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旧址

山川行旅（陈宏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令，由南京飞抵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史称“芷江受降”。

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位于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城郊七里桥，旧址主要包括抗日胜利受降纪念坊、中国战区受降旧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受降纪念馆。2005年11月，旧址被中宣部公布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芷江受降纪念坊
为纪念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国民政府于1945年8月在中国战区总受降地—— 芷江修建抗日胜利受降纪念坊，1947年2月22日落成。这是华夏大地仅有的一座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原坊建于1947年8月，但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66年10月，现在看到的这座受降坊是1985年9月重新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受降纪念坊朝东修建，意味着日本是从东向我国投降。

“受降纪念坊”为四柱三拱门血字型牌坊建筑，通高8.5米，全宽10.64米，中拱宽3米，门洞高3.5米，坊基为水泥筑石墩，上砌四方形砖柱。其 “血”字造形，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华民族取得全面胜利，是用3500万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告诫人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二是“血”字形石坊作为一座警世碑，时时警示我们不要忘记历史。
　　坊上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的题词、题联共12幅，以及“芷江受降纪念坊记”223字铭文。

坊的正面中门上端为蒋介石题写的“震古铄今”4个大字。其下“受降纪念坊”5字，系时任芷江县县长杨化育所题。于右任和孙科所题的东、西额联为：“布昭神武”与“武德长昭”。中柱题联为蒋介石所写：“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侧柱题联为李宗仁所写：“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坐落在受降坊广场右侧的巨型石碑——让和平永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受降碑记

从受降纪念坊向北行数十余米，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原系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第十四中队的营房，建成于1938年，为横条状黑鱼鳞板双层木结构平房。

　　受降堂即受降会址。会场按当年原貌陈列，会堂桌椅、沙发均为珍贵历史文物。这间屋子里陈列的桌椅等均属原物，刻有“参加受降典礼纪念”字样，均属国家一级文物。1945年8月21日，中国政府在这间不足120平方米的小木房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本政府受降典礼。中堂壁上部对称悬挂着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两侧楹联为孙中山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横批是“天下为公”。在孙中山先生遗像下，贴的是“总理遗嘱”、“青年守则十二条”、“军人读训”。
　　正对面的是中方受降代表席，从右至左分别为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和美军作战部参谋长柏得诺准将。两旁的代表席分别为各个方面军的司令长官和行政院顾问团成员卢汉、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杜聿明、廖耀湘、张雪中、吴奇伟。下方中间的为日本投降代表、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右边为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和译员中村辰男，左边为前川少佐

后面为中外记者席。后墙上挂的是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下方的V字表示胜利。当时这张记者席桌上放了打字机、摄像机等供新闻记者使用。

由著名旅美画家钱德湘（钱德湘出生于中国湖南芷江）创作的巨幅油画《芷江受降》，这幅巨型油画高3米，长7米，是我国继《重庆大轰炸》之后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第二幅大型油画，现珍藏在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内。油画用写实手法，真实再现了1945年8月21日，日本军方代表在芷江向中国投降的场景。

珍贵历史旧照——芷江受降仪式的历史瞬间：1945年8月21日至9月8日，震惊中外的日本投降典礼（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4月迁来芷江，何应钦曾在这里多次主持召开中国陆军重大高级军事会议，并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抗日战争最后一战——湘西会战。同年8月，何在这里部署研究了中国战区芷江受降事宜。此外，这里还陈列有中华民国地图，房中陈列的桌椅、沙发等均为原物。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芷江期间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何应钦在1945年担任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1945年8月19日至9月8日，他在此处理中国战区受降事宜20天，签发了载有关于日本投降详细规定命令的备忘录24份，收受处理了蒋介石、冷欣及冈村宁次等人来往的电函40余份，确定了日本投降各项具体条款，受降签字时间、地点，完成了接收日军投降全部实质性工作。室内陈列的桌、椅、沙发等均属原物。

与受降旧址遥遥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馆名是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纪念馆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而建，面积为1500平方米。整个纪念馆的基调为紫红色，四根深红色圆柱直冲馆顶，象征4万万中国同胞甘洒热血抗击日寇。中央大厅高l7米，顶天立地，恰似中流砥柱。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以史为鉴，永远牢记抗日历史 永恒珍爱世界和平。

“烽火八年起卢沟，受降一日落芷江”。

芷江受降标志着侵华日军开始同中国政府接触讨论投降的具体细节。随后的9月9日，中国战区范围内的侵华日军在南京正式无条件投降。作为日本向中国乞降的地点，芷江因此声名远播。

芷江侗族自治县湘西，地处武陵山系南麓，云贵高原东部余脉延伸地带。县城所在地芷江镇距怀化市仅39公里。芷江扼守湖南西大门，位于湘黔渝交界的咽喉地带，历来为军事要地，素有“滇黔门户、黔楚咽喉”之称。1934年，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国防建设中，就极力主张“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空军基地宜设在云南昆明，战时大本营宜设在湘西芷江、洪江一带”。
选在芷江这个小城商定投降的具体部署和细节的原因，一是芷江拥有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当时远东第二大军用机场——芷江机场。二是芷江是抗战时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驻扎有大量军事机构、精英部队和最先进的空军部队。三是芷江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湘西会战（即芷江保卫战）的战略总部，可以打击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所以，历史的荣光就降临到了这座湘西小城。

芷江县城——碧绿起伏的丘陵，舞水河缠绕着县城，小城处于盆地中

芷江县城的民族广场上的万和鼓楼
芷江是一个侗族自治县，鼓楼则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它是侗族人集中议事和娱乐的场所。在城市中修建鼓楼，虽然显得有点突兀，但也不失之作为侗人聚居地的标志。

龙津风雨桥
桥本建于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也是商贾游客往来云集最繁华的地方，史称“三楚西南第一桥”。后被毁。20世纪九十年代龙津桥再次动工重修，重新修复的龙津风雨桥全长146.7米，宽12.2米，曾被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大世界吉尼斯世界之最——世界上最长的风雨桥。

桥上两侧是各种商铺摊点，逢假日，桥内人满为患熙熙攘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