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母亲

程克山

　　父亲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四五十年了。一直以来总想写点东西作对父母亲的记念，但总感到自己水平不够，怕写不好伤害了他们，就迟迟没有动笔。现在我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再不写就来不及了，而且不把我所知道的父母的一些事情写下来留给后人，也是对父母的不敬和愧疚。所以才下了决心追忆父母。

回忆父母，是件很快乐又伤感的事情。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有归途。
我的父亲程殿鉷，山东章丘侯家庄人，生于1898年11月27日（阴历十月十四，属狗），于1975年2月24日（阴历正月二十四日）病故，终年77岁。父亲是个忠厚老实人，没什么文化但聪慧精明，没上过学，不识字，但会打算盘。父亲是个铁匠，打铁技艺高超，在一个三人红炉队里，总是掌钳的。

章丘是铁匠之乡。自古有三多：打鉄师傅多、出门商人多、中药店铺多。穷乡僻壤是铁匠的滋生地。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拜师学会了铁匠技艺。在本地为乡亲打制些农具炊具，挣点小钱。

后来为了能多挣些钱，父亲就张罗外岀打行炉（也叫打跑铁）。三人组成一个红炉班，走庄串巷打跑铁。他们推辆独轮车，车上装有铁砧、风箱、铁锤、钳子及铺盖卷等，串走各庄，飘泊流浪。有生意就住下，支炉打铁；无生意就走人，再奔下一个庄子。打行炉居无定所，干活脏累，挣钱很少。

有民谣说，“二把车子三张嘴，一箱、一砧、一手锤，早行鲁中胡山下，晚宿蒙岭料石堆⋯⋯”，“早打锄板午打镢，汗洗衣衫溻半截；夏打镰刀秋打筢，累得腰酸脊背驼；后㫾开工不掌灯，省下油钱买窝窝⋯⋯”。这就是当时铁匠打行炉生活的真实写照。

他们外出，一走就是几个月、一年甚至两年，才能回家。有首歌谣唱道，“有女不嫁打铁郎，成年累月守空房；正月初三打跑铁，岀门带的狗干粮；走了一载无音信，愁得媳妇挂寒霜；离家两年不捎钱，家中老少炊断粮⋯⋯”解放前的铁匠生涯，就是一部辛酸血泪史。父亲经过苦苦努力仍不能支撑一家人温饱的情况下，决心去闯关东了。

我的母亲姜玉蓉，是位善良宽厚的农家妇女。生于1906年，属马。1968年9月15日（阴历闰七月二十三日）因患癌症去世，终年62岁。母亲年轻时非常漂亮。嫁给父亲后，便成了家里持家能手。

母亲人虽瘦弱，但家务活样样精通。会纺纱织布，会做衣做鞋，会腌咸菜做豆腐，会做各种饭食。尤其母亲摊刮煎饼是拿手好活。我特别喜欢吃母亲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又薄又脆煎饼，特香甜。母亲跟随父亲，一生恩爱，夫唱妇随。

　　这是俺爹俺娘

　　这是一组章丘铁匠的照片

　　父亲一伙铁匠闯关东，终于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占住了脚。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盖起了房子，开了个铁匠铺，取名“大成炉”。海伦是个农业县，农民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全是肥沃的黑土地，是个大粮仓，所以对农具的需求量很大。

大成炉的生意逐渐好起来后，父亲就返回老家把母亲和我接去海伦。这大约是在1943年我5岁的时候。那时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去海伦的路途非常坎坷，很不太平。我模糊记得在大虎山车站转车时，不知什么原因父亲还挨了日本鬼子一顿毒打。我和母亲非常害怕。经过半个多月的流离顛簸，总算到了海伦县城。

父母亲住在大成炉门脸房大炉后面的一隔间里。我与其他铁匠师傳住在后院另一间带有厨房的屋里，我们就睡在很长的火炕上。后院还有一个用木料围起来的栅栏，里边放有打铁用的钢铁原料、媒、柴火等杂物。栅栏里还有个养猪的猪圈，养了两口猪。

父亲每天早上卸下门板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生炉打制农具，如镰刀、锄板、鐝头、铁锨等，也打造菜刀等炊具，还有马掌、牛掌等。东北天冷，牛马蹄子冬天是要钉掌的，防止打滑。父亲还经常接待牵着牛、马来钉掌的顾客。母亲就帮着做饭，干些杂活，还为炉上的师傅缝缝补补。

父亲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大成炉在海伦就小有名气了。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去集市上摆摊卖菜刀、镰刀等炊具和农具，老乡在集上转来转去，专挑刀上有“程”字钢印的买，说大成炉的刀钢好、锋快。我们带去的菜刀、镰刀很快就卖完了。

我6岁的时候就上学读书了。父亲把我送到当地一所小学念书，接送几次后就让我自己上下学了，好在学校离家不远。不过我心里还是很害怕的，路上人多，还经过一个小市场。有一次我被小牛撞倒了，被好心人扶起来后就哭了，幸亏没伤着。放学回家后我给父母亲说了，他们很心痛。后来我明白了，这是父亲培养我独立生活能力。

我在学校学习很好，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父母亲可高兴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海伦县城就解放了。海伦县在抗战期间就是东北抗联的指挥基地之一。

这是在海伦县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中是母亲和我、二弟克岳。

　　1947底老家山东章丘解放了，开始了土地改革。老家捎来信问我父母，你们还回不回来？回来可以分地分房，不回来就没份了。父母亲商量后决定返回老家，叶落归根。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安排，父亲就把大成炉交给了我二哥程克家（我二大爷的长子）暂时管理。父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三人，于1948年返回了老家章丘侯家庄。

记得那时我10岁，二弟克岳7岁，三弟克岭4岁。在土改中，我家划为中农，分配到了土地和房子。原本我父亲与大爷、二大爷是一家人，后来就分家了。父亲把我们安顿好了后，就又去了海伦，处理大成炉的一些后续事宜。

家里母亲就成了我们的顶梁柱。既要照料我们兄弟仨，又要打理地里的庄稼。母亲非常能干，又能吃苦，撑起这个家是多么不容易啊！

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和她去北坡的地里种玉米。母亲在前面刨坑，我在后面往坑里撒两粒种子，再用脚驱土把种子埋起来。干着干着，我看见母亲冒汗了，就说：“娘，让我刨坑吧！”娘不让，说：“你刨不匀。”就这样，把五亩地种完了，母亲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我心痛母亲啊！母亲不让我干重活，生怕累着孩子。母亲的爱柔柔如水，轻轻如烟，深沉如海，恩重如山。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

父亲处理完海伦的事情后，回到家里。他也累了，不再打铁了，当起了农民。他翻盖了东屋，说是准备给长山（我小名）取媳妇往，又把南屋西屋的屋顶更换了新麦桔。在种地方面，也是行家好手，把家里北坡的园地和南坡的旱地都耕种的井井有条。

我回来后，在侯家庄小学继续读书。念完初小，又到明水镇去念高小（五六年级）。那时去明水要走八里路的羊肠小道，父母就让我带干粮去住校。

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母亲就给摊好够吃一周的煎饼，叠好包在干净的包袱皮儿里。菜就是家里腌的萝卜咸菜，有时还带点芝麻盐。为了让我好吃的好点，母亲就把咸菜切成条，用油、葱花炒一炒，很香。当时，食用油很金贵，父母都舍不得吃，留着给我炒咸菜。

　　这是一组章丘农村摊煎饼的照片。

　　高小毕业后，父母决定让我去济南念书。经老师推荐，报考了济南一中。考试前，父亲领我去了济南，住在本庄一位乡亲的货栈里，他是做水果批发生意的，人很热情。

济南一中是山东省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名校，报考的人很多，很难考。在父亲的鼓励下，我满怀信心的参加了考试。考完后，回家等候通知。

记得有一天，我和父亲正在北坡地里干活，弟弟手里拿着一封信，高兴地跑来，大声喊：“哥，济南来信了，你考上一中了。”我接过信来看，果然是录取通知书。父亲赶紧让我把信念了一遍，兴奋地说：“你爹我一辈子没念过书，吃了不少苦头，爹一定供你上学。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会比你爹有岀息⋯⋯”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今生理想中自我实现再来一次的最后机会。父母常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宁肯自己吃苦受累。

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父母亲开始忙碌为我准备行装了。父亲赶集为我买要带的日用品，如脸盆、水杯、毛巾等。母亲给我做了新被褥、新衣服、新鞋子、新布袜子等等。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父母之爱，水不能溺，火不能灭。

就这样，我身负父母亲和家人的重托，开始了赴济南的求学之路。那时我刚13岁。在济南一中，学校给我评了每月5元的助学金，住校，吃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家里每学期让我带上十几块钱，我节省着点也够花了。

我学习非常努力，每学期的成绩单都让父母很满意。我多次在学校全校大会上，受到校长的表扬和奖励。当我把奖状拿回家时，父母亲可高兴了！就把奖状贴在屋里的墙上。

初中快毕业了，父亲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考铁路中专，管吃管住，不收学费还分配工作，这样可减轻家里负担。父母同意我的想法。父亲说，家里没有什么进项，光靠卖粮供你上学，确实负担很重，何况还有你弟弟妹妹也要上学。上中专不花钱还给分配工作，这很好。

班主任夏广洲老师却动员我上高中，他说，你学习好，学校保送你上本校高中。我给夏老师说了我家经济困难的情况，准备报考铁路中专。夏老师表示理解，说，铁路学校难考，但我相信你能考上，祝你成功！

在济南铁路机械学校学习了三年，于1958年毕业，我与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分配到乌鲁木齐新疆铁道学院工作。

父母亲没想到，儿子一下子被分配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当时连火车都不通啊。心情很复杂。高兴的是，儿子干铁路了，有了铁饭碗；担心的是，太远了，还能常回家吗？那时全国都在大跃进，新疆也要修铁路，急需人才。而我们当时是抱着“听党召唤，服从分配”、“青年人志在四方”、“支援大西北”的理想，自愿去远方的。

这是我在明水上高小时与同学合影。

　　这是在济南一中初中毕业时与同学合影。

　　这是在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毕业时与同学合影。

　　要离家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父母的心头也是沉沉的，虽然他们一如即往的默默地准备着我去远方的行装，但那种不舍的心情依然挂在脸上。而我将一个人带着近二十年的亲情、友情、乡情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重新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之前的都成了回忆。似乎你从来没来过，又或是你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带走的是两位老人心上的那根线，长长远远的，放到了你去工作的地方后来来回回地扯动着。

在济南求学6年，虽然也离开了父母，但毕竟离家很近，只有40多公里。一年可回家多次，好象不曾离家，父母就在身旁。而这次，要去四千公里远的边疆工作，何时才能再回家看望父母，竟成了未知数。

分别的日子到了，父母亲千嘱咐万叮咛：“要常往家里捎信”、“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不要想家”、“家里还有你兄弟妹妹，我们身体也还硬实，你放心吧！”⋯⋯父母送我到庄头，嘱咐的话语说不完。

要走了，我回望年已60岁的父亲和52岁的母亲，目光里满是未曾落下的泪水，我是怎样眷眷不舍，但又不得不踏上人生的征途。

经北京转车，坐了两天的火车，又坐了三天的汽车，几经辗转，总算到达了乌鲁木齐。我被分配到刚从天水搬迁又扩建戴帽的新疆铁道学院工作。学校每年都有寒暑假，而且铁路职工还有探亲票，坐火车不花钱。

报到后，学校就让我们去天山深处大炼钢铁，一干几个月，没给家里写信。父母没有我的消息，非常着急和挂念，还发了电报询问。直到我回学校，才看到家里的来信和电报，急忙回信报了平安。到放假时，我开了免票高高兴兴的回家看望父母，但是等待我的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在我离家去新疆后不久，二弟克岳突发急病去世，这对父母对全家是多么巨大的打击啊！父母亲自己忍受痛苦，却不让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怕影响我时工作。我给二弟买了新球鞋，他是家里主要劳动力，忠厚老实，小学毕业后就跟父亲一起种地，那时已18岁了。对于二弟的早逝，我痛苦极了，大哭一场。

在新疆铁道学院（后改名乌鲁木齐铁路工程学校、机械学校）工作近八年的时间里，我每月按时给父母寄钱，每年都回家1一2次看望父母。当时实习工资36．5元，定职后每月62．5元，十几年没涨过。

1963年初，我在乌鲁木齐结了婚，随后有了孩子，这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喜悦。后来，学校从乌鲁木齐整体搬迁到兰州，我也随校到兰州铁路机械学校工作。

1968年，弟弟来信说，母亲得了重病，是癌症。我急匆匆赶回家，发现母亲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母亲躺在床上，见到我眼里泪水直往下掉。父亲对我说，你娘的病，医院也治不好了，让回家养，现在连喝水都很困难了……。弟弟让我买的葡萄糖粉，冲了开水，给娘喝了点，娘咽得非常痛苦，我暗自流泪⋯⋯。

没过多久，母亲就这样走了，带着痛苦，带着对我们的牵挂，带着对父亲的爱恋，带着对全家人的不舍，走了⋯⋯走了⋯⋯走了⋯⋯。她生养了我们四个孩子，把我们养大，操劳了一生，还没有享过什么福，就走了⋯⋯。

母亲去世后，父亲也苍老了许多。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多次教导我说，“我也老了，你们三个孩子要好好的，互相照应”，“你是老大，又在外面工作，应该好好照看你兄弟、妹妹”，“家里就你一个人出去工作了，是我把你兄弟留在家里的。家里总得有个孩子陪我们”，“你兄弟和妹妹都是好孩子，在家也不容易。你要照顾好他们，帮助你兄弟妹妹把他们的孩子拉扯大。”……

我最忘不了的是，有一次我从家里返回时，父亲送我的场景。他送我到庄头，我让他回去，他不肯，说，再往前走走。我们沿着一片玉米地里的小肠小道走着，说着，父亲嘱咐了很多话⋯⋯。我不让再送了，已经离庄很远了，他才站住，说了句“常回来看看，别担心我”扭头就走了，眼角挂着泪花⋯⋯ ，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是苍老，是无奈，是牵挂，是孤独，或许是美好是期望⋯⋯，我的眼里涌出泪水。

1975年父亲也走了，去天堂找母亲去了⋯⋯。

父亲去世后，我继续给家里寄钱。除了履行父亲生前的嘱托，我非常感激弟弟克岭及弟媳文兰，近二十年来对父母亲的照料和陪伴，替我在父母跟前尽了孝道。

这是1959年6月14日在章丘明水拍的全家福。

　　这是我们兄妹三人的照片。

　　这是我和兄弟克岭于1960年7月在济南的合影。当时弟弟正在济南读中学。

　　这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我回家时与兄弟克岭、弟妹文兰、妹妹克凤及侄儿程建的合影。（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

　　二十年来，我每次回家看望父母，都是一场相聚欢乐后的离别。父母把我养大，就是不断地目送彼此的背影渐行渐远。不变的一条小路，不变的一双背影，逐渐变老的父母在路的这头，而我在遥远的路的那头。相聚是短暂的，离别却是长远的。

离别是无言的痛，是经年的伤，是涩涩的苦，是深藏的泪。留下相逢的背影，带走对父母的牵挂，惟有绿色的邮路，传递别离的思念。在那漫长的日子里，心就像秋树，叶片无奈地飘洒一地，只把寂寞挂在枝头。

儿子感恩父母，是父母给了我身体，给了我爱，给了我做人的道理，给了我人生奋进的勇气和智慧。儿子近来常在梦里见到两老，这也许快到了我们在天堂相聚的时候了，那时我一定好好陪伴你们，再也不分离了⋯⋯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