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俄罗斯女人

苏仁

人们常说，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俄罗斯情结。至于每个人是怎样染上的这种情结的？却各有各的原因。有的可能是电影，有的可能是小说，也的有可能是经历。而我可能三者都有。

我父亲就是个小说迷。文革前，他就已经拥有了二千多册小说。其中俄罗斯的小说，占了三分之一。我们从四年级开始就看小说。什么青年近卫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苦难的历程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就结下了苏联情结。不仅如此，我的俄罗斯情结，也许还和我的一段文革经历有关。

文革前夕1965年，我们家从湖南长沙调到了北京农业大学。与我们同住一楼的有一户苏联人。他们住二楼，我们住一楼。这户人家的父亲是位中国人，参加过十月革命。曾是苏联布琼尼的骑兵，据说还见过列宁。母亲则是纯粹的苏联人，基本不会说汉语。他们育有三男两女，一共五个孩子。按照苏联规定，这位母亲就是英雄母亲，每天不用上班只在家照料孩子，就可以领导国家发的工资。

他们家最漂亮的小女儿和我是一个年级，名叫冯格林。他们家的孩子们，都既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也可以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因为其中四个孩子都是在北京生北京长的。按照东北人的说法，他们应该都属于二毛子。二毛子通常长的都比大毛子漂亮。（二毛子贬义：是指混血儿）。

冯格林就具有这种特点。她有着中国人的细腻皮肤，也有着白种人的白皙。有着中国女人的苗条，也有白种人的身高。像中国人一样热情，好客。又像西方人一样有礼貌。由于是同学，又是邻居，所以我们两家接触比较多。她会经常邀请我们兄弟，一起去他们家，吃她妈妈烤的面包。那刚刚出箱的面包，金黄金黄的，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又松又软，十分好吃。此外，她们家总是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任何一件东西，摆放的都恰到好处。让人一进门，立刻能感觉到，这家主妇是把日子当做作品过的。以至于我每次去她们家，总有些担心，害怕我们这两个野小子，一身泥一身土的，会惹的她妈不高兴。然而恰恰相反 我们每次进门，她妈总是笑眯眯的比划着，招呼我们。所以，苏联人给我的第一印像，就是特别爱干净。苏联人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特别爱美。因为我每天早上从窗户上就能看到，在风雪里，她妈妈总穿着一条裙子，披块大头巾，一双长筒靴，独自一个人去牛奶站打奶。作为一个刚到北方的南方人，最初，我对寒冬腊月里穿裙子这件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因为我们都已经是穿，毛裤套棉裤，棉裤套棉猴了。她为什么不仅不穿棉裤，还偏要穿裙子呢？难不成她那条裙子比裤子还暖和?然而有一次听别人嘲笑她妈，说他们是爱俏不穿棉，冻死不可怜。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苏联人大冬天穿裙子，仅仅是为了美。美和冷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美。美有那么重要吗？我对此一直不以为然。然而对这一点认识的升华是到了大学之后。在大学里，通过对美学的学习，让我才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审美观，一定是和他生活的经济条件成正比的。所以，如果一个民族既不爱干净，又不爱美。毫无疑问，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是一个落后民族。

文革开时后，不知什么时间，人们就认定他们是苏联间谍了。那时候，红卫兵会经常半夜冲进他们家打她哥哥。有两次半夜里我被隔壁哭声惊醒，看见她披头散发的躲在我妈怀里呜咽。而他们家人正二楼和红卫兵吵架。不久，我妈妈也冲到楼上和那些红卫兵争辩。那一夜，我突然发现原来那个漂亮，活泼，真诚的小姑娘，不知何时突然变得如此沉默，如此忧郁，如此痛苦。

总之，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们家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后来，我们都已经上中学复课了。可是她却只能天天呆在家里。因为她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上初中。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苏联人。我经常看见她站在二楼阳台上，目送着我们三五成群吆喝着去上学。下学后，她又只能孤独站在阳台上，目送着那些曾经的同学们三五成群的出去玩。而她在那个时期，不仅没有学上，也没有伙伴，更没有朋友。即便如此，还总有人跑到她家楼下骂她是苏修特务。对此，她只能涨红着脸辩解说，你们要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区别开来。那个时期，我常为自己无力制止这种谩骂而感到内疚。看着她站在阳台上，发呆的眼神就更觉的可伶。对于突然改变了的社会，我既不知道哪里错了，但是又能感觉到，一定是哪里错了。不然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么多人被关进了牛棚，这里自然也包括我父亲。从此，我十分厌恶那种众口一词的口诛笔伐。任何时候，当一股思潮成为了一种社会时髦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为了赶这种时髦，形成所谓的众口一词，三人为虎。

一九六九年初，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军事冲突。他们家的处境一下子变的更加困难了。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被迫留下孤单的父亲，全家迁回了苏联。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寒冬里的早上，那是一场暴雪后的早晨。窗外有一阵阵汽车轰鸣，邻居们都站在雪地里看冯格林一家人忙上忙下的搬家。原来苏联大使馆派了一辆大卡车来接他们回苏联。他们的老父亲，俯身站在二楼阳台上，目光痴呆的看着孩子们搬运行李。老人也许在想，原本团团圆圆的一家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被搞的四分五裂呢？这一次离别，也许就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死离别。我也出来站在楼下看他们搬家。只见她老父亲老泪纵横的站在二楼阳台上。儿女们则坐在卡车上，强忍着泪水向老父亲挥手告别。当我看见冯格林穿着一件皮大衣向父亲告别时，一丝悲伤的目光从我这边扫过。我的心咯噔一下子，似乎已经意识到，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当卡车轰叫着消失在视线中的时候，老人依旧在凛冽的北风中注视着车去的远方。雪地上，被卡车压出来的两道黑色车辙，是那么刺眼的向远方延伸。我们同学一场的友谊，也随着那两道刺眼地的车辙被碾压的粉碎了。内心不免有些伤感。那一刻，我内心的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

他们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也曾经和我们一起带着红领巾，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怎么闹来闹去就突然变成了苏联特务了呢？不就是因为他们长的像苏联人吗?可是这能有什么办法呢？对此，我们一定欠他们一个愧疚。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愧疚，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愧疚。

几个月后，她的老父亲孤独的死在了家里，直到第三天才被人们发现。从那一刻起，我就认定冯格林这个名字，也许就只能永远的封存在我的记忆里了。

十九年后，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听同学说她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北京来给父亲扫墓了。目前正住在她叔叔家。为此，我们把她们一家人接到城里住。十九年后我们又见面了。1969年我们离别的时候，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十九年后再见面，我们已经都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了。

话题自然就聊到过去那些往事。她说，她是十年后才知道，父亲是在他们走后不久就去世的。但是，令她最不能接受的是，她父亲竟然是在家里死了三天后才被发现。她为了这件事，一生都良心受到折磨。她曾多次抱怨母亲，不该把父亲单独留在中国。然而每次当她抱怨的时候，母亲都静静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任她们哭诉。从那以后，她就对自己发誓；这辈子她一定要带全家人到北京站在父亲坟前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把这些年来对父亲的思念，愧疚，憋屈 ，统统告诉他。让他原谅女儿的无知，无奈。因为她作为父亲最疼爱的宝贝疙瘩，竟然未能在父亲生前见到最后一面。这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

随着中苏关系1989年缓和后，她就开始三番五次的递交探亲申请。一直等到第三年才最终获得批准。一眨眼，距离她离开北京已经整整十九年了。这是十九年，是她内心天天受煎熬的十九年。

雅库次克的城市景色

听完她的叙述，看着她泛红的眼睛。我以为她故事就此完结了。然而，后来她才告诉我。其实她回到苏联后日子过得更艰难。一家五口人被安排在了远东五个城市的五个家庭里。其实就是被监视起来了。原因也很简单，苏联政府怀疑他们是中国间谍。这样的结局，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来说，造成的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她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中国，她是一个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读完的人。回到苏联，她已经是一个十五岁的大姑娘了。而这时的她，却连一天初中都没有读过。而苏联的教育水平却又很高。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去跳芭蕾舞。因为在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你只要能从一个学校毕业，就至少会有一份正式职业。芭蕾舞学校毕业后，她就进了雅库次克芭蕾舞团。在芭蕾舞团跳了两年，她就忙着结婚生子了。她丈夫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叫瓦西里。结婚后她生了两个孩子。这次到北京，她把两个孩子都带来了。为的就是让她父亲能看到，她如今的幸福生活。

在苏联只要妇女怀孕就可以休息了。孩子出生后，母亲可以两年不上班，工资照发。孩子出生后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毕业。所有学费，医疗费都由国家负责。在这次出国前，她又检查出怀孕了。所以回去后，她还可以继续休息三年。当她看到我对她不停的生育有些疑惑时，她告诉我。她的理想就是像她母亲一样生五个孩子。这样她就可以当英雄母亲了。对此我不仅感慨，她作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她的理想不是如何出人头地，事业有成。而是如此的现实，这也能称之为理想吗？然而从她的半生经历来看，她一直就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跳芭蕾她毕竟是半路出家。在苏联，芭蕾舞这门艺术是世界顶级的艺术。想出人头地谈何容易。所以，她选择当英雄妈妈不是更实惠吗。

尽管她在文革中，小小年纪就遭遇了许多磨难，但是她从不愿多提。因为在她看来，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事，并不是社会的责任，而仅仅是自己倒霉。说出来只能丑化自己。这是苏联人和中国人在思维上的极大不同。中国人会把自己经历的那些磨难，归结于社会不公。是社会伤害了自己。却很少会有人把它归结为自己的命不好。

有时候我看着她，在儿女的吵闹，哭诉，欢乐里，和风细雨的和孩子讲道理，脸上带着各种丰富的表情。这时我就想，这真的是一个合格母亲!

我有时望着她消瘦的背影在想，她到底是属于特别坚强的人呢？还是属于特别认命的人呢？她这个瘦弱的身子为什么经受过那么多磨难，却依旧那么挺拔？这得需要多强大的内心才能支撑的起来啊!也许俄罗斯人信仰的东正教圣母玛利亚才是她坚强的精神来源。

芭蕾舞的小学员

我们第二次见面，已经到了九三年初春了。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不叫苏联了，改名叫俄罗斯了。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使得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动荡中。尽管她没有再提她的英雄母亲梦，但是我看来她的英雄母亲梦已经破灭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她这次来北京，是带丈夫来中关村买计算机的。因为苏联解体后，他们也都脱离体制，变成个体户了。她丈夫是学计算机的，靠山吃山，只能靠计算机来养活家庭。我不懂计算机，只好拜托一个搞计算机的朋友，带他们去中关村的四通公司看看。

这一次，她的二女儿也已经出生了。她是带着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一起来北京的。谈到今后的打算，她说她已经拿到俄罗斯颁发的导游证了。并且已经带过一个台湾旅行团了。今后她主要会在中俄两地之间做导游了。这次回到哈尔滨，就先不回雅库次克。要在哈尔滨给一家纺织品公司当一个星期翻译。当时中俄边贸正红火，到处都缺俄文翻译。因为以前学俄文的人，文革中都改学英文了。所以，没有几个够资格当翻译的。

我突然觉得她的生命力真的很旺盛。每一次的人生转折点，都能准确地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驯鹿的季节

那年年底，我正好去哈尔滨开个会。晚上，我突然有种感觉，她有可能在哈尔滨，于是就按照她上次给我留的电话，和她的客户哈尔滨纺织品公司老板电话联系一下。经过一番艰难沟通才搞清楚，她回苏联后，就已经不叫冯格林了，而叫某某某诺娃。叫她冯格林的只有我们这些老同学。那个老板说，她昨天刚入住马帝尔宾馆。我随后与她通话才知道，他儿子得了一种难治的病，前一段带他去杭州看病。不想在杭州钱包又被偷了，所以不得不赶快回来 我问她怎么买的飞机票？她说她是和沈阳飞杭州机长说好的，搭机，不要钱。我有点不相信。随即赶到宾馆。想帮她渡过难关。到了那里她告我，明天一个俄罗斯团来谈纺织品易货贸易。她是翻译。每小时十二美元，吃住行全包这次大概要谈十天。她还告我，沈阳飞杭州的伊尔86飞机，就是她当的翻译。中国用湿租法从俄罗斯租来的，所以她和机组比较熟。这一下我才意识到，面前这位老同学，已经不再是旅行社那种苦力导游了，而是易货贸易的谈判专家了。在黑龙江边贸谈判中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这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乌克兰战火纷飞中的妇女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2004年，她来接儿子回俄罗斯。她为了让儿子学中文，把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但是，她儿子受他爸爸的影响，执意要回去学计算机。她没有办法，她只好随儿子心愿。走的时候她说，她下一步打算和丈夫一起回乌克兰居住。因为雅库次克在北极圈内实在太冷。孩子们也长大了，该走向自己的职业了。乌克兰那边是欧洲粮仓，就业机会也多。最关键乌克兰那边有她的婆婆公公，还有一个大家庭。这样一大家人生活在在一起，也能让公婆安享晚年。

然而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亲兄弟会大打出手。依据今天形势看来，她现在很可能又不得不变成乌克兰人了。

人生有些变化是自己能掌控的，有些变化却身不由己。谁能猜透她的内心，对中国，对苏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会有一种怎样的情怀呢？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回顾她的命运，我至今只想问一句，你在他乡还好吗？

为了真理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