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酱猪脚

桃之妖

我一直觉得孤独这个词，如果赋予悲情色彩，挺矫情的。

如果说我自己有什么跟“孤独”相关的经历，那就是我曾经也勉强算是“留守儿童”。父母做小生意，每天披星戴月。于是在我刚满周岁的时候，就被送上了去往上海的列车，通向我姑妈的家。

余姚路的弄堂，在我的记忆里，几乎就是我童年的全部了，可能是性格的关系吧，我并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陪伴我的，就是酱猪脚、油墩子、狮子头、排骨年糕、油面筋塞肉等等这些好吃的。

从小我最常做的，就是从姑妈一溜烟地跑出，一手拿着姑妈做的酱猪脚，另一手捏着彩色粉笔，从弄堂这头跑到那头，满头大汗地一边往嘴里送猪脚，一边在墙上涂写。写着写着，顺序就发生了颠倒：猪脚涂在了墙上，粉笔送进了嘴里。接着，身后那条狭小而窄长的弄堂，尽头处飘出香味的窗户是姑妈家——姑妈走出门口，在我背后，用方圆几十米都能听到的、近乎呵斥的嗓音叫我的名字，催我回去吃饭。

当时的我还有两个朋友，就是姑妈养的猫和狗，姑妈爱猫爱狗，我如今特别喜欢猫狗，应该就是受到了姑妈的影响。每天姑妈买完菜，给猪脚拔毛就需要一下午。我经常蹲在她的身边，看不了多久就无趣了，跑去追着我家猫狗玩，满屋子鸡飞狗跳。那只猫很喜欢我，午睡时会偷偷钻我脚边，平时还经常送我“礼物”。有一次我穿鞋，穿到一半觉得鞋里面有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只吃到一半的死老鼠……当时我是怎么“炸毛”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大叫着姑妈。由于刺激太深，阴影太大，导致如今我40多岁，看到电视里的老鼠都要闭眼。

那只猫叫咪咪，那时候全弄堂的猫好像都叫咪咪。它在姑妈家生活了好多年，后来从某一天开始，它突然不见了。那之后，每到饭点，姑妈仍会边敲着猫饭盆边对着屋顶叫“咪咪”，而我都会偷偷地期盼咪咪再次出现。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年。即使知道追不回，哪怕无用功也仍然执着，这就是我姑妈对待世界的方式。

学龄前，虽然一个人的时光占了我多数的记忆，但我还挺自得其乐，并没有“孤独”的实感，比起我，也许我的父母才更孤独。有一回我妈来上海看我，太久没见到父母，我有点儿陌生了，喊了她一声阿姨。后来听姑妈说，我妈为这事偷偷掉了好久的眼泪。

开始上学，由于户口问题，我在这个城市读书的状态就是“借读”，既然是借，当然就需要付“租金”。那时候上海的小学一年的学杂费我记得是四十几块，而我还需要付一年一千多块的借读费。但我并没有因此得到“优待”。

我作为一个身高并不高的孩子，却被安排在了教室最后排，没有同桌。而我自己并不在意，就算看不见黑板，毕竟坐在最后一排是多数学生的梦想，无比自由。可直到有一回，上课发教材，少了一份，而原本已经传到我手中的一本，老师特意上前从我手上拿走，没有任何解释地放到了另一个也坐在最末排没能领到教材的同学手中。

我其实并没有很想要那本教材，但课堂中有某些时刻，教室会安静下来，大家都低头看着教材写着什么，无所事事的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我握着笔，低头假装盯着桌上的作业本，作业本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学号，我突然感觉非常难受，想要涂掉那个学号。我觉得在这个班里，根本不需要有这个号码存在。

那是我当时认为自己最孤独的一段时间。小学语文有篇叫《蝙蝠》的文章，动物们认为蝙蝠是鸟，而鸟们又认为蝙蝠是动物，我读了很多遍，觉得自己很像那只蝙蝠。在上海不被学校老师接纳，去父母那边时，也被那里的小伙伴排挤为“上海来的娇气小孩”。隐隐地，开始有些想法在心里作祟，“既然如此，那干脆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好了。”好像只有对这些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才不至于让自己输得很难看。

于是，在学校，我营造着自己“酷酷的什么都不在乎的”形象；回到家，又会因为那些“其实在乎”的事，躲到家里的阁楼上一个人看书写字，顺着阁楼的老虎窗爬到屋顶，躺在瓦片上看着飞过的鸽子，跟自己对话。

回忆起来，姑妈也试图理解过我，但鸿沟之所以是鸿沟，并不会那么容易克服。她每天从阁楼上呵斥着把我抓出来吃饭，饭桌上执着地说着重复的话，就像她每天执着地敲着猫碗，呼唤不会再回家的咪咪。

多年后我回到上海，当年的余姚路早就变了模样，成了市中心最昂贵的地段，那条弄堂也早已拆迁没了踪迹。回不去那里，于是我做了一块余姚路的路牌，竖在我长春住处的门口。那天一位大爷经过，嘟囔着说：“搞什么搞，上海余姚路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不会忘记，在那里度过的一段有些孤独却珍贵的日子。那曾被我不小心涂在弄堂墙上的酱猪脚，外皮的毛一根根去除得很干净，酱油色饱满润泽，骨头连着肉筋的部分最美味，啃完后手黏黏的，洗了手还有余味够我嗅一下午。第二天吃午饭，姑妈会拿出前一晚装酱猪脚的冰碗，用勺子把猪蹄冻码在我的碗里，我喜欢看着它随着白气丝丝融化在热米饭里，再大口开吃，那是世上最美妙的滋味。

我曾不停地重复做着一个简短而真实的梦，自己再次走过那条狭长的弄堂，墙上仍是我的涂鸦，尽头仍是我的家。但那扇老窗户，再也没有香气飘出了。

姑妈再也不会在门口等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