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氏家谱中的申伯文化现象浅探/谢先松

谢家宝树文化

　　作者按：本人基于谢氏祖源争议写过几篇文字，通过自媒体《宝树道扬》平台跟广大谢氏宗亲分享了自己的一孔之见，引起了一些反响。鉴于原来拙作篇幅分散，所表述的内容多有重复或遗漏，这里将原来的几篇进行综合整理，以争议成因、文献解读、谢氏传承、个人见解等几个方面，粗浅的进行探讨，以期大家的批评指正。

　　谢氏的得姓来源，目前人们的共识是一个多源流的姓氏。这个同中国所有的姓氏一样，毫不例外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姓氏发展的规律。而现实中，当今的谢氏却出现了一脉独大的局面，这似乎同多源流的发展规律相悖。因此，也就同样的存在争议。

一、得姓始祖的争议成因

　　众所周知，谢氏得姓来源主要有三：一黄帝之后任姓说；二炎帝之后姜姓说；三少数民族改姓说，这里不加以赘述。之所以存在争议，个中原因主要是现今的谢氏主流，不论哪个支系，最终都归于缵公一系，形成了谢氏主流一脉独大的局面。而在缵公之后的各个支系中，绝大部分都认为谢氏源出炎帝姜姓之后，这在各支系的谱牒中均有体现。甚至很多谱系竟然杜撰或附会出从远古的炎帝一直到现在的世系脉络。

　　而在实际的中国历史中，夏商周三代的文史记载是断代的，在国家层面尚且无法还原上古的历史，我们谢氏如此完整的历史是如何来的呢？这是造成争议的一个原因。

原因之二，在中国最为古老的典籍《左传》、《世本》等史料中，均记载谢氏源出黄帝任姓之后。而在晚唐时期的《元和姓纂》和宋的《路史》中却将谢氏说成是炎帝姜姓之后。在唐以前的历史中不知是否存在这一说法，不得而知。

　　其三，《诗经.嵩高》的记载，后世理解出现的误差。对这一方面很多宗贤以及文化名人都有海量文章进行过辩论，在此不加赘述。

　　基于上述三个主要争议成因，焦点主要集中在炎帝之后姜姓说。这里，我们不谈什么商周时代的赐姓命氏制度，这个课题很深，本身存在巨大争议。我们仅仅就这一说法的本身，浅显的来分析当中存在的一些疑义。

二、炎帝之后姜姓得姓说之疑义

　　关于炎帝姜姓说的记载最早见于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在此之前的权威记载当属《左传》、战国时代的《世本》、汉王符《潜夫论》，均为黄帝之后任姓说。那么，林宝怎么就突然的在他的著作里突然说成了炎帝之后呢？难道他有比上古文献记载更为可靠的历史依据么？让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林宝及《元和姓纂》。

　　林宝，济南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唐德宗至穆宗时代，宪宗时官朝议郎、太常博士，新旧唐书中未见传记，仅在艺文志中见其姓名。据传以姓氏学见长知名，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其修撰姓氏谱牒，于元和七年（812）成书，称《元和姓纂》。林宝是个博学之人，后世援引他著作的甚多，皆因佩服他的博学。如宋代史学家郑樵作《氏族略》皆全部援引他的《元和姓纂》。可是，后世对他的《元和姓纂》却颇多诟病，就连郑樵如此推崇他的人，也讥讽他作《元和姓纂》却不知道自己林姓所出。在后来的《四库全书提要》中，更是批驳的体无完肤，说他攀援附会、颠倒时代、悖谬显然、诞妄最多。当然，林宝作《元和姓纂》也存在时代的局限，在崇尚门第观念的唐朝，也是造成他在著作中产生如此多谬讹的一个原因。毕竟《元和姓纂》有着很大的历史价值的客观存在。

我们按照历史的时间轴，将关于谢氏得姓的两种说法排列出来：
《左传》春秋末期——黄帝说：《左传.隐公十一年》载：“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据晋杜预注《左传》，诸任指任姓之后的谢、章、舒等十姓。
《世本》战国——黄帝说：《世本.氏姓篇》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
《潜夫论》汉——黄帝说：王符《潜夫论.志氏姓》“黄帝之子二十五人，班为十二：姬、酉、祁、己、胜、蔵、伾、拘、厘、姞、衣氏也。当春秋，晋有祁奚，举子荐雠，以忠直著。莒子姓己氏。夏之兴，有任奚为夏车正，以封于薛，后迁于祁，其嗣仲居薛，为汤左相。王季之妃大任，及谢、章、昌、采、祝、终、泉、毕、过、狂大氏，皆任姓也。”
《元和姓纂》唐——炎帝说：林宝《元和姓纂.卷九》载：“姜姓炎帝之胤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于谢今汝南谢城是也后失爵以国为姓焉”
《古今姓氏书辩证》南宋初——黄帝说：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十三》载：“出自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县。三代之际微不见，至诗崧髙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已失国，子孙散亡以国为氏。”
《路史》南宋——黄帝、炎帝说：罗泌《路史》卷十三载：“申伯入乡，而楚蚀其壌。宣王开元舅申伯于谢，后有宇氏、申氏、申叔氏、申鲜氏、谢氏、射氏、宇文氏、大野氏。”卷十四载：“禺阳最少，受封于任，为任姓。谢、章、舒、薛、吕、祝、终、泉、毕、过、皆任分也，后各以国令氏。”在卷二十四中援引：“欧阳修谢绛铭云：黄帝后，昔周灭之以封申伯，在南阳之宛。见诗嵩高。其地西甚广，郑公友言：谢西之九州者，二千五百家者也章，章与谢本皆任姓。”
《姓氏急就章》南宋末——黄帝说：王应麟在《姓氏急就章》中引《世本》曰：“谢国，任姓，黄帝之后。”

　　这样一来，《元和姓纂》的说法就显得非常的突兀了。而在《元和姓纂》以后的有关姓氏学典籍中，《路史》可能部分传承了《元和姓纂》，且对黄帝说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其它的均回到黄帝任姓说的观点。至于自宋以后，谢氏诸多宗支在谱牒的修撰中，均以炎帝说为主，这当中有《元和姓纂》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谢氏自身的迷信，达到了不惜假托古代先贤来为谢氏写序，如苏轼父子的序就是典型的伪作，这在后面有说明。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炎帝说的谢氏谱序当属唐末谢肇的《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而此序作于唐广明元年（880），离《元和姓纂》成书的元和七年（812）晚68年（此序疑为假托，后有论述）。因此不难看出，此序受《元和姓纂》的影响。

　　那么林宝在《元和姓纂》里，为何将谢氏得姓始祖说成是炎帝之后呢？个人以为，除了受当时门第观念影响，必须要附会出一个高贵的血统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林宝作为一个博学之人，可能是受到我们谢氏历史名人的影响，影响林宝的这个人是一代文学巨匠谢灵运。使他确定这一说法的，当然就是灵运公的《撰征赋》了，这在后面有我个人的解读。

三、与谢氏得姓关联的文献解读

1、《诗经·嵩高》解读不同导致的疑问

　　对于《诗经.嵩高》，只要是对谢氏历史稍有理解的人，不会陌生。这里再次援引原文，跟大家一起重新学习一遍。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
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
四国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缵之事。
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
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因是谢人，以作尔庸。”
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
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营。
有俶其城，寝庙既成。
既成藐藐，王锡申伯：
四牡蹻蹻，钩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车乘马。
我图尔居，莫如南土。
锡尔介圭，以作尔宝。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迈，王饯于郿。
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
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谢。
徒御啴啴，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不显申伯，
王之元舅，文武是宪。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
揉此万邦，闻于四国。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
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对于《诗经》的解读，古来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汉以前，《诗经》四大家（鲁人申培，称鲁诗；齐人辕固，称齐诗；燕人韩婴，称韩诗；赵人毛苌、毛亨夫子，称毛诗。）均各自对《诗经》的解读不同。其中，以毛诗最为著名且被广为接受。而在此之后，涌现出大批的毛诗学者，纷纷为《诗经》作注。如汉代的谢曼卿、郑玄，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朱熹等。大量的《诗经》研究著作均传承至今。谢曼卿没有著作传世。对《诗经》的相关观点，却在后世的其他学者著作中有所体现。在清初的大学者严虞敦的著作《读诗质疑》中归集最多。谢曼卿作为一个经学家，历史上在《诗经》的研究领域颇受推崇，没有他的著作存世，可能是亡佚了。但奇怪的是，严虞敦的《读诗质疑》里，关于《嵩高》的注释并未见到他的只言片语。而对于其他诗篇，到处都有“谢氏曰”的记载。

　　这里，我们不再详细解读《嵩高》，只是择要点，也就是人们认为的谢氏得姓证据的那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再次援引一些古代学者之言，来重新认识那些证据所指的真实意图。

　　首先，《读诗质疑.卷二十六》中援引了历代名家对这首诗的一致看法：“崧髙，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毋庸讳言，这首诗是歌颂周宣王的，只是借此颂扬申伯功绩而已。至于里头是否牵扯到谢氏的得姓，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其次，前面说到谢曼卿在这首诗的研究中，并未有任何言论记录。如果谢氏真的得姓如此，他不可能视而不见，必定会有所注解，后世经学家也不可能忽略他言论，肯定一样有“谢氏曰”的存在。

　　第三，《嵩高》中，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和“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这两联句子。这两联句子通常的翻译是“分封于谢地作为新都城，做好南方诸侯的榜样”和“依靠谢地的人，修好都城的城墙。”前一联的解读基本上一致，尚未见到明显的不同解读。但怎么就成了谢氏得姓的依据，恐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望文生义。而后一联的说法，恐怕就有很大的问题。依靠谢地的人修筑都城的城墙，未免过于牵强。这一句的关键就在一个字上，“庸”。有学者认为，“庸”应该解释为城墙。个人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误读。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诂》中的解释是：庸，常也，平常的意思；劳也，劳碌的意思。在《说文解字》中，庸，用也，同佣，从用从庚。实指雇佣的意思。从古迄今，汉语辞典类工具书中，没有解释为城墙一说,也不知道古代的学者这一解读从何而来。严虞敦因此在《读诗质疑》中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按照郭沫若先生的说法应该解读为：将谢地的人作你的奴仆（奴隶）。这也是主流的说法，个人浅薄的表示拥护。另外，在朱熹的《诗经集注》里，《嵩高》和《黍苗》对于“谢”（邑、城、国）的解释是，一个在南阳，一个邓州信阳军，这是让人很纠结的事情了。对于“庸”解释为“城”,而不是“城墙”，这难道是朱熹的错误么？还有就是，在《礼记.王制》里：“诸侯国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这可能就是朱熹如此注释的原因了。

　　至于《诗经》里头的另外一首《黍苗》，更是无法作为谢氏得姓的佐证。无非就是召伯营谢的又一次记载罢了。如果以《嵩高》谢氏得姓的依据，那么，同样解读《黍苗》，谢氏的得姓也可来源召伯说，岂不荒谬至极。这里援引《读诗质疑》的原文，或许能给大家一点启示：“虞敦按：此诗传笺皆以为咏召伯营谢之事，而严粲诗缉乃以二章为营谢，三章为平淮，四章以下总言营谢平淮二役。今以诗辞玩之，恐未然。首章芃芃黍苗，兴义，专主召伯。而笺云喻宣王以恩泽育养天下，亦赘说也。集注则云此宣王时之诗，与大雅崧高相表里。”
至于其它，学者大家的相关文献汗牛充栋。因此不再赘说。

2、灵运公诗赋误读造成的得姓说

　　前面说到林宝编撰《元和姓纂》，将谢氏说成姜姓申伯之后，其中有《撰征赋》的影响，在后面的解读里可见一斑。并且，还有灵运公的另一首《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也被后世拿来作为得姓来源的力证。

　　《撰征赋》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的瑰宝，是以赋为体裁的文艺作品中的巨作名篇。作者灵运公以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备受后世景仰。由于《撰征赋》篇幅很长，这里只截取开篇的一段，也是被炎帝说拿来作为证据的那一段，我们来分析一下。

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

立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

畴庸命而顺位，锡宝圭以彻疆。

历尚代而平显，降中叶以繁昌。

业服道而德徽，风行世而化扬。

投前踪以永冀，省輶质以远伤。

暌谋始于蓍蔡，违用舍于行藏。

　　这一段的关键在前四句，乍一看，似乎确实是点明祖先的出处。因此有人也认为，连灵运公这么一位伟人，都认为出自炎帝之后，难道不可信么。这也就是我认为林宝的说法是受《撰征赋》影响的原因。从字面表象上看，系烈山之洪绪，承火正之明光，似乎是在说作者是炎帝的后裔。而紧接的两句似乎又是在说明得姓于申伯。如此一来，作为博学的林宝，肯定也会迅速联想到《诗经·嵩高》了。当然这些只是猜测，缺乏证据。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今天有些人依然以此为证的根本所在。

　　迈矣夫子，允迪清芳：迈，豪放、远行、超越；夫子，古人对男子的尊称，这里有一个疑问，这个夫子是谁，如果是从弟弘元，灵运公何以对兄弟恭敬至此，于情理不合，暂且以弘元论；允迪，诚实遵循；清芳，淡雅的香味，比喻人高尚的君子德行。这句的意思是：我豪放的兄弟啊，你要诚实遵循你美好的德行。

实际上，这样的解读文义是极端错误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明白《撰征赋》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目的，这些在《撰征赋》的序里就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公元417年（东晋义熙十三年）正月，位极人臣的宋国公、相国刘裕，率师西征，直指长安。灵运公其时奉命劳军于彭城，对沿途的所见所感，在回朝以后撰写出这篇巨作。在序中，灵运公极力歌颂了刘裕的此番壮举及其丰功伟绩，同时也追忆了先祖淝水之战的功绩。一路所感所想，无不是忧国忧民希望一统中原，振兴晋室。通篇歌颂了历史上历代中兴名臣包括申伯等不世之功。阐发了他的济世情怀。

　　了解了写作背景及目的，我们再来理解这开篇四句的真正含义。

　　系烈山之洪绪——系，是；烈山，炎帝神农的别称；洪绪，世代相传的伟业，这里当指帝业，而非指后裔。这句的意思是：自炎帝以来世代相传的宏图帝业。

　　承火正之明光——承，继承；火正，传说中的火神，上古时代有火正官职，专管民事。古代的朝代更迭，阴阳家把金、木、水、火、土五行看成五德，认为历代王朝各代表一德，按照五行相克或相生的顺序，交互更替，周而复始。来印证传承的正统性。汉朝属火德，因此指代汉朝；明光，阳光，也作常明之光。这句的意思是：晋继承了汉朝的天下。这里要注意的是，肯定有很多人认为，晋朝不是继承曹魏的天下吗？实际上，晋朝是在灭了三国以后取得的政权，因此，晋室以传承汉祚为正统的说法，这在《晋书》中有所体现。《晋书.帝纪三》载：咸熙二年十一月，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于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这是一篇劝进之策，司马炎因此即皇帝位。而在西晋时期的一位大学者习凿齿，在他所著的《汉晋春秋》里，明确的提出：“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三恪论。”明确的提出蜀汉是正统，曹魏是篡逆。晋室继承的就是汉朝的正统。这在《汉晋春秋》卷一里，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立熙载于唐后，申赞事于周王——立，存在；熙载，弘扬功业；唐后，唐虞之后。申，申伯；周王，周宣王。这两句连起来的意思是：能够在唐虞之后弘扬祖宗功业的，当属申伯辅佐周宣王。

　　后面几句无非是歌颂了周宣王能够同众大臣一道，顺应天命，建树功勋，这里就不一一注解。

　　由此看来，灵运公在开篇并非是在说明自己的血统来源，而是在说明晋室传承的正统及合法性，以及对于中兴晋室的渴望。这篇赋的目的是为了称颂刘裕北伐的壮举以及功绩，因此，灵运公不可能将申伯拿来自比。他肯定申伯辅佐周宣王的功绩，是为了颂扬刘裕。就如赋的篇末一样，希望刘裕北伐胜利，肃清故土余逆，使天下一统，人民安居乐业。

这篇赋所体现出了灵运公高度的济世情怀，以及在动荡的晋末内心的矛盾和悲苦。可就是这么一片伟大的艺术巨作，却被后人误读，成了争议的推手。

　　而灵运公是《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后称《赠从弟弘元》），后人对它的解读同《撰征赋》如出一辙。下面我们一起学习一下灵运公这篇诗作的原文，因这首诗有五章，这里只截取第一章。

于穆冠族。肇自有姜。

峻极诞灵。伊源降祥。

贻厥不已。历代流光。

迈矣夫子。允迪清芳。

　　同解读《撰征赋》一样，我们首先从诗作写作的时间和背景来进行初步的了解。这首诗是灵运公在东晋义熙十一年（415），于荆州刺史刘道怜府中任咨议参军和中书郎时，写给从弟弘元的。其实，在灵运公的诗作中，有好几首是赠从弟弘元的。就在同年的十月，还写过另一首《赠从弟弘元》，可见其兄弟情谊至深。

　　隆安三年（399），晋武帝司马德宗诏令当时十五岁的灵运公承袭其祖父玄公的爵位。故而灵运公深感不已，其欲倾尽全力报效晋室的心迹，在他一生的行动以及作品中显露无遗。虽然也经历了很多坎坷，包括受到后来刘裕的猜忌，也丝毫没有改变。

灵运公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了。但仕途并非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顺利。祖上的光辉正在褪去，其对家族的振兴满怀豪情壮志。对晋室以及宗族故土（中原）强烈的怀念，甚至一直到刘宋，依然上疏建议北伐。由此，才写了这首诗，称赞和激励从弟弘元。

　　基于这一写作背景，我们再来解读这首诗。至于很多文人大家对这首诗的解读怎样，不敢妄加评论，我只从自己认知的角度，来理解这首诗的含义。

　　于穆冠族，肇自有姜：于，介词，相对、对于、在或在……方面；穆，温和、恭敬；冠族，冠，帽子、顶端、居第一，豪门冠族，此处当指皇族；肇，自、始于；这句直译的意思是：对于让人敬畏的皇族，其源于炎帝。

　　峻极诞灵，伊源降祥：峻极，形容山势陡峭。孔颖达疏：言圣人之道高大，与山相似，上极于天。诞灵，指伟大人物的诞生；伊，他、彼；源，源头。这句的意思是：（晋室）王道至伟，诞生出伟大的人物，从他的源头上开始就降下了祥瑞。

　　贻厥不已，历代流光：贻厥，贻，赠予、遗留、留下。厥，本义指石头，《荀子》载“和之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贻厥合成词组，就是留传、遗留的意思，特指传位给子孙；流光，福泽留传后世。这句的意思是：皇族帝位不断留传后世，子孙因此福泽流长。

　　从这首诗第一章可以看出，开篇的目的同样是肯定晋室。单就“贻厥不已”这句来说，指的是传位，无它解释。那么，传什么位呢；安公的宰相之位？显然不是。如果灵运公敢以此自比家族，可能不知道有多少头颅落地。更何况是一个对晋室忠心耿耿的贵族之后，绝不敢冒此叛逆天下之大不韪。最后两句当是一个转折句。赞扬和勉励从弟弘元，永远保持君子德行，服务晋室。

　　这首诗体现出的，依然还是灵运公的家国情怀。而非片面的只是体现对自己家族的追忆和兄弟之间的情感。灵运公所处的时代跟后来的南宋一样，偏寓东南半壁。作为士大夫阶层，在儒家忠君思想的支撑下，他的归宿感和使命感首先肯定来自东晋帝国。因此，他讴歌晋室，勉励从弟。

3、灵运公诗赋章句新解

　　再次读灵运公这两篇诗赋，又有一个新的指向印证了我以前的解读。一直以来，我们的祖源争议都是围绕着以申伯为中心展开的。而申伯的上溯源流里头有神农炎帝、祝融也就是火正等传说人物。这也就为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也就是晋室司马氏的得姓历史，恰恰就体现在灵运公的诗赋里。

　　司马氏是一个多源流的姓氏，而晋室司马氏包括现今主流司马氏，得姓始祖为西周宣王时期掌管军事的大臣（司马）程伯休父。这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明确的记载：“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而在《晋书·宣帝纪》里：“其（司马氏）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在这里，程伯休父的上系祖先是重黎。而在上古传说中，包括先秦时期的诸多史料记载，重黎又是五帝之一，颛顼高阳氏之后，而颛顼又是黄帝之后。那么问题来了，或许大家会说，你不是说司马氏的得姓源流在这两篇诗赋中吗？

　　个人以为，祝融是上古时期夏官火正的的官名，与大司马同义，掌管军事和民事。历史上的祝融很多，有颛顼之后祝融和炎帝之后祝融。祝融也同时被视为上古的火神。而在很多源流世系中，祝融这一官名变成了人名，出现了混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司马氏的得姓始祖程伯休父一样也可以称为火正或祝融。另外，烈山氏为神农氏的别称，这是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是，烈山氏要早于黄帝时期，这在《国语》和《左传》中均有记载。《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记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 自夏以上祀之。”《国语·鲁语上》 同样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 能殖百谷百蔬。”对于这两种说法的孰是孰非，目前尚无定论。那么，既然有另一种说法见诸史籍，也就是说，不论是黄帝还是炎帝之后，都可以视为“系烈山之洪绪”。而“承火正之明光”就更不用说了，重黎之后有祝融，炎帝之后有祝融，同为夏官火正。相信当年的灵运公博览群书，见到的史籍不会比今天的专家少。
而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有过这么一段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不能征。……而诸侯咸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一开始就说明，神农（烈山）氏是在黄帝之前就是当时天下共主。继而因黄帝轩辕氏收服炎帝、打败蚩尤，才代神农氏而登天子之位。
因此，对于《撰征赋》开始的两句也可以这样解读：自烈山氏以来世代相传的皇统帝业，传承着火神祝融的无限光辉。

　　对于灵运公的诗，明确的说“肇自有姜”，我们不妨同理解读。烈山、神农、黄帝、炎帝、祝融等等这些既然都可以在不同的史书里连成一线，我们的老祖宗不可能是神仙，能够穿越几千年的时空，去清楚的探究历史的本源。

　　这里再次重申，上古的历史是断代的，口头的传说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相当的混乱。人们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苛求见解的统一。但要本着尊重客观逻辑的角度出发，解读祖先的思想。

　　由此，个人定论：灵运公的诗赋，绝非为了说明自己的得姓来源！

四、宋以后谢氏源流在学术上的实际状况

　　前面说到《元和姓纂》在宋以后对谢氏源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实际上，很多文人巨匠都对炎帝说进行了否定质疑或避而不谈。总览我所知道的宋以后至清末民国的历史文献及家谱资料，影响至深的恐怕要属谢氏本身了。

继所谓晚唐谢肇的《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后，苏老泉以及苏轼在为谢氏家谱所作的序是认可炎帝说最有代表性的谱序了。相信很多人都见过这两篇序。而在北宋时代的名人中先后为谢氏做谱序或为谢氏名人撰写墓志或行状的人颇多，这里列举几位，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端倪。

欧阳修的《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同样确立了黄帝说：“其先出于黄帝之后，任姓之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其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以微不见，至《诗·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营谢邑以赐申伯。盖谢先以失国，其子孙散亡，以国为姓，历秦、汉、魏，益不显，至晋、宋间，谢氏出陈郡者始为盛族。”这里说谢先失国，子孙以国为姓，而非说申伯的子孙改姓谢。只是在汉魏以前不够显达。

　　相继出现的王安石的《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绛行状》中明确说：“谢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汉、魏无显者，而盛于晋、宋之间。”

　　另一位北宋名人范仲淹则更早的提出这一观点，他在《宋故太子宾客分司西京谢公神道碑铭》中，就明确的说“谢氏之先，出黄帝后。始为十姓，谢居一焉。三代以还，不显其大。至晋宋，迺为盛族。”

　　上述三人所撰写的墓志、行状以及神道碑，分别是为北宋名臣谢涛、谢绛父子所作。他们的观点一致，着重阐述谢姓所出。大约是在谢国失国后，其子孙逃散，遂以国为姓。

到了南宋，湖北安抚使彭龟年为谢氏作的谱序中更是提出了质问：“氏族之学难稽者久矣，君子必质诸世本者，以其原於周官小史著姓之说，理当可信不诬。谢氏之裔出于炎帝，则世本果安在哉？”紧接着提到申伯受封于谢，但接下来的一句可能容易误读，“子孙遂以国为氏。”很多人会认为这句是说申伯的子孙以国为姓，这是错误的。因为前一句“盖自申伯受封於谢”，盖，副词，大约的意思，“盖自申伯受封於谢，其子孙散亡，以国为氏。”意思是：大约自申伯受封于谢后，（谢国）子孙分散逃亡各地，遂以国为姓。彭龟年是南宋较有作为的官吏，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这里可以看出他治学的严谨。

　　而与彭龟年同时代的罗泌，在《路史》中先后将两种学说进行了记载，并援引了欧阳修的《谢绛墓志铭》中对谢氏得姓的说法，给于了充分的肯定。

　　另一个同时代的人物，中国理学大师朱熹，在为谢氏所作的谱序中，基于这一争议的存在，干脆就不提谢氏源流半个字。只是简单的提到：“今闻谢氏谱牒，上溯姓原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图讚以尚思也，明婚姻以尚配也，载垄向以祀安厝也。非孝之大者，尚能若是乎？是为之序。”很有敷衍的味道，但同时也是严谨的体现。

在南宋淳熙年间的又一个学者谢彀。可能是影响谢氏本身至深的一个人物。

(义历谢氏雅岗家谱序，志学公所撰，此为明成化年间义历谱收录，但上面的“元丰元年”有误）▲

　　彀公在宋朝史料中记载甚微。官职也不大，官至朝散大夫。但他在淳熙二年（1175）为江西谢氏北宋徐州通判能轩公一支所作的谱序中，就再次确立了炎帝说。

谢彀字志学，南宋进士，能轩公五世孙。他的这一谱序的影响力，是谁都无法想到的。能轩公系东晋裒公二子据公下一脉。从能轩公出生的998年至现代，其子孙逾百万之众，占到了谢氏的十分之一还多。其子孙分布范围之广，播散于陕西、河南、山东等黄河以南的各大省份。而且，在清朝乾隆年间，能轩公裔孙鏎炜公进行过一次大范围的联谱活动，范围涉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川、陕西、贵州等省份，谱局设在湖北嘉鱼的清风楼，史称“七省联谱”或“清风楼谱”。到现在，使用“清风楼谱”的更是远播江、浙，西达滇、桂。而鏎炜公所传承的正是志学公的谱系。

　　紧随彀公之后后的是南宋名臣工部尚书谢谔，他在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的一篇谱序中，甚至弄出了自申伯至三国谢缵公的世系，这也可能是谢氏上古世系研究第一人了。

谢谔公谱序，出处同上▲

　　谢谔和谢彀虽不是同一支系，谔为灵运公后裔，彀为宣远（瞻）公后裔，但同为江西人，谢谔是江西新余人，谢彀是江西安福人，两人都是同时代人物，且谢谔曾任吉州录事参军，安福为吉州（今吉安）下辖。可见，两人是有所交集的。谢氏最早到江西的人物，就是宣远公，出任过安成（今吉安）太守。严格来说，今天的吉安，过去称安成、庐陵、吉州，也算是谢氏的又一个发祥地。由此可见，谢氏得姓申伯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宋以后，元朝的混乱以及明初的征伐，关于家谱的记载就鲜见了。但在明朝，又一次出现文化发展的大潮，在此期间，最为杰出的谢氏代表谢迁，官至首辅、一品大学士。以他为首的谢氏曾在嘉靖年间组织过一次著名的修谱活动，称“泗门谢氏族谱”。具体我没见过他的谱序，也不知道他对源流的看法。但在明朝的其他史料中，一些文人学者为谢氏名人所作的墓志、行状、行实中均有大量的文献可查。

　　费宏，文渊阁大学士，成化间状元，跟谢迁一样官至内阁首辅其为谢迁撰写的墓志铭载：谢氏出于河南阳夏，太傅文靖公显于东晋，遂寓会稽。只字未提得姓之说。
何乔新，景泰五年进士，刑部侍郎。其在其《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谢一夔行状》中载：“其先本晋太傅文靖公安之裔”，只字未提得姓源流。
何三畏，明学者，绍兴推官。其在《云间志略.近峰公（谢嵦）传》中载：“其先世，晋有祭酒衡者，自信阳迁至汝宁，家于会稽之东山，为太傅安石公派人。”只字未提得姓源流。
等等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到了清初，大学者钱谦益在《二学碑集》中，有《监察御史谢府君（谢一爵）墓志铭》。也同样简单的记载：“其先出晋太傅安、宋宰相深甫。”
由此可见，宋代学术的主流对谢氏得姓之说均认可黄帝说。到明清时期，那些文人大家理所当然的知道争议的存在，干脆抛开不提。而恰恰相反的是，谢氏自身却对炎帝说非常迷信。

导致谢氏迷信炎帝说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前述中理出一条主线：《撰征赋》（误读）——《元和姓纂》（发端）——苏老泉、苏轼等谱序（假托传承）——谢氏自身传承，如谢彀谱序——《清风楼谱序》（传承、迷信）——。

这条主线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捋顺：《撰征赋》（误读）——《元和姓纂》（发端）——谢彀、谔二公谱序（迷信）——谢肇公、苏轼父子谱序（迷信，不惜假托）——《清风楼谱序》以及后世的所有炎帝论谱序（传承、迷信）。
实际上，在三纲五常盛行的时代，对于祖先的言论，作为后世子孙是不敢加以批驳的，这就是为什么谢氏自身迷信炎帝申伯说的一个原因。也只有一些他姓的学者，才敢于加以质疑和批驳，也只有在言论自由的今天，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宗族学人才敢提出质疑并加以论述。谢氏自身的迷信，带来的后果是，不惜假托古代先贤之名，将这一争议提高到更为激烈的程度。

五、炎帝说谱序中本身存在的矛盾与疑问

　　在诸多谱序中，记载炎帝裔申伯为得姓始祖的相当多，主要出现在明朝以后的谢氏谱中。宋以前的并非常见，突出的是谢肇公的《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和苏洵夫子的谱序。就是宋以前的那几篇谱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皆出自文豪大家之手，似乎可信度相当高，令后世之人不得不加以采信。
实际上，那几篇谱序本身存在的的一些问题却被忽视了。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一下这几篇谱序，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可见当初人们采信的盲从。

1、肇公序当中存在的疑问

　　《谢氏宗支避地会稽序》原文：谢氏本系，出自炎帝神农氏之嗣，逮至唐虞降世，而为四岳。至周有申伯为周宣王之元舅，丰功硕德，聿为中兴勋戚，王命于邓州之南阳筑谢城以封之，厥后子孙世仕于周，而家于封。其后或仕宦、或商贾，避迹远游，错处海内者实繁盛矣！而究其本源，同归一派，昭然可据也。如始祖讳嘉者，其先南阳人也。西汉末为水衡都尉，元始中出令南昌县，时王莽将倾汉室，避地于会稽之暨阳，遂家焉。其后有讳夷吾者，以明风角占候之术鸣于世，然其间世数不可考也。又祖讳照（煚)者，仕汉建安中尚书郎，续娶刘氏，乃东海王疆之后裔也，生子讳承，为吴武陵太守；女配吴大帝，为皇太后。承生二子，长曰崇，为阳武（扬威）将军；次曰朂，为吴郡太守，自是奕世显荣。爰及西晋祭酒公衡，又本于阳夏，永嘉不靖，来寓于始宁。至太傅安石、大元帅万石，诚江左望族矣。今及吾辈廿有余世，而昭穆无间，于世立为宗谱，以垂于子孙也，勉诸为序。
大唐广明元年冬十月吉旦 岭南客（容）管经略使嗣孙 肇志

其实，造就有很多宗贤对这篇序抱有质疑。这里不详细解读这篇序，我只指出问题之所在。

　　其一，申伯子孙仕于周，家于封。这个可以理解，皇亲贵胄，贵族嘛。却为何要避迹远游？这也有理由，或仕宦或商贾。仕宦远游这种说法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为商贾，在以农耕为主的春秋时代，商贾可并非是受世人推崇的职业。申伯的子孙身为贵族，却去做贩夫走卒，这应该是肇公的猜测吧。情理上说，子孙的迁徙播散应该是多种原因，绝非此一两种。

　　其二，“而究其本源，同归一派，昭然可据也。”这一句应该是说，自申伯以来，到谢氏避地会稽之时，其世系是清楚的。但这世系在哪呢？而后面又“然期间世数不可考”。既然自申伯得姓到谢氏避地会稽这八百年的时间里，世系都昭然可据，却在东汉两百年时间里世数不可考了。这是非常矛盾的问题。

其三，此序中描叙的谢氏人物应该属于多个源流，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一部家谱记载这些人都在一个世系中，这些让人非常疑惑。
其四，“避地会稽之暨阳”这句，当是一个硬伤所在。暨阳是一个古县名，西晋太康元年（280）置县，属毗陵郡（今常州）。到唐武德九年（626）并入江阴县，存在的历史不到350年时间，也从未隶属过会稽郡，而且会稽均在唐开元以后一度被称为越州。这一说法不知从何而来。

综上可以看出，所谓肇公的序完全是受《元和姓纂》的影响，即使是肇公本人撰写，也可能根本没有进行考证，里头很多都是推测出来的内容。

2、苏洵、苏轼父子《谢氏谱序》的真伪。

苏洵，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公元1009-1066年在世。其子苏轼、苏辙为世之文豪。唐宋八大家他父子三人均是，这大家都很熟悉。苏洵到底有没有为谢氏撰写过谱序？这是我读了《赠谢氏谱序》后的第一感觉。或者说，到底有几个版本的苏老泉《赠谢氏谱序》？或许我涉猎甚微，没见过真迹，只见过后世假托苏老泉之名的谱序。好了，姑且不论这些，我单从我见过的谱序出发，来揭开这篇谱序的真伪。

　　《赠谢氏谱序》原文：
粤稽谢氏之先，始出自周宣王之舅姜姓，受封于谢，其后以国为氏。则自三代以来，其为名世也,远矣！忠节理学，接踵辈出，天下无不知有谢氏也。秦汉之时，裂而复合，合而复涣。传至唐之太宗，奏天下谱牒，退新门进旧望，左膏梁右寒畯，合一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而谢氏首称焉。
今光禄大夫恂公为奕世之祖。自宋南迁后，子孙散处四方，有迁于建康歙州者，有迁于姑苏云间者，有迁于绍兴宁波者，有迁于江西吉安广信、南康九江者，有迁于福州建宁者，有迁广东南雄、广州者，有迁山东济南、兗州者，有迁于四川成都、保宁者，有迁于湖广者，有迁于宣城、广德者，皆出广西桂林之派也。
历传至我皇宋，父子德业焕赫，为时名宧，遂为天下右族氏也，而又有谱牒以贻后人，世臣乔木之家，而咸莫与之京焉。嗟夫！世之名世也有二，人品与家世而已。人品不足，家世猷足以振。人品与家世两无，忝于所生。谢氏子孙并皆有之，此其所以为名世也。此谢氏之谱所由作也。

眉山苏 洵老泉氏 敬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开篇说明谢氏得姓之始。但紧接着“自三代以来，其为名世，远矣”。三代，哪三代呢？夏商周三代？既然是周宣王元舅受姓，怎么就扯到三代去了呢？如果单指谢氏三代，那这三代之后成为名世（名门世家）的又是谁呢？抛开这三代不说，自东周至秦汉的历史，哪一本史书上见过谢氏的哪一位祖先成就过名门世家呢？如此不严谨的文章，难道这是苏老泉这样的一个文人大家所能写出来的么？

　　第二段就更精彩了。大家都知道，谢氏家族是在西晋末永嘉南渡到的会稽。怎么就成了自宋南迁呢？姑且就当作是记述恂公南迁吧，因为恂公在刘宋时期任过鄱阳太守。但有一个问题是，以宋为国号的有刘宋和赵宋。一般的史家在同一篇文章中表述这两个朝代，会有明确的区分。这里跟后面的“历传至我皇宋”似乎有明显的区分。但是这里的“自宋南迁后”是非常不严谨的，应该是“自刘宋南迁后”。最大的问题在“自宋南迁后”关于迁徙地的记述。这些迁徙地有：建康歙州、姑苏云间、绍兴宁波、吉安广信、南康九江、福州建宁等等。我们单纯挑两个地名进行分析，就绍兴宁波这两个地方吧。绍兴，今浙江绍兴，北宋以前称越州，而且越州这个名称是隋大业元年（605）开始的。宋高宗赵构南渡后于建炎五年（1131）改元绍兴，越州也随之改为绍兴。这在宋代是有先例的，如宋太宗太平兴国（976-984）年间，将江西的赣县、庐陵、太和部分地区合并置兴国县，将湖北的下雉改兴国军。宁波，唐时开始称明州，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避明朝讳改称宁波。还有湖广，是元朝建湖广行省以后的称谓，其它的就不赘述。由此看来，这篇序完全就是假托苏洵之名的赝品，不足采信。除非苏老泉能够穿越，或者是通晓过去未来之事的神仙。

　　再来说苏轼的谱序，很多人都有过研究，也存在同样常识性的谬误。

　　原文
谢氏始祖木本水源族谱原序山敦艮主静，然而蜿蜒迤逦，静而有动者存；水流行主动，然而澄潭亭渊，动而有静者存。心窃嗜焉。益州余生长之乡，岷山、锦江诸胜概，已勤游赏。及长，宦游所经，如赤壁、钟山，凡诸灵异者，靡不登临，穷其险怪。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得观钱塘潮汐、西湖花柳，及杭州所属名山佳水之胜。绍兴与杭接壤，尤多奇岩秀谷，急欲攀寻，以豁襟怀，因判杭未久，徒居密州。越岁余，庶政粗理，扁舟去绍，登会稽、拜禹穴、憩山阴、观兰亭，并访越王勾践困栖、晋太傅隐居遗迹。太傅后裔多绅士，遮道迎余。登其堂，则江左、江右，青、豫、闽、粤谢氏贤俊咸在焉。谒见毕，知为会修谱牒萃也。既而，请余序以弁诸首。余思谢氏自申伯得姓后，如汉谢夷吾，晋谢安、谢奕、谢玄辈，后裔如谢灵运、谢惠连、谢瞻、谢览辈，将相公侯，文人学士，奕世蝉联，难更仆数。然而，在国则彪炳汗青，在家则照耀谱乘，本无庸余序，余亦别无所藉以序。惟思，谱系乃木本水源所由纪，非泛常卷帙之可比也，而且祖宗之盛德大业、武功文德，俱于是乎哉！谱既成，后人披而阅之，知某祖为汉元龟，某祖为晋太傅，某祖封康乐，某祖封望蔡，某祖某帝嘉为凤毛，某祖某帝叹为芳兰，岂不绳武之思，勃然兴起，族姓子弟，用光先绪之宝欤！爰书其概，附于简端。谢氏诸子，体予意，践予言，则人杰地灵，益增名山佳水之胜。
旹宋元祐五年孟冬吉旦，龙图阁学士知浙江杭州眉山苏轼东坡顿首拜书。

　　这里不解读苏轼这篇序，至单纯的就其中存在的一些疑点分享给大家。
治平二年，苏老泉病逝，苏轼抚柩还乡。守孝三年后于熙宁元年（1068）还朝，其时王安石变法开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开开封。熙宁四年（1071年）贬杭州通判。这里却说是熙宁三年（1070），此疑问一。

其二，所谓的西湖花柳，在当时是没有这样的美景的。在苏轼任杭州通判的时候，西湖是非常荒凉的，直到元祐四年（1089）他再到杭州任知州的时候还是“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这是苏轼在元祐元年（1086）写的《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中的句子，由此可见当时西湖的样子。在元祐五年(1090)，苏轼率领百姓疏浚西湖，修苏堤、置三塔（三潭映月）才现西湖花柳美景。

其三，“绍兴与杭州接壤，”前面说到，绍兴的名称由来是苏轼去世三十年后的绍兴元年（1131），才将越州改绍兴的。

其四，苏轼调密州是熙宁七年（1074）秋，越岁余是熙宁八年（1075）秋，而实际上，熙宁十年（1077）才到徐州，后于元丰二年（1079）四月到湖州，才有登会稽拜禹穴的可能。更不可能扁舟去绍，如果换成扁舟去越还说的过去。

其五，也是存在的最大疑问。苏轼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所以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仕途沉浮，贬谪各地。这期间，王安石为了扫清变法障碍，利用一些支持变法的朝臣来弹劾反对派。苏轼同样的被人弹劾，后来被贬杭州通判。弹劾苏轼的就是谢景温，景温公于熙宁初知谏院，是王安石变法的拥趸。而且其妹夫是王安石的兄弟王安礼。景温公弹劾苏轼的理由是：在治平二年苏老泉去世的时候，苏轼利用扶柩还乡之机，途中夹带贩运私盐牟利。（见《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导致了苏轼被贬。而景温公就是富阳谢氏家族。作为苏轼的死敌，我想绝不可能为谢氏写序（以个人狭隘的心理来说，仅代表个人看法）。更何况元祐五年冬，苏轼还在带领百姓热火朝天的疏浚西湖呢。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在苏轼的序里，有这么一段，也就是后人拿来印证申伯得姓说的那段：“余思谢氏自申伯得姓后，如汉谢夷吾，晋谢安、谢奕、谢玄辈，后裔如谢灵运、谢惠连、谢瞻、谢览辈，将相公侯，文人学士，奕世蝉联，难更仆数。然而，在国则彪炳汗青，在家则照耀谱乘，本无庸余序，余亦别无所藉以序。”这从“苏轼”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写这篇序是无奈之举。他想，谢氏自申伯得姓后，出了那么多文武全才之人，多的数不胜数，本来就不需要他来写序，他又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典籍加以论述来写这篇序。可见，假托之人也是留有余地的。

3、《庄公请旨建祠修谱序》当中存在的谬误。

　　近些年，由于争议影响范围的扩大，不少认同炎帝申伯说的宗亲寻找各种证据，以确证这一说法的成立。同前面说到的苏老泉父子的谱序一样，一些后世假托先人之作相继出现。有宗亲跟我分享了一篇《庄公请旨建祠修谱序》，我一看，不竟讶然。个中原因我们一一来加以分析。

原文：《庄公请旨建祠修谱序》

盖闻宗庙所以序昭穆，谱牒所以清本源。昭穆序，则尊卑长幼秩然而不淆，本源清，则远近亲疏昭然而若揭。是立祠修谱设顾可忽乎哉？想吾谢氏群夸乌衣望族、凤羽名流。溯其所始，系上古神农、成周申伯。自神农至于申伯原以姜为姓，后因申伯有功于王室，宣王分封于谢。故诗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予邑予谢”，后世子孙因以谢为姓焉。自是螽斯叶韵，瓜瓞兴歌，代有簪缨，人丁多硕彦。公孤卿尹夹辅朝迋者若而人，诗赋文词昭垂天壤者亦若而人，故其为公孤卿尹者上之则入于名宦祠，次之亦进于乡贤祠，而邑人之承奉，无殊于宗子。而未为公孤卿尹者，即不得入，而更增一席也。其能诗赋文词者，或则载之简，或则记之篇，见诸史册。而学士文人之记载，更于后昆。而不能诗赋文词者，即不得进，而书其名也。然则立祠修谱牒，乌容己哉？盖有宗祠，无论仕宦者、未仕宦者俱得入其祠，而永享其蒸尝；有族谱，无论有著作者、无著作者皆得书于谱，而永传其姓字。今庄也蒙先世之遗泽幸居高位，不敢忘乎本源，因请旨立祠修谱。而我文皇帝准旨，且赐锦联曰：“蓝田美玉，宝树联辉”。于是归告诸族人，择吉卜地，建立宗祠，我祖我宗有所凭依，纂修族谱，子子孙孙有所考据。此则庄请旨之意也！弁数言于首以志其事，尔后嗣其勿忘诸矣。是为序。

飞龙南宋文帝三年（公元426年）春正月朔五日，加授特进光禄大夫左相国谢庄

　　这篇文字通俗易懂，一看就是近古或近代人的文风，只要读过一点书的人，都能看懂。如果有心去读一读六朝时代的文章的话，那是需要相当的文字功底的，否则根本就看不懂。就拿《晋书》来说，沈约所著，差不多与庄公的时代不远，但里头的文字语言相当的艰涩。当然，单纯从文风的角度我们不能武断的确定真伪。但以我个人的短视浅见，也从中发现了几处疑问，下面按照文章的顺序，将我的发现进行罗列。
凤羽名流，这当是这篇文章的一处硬伤。典出于超宗公。刘宋元嘉三十年（453），超宗公时年23岁，年纪轻轻便文采出众，颇负盛名。后继位为宋孝武帝的刘骏大为赞赏：“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也。”其时的庄公也就32岁，被刚刚继位的孝武帝除侍中，这与后面落款的年代极度不符。而凤羽名流这一成语是在此之后的很久才被后人所传诵的。

成周申伯，成周是指当时的洛阳。而我们家谱中出现的申伯当在南阳，这也是今天我们争议申伯到底是哪个申伯的又一个焦点，这里不加论述。
宗祠谱牒，宗祠也就是宗庙，稍懂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宗祠制度产生于周朝，中古以前，士大夫阶层是不敢修建宗祠的，为天子专有。直到南宋朱熹的提倡下，才有家族祠堂的出现，到明朝达到鼎盛。因此，如果有哪个家族说自己家的祠堂超过千年，那绝对是笑话。这又是一处硬伤。至于家谱，抛开皇室的玉蝶不提，民间家谱确实开始于两晋时代。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只有官修家谱，庄公请旨修谱尚有可能，但实际怎样尚未可知。

落款信息，这是最大的硬伤所在。飞龙，有谁在中国历史上见过这个年号？如果是宋文帝三年，也就是元嘉三年（426），庄公（421年生）才五岁，不可能写这篇文章。如果是元嘉三十年，后面的庄公自称左相国又不符，因为庄公是太子刘劭的左司徒长史。而刘劭在元嘉三十年弑君即位，不到三个月就被讨逆的刘骏也就是孝武帝击溃杀掉。再就是“春正月朔五日”，这是极其不具备历法常识的说法，中国的阴历（农历）的朔日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天或最后一天，也就是初一或三十，这个初五怎么就是朔日呢？庄公如此文豪，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六、谢氏本身对炎帝申伯说的传承以及面对质疑的态度

　　自《元和姓纂》以后，谢氏自身的传承可谓经久不衰，前面说到不惜假托先贤大家之名撰写谱序的现象足能说明。在林林总总传承下来的谢氏谱序中，绝大多数只要一提得姓之始，必会出现炎帝、申伯、四岳等词语。但是，也有相当的谢氏文人学者抱持怀疑和审慎的态度。在今天，很多谢氏宗支在撰修家谱的时候，慢慢的开始出现去申伯现象，这也是对古人这一审慎态度的传承。
前面说到在封建的三纲五常盛行的时代，父为子纲也就决定了后人对于前人的观点言论不敢妄加否定，而且必须遵从，这也就成了这一争议存在一千多年的原因。实际上，除了他姓的先贤大德如欧阳修、彭龟年等提出质疑外，谢氏后裔中的一些文人学者也曾经就这一争议发表过一些言论，这在现在留存下来的家谱中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前面提到南宋名臣工部尚书谢谔公的序，虽然他整出了一套从申伯至缵公的世系，但就是这篇序再次彰显了这个争议的存在。下面辑录其原文的一段“……谢氏出姜姓炎帝后，任姓别为十族，谢其一也，国在南阳宛。三代之际盖已失国，子孙散亡。至周宣王，命申伯为卿士，使召伯营谢邑，赐之。此族氏之本也。……”这里不言自明，文中存在极大的矛盾，一说为姜姓炎帝后，又说任姓别为十族。这个任姓应该是黄帝少子禹阳的后裔呀，怎么又跑到姜姓去了呢。这段文字之后，接着就是世系了。“汉高帝时有名弘者，申伯至弘俱有其名，弘与商山四皓同隐……”这个世系最大的毛病在于，申伯和世系中所谓的儿子谢弘之间的问题。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周宣王是公元前828年在位，那是还相当年轻。按照《竹书纪年》的记载：“宣王七年（前821年），王赐申伯命。”说明申伯年纪比宣王还大。而谢弘却出现在汉高帝也就是汉高祖时期，公元前202年以后，同商山四皓一起隐居。这对父子的年龄差距相隔六百多年，就算神话也不可能这样杜撰的吧。谔公作为一代文臣，进士出身，想必应该也算文中名士，至于为何留下如此一个荒诞不经的序，只能后人去慢慢体会了。
元至正六年（1346），江西义历谢氏二修谱，请时任国子祭酒的史学家、欧阳修九世族孙欧阳玄撰写谱序，在谱序中，欧阳玄提及其祖上文忠公（欧阳修）与景初公有斯文之好，并为谢家作过谱序。原文：“昔文忠公与谢景初有斯文之好，尝作为文章褒美之。”随后，欧阳玄自谓“惜余固陋……余知愧矣。”整篇序言未提及半个字的关于谢氏得姓源流的事情，这里不难看出，这个争议已经存在多年，而谢氏子孙依然将这篇序放在家谱的卷首，自然有其目的。同样在有明一朝，为谢氏撰写谱序的文人学者大有人在，如六朝老臣翰林侍读国子祭酒李时勉、成化年间的礼部侍郎知制诰经筵国史总裁刘定之、成化年间翰林院编修张元祯等等。他们的谱序今天依然散见于明清各时期的谢氏古谱中，且对谢氏得姓之说均讳莫如深。
随后的谢氏后裔自己撰写的谱序中，不乏存在去申伯现象，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元泰定元年（1324）甲子能轩公十一世孙应雷公序（始祖夷吾）、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癸酉能轩公十三世孙以南公《义历谢氏派雅岗谱跋》（始祖夷吾）、弘治十七年永宁知县谢圭的《永宁谢氏谱序》（始祖安公）、嘉靖乙未年，进士茶陵同知谢纮《谢氏谱序》（始祖瞻公）、明万历十四年丙戌（1506）进士、柳州知府一彬公谱序（始祖夷吾）。这些谱序中的共同点是，论及始祖渊源，皆直接从汉夷吾公或安公、瞻公等开始，并未提出夷吾公的上溯任何源流。
而真正直面这一争议的，当属明朝万历年间的陕西御史奇举公，他在崇祯十年（1637）的的谱序中说：“考之诗曰：‘亹亹申伯，于邑于谢’。则姓之有谢，申伯基之。若是乎，申伯公者，非天下凡为谢者之始祖乎？若是乎，天下凡为谢者，非申伯公子子孙孙也乎？或曰：申伯公远矣，汉夷吾公为差近；夷吾公远矣，宋能轩公又差近。呜呼，客居楚地之祖，岂自空桒来乎？岂非汉夷吾公、宋能轩公之的派乎？而夷吾公、能轩公又非申伯公之的派乎？奈何后之子若孙，各据里居，见异域之谢姓则曰：‘同姓不宗。’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可见，在那个时代，这一争议已经非常激烈了。随后，他对这一争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千溪万涧，流不同而源同也。千红万紫，枝不同而本同也。寻其源，而源不易得，重其流可也。觅其本，而本不易见，爱其枝可也。重其流如重其源，则在在皆流，在在皆源也。爱其枝如爱其本，则无适非其枝，无适非其本也。”这是难能可贵的观点，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
另外，前面说到关于明朝太傅谢迁木斋公主持的《四门家谱》，我虽没有见到过，但通过拥有这套谱的宗亲了解，木斋公在《四门家谱》中并未提到申伯得姓一说。
由于本人涉猎有限，谢氏这么一个大族，很多家谱都是我见所未见的，肯定也不乏同样类似的现象，有待后来宗亲加以探讨。

七、结语

　　历史须正视，解读各千秋。谢氏的历史源远流长，典籍文献与家谱史料浩如烟海，家族文化和先贤硕德风流千古，有待谢氏子孙去发掘和弘扬。客观公正、平和包容也是宝树家风一个闪光点。谢氏家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衰，借用灵运公的诗，也就是所谓的申伯说力证的那句来说：峻极诞灵，伊源降祥。当今我们的谢氏家族，文人学者、大德贤达继继绳绳，不管持何种观点，都必定是潜心于这个家族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都必将成为我们家族将来甚至永远的宝贵财富。因此，历史的争议不应该成为相互攻讦、谩骂和导致家族分裂的缘由。谢氏的祖源研究，还有很长的路在等着大家。
谢氏得姓申伯说作为一种家族历史文化现象，毕竟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今后也肯定会很长时间的存在。不论其对错与否，对我们谢氏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曾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对于凝聚宗族起到了一些作用，这是不容否定的。当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人的家族宗法观念。人们也知道家谱、祠堂、祖先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对于祖先的崇拜与信仰是中国人骨子里无法改变的基因。现代社会，不是崇尚门第与血统的时代。如果非要认为谢氏源出一脉系承申伯，那就是一厢情愿了。中国人本是炎黄子孙、华夏胤胄，几千年的文明，足够说明我们血统的高贵了。我们有有史可考的祖先可以追念，何必去为已经被历史遗忘的一些东西争论不休，何必在虚无中重塑一尊偶像指为祖先呢？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你的祖宗却去祭祀他，就是谄媚了，这是需要谨慎又谨慎的事情。之所以说谢氏得姓申伯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基于上述观点。或许，造成谢氏得姓申伯说这一文化现象，是因为我们先辈的良苦用心。但是，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摆上祭祀的神坛，让后人膜拜，将是误导子孙，贻羞后世。
个人以为，我们应该先明确研究家族历史的目的，这个目的的基础不外乎两点：敦宗睦族和正本清源。其中任何一点的缺失，都失去了研究家族历史的意义。从这个目的出发，正视争议的存在，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努力寻求争议的统一。团结进取，和睦友爱，让宝树枝头繁华似锦，挺立于千秋万世。以此结语，与宗亲共勉。
2018年6月于贵州盘州

道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