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4我的三里河

阿笨儿

三里河是共和国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它承载了一代新中国建设者的青春和梦想，它的历史就是新中国建设发展的历史，是两代精英成长奋斗拼搏的舞台和栖息地，在我心里他们这些人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地区示意图

五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城西部的复兴门外，以三里河地区四部一会建筑群为中心盖起了一批办公大楼，形成了国家机关聚集的地带，比如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委、经委、科委、全国总工会，公安部，铁道部，建工部，建材部，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物资部，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于是，围绕着机关的办公楼，一片又一片的宿舍楼出现了，从月坛、礼士路、展览路、三里河、百万庄到真武庙、羊坊店、二里沟、车公庄。形成了一个以三里河、百万庄为代表的机关大院群。

这些新建的楼房一般是三层或四层，尖顶，红砖或灰砖。大门和窗户框子都是木头的，每户的面积不大，两三间屋子，没有客厅睡房之分，加上厨房厕所小阳台，格局很简单。有的就是俗称的筒子楼，进门就是房间，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那时从一般干部到科长、处长、局长，也就是住这样的一个小单元。部长们的房子大一点，比如百万庄的申区，南沙沟、三区白楼，22号楼，或是每户5～9间房间，或是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每户都有上下两层加个小院子。

机关大院的孩子与军队大院的孩子不同，他们的父母多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知识精英或是由部队转业的技术干部，相对部队大院子弟少了点造反战斗精神。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对他们影响没那么严重，文革期间参加政治运动的积极性也没那么高，折腾的也相对少些。他们的父母大多被遣散去了外地干校劳动改造，孩子们则留在北京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

在穿着上虽然没有军队大院那样整齐划一，但是羊剪绒（帽子）、大拉毛（围巾）、三接头（皮鞋）、白边懒汉鞋、锰钢（自行车）依然是孩子们追求的目标。
机关大院的孩子们与胡同里的孩子们不同，家长们南腔北调哪个地方的口音都有，孩子们则都讲一口北京普通话。而胡同里的孩子尤其是南城一带的孩子都随家长讲北京土话。

北京人一听口音和习惯用语就能分辨出是大院的还是胡同长大的孩子。

木樨地大桥是地铁一号线建成后修建的，它成为了三里河地区的地标式建筑，原来只是两座并排的木桥使长安街向西延伸到公主坟五棵松。

小时候院里大点的孩子经常带着我们从桥上头朝下往水里跳，我胆子小，总是幻想着水底下某个地方会藏着块大石头，跳下去会被磕死。

这座桥上曾经有过一段惨烈的历史，院里一个哥们（暂且隐去他的名字）因为打架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晚上闲的没事跑到上长安街上去看热闹，被一枪打在了腿上，当天夜里就被家人悄悄送回老家治伤去了，以后很久再没有露面了。

木樨地大桥下的这条河上可通往颐和园，下经原来的护城河到永定门一直流到通州，是京杭大运河进京段的重要线路，以前沿河两岸绿柳成荫，夏天我们在河里游泳捞小虾钓小鱼，到了冬天河面上冻以后，我们就在冰面上滑冰，这条河是三里河人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河道中水流很急，文革期间时有无名尸体浮现，我曾就亲眼目睹过两次，那时候哪里有热闹看就冲向哪里，天天不上课就在大院里游荡，消息特别灵通。现的河道经过整修建起了码头，游船可以经过玉渊潭八一湖直达颐和园。

原来河对面是一片玉米地我们一帮淘气的孩子经常游水过对岸，掰了玉米插在游泳裤里然后一头扎进水里拼命往回游，任由看地的农民在那边叫骂，我们却笑得前仰后合。我的游泳就是在这里自学成才的，速度还挺快。

现在那片玉米地上已经盖起了中国科技会堂。

44中我的母校，这里记录了我青春和梦想，是我魂牵梦绕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由于历史原因我在这所学校似乎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印象比较深也是最难熬的课程就是每天早上的第一节天天读，课上的学习和思想汇报忆苦思甜常常让我惶恐不安，倒是课间休息男生们一起挤墙角令我们非常开心。

我们班的老师张金瑶和外语老师隋芳燕，班长张中华，谢章信，能想起来的还有李建京，于宁，陈淑华，李素芳，孔庆祥，田润京，刘建民，雷伟成，丁文，陈小力，鲁玉海；邵春波同学提供给我的同学名字还有：王湘阁，潘丽丽，叶淑珍，邹佳宁，张欣，董俊平，朱湘君，张玉华，王英霞，刘淑萍……，还有很多很多，你们都还好吗？

印象中那年代44中的老师各个都很厉害，除了专业教学以外，每个人都有精湛的业余特长，每天放学后带领学生搞各项课余活动，而且从不收费也没有任何报酬全凭个人兴趣爱好，学生也是自愿报名参加。

我来到这个学校不久就参加了宣传队，带过我们的老师除了胡珊英是专业音乐老师之外其他四五位老师都是教其他课程的老师。照片中戴帽子的梁老师是教数学的，多才多艺尤其精通弹拨乐器。

44的宣传队、排球队、足球队和各种兴趣小组在北京市有着很好的口碑也取得过优异成绩，经常外出参加北京市组织的各种比赛和活动。有一年全国排球比赛还把44作为赛场之一。都说44强就强在有这帮高素质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大家都引以为豪，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随着69届70届的老队员的离开，照片中这批队员应该是第二代宣传队员了。我们这帮队员啥都能干，个个都是多面手舞台需要干啥就干啥，舞蹈队的也玩乐器，乐队的也能登台蹦跶摆造型，反正就那几个时代标志性动作和那些耳熟能详的样板戏和战斗歌曲，记得我在乐队除了拉手风琴之外偶尔也上过台。
音乐教室顶楼的两间屋子是我们乐队的聚集练琴的地方，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里边有几个我很仰慕的器乐大师，每天上学先要上去转一圈，就盼着广播喇叭通知宣传队排练。
前排中间那个穿白衣服大眼睛男孩叫党嘉立家住在汽车局，听说后来成了著名的火箭燃料专家可惜早早就离世了。党嘉立走的突然走的蹊跷，据同学干大年回忆，他去世前一个月还曾来找过他，那时他从美国回来，国家给他安排了新的住房，找干大年是为了购买家具，当时看不出他有任何异样，没想到一个月后就突然去世，原因不明。

宣传队在兵营学军这时候我正在为考试三门不及格在家忏悔。

孟明和杨沈华是宣传队新队员里和我关系最好小兄弟。

孟明是乐队二胡演奏员，练琴很刻苦每次去他家找他玩都是看他在练琴，下了不少功夫。
杨沈华家里是从部队转到二机部的大干部，住在二机部白楼一套很大的房子里，总能穿戴上正宗的军装和军帽而且还是四个兜的国防绿，我很羡慕。毕业离开学校后不久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身后的王世清是乐队吹萨克斯管的，底气十足音量巨大。

陈曦是乐队扬琴手，也是我们同年级的好兄弟，这是在44中校门前留下的合影。

离开44以后 ，据说，有一次在挖防空洞的时候，一个老师被电线杆压住，他不顾疼痛高呼MZXWS！如今听起来是个笑话，但是在那个年代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我们班主任张金瑶老师是留校老师，教我们政治，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挺怕他的，一有人喊“张金瑶来了"第一意识就是拔腿就跑，同学中也常用这话吓唬人。我尤其怕上他的天天读课，那年头，每天第一节课就是天天读，主要内容就是读语录、读报纸、挨个忆苦思甜、讲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班里还把我们配对进行“一帮一一对红”就是让先进的同学帮助后进同学。记得，曾经有一帮女生堵到我家门口念MZX语录，我奶奶还以为我在学校干了啥坏事，其实就是我学习不好考试老不及格老师觉得我有点蔫淘。

林毅也是宣传队里的财政部子弟，印象里挺蔫的一个孩子，听说林毅后来经过几十年的艺术坚守，成长为国内著名摄影家，几十年来，参加了国内外各种大型活动，拍摄制作了大量经典艺术作品，想不到当年那么不起眼的孩子能取得这样好的成就。为他取得的成就高兴！
中间的叫耿守春（在队里演白毛女的大春）和队里另一位女生于红（也是财政部子弟）后来都被北京曲剧团选中主演了光绪和珍妃，从此真正走上了艺术道路。
那年代就是这样，不懈的追求执着地坚守，机会随时可能来到身边。

44中的第一代老宣传队员，只能认出几个人了。

飒爽英姿李兰英，她说：为了演红色娘子军所有女队员都把头发剪了，当时不愿意剪头发，觉得特傻！但是要演出也只能服从命令了！为了拍好这出戏她从家里抱来电唱机照着剧本苦练。

现在的李兰英还是那样和蔼可亲

这是第三代宣传队员了，中间是音乐老师胡珊英，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了。能叫得上名字的有：张亚宁　王世清　孟明　何力　周京民　乔国卫　王一民　耿守春　杨沈华　张培玉　黄洁　于红　李建京（其他人的名字是宣传队同学提供的）他们大部分都曾经和我同过台，只是拍照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崔宗顺崔宗宝兄弟是从我们宣传队走出来，胡珊英老师发现并悉心培养出来的中国著名歌唱家。

黄洁，是这个时期我们宣传队的舞蹈演员，酷爱舞蹈印象中她和耿守春是队里练功最用心最刻苦的两位舞蹈演员，活波可爱大家都很喜欢她，耳熟能详红遍了三里河，也是很多男孩子们心中目的偶像。据说，黄洁现在还在坚持练功依然是那样活波开朗在她的舞蹈世界中飞翔。

操场上排练节目
干大年说：演吴清华的贾宁，又高又瘦，穿上那红色薄纱的戏装还真有些风骨。一次下乡演出（好像是高家堡），露天舞台，乡下风大，当时开始没用乐队，用一台电唱机放音乐，结果在剧演到半截，吴清华正向洪长清诉苦时一阵风来，把唱头吹的丢转儿了！老在一句旋律上反复！还好乐队都在，抄家伙接上演奏...，有惊无险。
腾嘉庆说：一次下乡演出，太累了，宋小平跳着跳着连跌三筋头。

经典的舞台造型极具时代感

角落里那个拉手风琴的是我

学校操场后面就是三里河的标志性建筑四部一会建筑群，北京人都知道。

学校其他同学参加国庆组字排练，我们宣传队排练国庆晚会节目。

舞蹈洗衣歌主要演员

老队员刘杨传来的照片里还能认出演洪常青的董明和慈祥的大姐李兰英

干大年：董明饰演的洪常青因为酷似中芭的刘庆棠，所以，汇演时只要一报四十四中，各学校宣传队员就蜂拥而至，为了一睹风采。

队长周京民保存的珍贵乐谱和排练场记资料，能把四十多年前的资料保存至今，也真是热爱到骨子里了，周队至今坚持练功跳舞。

四十四中的交响乐《沙家浜》当年威震西城

分配工作后还偶尔参加单位组织的文艺演出和汇演，77年恢复高考就没时间再去摆弄乐器了，后来，为了教孩子弹钢琴捡起来两年，随着我南下深圳捞钱最终还是放下了，一直到了退休才想起我还曾经有过这些爱好。

1970年11月，我们的领袖在一支部队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大概意思是：这样训练好，学生也要这样，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于是各单位成立了野营拉练指挥部，经过各种大会小会动员一通宣传，我们学校在当年12月份就组织我们开始了野营拉练。我抱着好玩积极的心态响应了学校的号召，背起背包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革命歌曲，向着远方斗志昂扬沿着长安街出发了。

我们那时候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练出铁脚板，打击帝修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几天下来，我们累的蔫头搭脑的没了精神，一个个灰头土脸，饭量大得惊人，发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饿的跟狼似的，更要命的是，夜里还经常紧急集合开展夜行军，边走路边睡觉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这次野营拉练我们往返行程近二百公里路，连走路带劳动历时二十多天。回家那天，班里改善伙食发给每人一张油饼，这是我二十多天来第一次见到油腥，觉得那是天下最好吃的食物了。

回想我这中学上的，一会学工，一会学农，一会拉练，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宣传队瞎混，文化课基本没学，以至于77年恢复高考逼着自己从数轴开始自学，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参加高考真是废了老劲了。

1970年44中校刊

1969年天安门国庆组字卡

当年的手抄本在私下里疯传

财政部大楼，文革期间父亲的一个同事被隔离审查后从顶楼一跃而下摔死在那个楼角，地上被砸出个大坑跑过去看时他还在蹬腿。当时，父亲也是被关在那个楼里不能回家，而我当时正在对面的操场上排练节目还是在练操记不清了。巨大沉闷的声响伴随着尖叫声引得大家都跑去围观，我呆立在原地久久没动。很多年后向父亲问起此事，他说，跳楼的叔叔姓郑，是和父亲在同一个办公室的，两人关系很好。他被关在五楼，父亲被关在三楼。出事那天，郑叔叔是被放出来吃饭，走在楼道的时候趁看守人员不备冲向打开的窗户跳下去的。父亲说，那时候也曾想到过放弃，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他心里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就是无论受多少罪都要坚持活下去，因为，一旦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家属也会一起受到牵连。听了这番话，我想起芙蓉镇里秦书田说的那句话“活下去！要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深刻地表述了生活在那个年代里，那一代人的处境和心路历程。

每天上学这里是我的必经之路老远就能看见那栋楼房的窗户，我不知道父亲在哪个窗户里，但是我知道那里一定有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我每天上学放学，每到这时候我也使劲往上看试图分辨出每个窗前显现的身影。

我的家就在四层，以前大院里小路的两边栽种了桃树，每到三月里盛开的桃花有白色的有粉色的非常漂亮，随着到桃花落去果实也就慢慢长大了，每到这时，我们就会爬到树上去摘毛桃，尽管又酸又涩还是乐此不疲。院里还有好多榆树和柳树，吃榆钱做柳哨也能让我们玩的非常开心。

有一年，兴起种杨树了，据说这种树生长得快可以治理北京的风沙，结果伐了桃柳槐种上了速生杨，没过多久北京的大街小巷就飘满讨厌的飞絮，又过了十几年风沙没了雾霾却来了。

那时候院子里非常热闹，男孩子打垒球，击剑、撞踝、骑驴、打旮儿，玩官兵做贼；女孩子跳皮筋，摖包、跳绳、结伴躲在角落里看男孩们玩游戏，欢声笑语生机盎然。

唐山大地震，院子里搭满了地震棚，住宅楼都被箍上了钢筋水泥，虽然难看了住在里面踏还是实多了。

现在的大院里已经长满了杂草停满了汽车，有时还能看见几个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人，到处是在这里租房子的陌生面孔，就连小孩都不愿意回到这里生活了，他们说这里太落后了，知识落后、观念落后、连玩的都落后。到了晚上稀疏昏暗的路灯下更加恐怖，死气沉沉的一个人出来走路都慎得慌。

一次，有个女孩下班回家被个贼从汽车站一直跟踪到黑乎乎的楼道里，女孩吓的大叫救命，没人出来，都关了灯趴窗户上看景。这要是在以前不可能有这种事发生，要有也早就被院里这帮爱管闲事的孩子们逮着爆碎了。不过，那时候陌生人也不敢进来，即便进来也逃不过院里这帮孩子的眼睛。

我们院38门二层是发小林蛋的家，他爸爸就是在这自己家的厕所里上吊自杀的。那年我们放学正好赶上，看见他父亲单位的几个人架梯子破窗进入，在三里河见过不少以各种方法死去的人，上吊自杀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以前听说上吊死去的人舌头是伸出来的。

林叔叔高高的个子凌乱的头发总是骑着一个破自行车鼻梁上架个泛黄的白色眼镜，邋邋遢遢的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上吊后的林叔叔闭着双眼歪着头，没伸舌头，那副眼镜还斜架在鼻梁上，这个场景在我心里驻留了很多年。

我们在同一栋楼里，每一户人家的厕所结构都是一样的，以后很久我在自己家上厕所都不敢关门。

不久，林蛋家搬走了新搬来了一家人，那时我就想，如果新来的人家要知道厕所吊死过人还是在厕所里吊了好几天后才被发现，那不得吓死。果然，不久这家也搬走了，陆续又换了好几家，折腾了好些年才算稳定下来，住着谁我都不认识了。

每当想起那些死去亲人的儿时伙伴心里总是非常难过，跟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幸运的。

财政部老楼。每天下课后，我们都会聚集在这个大门前等着到点进去吃饭。通常下课时间要比开放时间早半个小时，我们就会骑在大理石护栏上往下出溜玩，时间一久护栏都被磨亮了，天气冷的时候就在传达室的沙发上挤作一团。因为大部分孩子的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孩子没人管吃喝拉撒全靠自理。前段时间路过那个熟悉的大门看见那熟悉的花岗石护栏被撞掉了一块，心里还有点心疼，在我看来那都是文物因该得到保护。

财政部食堂的厨师做的饭太好吃啦，尤其是糖酥火烧和狮子头。那时候学校里还在组织大家吃忆苦饭，用麸子皮加水搅和后捏在一起上火蒸熟，一团黑呼呼的玩意，往下咽的时候直喇嗓子不靠水冲完全咽不下去。我至今不相信那玩意能吃，有的同学找不到麸子皮是从家里拆的枕头芯。

为了表示我的艰苦朴素，有时会从食堂买几个窝头特意用网兜提回家，就是为了让大家们看到我平时吃的是窝头，其实，那窝头是甜的特好吃。裤子上也是贴上两块补丁里边根本没有破洞。反正那年代似乎是越穷越光荣、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填写家庭出身发愁，恨不得托生在一个贫雇农家里。

一起吃食堂的孩子里有个叫孙庆国的，高高的个子又黑又壮每天都像吃不饱似的，排队买饭非常敏捷总能抢到我们前面而且吃饭速度极快，最绝的是他吃饭是先吃菜，吃完自己碗里的菜就开始吃别人碗里的，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每到这时我们都躲着他，只要旁边有空位他还是会追过来坐在你旁边。

在这个食堂里经常遇见那些在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大领导，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排队买饭、吃饭，绝对不会有前呼后拥的秘书伺候，说不定哪天就狗屁不是了。在三里河遇见个让你觉得眼熟的人物也太正常了，没人提醒你没准想不起来是何方神圣只是觉得眼熟，那些局级干部更是多的一堆一堆的每个楼门每一层都会藏着几个，大家都是骑个破二八车提着网兜到菜市场买菜，绝对平易近人官民一致。

改革开放以后，这里的孩子们陆续少了，空出了不少房子，高档饭店多了，神秘低调阔绰的陌生面孔多了，房租也涨起来了，隐藏在居民楼里的那些不挂牌的外地驻京机构也多了，据说他们都是来疏通关系找钱找项目要批文的。

中国科学院总部大楼 据说以前是经委会

这个楼里的地下室可以通到防空洞的主干线，里面四通八达我们经常钻进去一玩就是一天，有一次钻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在百万庄了。

那时候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仗，各单位都在发动大家挖防空洞，我们带着铁镐跑到城墙上挖城墙砖抱回学校盖房空洞，作为男生抱个块半头砖都觉得没脸怕遭到嘲笑，那可真沉呀一天跑四个来回能吃四个大窝头，那场面真是轰轰烈烈。

城墙拆了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什么时候想起恢复城墙原貌了可以到三里河地下去挖，这里的防空洞星罗密布纵横交错全都是城墙砖。不祚不死不死不休，挖出来就是个北京城墙原貌。那时候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孟姜女是谁？哪学校的？什么出身？”洞挖了，仗没打，粮没了，城墙也没了。

一机部大楼，那个拱门是进出汽车的门洞，文革前每周都有辆黑色大鼻子汽车把我们送往百万庄幼儿园，周末再送回来，家长们都在门洞里等候接孩子。之前住百万庄的时候接送我们上幼儿园的是一辆带木制篷子的人力三轮车，一车大概能塞进十个孩子，能坐大汽车了孩子们都非常兴奋。

这是我在机械部百万庄幼儿园的照片，集体照中前排左三是我。同班的小朋友中只有一个叫武晨的女孩现在还和我有联系，她现在定居在澳大利亚，父母是四机部离休干部，和我父母是好朋友。

那时候我们是全托，每周末用汽车接送，每次上幼儿园都是哭天喊地的不愿意去，周末回家则是兴高采烈叽叽喳喳像出笼的小鸟。入园的时候要进行消毒量体温，每人穿个白色围嘴，每个孩子的胸前用别针挂条小手绢便于阿姨随时给我们擦鼻涕，如果有孩子做了坏事，最严厉的处罚就是被关进小屋子坐在板凳上，绝对不会有老师孽待儿童的事情发生。

国家统计局和港澳办，这都是后来新成立的单位新盖的大楼。在三里河这帮孩子眼里，看这是不是个正经机关单位就看大门口有没有解放军站岗，那时候就没有保安这职业，有些单位门口会有个看大门的老头。

复兴医院住院部就在我家对面中间隔着一条长安街，以前是个公安医院，是专门给关在监狱里的战犯看病的地方，早期的部分病房门窗还是铁栅栏有警卫把守。后来经过几次特赦后战犯都没了，医院也陆续对外开放了。现在，三里河的居民从小孩出生到老人去世，生老病死都是在这里走过，是三里河通往天堂的大门。

三里河三区居委会，说不清的情愫，文革前期家里被抄家的时候他们带人来过，外地串联红卫兵到家里吃住也是他们安排的，有些人来抄家的时候好凶呀，用皮带指着我和奶奶要我们老老实实站在门口不许乱说乱动。单位的人来就和善多了，通常是带着父母一起来或者拿张介绍信，这些人一般不会动手乱翻，而是让我们自己交出东西后他们在那里登记清点，临走还会留下清单。最怕的就是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也没有介绍信，估计都是趁火打劫的，这些人最危险恐怖，翻箱倒柜什么都要。无数次无休止的抄家导致最后我们甚至连睡觉盖的被子都要向邻居借。也许你会奇怪，抄家怎么还抄被子，没错！因为那时候父母用的被子是母亲结婚从娘家带来的真丝龙凤苏绣被面，他们说那是四旧。

一次，睡梦中醒来看见父母在用榔头砸裹在被子里的瓷器，有时候早上醒来厕所里还能闻到烧焦的味道。那时候我只知道那些东西都是四旧，现在大概都是宝贝，真是一个价值观颠覆的时代。

后来见到那个时期的同学回忆对我的印象时，说我不爱说话不爱理人，其实那个时期我的心理是极度自卑和恐惧的，我周边的同学好多都是革干或高干子弟，而我的家被抄了，在他们当中感觉很没面子，抄家给我的心理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文革后，奶奶九十岁生日居委会送来了慰问品，奶奶去世他们还送了花圈，我知道那是政府最基层单位对一个老人的关怀。唉！

国家发改委大楼，以前是国家计委。

计委大院在三里河一区，那里的孩子也很能折腾，在西城海淀这一带也是很有名气的机关大院。那些年大院的孩子都很抱团，无论男女，认识不认识的，只要一说本院孩子被欺负了马上就能站出来一大帮男孩子为你出头解气。一段时期，计委大院和三区大院形成了严重对立，经常是你打过来我又打过去，相互一见面就开打没啥原因就是因为对方不是本院的。

财政部新的办公大楼是在三里河四小的原址上盖的，对门就是44中。

最早木樨地的长安街是这样的，分上下道，中间是很粗的树林将道路分开，后面开过来的是二路无轨电车可以通往动物园。那时候长安街上没什么车，后来长安街开膛破肚修建了地铁1号线，再也见不到那么粗的大树了。

在这条街上我见到过总理接见红卫兵，欢迎过海尔塞拉西皇帝，各个时期的各种游行各种阅兵队伍，各种武器装备甚至硝烟炮火和群情激昂的民众。每到这时，长安街两侧的楼顶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窗户是严禁打开的。

原来钓鱼台门前的那片银杏树林是可以打鸟的，粘蜻蜓捉叽鸟也是三里河孩子们爱玩的项目。

现在成了北京一条景观大道，每到秋风落叶时这里长枪短炮挤满了拍照的人。

财政大楼旁边这个门楼原来挂着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牌子，现在挂上了财政部的牌子，以前我一直认为总行和财政部是一回事，因为从小我们这帮孩子就是在一个食堂吃饭在一起玩耍。

据说父亲是个才子，经常半夜醒来还能看见它在灯光下写字。他的祖上世代书香门第，绍兴人，和鲁迅同乡还是邻居，巧的是我和他孙子周亦飞也是三小同班同学，有一次和同学们一起去他家玩听他爸爸讲家乡话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备感亲切。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了湖北沙洋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在那动荡期间也吃尽了苦头，但是，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提起过。

母亲是个大家闺秀，宁波人，上海一家机床厂资本家的女儿，大学期间爱上了父亲这个穷学生，毕业后不顾家里的阻拦离开上海跟着父亲来到了北京。文革期间，卖光了娘家带来的所有的珠宝首饰，支撑了父亲上上下下一大家人的生活，至今无怨无悔觉得那都是应该做的，她是我心中最敬重的女人。

三里河三小也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上了六年小学，说是六年其实只是两年，刚到三年级的时候文革就开始了，什么三家村、海瑞罢官、破四旧、罢课闹革命对于我这三年级的小孩来说就是一次全面大解放，学校成了我们这帮孩子的游乐场，在教室把木质的课桌椅堆起来玩地道战，学校通宵达旦地随便出入整个学校没人管了，老师们都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稀里糊涂玩了三年我就毕业了。

这是在三小教学楼前，在这里曾经目睹了批斗张家继张家敏两位老师，大冬天的后背全部撕开泼上了红、蓝墨水，脖子上挂个硕大的牌子写着张家鸡、张家米，当场剃了阴阳头，随后就是群情激奋的拳脚和口号，也不知犯了啥罪，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惨烈的打人场景。那时候，我不懂得是非就是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小屁孩。

张家敏是我们的音乐老师，非常和蔼可亲，上课时会把耳朵凑到同学身边去听每个同学的发音，至今我还记得她脚踩风琴教我们唱歌的样子。不知她有没有挺过那段凄惨的日子，现在还好吗？

我用胳膊搂着的那个小个子叫“SO”，他后来居然在成为三区乃至三里河地区的著名的骨灰级人物，因打架两次入狱长达十几年，那时候的北京人讲究“仗义”，SO这几十年都为这个“义”字活了，人送外号区长。那个年代在三里河提起SO来无人不知，其影响力甚至延续至今。

SO是个很有才气的孩子，大院周边有几个机关单位礼堂，每到周末就会放映内部电影，那时候电影是个稀罕玩意尤其还是内部的，其稀罕程度不亚于后来出现的三级片。每到这时，SO的家门口就会挤满了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一报上个熟人的名字就能领到一张票。我和SO就躲在房间里谢绝一切来访紧张地制作假票，我们的制作工具齐全分工合作流水作业，就像印刷机一样生产出个各种门票，SO的三哥守在门口维持秩序发放。有时，由于拿到样票时间太晚做出来的假票墨迹未干，曾多次发生过检票时候附卷被粘在手上的情况。混进影院的人一般都是站在后排或蹲在走道或躲在门口幕布后面，看电影的时候还要时刻警惕查票人员，万一倒霉催的被查票的盯上，只要没被抓住赶紧拔腿就跑，各种追逐尽量把动静搞大这样就安全了。后来各礼堂似乎与我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只要混进去的人数不要多到影响观众正常观影的程度也就不会中途查票了。
SO家也从此名声大噪方圆数公里甚至城里胡同里的孩子都会托人来找票，我们的假票也因此从三里河画到了民族宫、政协礼堂。

三区36门整天泡在一起的发小，那些年，我们常常聚集在楼角，看见有女孩走过就会齐声高喊“给丫一大哄呦，——啊哄！啊哄！嬉笑打闹地笑作一团。

月派大老丁

提起月坛派出所的民警大老丁，三里河调皮点的男孩子大概无人不知，老丁整天骑个破二八车操着一口浓重的河北口音天天在三里河转悠，那个年代公检法是一家亲，老丁在三里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他要是敲谁家的门，谁家准摊上事儿了，根据老丁每天的行动轨迹推测近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般是八九不离十，儿时的不少伙伴都是在一次次的严打斗争中栽在他手上，轻则拘留、教养，重则大刑发配新疆，其实，无非就是一帮不上学没工作在家闲的满院子瞎逛的孩子，整天调皮捣蛋打架斗殴，搁现在都算不上啥大事儿。

有一次，我家楼下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被老丁追的爬上了15栋楼院里的锅炉房大烟囱，老丁紧追不舍也爬上来了，那孩子情急之下从几层楼高的烟囱上一跃而下，一头扎在了煤堆里，等老丁爬下来，那孩子已经一瘸一拐跑得无影无踪，这孩子后来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还有一次，老丁教训院里的孩子李X，“李X，你过来！你说你成天吊儿郎当像个什么样子？你对得起你父亲吗？（李X是革干出身）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不唱，唱什么莫斯科郊外晚巴晌！？你爱我，我爱你，就是不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此后，这句话就成了院里孩子们见面的经典灌口。

有段时间北京大街小巷兴起了打鸡血，据说可以补充营养强壮体魄，妈妈从劳动的工厂里陆续找来了红黄白三只大公鸡，自己学着抽血，隔三差五地给全家人打鸡血。我是死活不敢打，所有兴趣都在那三只鸡身上，每天给他们做鸡食，放它们在院里玩，孩子们又多了一样玩具“斗鸡”，这三只鸡太厉害了能追着小孩满街跑，掐遍三区无敌手，经常被人偷去掐架然后伤痕累累地回来，后来还是被人毒死了，我伤心了很久。难怪那年头老师整天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街鸡斗争！鸡也怕出鸣。

文革前这里的居民都是靠煤炉生火做饭，每到做饭的时间，楼道里烟熏火燎熏得人睁不开眼，各家门口都堆满了蜂窝煤和大白菜。每年入冬，居委会就挨家挨户对煤炉、烟囱、烟斗进行检查。

我们楼后院有个煤厂，制媒机咣当咣当的24小时运转，尤其是电锯锯劈柴的声音巨大非常刺耳，尤其是夏天，我们这帮淘气的孩子有时候就会用石头和弹弓打干活的工人，一段时间我们楼和煤厂搞的关系比较紧张。现在想起来那些工人也真是很辛苦，蹬个三轮车，胸前系个长围裙，用块木板将一排排蜂窝煤背在身上，挨家挨户地将蜂窝煤给每家送到门口码放整齐，不管抬到几楼都不加收费用。那时候的为人民服务是真的。

六十年代末，有了液化气，每家可以购买一套煤气灶具一个煤气罐和一个换气本，煤气罐分大中小三个型号，用自行车驮着煤气罐换煤气，往楼上抗煤气罐都是各家男人经历过的事情。为了让罐里的煤气充分使用干净，感觉火焰越来越小的时候就玩命摇，摇不出来了就用热水泡，还有胆大的就干脆把罐子倒过来，据说这样比较危险，就是为了能省点钱。

早期，我们院里盖了个两层小楼作煤气站，没多久不知什么原因就被废弃了，三里河一带的居民全都集中去一区那边的煤气站换煤气罐了。

小楼废弃了很多年，我们这帮孩子又有了玩耍的新场所。文革后也不知被哪个单位利用变成了住宅，从外观看就像是楼群里的别墅。

九十年代院里通了天然气，从此结束了换煤气罐的辛苦。

三里河浴池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一个公共浴池了，几乎所有三里河人都来这里洗澡，尤其是在冬季经常是人满为患，无人不知无人不往。

那年代还没有发明洗澡的热水器，洗澡只能在家烧开水用大盆洗，要想彻底洗一下就只有来三里河浴池了。

浴池一进门左手就是理发馆，我每次理发都是来这里，有时候老爸也会带我去财政部理发室理发。

再往里走点右手就是卖澡票的地方，一般洗澡二毛六，楼上还有高级一点的盆塘五毛二，我从来没去过楼上觉得那是老头才去的地方。

浴池一进男部有个小门厅，掀帘再进去是休息大厅。一进大厅就有服务员吆喝“几位！里边请！”为的是通知里边的人来领位。

可躺的床位两两相对，床位靠里的位置有带锁的衣箱，可以把衣物锁入，钥匙就用松紧带挂在手上。人多的时候就得“脱筐”了，就是一人一个大竹筐，衣物放筐里了，洗完了再回来找筐，从来没听说谁丢东西的。

休息大厅旁边有一小屋，是修脚的。进到浴池，两侧是淋浴，莲蓬头下方地上有块铁板连着根铁丝在阀门上，脚踩就有水，房间中间是池塘，分成四个区，有一个是高温池，老头专用，我觉得那基本就是开水。有搓澡的，大概二毛一位，池子边上放着几块搓脚石。洗完出来的时候会有人给你围上条大浴巾并递上一条热毛巾，然后在床位上休息，时间不限，常看到有人在那儿蒙头大睡，床头有热水和烟灰缸。

现在的三里河浴池变成了一家“上海人家”饭馆，我去吃过两次，感觉那里的菜做得还挺地道，价格也还算公道，比不远处三里河东路上的“老上海”实惠很多，只是在里面吃饭总有点热气腾腾泡澡的感觉。

除了和本楼的孩子们，我和志远是走的最近的发小，从三小到44中我们两个一直是同班，志远是二机部部长楼里的孩子他父亲也是个扛过枪的老革命。后来文革中全家被赶去内蒙古我也就跟他失去了联系，很多年后才回来，他有个弟弟叫志刚到现在都叫我表哥。对了，志远也曾是宣传队的，跟我一起参加的那些年我们形影不离，只是没多久就转学去了内蒙。

SO的六十大寿三里河的老炮门都聚齐了，摆了三大桌，很多人只是眼熟或耳闻，在这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昔日喧闹的大院今日杂草丛生破败不堪。

破败的楼门前曾经是我们院里男孩子们聚集的地方。

三小前面的这片楼房已经开始拆了。
三区的拆迁工作先是由中央十几个部委成立了个联合办公室负责推进，据说面临着巨大压力拆迁安置难度极大，后来又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至今还有很多居民坚持不搬，这里本是个权利集中的地方，不起眼的角落里藏龙卧虎隐居着着不少通天人物。在这片区域里的城管、公安都很规范，客客气气文明执法没有暴力，否则，稀里糊涂就可能断送了前程甚至饭碗。多年来，著名的月坛派出所一直保持着北京市公安系统先进模范单位称号，这与它所处的地域不无关系

我的家是第一批响应政府号召腾房搬迁的居民，现在已经住进了三小旁边新建的大楼里，从此与那栋陪伴了我大半生的老房子永远的告别了。

人生不在初相逢，

洗尽铅华也从容，

年少都有凌云志，

平凡一生也英雄！

谨此：送给那些在火红年代

成长在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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