们向吴老师赠送字、画与匾，向老师们献花以表达当年对他们的培养与教育的感谢。师生尽欢而散。
                        
 
 

次日，师生们同游著名景点舞龙峡、滴水岩与乌石村。滴水岩的瀑布倾泻而下，蔚为秀美壮观。

中餐后，师生们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我与金继宽、陈似其老师受学生楼品华邀请，去参观了他开发的占地600亩的香榧基地。该基地是浙江省2008年农业龙头企业，获政府扶植。我们欣喜地看到，香榧已蔚然成林，长势良好。次日，我们还参观了楼品华同学设在东阳博览会名为“品华作坊”的家具展示厅。我们都深为他所开创的事业初见成效而深感欣慰。
楼品华同学还在东阳大酒店邀来了部分上一届的同学，师生重聚格外亲切。
                          

↑ 左起为李琴、任内姣、陈似其、钱桐生、金继宽、陈淼森、楼品华、金伦花、潘香姣。
 
2017年9月23日，是我很开心的一天。我们夫妇与在杭州的部分东阳学生欢聚于杭州新开元大酒店，师生回顾以往青春岁月，欢声笑语不断，使我仿佛回到了四十几年前与纯真又可爱的他们相处的日子。

↑ 前排左起为金伦花、潘香姣、钱桐生、胡明徳、吴敏光、王顺心；后排左起为林一龙、庞济明、王开初、陈天文、徐茂盛、吕凤鸣、张新跃。
 
玉山是我教育生涯起步的地方，也是在玉山，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很怀念玉山。虽然玉山的工作与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我始终对玉山怀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我感恩玉山，是因为玉山尊师重道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影响了我，使我对教育怀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不敢有丝毫的倦怠以致一往情深；我感恩玉山，是因为玉山孩子们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顽强拼搏刻苦学习的精神鞭策着我，使我始终对待任何一个学生都充满关爱谆谆善诱尽心尽力释疑解难，视他们一点一滴的进步为自己的成就；我感恩玉山，也是因为在玉山从教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锻炼了我，使我养成了在各种磨难前无所畏惧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品质，使我能在各种环境中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而直面人生砥砺前行。
往事已经离我渐行渐远，但玉山度过的这一段经历，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本文部分照片由学生吕凤鸣、胡志培提供，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