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无悔》 成书记

金 平

　　1990年，电视剧《渴望》和《围城》先后播映，万人空巷。

国庆前后，北京亚运会隆重举办，亿万人沉浸在体育竞技的兴奋之中；而让举国动荡、世界震惊的那场“风波”正被时间慢慢淡化……。

这一年，有钱人玩起了大哥大，电信局门口排大队，买一只好几万，月租费死贵。而一大群已从边疆农场返城了的成都知青，不关心大哥大，也没多少人有钱，但却开始怀念云南农垦的红土地，更想有点实际行动，来纪念自己“支边”20周年。

　　这年10月间，一篇短文《你是云南知青吗？》在《成都晚报》刊发，表达了大家的心愿。虽说文革十年从老三届到新三届，成都“上山下乡”的中学生成千上万，不足挂齿。但跨省戍边、奔赴云南建设兵团的却唯有这一批（16000多人，挺壮观的），因此各方关注的人不少。

几天后，十多个支边战友聚会了一次，我是其中之一。大家兴奋的谈论着各种设想：有人主张开一个隆重的纪念会（最好是锦江大礼堂）；有人建议搞几场文艺演出、书画比赛 ，再举办大型的图片展览，地点要选在省展览馆……。还有的激情燃烧，说当年重庆还动员了24000多中学生去支边，分布在边疆各地。大家都是兵团战友，可以联合起来搞活动，影响更大些。

我说，开大会、搞演出，难免万千人群聚集，眼下肯定不合适。再说大哄大翁如流水泄地，一阵风后什么也留不下，不如我们大家共同来写一本书，写一本对当年兵团生活的真实回忆，白纸黑字，反而是与众不同的人生纪念。

大家听了，纷纷说好，还希望能在第二年的四月份就见到书，因为那是20年前第一批赴滇青年出发的时刻！

屈指一算，从选题设想到成书出版，满打满算，仅仅半年。

　 那天的聚会决定了写书，可这书怎么写？哪些人来写？又成了新的问题。

现在回忆，80年代后半期，回城知青的生活真是“压力山大”：虽说户口粮本、人事关系从农场转回了城市，但已经三十好几、眼看“奔四”的年纪，既要读电大夜大挣文凭、又要在单位挣表现，还要结婚生子带娃娃，父母祖辈若是三病两痛，必得要忙碌照料……再说，当年没有手机、互联网，家里有座机的都少，大家各忙各，彼此难见面。

说到写文章，就更让人为难了：支边务农久不写字，“文化水不平”呀！往事如潮涌，又该从何下笔呢？接下来，大家再见面时，有人就开玩笑：你们几个“知青秀才”去写书，我愿意去那边跑腿打杂办展览！

不过争论归争论，最终初心不改：一定要撰写一本知青的集体回忆录，这在当年尚没有先例。尽量动员更多的人来写文章，哪怕是一篇小作文，只要是 “真材实料讲故事，真情实感说心里话”就行！

一不作二不休，于是当即成立“编选组”。这不是图虚名，而是下任务：凡小组成员，一要带头写文章，二要八方去组稿；十天半月碰次头，各人拿话说。（当然这份名单中的战友些，大多在新闻出版、省报期刊、大学教书或文联机关工作，又确实爱动笔，每个人都很快写成了初稿，再四面八方去动员别人参与）。

　　我从云南回来后，一直在四川出版社工作，盐道街上小小一幢出版大楼，就有八九个支边战友。我领了任务回来，自己先写，又和他们互相邀约，彼此鼓劲儿。接着就向社里申报选题。

这里要提到我的同事、四川知名作家林文询，我们一间办公室朝夕相处多年。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长我好几岁，1971年我们这批小知青支边时，他正好在成都一所中学任教，学校曾派他和工宣队员、兵团干部护送支边青年去农场。听我说知青们想共同写一本回忆录，他就热情支持；又因为我要参与写文章（算是作者之一），按规定就不能当责任编辑，他便自告奋勇：“我来我来，我对云南、对你们知青有感情！”

文询很受知青们尊敬和喜欢，各路稿件送到出版社，总是他和我分着看。说实话，最初达到出版水平的稿子并不多，不是支边总结、穿靴戴帽子，就是拉拉杂杂写成了流水账。我们专门请知青作者开过几次评稿会，坚持“有血有肉，真情实感，鲜活生动”的入选标准，彻底摈弃那种说大话空话套话的文革遗风。

记得有几篇稿子来来回回的修改，总是不满意，文询就对几位作者说：“来来来，你们把素材从头到尾讲一遍，当龙门阵摆！”

茶泡起，烟点燃，气氛马上轻松下来，会议开成了讲座。知青开讲，文询便听；听到动人处立马指导：“噢，对了对了，就照你们说的这样写嘛，朴朴实实的多感人，言为心声，文即人意，不要故弄玄虚做小资文章，记住了，一定是写自己的扑爬摔打、苦辣酸甜——你们曾经的生活！”

有个叫杨鲁勇的知青，因伤致残，高位截瘫，心情一直郁闷。听说知青们都在写纪实作品，他很兴奋，接二连三投了几篇稿子，可惜没有选上。我就去他家，给他谈稿件的长处和不足，还带去出版社的稿笺纸，让他一改再改。最后，他写的《守灵》和《代价》感人至深，都收入书中。从此，杨鲁勇文思泉涌，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还在市残联担负了一些工作。

　　申报选题就得有书名，小组讨论时想到的书名有好多，比如“难忘那片红土地”、“边疆生活纪实”、“我们的青春在兵团”、“我的名字叫知青”等等……，都没有满意的。于是乎，我就把副书名“云南支边生活纪实”，填写到1991年度的出版选题表，报上去了。

过了些日子，上级出版机关通知我去一趟，详细询问了这个选题的情况。最关键的质疑是：改革开放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你们知青为什么老是往后看？老是去写“伤痕文学”？我回答：温故知新。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才应该纠正左的东西，才应该牢记历史经验，这一点小平同志早就说清楚了。

最后这个选题缓批，要待书稿“齐清定”完成，送去审查后再定。

接下来，我和文询的编辑工作更加紧张。除了要正常编稿、改稿，与作者沟通之外，还必须留出上面审查书稿的时间。转眼已到年末岁尾，规定的截稿时间早就过了，但收到的稿件却不多，质量好的也少。有些写作基础好的知青，恰恰又是单位的骨干，年终事情多难以脱身，交稿的时间一再拖延……

消息传到编选组，大家更着急了。思前想后决定 1.再发动组稿，可以帮助写作者收集当年的日记、家书，发现当中有价值的素材。2. 小组成员再写文章，以备急用。3. 对已经有了好题材的重点作者“一对一”盯上，天天催，不松劲。我记得，就在寒冷的春节还有人骑车把稿件送到家来。而几天的假期，我也没歇工，《1974：地震大逃亡》《山坡，那十座坟茔》《云南知青大返程》等重头稿件，就是假期里编妥的。

　　本书的约稿消息发布后，有一位名叫冯克英的老人来到出版社，她六十多岁了，用布袋拎来厚厚一沓圆珠笔写的稿件，自我介绍她是一位支边青年的母亲，1972年因念子心切，曾经独自一人偷偷跑到云南芒市去看儿子。现在儿子已在日本留学了，她把当年的经历写下来，问我能否投稿？……稿子写得很拉杂，零零碎碎，但老人的母爱深深打动了我，我把情况在编选组说了，大家认为“这多有意思呀”，于是我一点一点把它编串成文。这便是收在书中的那篇《我的儿子是云南知青》。

　　书稿就像修建中的小屋一点点成型。

社里的美编、装帧、校对和印制人员，早早就磨拳擦掌，准备生产计划了。那些年，知青题材的作品总是牵动人心——你想想，文革前1960年代开始就有青年上山下乡，十多年间，几千万知青分属多少个家庭？又曾有多少亲人友人为他们牵肠挂肚！因此，说“中国每个家庭都有知青”真是一点也不过分！

但这时，我心里最忐忑的是：一、书名久议未定；二、上面审稿是否通得过？

这天，编选组又开碰头会。面对几十个书名大家举棋不定，难以取舍。不知是谁猛然叫道：“青春无悔，青春无悔——怎么样？”

开始大家都认同，可细一琢磨，反对声起：“哪个能说自己无悔？”“要不是十年浩劫，你我才是个初中文化？”“要不是支边下乡，一代人会把大好年华虚度殆尽？”“这个书名不好，肯定要遭知青们吐口水！”

当然，也有人辩解：“悔，再悔又咋样？国家喊上山下乡，你能不去？”“比起那些丢了性命、致伤致残的同伴，我们回城了，还有一份工作，就该好好努力才对。至于说青春无悔，不是说人生没有遗憾，是给自己提把劲儿嘛！”“支边八年，总给了我们人生财富吧，有这碗酒垫底，一辈子什么苦难坎坷也难不倒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到深夜。记不清谁说了一句：“这样好不好，我们把所有的书名都送给艾老，听听他的意见？”

　　著名作家艾芜深得云南知青的爱戴，是因为他年轻时只身沿“南丝绸之路”走过云南边境的山山水水，一直走到缅甸、东南亚，历尽艰辛。他把一路的故事和见闻写成厚厚一本《南行记》，是知青们最感亲切的。

这年，年逾八旬的艾老住在省医院，听说我们七八个知青来见，不顾医生护士反对，躺在病床上接待我们。大家汇报了编辑情况，又把抄着一大串书名的纸递给老人家。他首肯了支边青年的创意，说：“集思广益，众人拾柴，这本书一定写得好！”接着，他逐一看完备选书名，略略沉思，说：“我看还是青春无悔好！这几个字我来写。”

纠结多日的书名，就这样一槌定音。

两天后，艾老题写的“青春无悔”，由他的家人送到编选组。

（多年之后，我再忆往事、重读本书，知青们的种种议论不无道理。其实，最妙的书名就是书中曾小嘉的那篇文章：热血冷泪，与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多么贴切！可惜，我当初草率了。后来，《热血冷泪》成了重庆支边青年回忆录的书名，多年来我都难以释怀。）

　　至于书稿送审，我们想了一些巧妙的办法。1. 与书同名的“青春无悔——支边20周年大型展览”，正如火如荼的筹备着，更多的知青战友在那边忙活：有人专程去到下乡的农场，老工人听说知青要办展览，二话不说，连夜铲了一卡车边疆的红土，再移植几棵已经割胶的橡胶树杆，说“一定要给成都人民看看，这是他们的孩子支边八年的功劳啊！”云南省农垦局的领导知道消息后，马上调整工作安排，明确表示“将前往成都参加新书首发和展览开幕”。许多老农垦们还为展览题写条幅，对支边青年热情鼓励，社会影响很大。

2. 时任四川省、成都市的领导也大力支持，他们批示同意把省展览馆一楼南大厅的上千平米展区给知青们用。有的老首长还送来书法墨宝，豪爽地说：娃娃们，不要谢，我也是知青家长嘛！记得展览馆方面同意尽量延长展出时间，并减免费用（上级有关部门还提醒了筹备组，请把开展的时间推迟，以避开敏感时段。这样我们新书的出版也相应延缓）。

3. 编选组把上述情况写成简报，先报送宣传部门，再连同“齐清定”的书稿送达相关部门。记得当天，就有领导通知出版社：我们安排专人审读，社里的工作不要停。

　　社里的美术编辑、装帧设计者需要大量的老照片，构思全书的前后环衬。展览组的朋友知道后，马上挑选了图像清晰的照片送过来。印刷厂工人还腾出了专门的机台、生产线，调运了纸张，等待开印的指令。

桌上的电话响了，有关部门通知我们：“审稿通过，批复的文件正在打印”。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这本近40万字，收入86篇文章的支边青年的集体回忆录终于付梓。

林文询和我在发稿单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刻，彼此相视一笑：这肯定是我们编辑生涯中珍贵的记忆。

　　后面的故事就是感人的片段了：

1991年6月6日？（日子记不准确了）《青春无悔》展览开幕、新书首发同日举行，这是支边青年和他们亲人友人盛大的节日。为确保南广场开幕式的顺利进行，新书首发改在北广场（后子门）的林荫道边进行。

印刷厂的几辆大卡车，轮流把新书从车间直接拉到这里，牛皮纸封包的浆糊还没干，就被里三层外三层的读者抢购一空——好多知青以兵团连队、班排的名义，出手就是几十本。不少知青还带着自己的子女来到现场，父母买了、孩子也买。再说，一旁就是共同写书的叔叔阿姨，转身就请他们签名、题词，直到把书中的空白页涂遍画满！

接下来的几天，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们昼夜加班，新书源源不断。这本定价6.95元的《青春无悔》，在短短五个月内多次加印，总印数高达35000册，成为当年红遍全国的畅销书，更是知识青年们悉心收藏的青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