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的矛盾根源：从韩非子之死说开去

赤道蚂蚁

可以说，文人相轻，一直都是存在于中国文人圈中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古到今，它的存在和蔓延，对整个文艺界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文人相轻”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魏•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曾经指出过，文人之间之所以相轻，究其原因不过有二：一是“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二是“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然而，导致文人之间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在哪里？文人相轻，对社会的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这样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呢？

回首巍巍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计其数的文人们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可谓功不可没，但文人之间所发生的悲剧，同样也叫人心生遗憾。

文人之间的悲剧概括起来，其实很简单，无外乎是因为这类人群把事情看得太过明白而已。一介书生无力改变现实、匡扶正义，只是整日处于清晰而又混沌的嘈杂世界，为自己编织着梦想，却也逃避着梦想。他们不懂得如何做到“隐”，这样的不懂得，才慢慢形成了后来的诸多尴尬。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文人不但没有“隐去”，反而争相攀附，以求登上更高的位置，甚至不惜与自己深恶痛绝的同伙们搅和在一起。在长期持续的争斗中，这类文人难免会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在攻击、刺伤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向了难以挽回的不归路。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和李斯之间发生的悲剧，就是文人相轻方面很突出的一个例证。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战国时期韩国人，此人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经和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两人曾结下深厚的友谊。韩非子有一个实质性的缺点，或许是因为天生结巴的缘故，向来都不善言辞，但是能写一手很棒的文章，在行文著书方面，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

韩非子曾经上书韩王，建议实行变法，结果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后来，只得退而著书立说，希望能过达到阐明其思想的效果。于是，他先后著有《孤愤》、《五蠹》、《说难》，这些出类拔萃的著作再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并且立马要召见韩非子，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便借机告诉秦王，这些著作正是自己的同窗韩非子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只得委派韩非子出使秦国。

韩非子的这次出使，显然是他一生事业的顶点，却未曾想，这也是促就他人生悲剧的一个致命点。

韩非子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并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罗织成了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可见，韩非子对秦国的贡献、对历史的贡献绝对是不可替代。

事实上，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秦国效力的人，并没有得到善终。据正史和野史记载，关于韩非子的结局一共有两种说法：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描述：秦王得到韩非后，自然高兴得彻夜难眠，但是为他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位置，好端端的一个人才，并没有真正的合理利用。而秦国的大臣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子才情的嫉妒，隔三差五地跑到亲王面前诋毁韩非子，日久天长，自然就说软了秦王的耳朵根子，“是也信，不是也信”的亲王慢慢也开始动摇了。

后来的秦王就像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那样，“只做正确的事和不正确的事”，在韩非子这个问题上，竟然偏偏做了不正确的事。秦王下令将韩非子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子就在狱中服毒自杀，而给他送去毒药的人，正是昔日同窗李斯。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子的死因很是明了，那就是李斯的嫉妒和陷害。“文人相轻”实属罪过。

之于韩非子的死因，另一种说法是西汉的刘向在《战国策》提到的：楚、燕、代等国曾经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与大臣们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而此时的韩非子对这件事很是不满，于是便去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韩非子一方面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另一方面又揭了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并且多次在亲王面前说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

后来，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姚贾对自己的出身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遂下令诛杀了韩非。

那么，按照这种说法，韩非子的死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文人相轻”确实害人不浅。

然而，如果把韩非子之死仅仅归结为“文人相轻”，于情于理也未免失之于轻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除了人的道德原因之外，必定还有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并且在事件的深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过有一点是不必争论的，那就是韩非子和李斯之间的文人关系，这才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导火索，说道德也好，说政治也罢，曾经处于核心地位的韩非子和李斯，两人都难辞其咎，说到底，是这种文人关系诛杀了韩非子。

韩非子之死，十分不幸的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论在任何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是和政客之间的倾轧一样的，自相残杀的教训同样都会滴出鲜红的热血。

鲁迅先生在谈到“文人相轻”时，曾经提出过三种“轻”之术：一是自卑，二是自高，三是“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在这三种“轻”里，第二种“自高”，显然是曹丕所界定的，即“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至于“自卑”和“只用匿名”貌似只是后来的发展。

我想，大多数文人之所以自卑、自高和批判，完全是圈子影响使然。当圈内几个文人相聚一起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人的才华是略胜一筹的，那么其余的人们自然就会产生自卑情绪，也就是这种自卑情绪，到底就导致嫉妒心的滋生，正是这种嫉妒心，才衍生出文人之间的相轻。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像上文中所提到的韩非子和李斯，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会相互攻击，完全是野心所逼，羡慕嫉妒恨终是演变成了攻击、诬陷。

反过来说，文人们生存在他们自己的江湖上，一些尴尬事也确实难以界定。不过，无处不在的竞争机制，虽然加剧更加紧张的人际关系，但是为文艺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也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文人相轻，对于文人来说，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顽疾，只有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找寻到合理的突破口，以竞争求发展，进而来寻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只有这样，“文人相轻”才可以逐渐向“文人相亲”转化；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事业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百家争鸣的和谐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