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br></h3><h3><br></h3><h3><font color="#010101">这是一篇非常感人的文章,作者徐启程,原武警交通六支队纪委书记。20多年了我保存着这篇文章,怀念着故事的主人公何大勇战友。我们今天把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推荐给大家,以表达对何大勇战友的深深怀念……编者</font></h3><h3><br></h3><h3><br></h3><h1><font color="#010101">天山公路故事:《大勇的家人还好吗?》</font></h1><h5><font color="#010101">文/徐启程 图/陈邦贤等</font></h5><h3><br></h3><h3>1993年的12月19日,是个平常的日子。然而对于我却是十分的刻骨铭心。每每想起这一天,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部下何大勇以及他的家人,心底不禁深深问一声:大勇的家人还好吗? <br></h3> <div align="center"><p dir="ltr">何大勇,1979年12月入伍,来自四川省仪陇县,是我以前所在支队的一名副连长。 何大勇和朱德、张思德同一故乡,从那个山连山坡连坡,连碗口粗的树木都很难长出的贫瘠的山区里走出来,贫困的环境造就了他勤劳朴实,踏实肯干,坚韧顽强的品格,在军旅的14个年头里,他始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黄牛。在冰封雪裹的天山深处,在风沙弥漫的东疆莫贺延碛大戈壁,驾驶着推土机没明没夜地劳作,削平了高山,斩断了大川,闯过了一道道雄关险隘,压倒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在国道 312线哈密与星星峡段几百公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施工,气温高达四五十度,淡水供不上,他嘴里冒烟,鼻子冒火,眼冒金星,饥渴难耐之下,只好放出推土机里的冷却水解渴,用那充满油污和铁锈的冷却水熬稀饭充饥……他先后被国家机关党工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部队多次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技术标兵”,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荣誉。</h3><h3>
</h3><h3><br></h3></div> <h3> 1991年,何大勇由志愿兵提为干部,此时正是他的而立之年,正是他在部队可以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罪恶的病魔向他伸去了利爪。</h3><h3>1992年6月,他护送两名战士到卫生队治病,医生意外地发现何大勇的肚子怎么鼓得那么大?一查,肝腹水! 在哈密,在乌鲁木齐,部队把他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去诊治。无奈,死神还是无情地降临了。</h3><h3>1993年12月19日,在那个冰雪茫茫、周天寒彻的日子里,何大勇带着疲惫、病痛和遗憾,留下老少三代亲人,无声地走了…… </h3><h3> 部队由我负责去乌鲁木齐处理他的后事。一走进家属院,首先哭嚎连天、跌跌撞撞迎上来的是何大勇一家四口人:养母、爱人、两个儿子。俗话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夫(妇),老年丧子。何大勇此一去,把一家三代人全带入了不幸的深渊。 哭倒在我面前的是他的爱人邓志芳,一个身体瘦小、面色青黄、已哭肿了双眼的四川农家妹子,她才29岁。她 1983年与何大勇结婚,至今10年。这10年她几乎是哭着过来的。没随军时,她上有婆婆,下有两个孩子,一个农村女人,男的不在家,什么事都得自己撑着。地里干活,把孩子背在脊粱上,整天一身泥一身汗;回到家,吃喝拉撒睡,柴一把水一把,屎一把尿一把,不知有过多少艰难与酸辛。那年她来队探亲,部队正在修筑国道312线,何大勇一天到晚在工地上拼死拼活地干,早出不见太阳,回来头顶月亮,满身灰土油污,看不清鼻子眼睛,只知傻傻地一笑,露出几颗白牙。就连她探亲返乡时,何大勇还只顾在工地上推土石方,连送她到哈密车站都没顾上。她离开连队,眼泪禁不住唰唰地往外流,坐一路车她擦一路眼泪。<br></h3> <h3> 1992年她随军了,亲人团聚了,可该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了。谁知她刚到部队一个半月,何大勇就肝硬化住进了医院。一年多来,她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在护理丈夫身上。每天要早早起来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再拿着饭盒到医院给丈夫送饭,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坐公共汽车七折八倒,赶到医院也就半上午了。丈夫病重时,生活不能自理,她一口一口喂他吃饭,为他擦屎倒尿。晚上不能回家,她就在病房里用两条板凳并起来,在那硬梆梆的凳子上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为护理何大勇她也被传染上了肝炎。她与何大勇夫妻一场,结婚10年,连随军来队伺候他的时间加起来,夫妻团聚也不过两年的日子,而她吃的苦受的累恐怕几十年也说不完。人们都说好心人总有好报,苦尽甜会来,可如今丈夫两眼一闭走了,留下妻儿老小,留给她永远的痛苦……她那凄厉的哭声,似乎还不能倾诉她内心的痛楚,以至哽哽咽咽,啜啜泣泣,几次昏倒在地。<br></h3> <h3>“儿啊,我的儿啊!你为啥不把我也带去啊,我的命好苦啊……”哭得最凶的那是何大勇的养母。见到我,她就双手作揖,“扑嗵”跪倒在我的面前大放悲声:“我把何大勇养大,指望他给我养老送终,我没死他就先死了,我五六十岁的老婆子今后可有啥子办法呀?天哪!我的命为啥子这样苦呀……”她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把头不断地往墙上、地上、茶几上乱撞。当我去搀扶她时,我的双手也在颤抖。我年轻的臂膀虽能搀扶起她年迈孱弱的躯体,却无法支撑她那经历半个世纪磨难而今又痛失爱子的悲怆破碎的心。 是的,她的命是够苦的。她共嫁过三个男人,三个男人都相继去世。她抱养何大勇,实指望这个孩子能撑起她残年余生的天,为她养老送终。儿子当兵到部队,她就住在乡农机站依山墙而搭起的半面茅庵里,每天靠卖点茶水维持生计。她总想,儿子在部队真有出息,当了那么多“先进、模范”,转了志愿兵,提了干,等儿子转业回来,她是会安享清福的。可是,小船偏遇顶头浪,屋漏又遭连阴雨,儿子如今又先她而去。今生今世,她唯一的希望又彻底破灭了,老人的天可真的塌啦! 在何大勇的亲属中,唯独没有哭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大的8岁,小的4岁。他们幼小的心灵还不懂得死亡是怎么回事,也许还体味不到从此他们将永远失去维系他们生命的亲爱的爸爸的痛楚,他们常常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大人们哭泣,或拉着裹在头上的孝布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有时小兄弟俩还打闹嘻笑一番。这两个孩子都有病。大的得的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早就该做手术,只因凑不齐那么多钱而始终没有做成;小的患过脑膜炎,病后大脑迟钝木讷,急需进一步治疗。这些花费都寄托在爸爸的工资上,然而爸爸却再也不会拿工资回来了……可怜的孩子呵,苍天有知,也会为你们潸然落泪的。 我走进何大勇的房屋,摆在里边的是两张旧办公桌和一张饭桌,另有4只方凳。她爱人指着屋里的“摆设”说,这张饭桌是留守处给我们的,两张办公桌和方凳是团里给我们的。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家具。何大勇转志愿兵4年,提干3年,到现在我们连个黑白电视机都买不起,说了别人肯定不会信。他得病之前,把钱都寄回去养家糊口了。得病后买滋补品等花销,我们更穷了。<br></h3> <h3> 1991年元月他到北京开功模会,当时他在老家,走时没钱,借了他大哥一千块钱,至今还没还。他病到现在,我们又借了留守处 5千多块钱。我和何大勇结婚以来,他只给我买过两身衣服。现在我身上这件,一年四季都在穿,没有别的衣服替换,夏天当单衣,冬天套棉衣。今年,我实在急了,就瞒着他到连队要了点面和油,回来后他知道了,还骂了我一顿说我不该去要东西。他临死之前,想吃揪片子,家里连点好面都没有,我只好端着碗到邻居的嫂子家去借。吃了这顿揪片子,第二天,他就死了…… 面对何大勇的家境,我的心紧紧缩成一团,胸廓犹如屋外呼啸的冰雪,眼前一片凄茫。 何大勇的遗体如期火化了。按照有关规定,经多方协商,他的家属已转回四川仪陇老家进行了相应的安置。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4年已匆匆走过。何大勇的后事早已处理完毕,但我的心并没有丝毫的轻松和平静。何大勇走了,他的一切已化为一缕青烟,轻轻飘散在渺渺的碧霄,从此,他将在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永驻。而仍生活在尘世上,因他的失去便蒙受莫大损失与不幸的他的亲人们,又该怎样的生活? 4年来,那一家三代人的影像总时不时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无不勾起我深切地挂记: 大勇的母亲是否又苍老了许多?还在依山墙而搭起的半间茅庵里卖着茶水,常常依门祈望着儿子的归来吗? 大勇的爱人邓志芳,该是三十出头的年纪,那双女人的肩膀能挑得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吗? 大勇的两个儿子治病的钱可否凑齐?病都治好了吗? …… 转眼又到了冰雪苍茫的季节,到了何大勇逝世4周年的祭日。在深深忆念我的这位曾为祖国的交通事业做出过贡献的憨实的部下的同时,我禁不住在千万里之外深深问一声: 大勇的家人还好吗?<br></h3> <h3><font color="#ff8a00">永远怀念何大勇战友</font></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