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知青讲故事——罗队长及其那个年代（三）

胡卫国

罗队长是我们连丰大队一生产小队的队长，是那个年代我国级别最低的干部。当时县里没有什么“两会”，但每年的春节后春耕前，要召开“五级干部会”，即“县、区、公社、大队、小队”五级，我们年丰一小队的罗队长每年正月间都要穿上新衣服，到城里去参加五级干部大会。

我们下乡第二年二月初的一个晚上，罗队长从城里回来，召开社员大会传达县里的会议精神，那天他穿的是一件阴丹士林新衣服，头上缠了一根新丝帕，胡子刮得光光的，人特别精神，其中，他大声念了一句会议口号：“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字正腔圆的四川话，一板一眼，中气十足，听得大家都咧开嘴嘻嘻地笑起来，满堂喜气洋溢，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在县里参加会议，罗队长当然级别最低，但是在我们谭家坪，却是名副其实的领导干部。那时的生产小队虽然只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但却是集经济功能和社会管理于一体的正式群体，男女老少百多号人都归他管辖，但这些人生活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有没有钱用？他也就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用现在的话说，他是老大，一把手，就是第一责任人。

农业生产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粮食生产，解决吃饭问题。那时谭家坪流行的有几句俗谚：“种田种田，求个肚儿圆”，女人出嫁为啥？“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何谓幸福？那时的社员群众说，就是“锅里有煮滴，胩里有杵滴”（胩ka,人身某部位，杵chu,一种动作）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第一件大事，锅里没有煮的，啥话都别讲，首先应得到满足的，是最低层次、最起码的生理需要，然后才能谈得上其他活动，譬如政治或者艺术。几年以后，学习《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时，找到了理论支撑，这些粗俗浅显的语言，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作出了生动的注释。

　　谭家坪地势平缓、土质肥厚，旱涝无忧，号称一碗泥巴一碗饭，吃饭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我们之所以插队于此，这就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可能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凡低山平坝富庶之地，都人口稠密，人丁兴旺，山大而人不稀，因而人均耕地面积少，再加上那时耕作技术相对落后，单产低，不管在哪里的农村，在那个年代，吃饭都是个大问题。记得下乡第二年春耕插秧时节，罗队长在收工时老是喜欢吼一句：“听毛主席的话，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明天要栽秧（或办土、挑粪），都要弄点干的吃哟！”我后来专门查了一下，毛主席在延安时说的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解放后，给六级干部的一封公开信中说的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罗队长及其那些老农民，都认为毛主席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太实在了。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谭家坪一队虽然是在坝子上，但水田并不很多，人均只有几分水田，当地水田面积计量单位是“挑”，五挑谷子（稻谷）即为一亩，一挑干谷子约100斤，水稻亩产500斤左右，碾成米就是400多斤，若人平一亩田，一个人一年有四百多斤米，那当然是够吃的。但是，还要交公粮、卖余粮，然后上交大队积累，留下来年所需种子，留齐储备粮，最后剩下的，才是社员群众的口粮，后来也有一句口号说明：“交足国家的，留齐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口粮中，有按人头分的基本口粮，还有按工分多少分配的工分粮，像我这样的壮劳力，基本满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年下来分到手的粮食应该是够吃的，但是，其中稻谷则不足200斤，换成大米也就百把多斤。显然，要想顿顿都吃白米干饭，是不可能的，即便“忙时吃干”，也要杂以包谷、红苕和洋芋，闲时，就只能熬一锅稀的“纯绿色生态养生粥”。

其实，社员能够吃干的喝稀的，尽管还不足以喜气洋洋，但却是脚踏实地不用慌张，这与罗队长们的筹划盘算是分不开的。我现在回忆，做到这样，还真是不简单！比如说，水田里种什么，有那些田可以种两季？冬春种洋芋、小麦和油菜，各种多少，在哪几块田？收了之后再插秧种水稻，水稻中要种多少籼稻，栽好多糯谷？挑哪几家的牛屎粪？哪几条田坎上种黄豆，哪些田边地角要种豌豆胡豆？在当家田中间，只种一季打冬水田的是哪几块？远近不同肥瘦各异的旱地里，好多可以种包谷？什么品种？恩单二号好多？糯包谷种不种一点？用化肥还是农家火烧灰肥？包谷林里套种黄豆还是红苕？要栽好多苕秧？白花苕还是红心苕？等等，等等。土肥水种密保工管，这“八字宪法”每一个字都不能马虎，春种秋收，夏除冬藏，哪一季的农时都误不得！如何轮种间种套种，怎么播种除草施肥，靠的是经验，其实也是科学。就是这样，罗队长们殚精竭虑，带领大家勤扒苦做，才使得我们全体社员群众肚儿是圆的。

知识青年在农村邮票

回城教书后，有一年带学生去小南海春游，在大路坝街上遇见当年我们隔壁的温表叔，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可惜了！可惜你们走早了，你们没走几年，我们就天天吃白米饭了。你们那时太苦了啊！”拉住我的手摇了又摇，说得眼泪汪汪，弄得我也差点忍不住了。

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年虽然主要是红苕洋芋包谷等杂粮，但真的没有挨过饿，反而是与吃有关“撑”的感受特别深刻，这种“撑”不仅仅是“吃饱了撑的”那种“撑”，而是肚子胀得生痛的那样一种生理和心理都被“撑”得极为难受的感觉。

第一次看见别人被“撑”，是下乡的第二年。那时正在修从黔江到小南海的公路，一些修路的农民住在下河生产队刘家院子，那天下雨不能出工，由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于是他们就打赌吃东西，赌吃一脸盆毛洋芋（将洋芋洗了就下锅，吃的时候再剥皮，无油无盐）大约有七八斤，若吃完了，就白吃了，要是吃不完，就要赔相同数量的洋芋，被赌的那人个子并不大，肚子还没有那个脸盆大，但他竟然赌赢了。赌吃的规则是中途不能间断，不能上厕所，所以他开始吃得很快，后来就越来越慢，一点一点掰碎了往嘴里塞，脸涨得通红，吞得翻白眼，终于塞完了，人却站不起来了，这是很危险的。这时，旁边几个老乡见了，对他说：“你给我们一人称两斤洋芋，我们牵着你出去走走，不然的话”，话音未落，那人连连点头应允，伸出两个手指：“两个人”。于是，两个人就搀扶着这佝偻着腰的人，戴着斗笠在田坎上慢慢溜达。此事虽非我亲眼所见，但围观者甚众，所述情节无异，我只是见到田坎上踱步的那几个人。当时情景似乎风烟俱净，其实惊心动魄，性命交关，此种以吃为内容的“豪赌”游戏，PK肚子肠胃大小的赛事活动，那些年不止在农村，城里也有时有所闻。年轻时听说此事，还觉得好笑，后来老了，就笑不出来了，唯有一声叹息。每次我坐车经过下河，都要想起这件事，这条公路，就是这些吃毛洋芋的农民义务修起来的。

“撑”的感觉，后来我自己也亲自体验了一把，那真是刻骨铭心。

那时我三弟初中毕业未到十六岁不能正式下乡，就先到我所在的谭家坪，算是“实习”。有一天晚上，我们见那刚分的干豌豆很好，就没有煮饭，找隔壁借来炒阴包谷子的河沙，把分的那点豌豆炒熟了当晚饭，开始炒还只是淡淡飘香，熟了之后看起来黄桑桑的，闻起来香喷喷的，吃起来更是又酥又脆，我们开始吃的时候还在讲笑话：“一颗胡豆一个屁，加上豌豆不歇气，今天晚上要准备好手巾把鼻子捂好哟。”“不要紧，无油无盐的豌豆屁不臭。”说话间，那一小盆炒豌豆被我们两弟兄吃个精光，吃干豌豆口渴，我们一人喝了一瓢冷水，吃饱了喝足了，这才心满意足上床睡觉。可没过多久，我们都醒了，是被胀醒的，那肚子真的被撑的滚圆，轻轻一敲，噗噗地响，太难受了！想出去走走，可到处漆黑一团，院子里头还有狗，不敢出去，就只能在房间里转，实在是痛得受不了，就躺下来，半夜三更，左邻右舍都睡了，也不敢大声叫唤，只能咬住牙轻轻地呻吟着，相互揉摸肚子，差不多折腾到天亮了，才渐渐消停下来，此时才开始有屁，放一个屁就轻松一下，这种体验也很奇妙，天亮了，我们也睡着了。后来看到电视节目里有一种“疼痛测试仪”，说针尖刺手臂疼痛指数是一级，女人生孩子宫缩最厉害时是十级，一般人到四级就很难受，七级就觉得“痛不欲生”，我估计，我们体验到的这种疼痛指数至少在八级左右，女人生孩子，疼痛是间歇式的，而且有所期待，“痛并快乐着”，我们这种疼痛是持续不间断的，由内而外，“撕心裂肺”，更难受的是伴随着绝望和恐惧。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要是还多吃一点，后果真不敢想象。

这种“撑”当然只是一种极端体验，其实，平时每一餐都是要吃到感觉有点撑为止，肚儿圆了就吃饱了。因为平时油水少，活路重，所以吃得多饭量大，那时还没有“吃货”这词，好（hao,喜爱，念号）吃之人就叫“好吃佬”，食量大的就叫“大肚汉”。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都是大肚汉，都特别能吃。

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件往事。

当时大路坝有个传说，说我和楚庭轸两人一顿吃了半边猪。这有点夸张。

那是我们两人在公社参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排演，他演座山雕，我演李勇奇。一天下午，有位公社领导（不记得是谁了）批了张条子，叫我们到供销社去买两斤肉，因和供销社的人很熟，于是，他悄悄地让我们把别人刚交任务的那块肉买了，连皮带骨差不多有六斤，只收三块多钱不要肉票。当年老百姓凡是杀猪，除了交屠宰税几块钱，还要卖任务，按规定是三匹肋巴骨，即半边猪的后腿往前数三根肋骨，约占一头猪的六分之一左右。这样算下来，这一头猪也就三四十斤，仅仅比乳猪大一点（我们两个后来也喂了一头猪，年底杀了六十斤肉）。我们称了肉，又到粮店买了两斤面条。回家后，肉切了下锅把油熬出来，两斤面条煮了之后就用这猪油干炒，其余的猪肉加点水焖熟，就这样，我们两人一顿吃了两斤面条六斤猪肉，有点撑，但打着饱嗝很舒服。其实，现在说起来吃相凶恶，有点吓人，在当时我们还真是斯文人，吃那点东西，算不上稀奇。说我们两人一顿吃了半边猪，那是开玩笑，是用夸张手法在“吹捧”我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