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1976年1月8月，人民的好总理逝世。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更加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怒。首都人民从3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蓝，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月4月(农历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200多万人次，锋芒直指"四人帮”。</h3> <h3> 那几天，我刚好在上海出差，返回时途经南京、郑州等地，只见车站、码头、广场，处处都是激愤的人群，人们利用清明节祭祀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的活动。尤其到处张贴的悼念诗词，让人血脉激荡。我不停的念着、抄着，准备带回封闭的竹溪。</h3> <p class="ql-block"> 4月4日晚上，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晚上，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驱赶、欧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月7日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p><p class="ql-block"> 4月10日，我回到竹溪。竹溪根本不知道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是"反革命事件"，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只与单位上几位要好的同事讲了所见所闻，并把诗抄传给他们看了。当然，也悄悄告诉了父亲，他沉默不语，只说把诗抄处理好。</p><p class="ql-block"> 5月4日晚上，团县委在县大会堂举办"五·四青年节″庆祝大会，我带湖北农机学院到我厂实习的4名大学生前去参加。开会时，我们一行几位坐到前排的空位上，期间一直相安无事。会议结束，准备观看文艺演出。此时，台上准备，会场灯光渐暗，突然来了几个县中队的士兵，说是我们坐了他们的位置，强拉横扯让我们起来。我当时就火冒三丈，"你们开会不参加，看演出来抢座位，太过分了"。争吵中，他们仗着人多就开始动手打人。(此时不知为何所有的灯都灭了)，几位大学生顾虑多，只劝架、拉架。当年的我二十二岁，正值血气方刚，加之成天和钢铁打交道也有一把蛮力气，冲上去按到一个压在身下暴打。当然我的后背也挨了不少拳脚。会场一遍混乱，当兵的背后又遭到其他参会的团员青年的"冷槍”。灯光亮了，台上的县领导们把我们拉开，并让我带大学生们先退场回避，会后解决。没想到我们走后，县中队曾姓副指导员集合队伍，带队扬长离去，并扬言:这是天安门事件在竹溪的继续。</p><p class="ql-block"> 5月5日，我找到团县委相关领导，讲明事情始末，并指出:县中队不该先动手打人抢座位看演出，不该整队离场，更不该说是天安门事件在竹溪的继续。当着省里大学来竹溪实习的客人这样做，太丟竹溪的人了。团县委也认为县农机厂和县中队都是县里最重要的团组织，两边做做工作，后来也不了了之。尤其是，在那个敏感时期，地方领导谁也不愿牵涉到"天安门事件″中。</p><p class="ql-block"> 天有不测风云，在"四人帮″不断推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压下，7、8、9三个月要在各地清查右倾翻案风的坏分子。8月底，由地区公、检、法三家组成的工作组进驻竹溪，调查竹溪的"五-四"事件。硬要查出那晚一个留小平头的，或穿工作服的坏分子，并要追查幕后指使者。本是一场争座位纠纷，却被背后别有用心之人推向了政治斗争。厂领导胆小怕事，面对调查组推说没人报告那天发生的事。其实，5月5日上午，湖北农机学院的师生和我已经当面汇报了，团县委在厂的兼职常委也告诉了他。那年月明哲保身，无可厚非。我做好了被抓、坐牢的心理准备，一人承担，决不牵涉其他人。抱歉的是，因我的一时冲动又要累及父亲，追查幕后指使者，其实就是剑指父亲。工作组忙碌了一阵，回到地区，后来不知何故，没有下文。</p><p class="ql-block"> 值得庆幸的是，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党之大幸！国之大幸！人民之大幸！我之大幸！</p><p class="ql-block"> 不过，事后我在竹溪也待不下去了。父亲的老领导、老同事为便于父亲在竹溪能开展工作′，也为了保护我，把我调离了竹溪农机厂，按现在说法为职务回避。</p><p class="ql-block"> 从此，我离开了人生百味杂陈的又一故乡。</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