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的彩色照片，我们这代人的难忘记忆

贝贝舟

文革开始时，7岁的我刚好读小学一年级，文革结束的1976年我刚好高中毕业走上社会。文革十年是我青少年时代的难忘记忆，今从网上收集一组文革年代的照片，与我的同龄人和各位亲们分享！

　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1966年8月18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八·一八”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到处串连、煽风点火、乱揪乱斗，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在“八·一八”之前，“文化大革命”还只是中国大地上滚动的、令人惊骇的阵阵闷雷，那么在“八·一八”以后，它就成了把整个民族冲击得晕头转向的狂风暴雨了。

　　由“八·一八”发端的红卫兵运动，并不意味着把一切罪责都加给那一年代年轻人，因为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环境，孕育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民族传统文化，是他们无法舍弃也无法选择的。

难得一见的红卫兵战歌视频

毛主席走下天安门来到红卫兵中间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

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拿出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签名留念。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康生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迎接外宾，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冒雨迎接贵宾

纯真年代，最纯真的笑脸。

欢迎外宾的小学生队伍走过天安门广场

迎宾的军乐队

欢迎仪式准备开始

造反司令王洪文标准照。

王洪文，男，1935年12月生，吉林长春人。四人帮主犯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1]王洪文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乡开源村一个贫农家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其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因肝病病死于狱中。

张春桥标准照。

张春桥（1917年2月1日－2005年4月21日），男，汉族，山东菏泽巨野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四人帮成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之一。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其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次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去世。

江青标准照。

江青（1915年—1991年5月14日），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中共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

1976年10月，江青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江青保外就医时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男，浙江诸暨人，“四人帮”成员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青年团上海卢湾区工委宣传部部长，《萌芽》杂志、《文艺月报》编辑，《解放日报》编委。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复政府、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诬告陷害等罪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因糖尿病病亡。

革命样版戏《红灯记》剧照。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某地隆滩火车站，共产党员李玉和，公开身份是铁路工人。这天，李玉和接到上级通知，说上级派了一个交通员，乘今晚七点半的火车来和他接头。此时敌人也得到情报，对火车站实行了戒严。王连举发现情况不妙，找到李玉和，李玉和说以后要尽量少见面，把王连举打发走了。这时火车隆隆进站，交通员从车上跳下摔昏，李玉和让王连举掩护，自己把交通员背到家中，对上暗号，交通员把密电码交给李玉和，让他设法交给柏山游击队的磨刀人。李玉和带着密电码来到接头地点，磨刀人也赶到，二人正欲接头，日本宪兵同时赶到，搜查在场人员。接头不成，李玉和把密电码放进饭盒，敌人没搜去。 敌人为找到密电码，拷问王连举，王连举叛变，供出李玉和。宪兵队长鸠山，对李玉和软硬兼施，用尽了所有伎俩，李玉和死不开口。鸠山又到李玉和家中骗取密电码，失败，只好把李玉和一家三口押到刑场，打死了李玉和母子。释放了李铁梅，企图通过对铁梅实施监控的方法得到密电码。铁梅带上密电码，在邻居田慧莲一家的掩护下，逃出虎口，真奔柏山。路遇磨刀人，此时，鸠山率宪兵队追赶铁梅至此，磨刀人让一个战士护送铁梅上山，自己率部分战友阻击敌人，打斗间，柏山游击队从山上杀下，把敌人一举歼灭。山上，铁梅把密电码交给游击队长，众战士欢庆胜利。

《智取威虎山》小常宝剧照。

北京芭蕾舞团的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红卫兵来到天安门

北京天安门前聚会的红卫兵

文革时期的百姓生活掠影，3分、5分钱的冰棍，小孩最喜欢！

腼腆的少女

挎着布包放学回家

简陋的幼儿园

新华书店，主要出售伟人像和革命样板戏图片。

姑娘们的头花和彩衣是那个年代的潮品。

紫禁城南大门，人们面对陌生的镜头十分敏感。

1973年的天安门广场

全民皆兵，那时候大人孩子都喜欢军品，解放军专用的帆布挎包很流行。

革命大串联。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黑白灰是六七十年代的主色调

颐和园野游

地头学毛选

街头巨幅的学毛选宣传画

拥挤的火车上，不忘毛泽东思想宣传。

街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唱起毛主席语录歌

天安门前节日游行的队伍

天安门广场的红色海洋

载歌载舞的人群

乡村集会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布

日本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比中国差远了！

《你好小朋友》秋山静二写真集。

《你好小朋友》是日本摄影家秋山亮二拍摄的中国80年代作品。

小姐妹俩

幼儿园的孩子

沙滩上的孩子们

少年宫的图书馆

修理店门前的小女孩

桥上的小孩

街头的卖羊肉串摊

镜头前好奇的孩子们

卖水果的母女

故宫前一对双胞胎小姐妹

孩子们的黑白影像

红樱枪红小兵

红樱枪刺向走资派

红小兵宣传队

来一段样版戏《红灯记》李铁梅唱段

上街游行的孩子

朝鲜族孩子在地头学习

毛主席的超级粉丝陈伯华

陈伯华（1919.3-2015.1.30），湖北武汉人。湖北汉剧旦角，一级演员。中共党员，第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历任武汉汉剧院院长，湖北省剧协副主席，中国剧协理事等。 获得 “汉剧艺术大师”称号、中国文联荣誉委员金质奖章。代表作《宇宙锋》、《二度梅》、《柜中缘》、《三请樊梨花》等。着有《陈伯华唱腔选》、《陈伯华的舞台艺术》、《陈伯华回忆录》。 2015年1月30日在武汉离世，享年96岁。

陈伯华与梅兰芳在一起研究表演艺术

陈伯华在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

白卷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1950年生，辽宁兴城人。因在1973年高考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信，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著名人物，俗称“白卷英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成为企业家。

反潮流革命小闯将黄帅。

1973年底，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的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学，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北京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恰恰在这时，江青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时代造就了黄帅的大红大紫，而质疑“反潮流英雄”黄帅的人也被时代改变了命运。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有几位年轻人不赞成对这小学生日记的宣传，并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黄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四人在“四人帮”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在王洪文处抄出的组阁名单中，黄帅拟任团中央书记。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1979年，她报考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胡耀邦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中国科学院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1981年1月1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革命小闯将”、“小学生事件”当事人黄帅因癌症于2017年12月10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医院去世。

聂元梓，女，河南滑县人，出生于1921年4月5日。“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后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聂元梓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当年曾是在天安门城楼为毛主席挂上红卫兵袖章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

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

焦守云，焦裕禄女儿，几十年来，这位焦家的形象大使致力于宣传焦裕禄精神，无论是作报告，还是特别策划音乐电视《焦裕禄之歌》，她都把宣传父亲的事迹当成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建设祖国需要焦裕禄精神，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焦裕禄精神，在北京举办最成功的奥运会也需要焦裕禄精神，焦守云说焦裕禄精神无处不在，要让焦裕禄精神世代相传。

1966年9月15日，年仅13岁的焦守云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焦守云与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焦守云与母亲徐俊雅

红卫兵小将焦守云

当年的焦守云也是位名人，找她签名的粉丝很多。

军人焦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