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年华——几张老照片里的岁月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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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与徐应佩、周溶泉同志的合影

1977年春末，本人（左）与周溶泉（中）和徐应佩（右）同志合影

我之所以珍藏着这张照片，不仅是因为我们三人的合照比较少，更是因为它是我们三人多年友谊的形象记录，是我们三人互相鼓励、奋发进取的象征。

我是1973年夏认识徐应佩同志的。这一年，如皋县教育系统计划于11月份召开全县教师代表大会，为了提前做好包括起草大会报告、准备好有关单位的工作总结等，县里组织了大会材料组，我和徐应佩同志都是被选入材料组的成员。材料组第一次开会时，我并不认识他，由于还有各区的教育辅导员与会，我以为他是某区的辅导员呢，会后互相寒暄时才知道他也是老师。头一回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朴实，和善，谈吐不俗，待人热情而真诚。由于是在同一个组，所以，此后我俩除了一起工作之外，还经常一起聊天。有一天，他盛情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当时他和爱人李琪生及年幼的儿子住在南门闸桥边，居室虽然狭窄，但全家待客的热情却令我感动不已。

徐应佩同志文字功底扎实，写得一手好文章，因此，经常被县人武部等单位借用写工作总结、经验介绍和通讯报道等，这更让他积累了丰富的文秘经验，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全县教代会结束后，我被留在县教育局任秘书（后任秘书股长），徐应佩同志更是倾力相助，把他多年来所积累的各种写作经验和秘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让我很快地适应了行政部门的文秘事务，后来甚至成了县级机关公认的“一支笔”，我为一些学校和个人撰写的经验总结和先进事迹先后刊登在《新华日报》、《江苏教育》等报刊上，使之纷纷成为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这都与徐应佩同志的经验传授分不开，他是我可敬的老师和兄长（他比我年长三岁）。

　　在和应佩兄相处中，我还结識了多位他的杰出门生，焦海涛（右，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她偕爱人和孩子来看望我时合影。

　　应佩兄任教中学时的学生、全国特级教师姜汉林（右）也成了我的至交，这是他来访时和我的合影。

我和周溶泉同志相识稍迟一点。他和徐应佩同志是大学同学，当时任如皋中学语文老师。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上课生动活泼，我曾经听过他的公开课，但他当时不认识我。由于他俩关系密切，经常相聚聊天，我由此也就和他相识相知。他极善言辞，十分健谈，尽管家里孩子较多，家境较困难，但他总是乐观以对，是一位天生的“乐天派”，和他一起聊天是一种愉快的享受。

自此以后，我们三人一起聊天便成了常事，几乎是三天两日地利用业余时间相聚在一起。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他们两位在我家喝茶聊天至深夜，该休息了，溶泉的家离我家不远，而应佩已搬家至尔雅巷，离我家较远，我和溶泉就一起送他回家；三人边走边聊，慢慢走到尔雅巷头了，握手告别后，他又回过头来送我们，又是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又走了回来，于是我们不得不再次送他回去……如果是在他们那里聊天，情况也每每如此。

我们聊天的内容很广泛，而聊得最多的还是有关读书做学问方面的。他们两位涉猎广泛，读书很多，学识渊博，知识积累深厚，而且都是写作高手。应佩兄早在学生时代就在《光明日报》、《语文教学》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更是不断有各类文章在《解放军报》、《新华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溶泉兄则是经常和应佩兄一道联合署名发表文章。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的文章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发表，硕果累累。我则经常拜读他们的作品。应佩文思缜密，逻辑严谨，条分缕析，字字千钧；溶泉文思泉涌，下笔千言，行云流水，潇洒飘逸。由于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久都被评为南通大学正教授。

对于我来说，他们两位就是我的良师益友，通过不断地聊天和拜读其文章，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学到了做学问的本领。尤其是1979年，徐应佩同志又非常及时地建议我诀别是非丛生的官场，专心致志地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

从此以后，我便不断写作和发表各类文学评论尤其是《聊斋》研究文章，其间多次得到应佩兄的点拨。我的研究以及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1982年4月，省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辽同志推荐我加入省作家协会；1984年12月，应邀参加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成立大会并成为首批会员；1985年9月，应邀参加全国第二届蒲松龄学术讨论会；1987年，我被江苏省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副教授……可以这么说：我后来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多少有点建树，完全离不开他们的影响和帮助——尤其是应佩兄的指引。

　　2016年10月，是应佩兄80大寿，我写了一首七律向他致以热烈祝贺，并请书法造诣很深的姜汉林同志写成条幅送给他。

　　而今，溶泉兄因心脏病离我们而去已经12年，令我们悲痛不已；所幸应佩兄虽曾中风，但恢复很好，现在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记忆力特好，至今笔耕不辍，我和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有诗文互相切磋。挚友相交数十年直至于耄耋，幸甚！

　　五、向杨永信同志敬酒的照片

　　 

杨永信同志原是华南师范大学《语文月刊》的编辑、主编，后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社长。我和他由“文教”而“神交”，由神交而面交，终于成为如兄如弟的莫逆之交。

我是从1983年向《语文月刊》投稿开始认识他的，我的稿子每次寄去后，杨永信同志都必定要亲自回信，信中除谈对稿子的印象外，还常常问及我的身体和工作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书信往来越来越多，已不局限于有稿才写信；信上的话题也越来越广，从学术观点到家庭琐事，无所不谈。通过不断的书信往来，我感觉到我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如生活态度、为人准则和对许多事物的评价等等，我开始把他引为知己。

　　我们心心相印却从未谋面，都非常希望有一个见面的机会。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86年夏天，《语文月刊》举办首期作者笔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10位作者与会，我也在被邀者之列。见面后我们相拥在一起，激动不已，“我们终于见面了！”我俩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经过一个星期的晤谈和交流，进一步增进了我们在理想、抱负、观念和感情上的相知和理解。

　　此后，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自然更为紧密。1990年夏，他携杂志社部分同事北上江浙沪看望作者，第一站就是南京，我们再次愉快相聚。也就是在这次晤面时，他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组织上已决定调他到出版社工作。我听了，自然为他高兴，并开玩笑地问他:“如果我以后写出书来出不了，你能给我出吗？”他笑了，说:“果真有这种情况，自然责无旁贷。不过——”他转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第一，近期不行。第二，一定要保证书稿的质量。只要是真正的好书，我即使赔本也会给你出！”

他于1991年调到出版社之后，我们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书信往来；装了住宅电话后，则经常电话联系。尤其是逢年过节，都必定要互相问候，互相祝福。六七年来从未间断，但我再也没有向他提起出书的事情，以致于他以为我是无书需要出版。实际上，我或单干，或合作，已先后写了好几本杂七杂八的书，都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的，一本也没有找他，因为我想尽可能的不给他添麻烦。然而，我未能再坚持下去。1997年末，我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专著《聊斋美学》，经过向几家出版社试探，都因考虑到经济效益不佳而不想接受。《聊斋》是我学术研究的“主业”，几穷毕生精力之所为，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对我的《聊斋》研究心得做一个总结，把一点微小的成果留给后世，却难以如愿。我不想去到处碰壁，更羞于仰望冷面求人，就只有找永信了，因为他最理解我的抱负和心愿。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先是一阵惊讶，接着便毫不犹豫地说：“你立即挂号寄来。七年前说过的话，该是兑现的时候了！”他接到书稿后，先是自己审阅，然后又请了某高校一位专家审阅，在确认了拙著的价值后，他决定自任责任编辑，不惜工本，很快就把拙著出版了。

我由此深深地理解了什么叫“一诺千金”……

　《聊斋美学》约30万字，由徐应佩教授作序，1998年出版后获中南五省优秀出版读物二等奖，江苏省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此后，我们的友情愈加亲密。这些年来，他曾几次从广州专程来宁看望我，我每次也都像亲兄弟一样热烈接待他。前面那张向他敬酒的照片，就是他2007年第一次来看我时在酒席上拍摄的。它凝聚着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也体现了我对他永志在心的敬意和谢忱，所以一直珍藏着。　

　　我比永信痴长11岁，我们依年龄大小互称“仁兄”、“贤弟”，至今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朋友情而至兄弟情，人生得友如此，足矣！

　 　六、磁盘头像

　　1985年9月，我应邀出席全国第二届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会务组决定给每一个与会者赠送一只头像磁盘。由于是临时通知，大家就利用会议休息的间歇匆匆拍了头像照片。我当时虽然穿了西装，却没有打领带，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尽管如此，由于它是我从事《聊斋》研究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物件，所以我还是十分珍视它，一直陈列在寒舍的博古架上。

我是1979年开始系统研究《聊斋》的，到1985年时，已经在《明清小说研究》、《新湘评论》、《蒲松龄研究》、《雨花》等多家刊物发表数十篇研究文章。参加此次全国学术讨论会，我从同行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使我对《聊斋》的研究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此后，我除了继续发表各种研究文章，还出版了专著《聊斋美学》，2016年又汇编出版了《聊斋》研究论文选集《仙乡漫步》，参加了首届和第二届聊斋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如皋主持召开了小型《聊斋》学术座谈会（以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名义邀请和召集）。在多次的学术交流活动中，我结識了许多《聊斋》研究专家，其中有袁世硕（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山东大学教授）、张稔让（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李灵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汝梅（吉林大学教授，《新本绣像金瓶梅》出版兼校点人）、雷群明（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盛伟（蒲松龄研究杂志主编）、王清平（蒲松龄研究杂志副主编）、王林书（广东韶关大学教授）、辜美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等。

　　这是2001年参加国际第二届聊斋学术讨论会的合影。第三排中间那个看似年轻一点、穿着浅色衣服的就是笔者。

　　2006年2月，金陵晚报记者采访笔者，然后以整版篇幅报道了采访内容。这是当天该版的一部分。

　　这是应蒲松龄研究编辑部邀请，为蒲松龄诞辰375周年的题词。 

 

在近40年的《聊斋》研究岁月里，我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被《聊斋》学界视为知名学者之一，但我无论是对蒲松龄本人，抑或是对他的著作，仍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今后还需加倍努力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