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藏尸冰柜案:嫌犯一审被判死刑，凶手如何“炼成”？

牧心

　　备受关注的上海杀妻藏尸案近日一审宣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一审判处被告人朱晓东死刑。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打住，如何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是我们应该继续去思考的。

犯罪嫌疑人朱晓东从一名可爱的婴儿，最终成为一名遭人唾弃的杀人犯。其中看似偶然，却暗藏着必然。

原生态家庭带来低自尊和情绪压抑

朱晓东母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陪伴他长大，最后也是母亲带着他去自首。但是在一审宣判现场，没有见到朱晓东父母的身影。

朱晓东10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生活。据法制日报报道，朱妈妈说，在她眼里，儿子很乖，从小不愿意多说话，吃苦、吃亏都不和妈妈说，怕母亲担心。

婚前，一家三口在一起，一定不幸福，要不也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离婚之后，朱晓东不愿多说话，很乖，从这种表现也可以看出，朱晓东在父母离异后过得也不太好。

他可能将家庭不幸福的责任归因于自己，认为自己不可他可能将家庭不幸福的责任归因于自己，认为自己不可爱，是负担。有了这种认识，他才会表现得很乖，很听话，不给父母添麻烦。

但实际上，朱晓东选择了封闭自己，他的不良情绪从此没有了出口，他假装对外界不在乎，以保护自己脆弱的内心。

一旦一个孩子封闭自己，他就不再寻求从父母那里获得正面的赞扬和肯定，而正是这些正面的回应和赞赏，才让孩子获得自尊和力量。否则孩子得到将是羞耻感，这些痛苦感受包括觉得自己是另类、有缺陷、无价值、可怜，以及抑郁和绝望。

这可以从案发后，朱晓东和母亲的互动得到印证。在案发105天后，实在瞒不过去了，朱晓东才想到寻求母亲的帮助。而且在自首当天，朱晓东一直跟着父母，但几乎一言不发。

在朱晓东自首之后，朱晓东与父母几乎没有交流。虽然处于在押状态，但探视和写信总是可以的。他母亲告诉记者， “除了转达了他需要什么信息以外，连他写的一片纸都没有再看到过。”

可见亲子之间的沟通多么缺乏，这也充分说明了朱晓东的家庭属于典型的情绪压抑型。这种类型家庭的成员往往压抑自己的情绪，遇到问题和困难很少找亲人倾述，或者寻求亲人的帮助。这也导致情绪压抑型的人，容易陷入负面情绪不能自拔，容易走极端。

在发生如此重大悲剧之后，朱晓东的父母一直没有去求在发生如此重大悲剧之后，朱晓东的父母一直没有去求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而获得被害者家属谅解，是判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朱晓东父母放弃了这个机会，这也印证了这个家庭的成员情绪压抑，不善沟通。

低收入和高期望的冲突

当庭，朱晓东没有提出上诉。被害人的父亲杨敢连说，一审朱晓东进入法庭的时候脸上就没有什么表情，即使是听到了自己被判死刑的消息，依然没有任何的表情，“还是那么冷酷。”

朱晓东的情绪压抑可以追溯到小时候。幼年时他就自我封闭，学习成绩不太好，上了一个职高之后，就参加工作了。由于学历不高，只能去做商场去做商品陈列员之类的工作，收入比较低，但朱晓东对自己的期望值还是挺高的。

20岁的时候，朱晓东报名参加了东方卫视的一档选秀节目。节目组介绍他是上天派来的孩子，拥有“干净得让人心动的脸庞，纯净如初的眼神，眉宇间，还透漏些内心的细腻”。

参加选秀最终没能改变朱晓东的命运，他还是回到商场，不是做陈列员就是做促销员。然而，他心中依然对自己有着理想化的定位。

所以，虽然收入不高，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破旧小房子里，但朱晓东生活标准不低，他只喝瓶装矿泉水，穿名牌，出入夜店。他经常换工作，平时很少与同事交流沟通，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朱晓东靠着对自己理想化的臆想，来抵消低自尊带来的挫败感和羞耻感。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干。所以，朱晓东活得很分裂。唯一可以让他感觉良好的，是上天给了他一副好皮囊。这让他能够出入夜店不花自己的钱，女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结婚让曾经伤痛浮现

就在这分裂痛苦的时候，一个死心塌地的猎物出现了。杨俪萍，同样是上海本地人，是亲友眼中的“乖乖女”，从小听话懂事，从不让父母操心，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于重点小学，收入也比朱晓东高出几倍。

也许朱晓东刚开始只是把杨俪萍当作一个艳遇来对待，却不料杨俪萍跟他玩真的。她长得漂亮，有学历，收入高，宁可自己网上买便宜衣服，也舍得花钱给朱晓东买奢侈品。最关键，还对他言听计从。

这给朱晓东带来了幻觉，他感觉自己遇到了公主，公主可以满足他的所有需求，甘心为他抚平所有伤痛。这种完美恋人勾起了他心底沉睡的记忆。

很小的时候，他感到孤独、弱小、无助，希望与母亲成为一体，以获得力量和全能的感觉，他向母亲倾述、祈求甚至哭诉，但很少获得及时的回应和抚慰，于是他绝望了，关闭了自己的内心，将伤痛深深埋在心底，以避免再次受到伤害。

直到这个完美恋人出现，唤醒了他沉睡的记忆，复活了他曾经的伤痛。但一个完美的公主毕竟是不存在的，在最初的激情之后，他迎来了幻灭。

坏小孩的绝望带来毁灭

朱晓东与杨俪萍的确曾经把对方当作完美的恋人，否则，这两个在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人，不会最终走到一起，并结下一个永远打不开的死结。

朱晓东起初将妻子当宝贝一样宠着，他极力表现，做家务不遗余力，哄老婆开心也是下足本钱。他像个小孩子一样，担心别人抢走了自己的宝贝，所以对老婆跟得很紧，将老婆的微信微博关闭了，每个电话都查得清清楚楚。 这多么像朱晓东婴儿期的表现啊，他很无力，很沮丧，希望与母亲融为一体，希望从她那里获得力量和抚慰。只不过，现在他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思维还停留在婴儿时期。这就是典型的巨婴。

理想恋人的幻想破灭后，他选择了对抗和逃避。

2016年5月28日，两人结婚。6月，朱晓东外遇被发现，他给老婆写下保证书。8月，朱晓东再次外遇出轨，并被妻子发现。两人于是去离婚，但是妻子在民政局“以死相逼”拒绝离婚，所以没离成。

据朱晓东供述，10月15日，两人去杭州旅行，但由于自己没有订到满意的酒店，引起了杨俪萍的不满；后来返程时，朱晓东又没买到高铁票，杨俪萍和他吵了一架。一路上，他都试图安抚杨俪萍的情绪，但直到10月17日早上，杨俪萍还在抱怨。

事发时，杨俪萍半靠在床上，朱晓东站在床边，左脚跨在床上，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此陨灭。

朱晓东此时的表现，真的像一个弱智的孩子，他听不下去了，而妻子一直在唠叨，怎么办？让她闭嘴咯，于是悲剧发生了。这就像一个绝望的孩子，狠心地将一件恼人的玩具毁灭。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虽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且朱晓东自首，但朱晓东犯罪性质恶劣，作案后长时间藏匿被害人尸体。期间，朱晓东还用被害人的钱款、身份证，多处旅游、与异性开房约会等，肆意挥霍享乐，无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故依法对朱不予从轻处罚。

从朱晓东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今天的悲剧，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在举国上下追求成功人生而不关注心理健康的大背景下，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带给社会思考。

我们应该怎样避免类似的悲剧上演，如何去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理健康。这是多么紧迫又多有意义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