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插队故事–雁北知青舒是

婉

1968年12月我从北京到山西雁北插队，当时只有十七岁。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有许多鲜活的人和事在闲暇时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不能忘怀。在农村接触的那些人都是最底层、最普通、最贫穷、最朴实、最勤劳、最善良的普通农民。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渴求、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期待、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始终都在撞击着我的心灵和良知。我久久地思考着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未来！相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会唤起更多人关注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习主席的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对我们这些经过风雨也见过彩虹的知青是有深远意义的！

一、《王屯》 我们是1968年底从北京到雁北插队的。北京当时很冷，但雁北更冷，一路上我们坐火车、汽车、马车，最后是步行。车是越来越小，人是越来越少，路是越来越细。到了左云县破鲁公社已是傍晚时分。吃过晚饭，我们终于被王屯儿来的贫下中农接到了马车上。老天爷也要给我们上一课，白天是漫天的黄风，太阳刚落山，又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我们村儿在梁上，坡陡路滑，我们一共十四名知青，七个男生，七个女生。先是男生下了车，后来女生也跟着下了车。我们迎着风雪，艰难而兴奋地走着。说是七里路，可我们觉得比城里十里路还长。天都打黑了，我们总算到了村儿。我们一群人被社员们从村口儿一直迎进明晃晃、乱哄哄的大队社房。这时我才看清别的男知青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捂着小栽绒的假军帽，下面的扣子系得紧紧的。眉毛上都结着霜，满脸通红。和戴着大皮帽子的社员们相比，知青显得又可笑，又可怜。怪不得一路上我好像觉得跟没戴帽子似的，耳朵和脸都冻得生疼。我想起我的样子一定和其他的知青没什么区别。屋里屋外都挤满了看热闹的社员，像看新媳妇儿似的围着我们。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小伙儿们。他们露着黄黄的牙，傻傻地笑。我们听到村里的大女人们说，毛主席想得就是周到，给知青们都配好了。男生们听了大大咧咧的无所谓，可女生们听到后满脸通红。

女生们被安置在村里说是为了安全。男生们被安排到村东边儿梁上的一处小院子里。这里是村里唯一的铁匠郭有福的家。他家有六间窑房，三间旧的，三间新的。他家自己住旧窑，新窑让给了我们知青。据说这新窑是铁匠给儿子结婚准备的。窑房打扫得干干净净，炕烧得暖暖呼呼。郭铁匠不爱说话，他老伴儿四十多岁，热情且善良。她主动教我们生火，做饭，问寒问暖，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听说房东大娘解放前是个童养媳，解放后肚里带着娃嫁给了郭铁匠，生了个大胖小子，郭铁匠对着孩儿爱如己出，并给孩子起名叫郭日亮。这娃和我们年龄相仿，英俊而腼腆，很爱到我们知青这儿串门儿，村里的许多事儿都是由他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小院儿生气勃勃。郭大娘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大的十七岁，小的才三岁。中间那两个男孩最淘气。什么都不懂。经常是到我们屋里见什么拿什么。牙刷、牙膏、肥皂、钢笔拿走后玩儿够了就随手扔到粪堆上或猪圈里，让我们没少着急。再有就是他们家养的猪啊，羊啊，鸡啊，趁我们上工不在家，常跑到我们屋里，见什么吃什么，我们下工回来赶也赶不走。有时把我们的剩饭都吃光，锅也被被舔得干干净净。

我们村儿是一个不到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破鲁川南坡上，站在村里的梁上往北望，高耸荒凉的马头山清晰可见。山下是蜿蜒起伏，若隐若现的外长城，据说是秦始皇时代修的，老乡叫它边墙，过了边墙再往南就是左云县的粮仓破鲁川。川里有一条季节性的河，叫淤泥河。旱季水虽然不大，但源远流长，从未干涸。过了河往南就是凹凸不平，光秃秃的沟粱地带，从川里往梁上看，在苍茫的天地间，突兀着一座古堡，雄健而苍老。如果没有袅袅的炊烟，根本看不到古堡下还有一个村落。村里大部分人家都住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土沟里，在向阳的北边土崖下，挖一些土洞，券窑而居。坡上也有一些像样的旧房子，据说是解放前村里唯一的一户大地主居住的宅院，现在是大队的社房、库房，饲养院。在大院周围，由于也有一些新窑，那是解放后日子过得好的人家新券的。我们村儿叫王屯，却没有一户姓王的人家。老人们说，过去叫王将军屯儿，传说古时候，曾有个姓王的将军在这里戍边，就住在这个古堡里，村子因此得名。从古堡遗址的规模看，这个将军的职位不会太高，古堡是四方形的，外边各五十多米长，四角有凸出高耸的圆形城垣。由于岁月和风雨的剥蚀，现在仅剩下夯土的围墙了，但村里人始终把这个古堡作为祖先的荣耀。我到王屯儿后没几天，就迫不及待的登上古堡，在里里外外转了几圈。在雁北冬日的夕阳下，古堡虽没有了往昔的雄伟，但仍不失远古的神奇。我仰望着这座我们村用以命名的古堡，心中不由升起一丝凄凉。我的命运已经和这方黄土联系到一起了，我的一生可能就撂在这片荒原上了。既来之则安之吧！我要努力适应这方土地，尽快为村里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不负青春年华，不负皇天后土！我随手抓起一把冰冷冰冷的黄土，这黄土细腻、纯净而贫瘠，我们的祖先就是仰仗她的恩赐繁衍了五千年……。

二、《生命》

刚到村里时见啥都新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习以为常了。再后来有些事儿就慢慢的淡忘了。可是唯有一件事儿，我们村的知青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就是刚到村儿里的那个冬天和贫下中农一道在大东沟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没干几天就出的一件大事。

我们到农村新鲜了几天后，大家都纷纷表态，要在农村改天换地，大有作为。郭书记特意为我们知青开了个农田基本建设动员大会。让我们知青享受坐在台上的殊荣。书记说俺村儿要真抓实干，治沟治坡，不能像有的村儿只想着盖个暖窝窝，吃个热饽饽。会上还提出争取小麦亩产过百斤。我们听了很诧异。那时北京附近都喊着亩产要过千斤。最后书记说，现在毛主席把知青派来了，俺们更要甩开膀子大干、苦干、拼命干！让主席老汉儿看看！我们听了更是吃了一惊。那时北京人都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村里人怎么敢把主席叫老汉呢？

第二天在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扛着新领来的铁锨。挑着新箩筐来到了大东沟的一个高大的崖头下。仰望崖头，估计得有三十多米高。工程很简单，也很浩大。就是在土崖下取土，把它挑到五十米开外的土坝上。人们希望在沟里筑一道土坝，截住沟里的一股长年不断地溪流，修一个小水库，抽水浇梁上的旱地。当时村里连电灯都没有，从沟里抽水浇地谈何容易？但老百姓藐视困难，追求幸福的精神还是可敬的，这是后话。人在崖下是那么的渺小，人们每次挑到坝上的土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村里的闲人几乎都来了，其实都是来看我们这些北京娃咋做营生的。工地上还插了几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后来怕刮坏了，很快就被人收起来了。知青们笨手笨脚，磕磕碰碰的，但都很努力。我当时感觉就是冷。老乡们都穿着西北特有的光板老羊皮袄，我们穿的则是普通的棉袄，棉裤，让风一吹就透心儿凉，只有使劲干活儿，才会感到暖和些。这给老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村子里的小女子们可真是不安分，围着花头巾，脸冻得通红。一会儿说这个知青长得像雷锋，一会儿说那个知青长的像王杰。接着就是大女人的高喊声，某某女子想嫁给谁谁谁啦，在戏谑打骂声后就是一片哄笑。这样周而复始的日子，一干就是半个多月，风雨无阻。每天的感觉就是冷，就是累，就是单调的挑土，走来走去。社员们能坚持，我没有理由不坚持，况且我是主动申请插队的。眼看着阴历的大年就要到了，社员们的脸上也泛起了一些喜色，都在说盼着到过年时做点啥好吃的，还时不时地问我们知青北京人过年都吃点啥。我们就夸大其词的乱吹一通。结果是更饿、更馋、更累、更想家了。

工程可能快一个月了。想起那日是一个少有的风和日丽的冬日。基本建设队伍里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他们朝气蓬勃，活力四射，负责从崖头上取土。他们把土刨下来，女人们负责装筐，大部分人负责挑土。可能是因为天气暖和动土，有些解冻。两个后生很轻松的就从崖头上刨下一大堆，可以等下面的人挑很长的时间。他们轻闲的没事儿干，像猴子一样得意地在崖壁上爬来爬去，并在中间掏了两个小窑洞，崖壁上阳光充足，又背风。他们两个躲在小洞里很惬意。忽然一声闷响，尘土飞扬。我正在崖下担土，一抬头，只觉得天旋地转。刚才还是湛蓝湛蓝的天，霎那间变成了黄色。当我本能地跑到坝上时，就听到有人大声高喊：金泉、狗柱压在崖下啦！这时崖上的土还在往下塌塌。人们顾不得危险，返身冲到崖下，拼命地挖土，我们知青也都挤在人群里。塌下的土太多了，还有许多一米见方的冻土块儿，推也推不动，打也打不烂，人们在崖头下拼命地挖呀，拼命地叫！一切都是那样的无助。大家开始用铁锨和铁镐，后来怕伤着孩子，就索性用手挖。哭声、喊声、诅咒声乱成一片！早有亲戚回村儿报了信儿，孩子的父母到了崖下就昏过去了。我只记得孩子的尸体被挖出来时天已经全黑了。沟里的冬夜黑到伸手不见五指，风呼呼地吹着，格外的冷。崖头上，工地边，很多人都提着马灯在漆黑的沟里，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的，但什么也照不见。大家互相招呼着，深一脚浅一脚的把两个孩子的尸体抬回了村，安放在社房。当我回到知青宿舍时，才感到两手生疼，指甲全都磨出了血！

过了几天，在小学校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由郭书记主持，公社也来了人。金泉的哥哥金贵是我们村唯一考到公社中学的秀才，他为这两名小烈士致了悼词，我们知青也派了代表发言。主要内容都是战天斗地，前赴后继之类的话。为了表达化悲痛为力量，全村人宣誓：第二天接着干，一定要把水库建成，不让这两个孩子白死。第二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去了工地，大家默默地伫立了几分钟，就开始默默地干活儿了。工地上再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我觉得那天天特别阴，风特别冷，时间特别长。崖头下窝风的地方，偶尔会形成几个小旋风，旋转着向上飞去，消失在灰暗的天空中。老乡说，那就是两个孩子不散的阴魂。我虽不信鬼神，但每每凝视土崖，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和压抑。生命啊，鲜活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这么渺小。几天前还在我周围跑来跑去的小后生，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在崖头上有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又飞走了。沟里的小树上有一只狡猾的小麻雀东张西望，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老乡说工地阴气太盛，干了两天就停工了。突然有一天下午，我听到村边传来凄凉的唢呐声。我出村后才知道是孩子的父母和亲戚在为两个孩子招魂。吹唢呐的正是郭书记。在昏黄的暮色中，有几盏马灯慢慢地消失在沟里。

次日，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北风依旧肆意地呼叫，把村口路边残留的纸钱、纸灰吹上了天空，又扫到沟里。

三、《吃油糕》

雁北的夏天来得特别晚，田野的庄稼像一块块淡绿色的小补丁。铺在千沟万壑、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原上。早晚仍有些凉意，但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汗流浃背，身上脱皮。春天我给家里写信，曾无知地说：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到了夏天就不忙了。现在夏锄开始了，天气又干又热，老乡说越旱越要多锄田，锄头自带三分雨。主要是减缓土壤的毛细作用，减少水分蒸发。我们这儿地广人稀，干旱少雨，每人每天要锄好几亩田，比春耕还累。天刚亮就得出工，趁凉快先干上两个小时，到七八点钟的时候，女人们把稀饭和窝窝送到地头儿，人们匆匆吃上几口，再接着干。中午回家抓紧时间胡乱吃点，待钟声一响，马上又得走。只要还能看到地上的苗儿，即便太阳落山了也不收工。 说实话，如果不到农村插队，我们将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西北农民的生存状态。更不会明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真正含义。比起艰苦的劳动更让人受不了的是，夏锄时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社员们普遍吃不饱，劳动时，大家普遍谈的全都是柴米油盐的那些事儿。有人说，现在一年才分四两麻油，还不如解放前。有人说要是能吃上个油花，起码儿也能机溜三天。还有人说要是有油炝蒜，神仙也会站一站。大家说的全是吃的事儿。这可能就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重要的一课：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其实我们知青比社员强多了，国家第一年给每个知识青年拨五百多斤毛粮。因为多是谷子，去皮后也就三百多斤。而社员们，每年的口粮仅有三百多斤毛粮，去皮后也顶多有二百来斤。尽管如此，我们也着实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我们知青经常调侃说，我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有点儿怕挨饿。

好事儿突然来了。我们房东是个铁匠，家境还算殷实，但他有个弟弟是光棍儿。几天前在贫困疾病中毫无声息地死了。他家就在沟下的一个破窑里，因为早就丧失了劳动力，生活主要靠他哥哥接济。可他哥哥孩子多，营生又忙，对她的照顾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他死了，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死了。在农村这个时节，得赶快下葬，入土为安。房东求我们知青帮忙，条件是要给我们吃一顿油炸糕。油糕，在我们这儿可是上讲究的饭。只有年节和红白喜事儿才能吃上。既然房东求助，而且我们还能吃上顿油糕，于是大家欣然答应了。可是我们知青大多数也都怕死人。知青们都抢着要去挖墓穴。谁不愿意干往棺材里装死人的事儿。我打小就不信鬼神，就主动说我去！可一个人也抬不起那具僵尸啊！于是房东叫来了村里的哑巴。哑巴和我年龄差不多，五大三粗，蓬头垢面，是个没爹没娘，一直在哥嫂家寄居的苦孩子。他来帮忙，无非也是为了吃那顿油糕。我和哑巴把一口薄薄的破棺材从房东家里抬到了破窑的前面。跟着房东慢慢地踏进了死者的家。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动了。死者脸色黑灰，身上盖着一张破被子和他的脸色一样的灰。我一下愣住了！房东催着我和哑巴上炕抬死尸。哑巴虽然力气大，不怕脏臭，可他怕死人，死活也不上去，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了炕。可糟糕的是尸体下面连个能抓的席子也没有。我只好把盖在尸体上的破被子往下一包，使劲往上一抱，轰的一下，尸体的口中喷出一口臭气！呛得我差点倒在了土炕上。房东赶紧跑来帮我往下抱，他一边骂着哑巴，一边让他帮着拽腿，房东毕竟五十多岁了，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这时哑巴已经抱住了腰，我抬着头，房东抬着腿，三个人连拖带拽地拖着死尸。我也不知是怎样才把这个其实只有六、七十斤重的尸体扔进了棺材里。我跑出院子时被呛得满脸都是泪水。来看热闹的女知青调侃地对我说，你对贫下中农还真有感情啊！这时从棺材旁边传来了躲钉躲钉的吆喝声和高一声低一声的兄弟走好的干嚎声。棺材很快就被抬走了，一切归于平静。挖坑的知青们终于疲惫不堪的回来了，还羡慕的说，你可挑上个轻活儿，我们真是累不行。 盼望已久的油糕，终于端上了桌，大家像饿狼似地拼命地吃起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看哑巴停下来时，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个自杀的动作，意思是油糕已经到了嗓子眼儿。我抬头看了看别人，大部分都撑得瞪着眼睛不说话。此时，我也感到弯腰都困难了。我难为情的看看忙里忙外的房东老大娘，悄悄地站起身来，慢慢地向我们知青的住处走去……。除了感觉肚里难受外，还觉得到处都是尸体的恶臭味儿，手上身上……, 熏的我头晕，恶心，突然肚里像翻江倒海一般，我赶紧往外跑，刚跑到门口，看到了一个狗食盆儿，一张嘴就不停地呕吐起来，哗啦哗啦不知吐了多少。只晓得狗吃够了走了，猪又跑过来……。

四、《放牛》

插队两年后我基本掌握了主要的劳动技能。但做个好庄户人，可不容易。老乡说三天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成个庄稼汉。来村里插队，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学校，我是积极报名插队的，当时想的就是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努力改造自己，希望在农村大有作为。当然也曾想去兵团农场什么的，但觉得门槛太高。两年的农村生活，艰苦的田间劳作，使我从思想到身体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满手厚茧，一口村话，真正体会到粮食来之不易。什么是一个汗珠摔八瓣儿，什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过去在书本上，只是看到对农民辛苦劳作的描述，现在认识到那些不过只是皮毛而已。那不过是农民真实生活的万分之一。过去都认为春耕最忙，现在才知道夏锄才是鬼门关。每天天蒙蒙亮，就得下地锄田。七、八点钟吃些老乡送来的稀粥和干粮，吃完还得继续干。越是旱天儿越要多锄，因为老乡说锄头自带三分雨，主要是减少水分蒸发，锄草、间苗儿和保墒。连续的弯腰锄田使我的腰越来越疼，尽管我非常努力，但每天还是常常打狼。也就是说总落在最后。地里常有人来帮我，可我还是非常地吃力。后来队长看出我真的不行，就分配我到大女人队里去干活儿，当然工分要少些。和女人们一起干活儿不寂寞，她们凑到一起，打情骂俏，胡说八道。我们村很小，仅五十多户人家。拿她们的话说，堡墙底下放个屁全村都听得见！如果谁有点绯闻，一下子就让她们吵翻了天！

队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小老头儿，不爱讲话，但特别能干活儿，能受苦。他的门牙已经掉了一颗。只有在抽烟的时候，脸聚到一起，看得出他特别享受，特别可爱。有时他过来检查女人的营生，当他指出问题时，女人们就围过来，七嘴八舌的编派他一番，说什么：就你革命，穿个红衫，像个马布上的虱子，红牛儿！队长只是不抬头地回骂几句，他知道这些女人不好惹。女人们确实有治他的法宝，那就是说队长和哪个哪个女人相好了。有时还没说完，队长就跑掉了。那时干活，休息时都要抽袋烟，老乡们都是抽一种自家种的旱烟，名叫小兰花。很呛、很辣。有时社员也热情地把烟袋锅儿递过来让我抽两口说，后上抽两口烟解解乏吧！我有一次为了讨好队长，给队长递了一支恒大香烟。队长呢那未老先衰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把烟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舍不得抽。女人们凑过来看见说：知青就是不一样，学的是文化，抽的是恒大。我听了很是尴尬。女人们都很热心干活儿时，常常帮我。有一次一个小女子主动帮我锄田，她们就大声的说，看这小女人不大，就知心疼人了！小女，小女你快长，长大嫁个排、连长！把小女说得满脸通红。

在锄田和割麦中，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烈日炎炎的熏烤下，在繁重的劳作中能直起身来缓一缓，真是一种奢望。不管我怎样努力，咬牙坚持，我的腰是越来越疼了。我常常疼得夜里睡不好觉，只好把枕头垫在腰底下。这样中间高一点儿，两头低一点儿，才能勉强缓解一下。 机会终于来了。冬天在饲养房里开社员大会。炕上挤满了人，都是男人们。大家抽着旱烟袋，屋里烟气杠杠，呛得人睁不开眼。我们村儿虽小，劳动力也不多，但为了提高劳动积极性，有点儿竞争力，便于管理。一个大队就分成两个小队，但书记会计保管还都是一个。开会是为了调整一下土地。我们村儿虽然人口不多，但地可不少。南梁高处还有很多荒地。开出来的耕地也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有些耕地是要轮耕的，让土地休耕。其次就是关于些牲口人员等杂志的调整。众口嚣嚣，七嘴八舌。但大多数内容我们听不懂。突然放牛的打伴阮三儿在嘈杂的人声中喊道：我要八分儿工，我都十岁了，还不如大女人挣得多。现在牛多了，还有毛驴，可不好放了！三年前就给我六分工，现在还是六分儿。不给我八分儿，我就不干了！这个平时蔫蔫的小阮三今天突然发威，让书记着实懵了一下。这时队长突然问：谁想干？屋里一下安静下来，没人吱声儿。我呼地站起来说：我干。队长说你干也是六分儿，我说六分就六分儿。在昏暗的饲养房里，我感觉阮三在狠狠地瞪着我……。

放牛的营生虽然每天都必须出工，风雨无阻，但毕竟是直腰活儿。我的领导是二虎眼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不爱说话。什么事儿都是眯着眼看，低着头儿听。很快就到了初夏的季节，这已经是我来农村的第三个夏天了。社员们都在大田里，烈日下锄田，可我还能在树荫下看看书和旧报纸，真是神仙的日子。我的活儿虽简单，但也挺费心。就是跟着大官儿把牛赶到空旷的田野里，或者沟里，看着它们吃草，不能让他们吃庄稼。大牛耕了一春天的地，都累乏了，基本上听话。但有几只小牛蛋子特别难崴顾。趁我不注意，就跑到地里偷吃庄稼。让我没少跟着它们奔跑、挨骂。在放牛的过程中，我慢慢地学会了甩鞭子，扔石头。而且扔得挺准。阮三儿丢了放牛的工作，就跟大女人一起锄田去了，一天挣八分工，偶尔也出来打些猪草。每次打猪草，他都要特意找我们牛群，一是和二虎眼儿啦呱啦呱，二是看看他过去放的牛。那些小牛儿看到我总是恐惧而仇恨，可见了阮三儿就特别地温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很是享受阮三儿过去拍拍摸摸的，真让我嫉妒。阮三说他十岁，其实也就九岁多，由于营养不良，比起城里的同龄孩子要矮得多。看着他憨厚的圆脸，我也很愿意和他聊天儿。听说他读过三年书，后来家里没劳力就放了牛。他看我带着书就问我，看啥书呢，我神秘地说，这是外国书。那时我看的这类书多是被定为封资修的书，在城里不让看，在农村没人管。我当时看的是《牛虻》，阮三拿过书，翻到前言那页，轻松而流畅地读起来，几乎没有生字和错字。我极是震惊。他要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前途将是无量的。我问：阮三，今后你打算干点儿啥？他自信地说，等他长大了，就当个赶皮车的大车倌儿。皮车就是胶皮轱辘的大车。他说他要用村里那匹最好的骡子驾辕，用那匹大红马拉左套，那匹黑骡子拉右套！说得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可我的心里却升起一种莫名的悲哀！

有一天我们去大西沟放牛，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虽然远点儿，但这里沟深草茂，牛不乱跑。沟里很安静，微风吹过树顶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们在荆棘丛中穿行，偶尔会惊起一两只斑鸠或野兔，给我增加一点惊喜。突然二虎眼儿高喊：后生，快来！有兔，有兔！我赶快跑过去，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一片酸溜溜颗子，什么也没有啊！这时二虎眼儿立即把他的大鞭子递给我，说往上看，往上看！我想兔子只能在下面跑，怎么能上树呢？我认真地搜索着，忽然看到一条大青蛇正顺着荆条儿往上爬，起码有杯子口那么粗，五尺多长，怪不得二虎眼儿都被吓懵了！他怕我害怕，所以骗我说是兔子。我走到蛇跟前，拿起他的大鞭子，使劲儿地向大蛇打去。因为放了半年的牛，我打鞭子的技术还可以。两鞭子就把那条蛇打到了地上。据说打蛇不能用木棒，用木棒打蛇就会让它顺势窜上来攻击你，而用鞭子蛇借不上力。落地后，蛇拼命地逃跑，速度还挺快，我又甩了几鞭子，蛇停下来，抬起头向我发威，并作出向我进攻的样子。鞭子太软很难治蛇于死命，我随手捡了几块石头像蛇头砸去。我放牛学会的扔石头技术，在此派上了用场。因为牛经常偷偷的跑到地里吃庄稼，追不上就只有用土克拉和石头把它们赶出来。我扔了三块石头，两块打中了蛇头，蛇不再逃跑了，不再逞凶了，瘫软地在地上盲目地翻滚。我又顺势砸了他几石头。蛇还在翻腾，但毕竟舌头烂了。二虎眼儿在一旁不停的说：真杀生，真杀生！这条蛇估计有两斤多重。拿回村儿后我和知青们美美地吃了一顿！真香啊！大家都说只是骨头太多，肉太少。可我也没见有谁吐出了骨头！

从此二虎眼儿就真是高看我一眼了！

五、《二虎眼儿》

二虎眼儿，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大名叫啥。反正村里大人小孩儿都这样叫他，他也顺从地接受着。我听说二虎眼儿年轻时给地主扛过活，赶过车。成立公社以后，他在队里当饲养员。现在老了，当牛官儿。我给他打伴，他是我的大官儿，我是他的小兵。当时他六十多岁，眼睛浅灰，鼻梁直直的，一看就有胡人血统，他和村里的书记是一个太祖爷爷。村里分东郭和西郭两大家族。所谓西郭，据说是很久以前有个从西边讨饭来的小伙子到王屯儿打短工，最后成了村里一家姓郭的倒插门儿女婿。这个胡人就姓了郭。现在这一支人成了村里掌权的大户。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沟壑纵横，花白的络腮胡子在脸上堆着烂七八糟。老人很少有笑容，总是眯着眼，神情凝重。老人个子很高，只是现在已驼背了，想必年轻时也是个威武英俊的西北汉子。他很少和别人提起他的家事，除非心情好时，或者是我给他买一盒儿香烟的时候，他才会偶尔向我敞开心扉。

他曾娶过一位口外的媳妇，但这女人身体不好，四十多岁就去世了，给他留下一女一儿。女儿早就嫁到川里了，儿子早些年跟着队里的大车到内蒙卖焦炭，为大队搞副业。一次在黑土口煤矿让拉煤的军车剐成了重伤，拉车的骡子也死了。部队赔了骡子八千块。赔了儿子一千元。二虎眼儿没文化，也不知队里是咋整的，一部分还了早期给老伴看病拉的饥荒，剩下点钱准备给儿子看病，可去了几趟城里的医院就没钱了。儿子的病没治好又添了新的债务，最后儿子还是走了。儿子的媳妇儿没法儿过，嫁到了梁底下。儿媳给他留下了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女，他只好和小孙女儿一起生活，又当爷爷又当娘，相依为命十几年了，其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再一次怀着深深的同情，看着他那张与众不同的脸。灰白的眉毛和浓密的胡须紧紧地挤在满脸的皱褶中，眼睛深深地藏在眼窝里，如果不认真看，总以为他永远都睁不开眼似的。一身破烂的衣裤，油腻的胡乱拧巴在身上。一件破皮袄，常年不离身，这几乎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当时已十几岁的孙女叫丑人儿。已经能给他洗衣做饭了。每每说到此，他都会露出少有的欣慰。有时他还会特意让我看他衣服上的孙补丁，说那是他孙女给补的。他的孙女就是他的想望，他生命的全部！

他已经步履蹒跚了，穿着一双西北农人常穿的家做布鞋，因为又笨、又丑、又结实，样子就像北京六必居的咸菜篓子，所以当地人叫它踢倒山。说也奇怪，他走到哪儿牛群就顺从的跟到那儿，但他总以轻蔑的眼光看待这群，他嘴里常常嘟囔着，骂着这群牛：没一个进眼货，都是些伐牛！你看我那头牛！谁能比得上俺的牛？俺的牛一天就能吃两个麻饼！据说，一般的牛一天也吃不了一个。后来我慢慢的知道了他和牛的故事。快解放时，村里搞土改。他分到了一头地主的好牛，这头牛就是地主的浮财，也是和他一起给地主干活儿的好伙计。后来他跟着支前的队伍，赶着这头牛拉的车为解放军送粮，送草。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也记不清他和他的牛为解放军拉过多少军粮、弹药、伤员，甚至还有死人……。

解放后没几年，村里搞起了互助组，号召翻身农民组织起来。党员天天找他，让他入互助组。他说他们的心思他知道。就是谋划着它的那头牛。他说，他们晚上开会让他站在屋子中间，在汽灯底下烤！他们说他忘本，说他想过地主的日子，说他忘恩负义，还说要没收他的牛……！。他说他实在扛不住了。有一天夜里他拉着他的牛偷偷儿出了口外，找了家本分的庄户人把牛卖了。他说他离开那家儿一里多地了，还能听到他的牛在哞哞地叫。他不敢回头。眼泪哗哗的流。村里人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再也没人理他了。还把他打成破坏生产的坏分子。幸亏书记是他的本家，说他曾帮共产党打天下，有功！他祖上八代都曾是受苦人！

六、《花虎豹》

放牛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快一年了。每天跟着二虎眼儿带着牛群在晨曦中慢慢地走出村口，消失在村子周边的大沟里。傍晚在落日的余晖中，我们又和牛群像剪影一样慢慢出现在梁头上，拉着长长的队伍走回村。寒暑易节，周而复始，风雨无阻。二虎眼儿是大倌儿，任务就是带队，我是打伴儿的，跟在牛群后面。大牛耕了一春天的地都很疲倦，行动迟缓而木讷。小牛旦子们调皮又狡猾，总想跑到梁上的大地里偷吃鲜嫩的庄稼。我主要是要和这些小牛旦儿们周旋，沟上沟下到处乱跑，虽然辛苦，但不乏味。夏日，在凉爽的树荫下，我享受着偷看两眼书的惬意；秋天，望着远飞的大雁，我胸中常有高歌一曲的冲动。尤其是我看到远处社员们在烈日炎炎的田野里，为了养家糊口拼命地劳作时，我很庆幸，我是知青，社员们都高看我一眼，放牛挣得虽不多，但能养活自己，还能免受锄田之苦。可有时心中又感到不安，这些社员和我都是人，差别怎么这么大？只因为他们生在农村吗？ 有一次，我们在大东沟放牛，天上下了一点小雨，远处有些云团，这是夏季常有的事，我们也没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沟底平日清澈的溪水变得浑浊了，水量也大了起来，一股高过一股像沟门涌去，牛群开始躁动不安，有些平日安分的老牛也开始急躁地往梁上跑。梁上有庄稼，我大声吆喝着，想阻止他们。突然小雨变成了大雨，牛群都不听话了，东奔西跑，我一下乱了阵脚。这时只听到二虎眼儿大声高喊：“后生，快跑，山水来啦！”此时我仿佛听到火车的轰鸣声，抬头一看沟掌处三尺多高的浊浪像一堵墙似的，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我们扑来，我拼命地赶着牛群往梁上爬。平日里调皮捣蛋的小牛犊子们，这时吓得到处乱窜，连上坡的路也寻不见，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轰到正道上。上坡的土路让水一冲滑溜溜的，小牛儿很难爬上去……。我手脚并用也爬不上去，这时洪水已经冲到了我的脚面上，我一看二虎眼儿，他已经揪住一头大黄牛的尾巴爬到了梁上。他大声地喊：“后生，快抓住'花虎豹'！快！” 花虎豹是一头老黄牛，脾气暴躁的很，平日摸摸它都不让，可它是最后一头我能抓住的大牛了，别的都太小。这条沟两边的崖头很抖，本来能上梁的路就不多，有几处陡坡，让雨一浇又粘又滑。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抓住了'花虎豹'的尾巴，它也顾不得发脾气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哞哞叫。最后花虎豹儿前腿几乎是跪着用膝盖往上爬，才把我拉上了梁。我感激地拍着它的身子，它却狠狠地瞪了我两眼。庆幸的是，牛和毛驴不知什么时候都跑到了梁上，一头也不少，比我精多了。

花虎豹是一头身上有暗色虎皮条纹儿的大黄牛，听二虎眼儿说，早年刚从内蒙买回时，它是一头又急躁、又有劲儿的“急牛”。耕地时，只要“把式”一挥鞭，它就拼命地往前奔，后来被厥着了，就是累残了，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打也走不动了。怪不得老乡常说：“累死'急牛'，打死'钝牛'。” 钝牛就是没有劲儿，走不动的慢牛，总挨打，最后也是个死。

我回头看看满沟的洪水，滚滚滔滔，逐浪翻腾。从上游冲下的碗口粗的小树在洪水中肆意翻滚，如果打在人畜身上无疑是致命的。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沟中的水，真是瞬息万变。怪不得社员都说大东沟里有土龙，沟里的树木有灵性，谁也动不得。据说大炼钢铁时伐了不少，后来常发洪水。人们其实不喜欢这个土龙，但又十分敬畏它！

花虎豹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也终于得到了一次回报它的机会。转眼又到了春天，我们到南沟放牛，南沟的沟掌里头有泉眼，泉眼周边的向阳坡地上春天来的特别早。绒绒的绿草远看就像蒸腾的绿烟，近看只是些稀疏鲜嫩的青草。雁北的春天根本不像春天，早过了清明，但天气还很冷，经常刮北风，有时黄沙漫天，有时乍暖乍寒。好容易挨到了收工的时候，一轮枯黄的落日，伏在冰冷的暮霭中，牛群都收拢了，我正准备往村里赶，但总觉得得少了谁？对！是花虎豹！它怎么不见了？梁上也没有庄稼呀？他能到哪儿去呢？二虎眼儿大声地吆喝着，忽然我听到沟掌中有动静，跑到那一看，正是花虎豹被陷进了泉眼边的泥潭中。它为了吃泉边的嫩草，结果陷在了泉眼边的昭泽里出不来了。它毕竟是一头老牛了，本来就没劲儿，越挣扎陷得越深。我们跑到它身边时，它的四条腿已经牢牢地焊在了泥土中。二虎眼儿把鞋一扔，赤着脚跳进泥潭，抱住牛脖子，拼命往上抬，我也不敢怠慢，穿着我的翻毛皮鞋直接跳到水坑中，揪住牛尾巴拼命地往上拉。泥坑的水冰凉冰凉的，彻骨钻心，开始就好像双腿在滚水中煮，疼痛难忍，过了一会儿，就麻木了。我们两人一前一后折腾了半天，一点儿也没顶事儿，老牛趴在冰冷的冻泥里，满眼泪水。二虎眼儿轻轻地拍着他的头，不断地说：“不咋！不咋！不咋！”然后又严肃地对我说：“后生，你先把牛群归堆回去，到饲养院找两根儿椽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把腿拔出来时，脚都失去了知觉。我把牛群赶回牛圈，到饲养院儿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根像样的椽，不是太粗就是太细，要不就是太朽。我忽然想起村边儿郭亮家正要盖房，说不定能借上两根儿好椽。跑到郭亮家，他正要吃晚饭，我说明来意，他媳妇儿面无表情，楞楞地看着我。农民把盖房这件事儿当成一辈子的大事，把建材看得比命还重。郭亮听我说完，想了想，拉着我跑到院子里，给我挑了两根儿结实的椽，我丝毫不敢怠慢，扛上就跑。此时，我的脚开始恢复了知觉，但是更疼了。好不容易出来扛着两根椽跑到泉水边，天已擦黑了。我发现二虎眼儿也没闲着，他搬来许多大石头放在牛的周边。 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把泥巴从牛肚子底下扒出来，又把椽从牛肚子底下穿过去，用大石头作为支点，然后拼命地往上抬。听到牛腿底下嗞嗞地进气，就像在拔一个真空瓶子上的软木塞。我们撬完面，垫上石头，再穿上一根儿椽撬前面，几次反复后，牛的大腿从烂泥中拔出，小腿也能打弯儿了。花虎豹和我们共同努力，终于挣扎着爬出了泥潭。老牛浑身哆嗦，卧在附近的硬地上，半天起不来。二虎眼儿不断地拍他的头，拍他的眼，它使出全身劲儿才站起来，晃晃悠悠地跟着我们往村里走。二虎眼儿一脸严峻，一路上嘴里一直喃喃地说：“你这后生还行！你这后生还行！知道心疼牲口！这牲口回去怕是活不成了。” 接着莫名其妙地说：“死后托生个啥也不能托生成大队的牲口，太可怜了！太可怜了！众人的老子，没人心疼！”

七、《狼与猪》

一天早上我到饲养院赶牛，听饲养员们神秘且惊恐地低声说：前天保管家丢的半大猪仔儿昨日在小溪沟里找到了，只剩下半副骨架和头头蹄蹄，肠肠肚肚都被狼吃光了，真是看不得！保管家的猪圈我知道，虽然临街，但圈挺深的，起码有两米多。狼把一只四十多斤重的猪仔儿从圈里叼出来，跑到小西沟，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和二虎眼儿把牛群拢好，出村后从二虎眼儿走的方向看，我猜测，他今天肯定不去小西沟了。我们默默无语地走了一阵儿。我突然问他：你怕狼吗？怕！咱们这儿还真的有狼啊？有啊！那咱们要是遇到狼可怎么办呢？他停了一会儿说：狼白天不敢下川，而且它们也不敢吃后生！我问那些狼都住在哪儿啊？马头山。可马头山离咱们这儿有八十多里路呢，它们怎么来这儿呀？二虎眼儿说，狼一黑夜能跑几百里路呢，这点儿算啥呀！我不做声了。抬头望了望远处的马头山，遥远而清晰，高耸而苍凉！过了一会儿，二虎眼儿慢慢和我拉呱上了，声音很小，就像自言自语：你知道，郭顺他娘的第一个娃就是让狼叼走的！郭顺就是我们来村时给我们赶皮车的那个车倌儿！

那年刚解放，他娘背着孩子到村边薅猪草。傍晚的时候，其他庄户人都回村儿了，可他娘还想多薅些草。没想到这时狼从沟里悄悄的上来了，盯上了她和孩子，她只顾蹲着薅草，不知道来了狼。孩子就趴在他背上，狼突然从她身后一口把孩子叼走了。她被拽了个大仰壳，等她爬起来时，狼早就消失在沟里了。我听到这里心咯噔一下凉了起来，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堵在心口。我又抬头望了望远处的马头山，耳边仿佛仍能听到孩子的惨叫声和郭顺娘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我和二虎眼儿继续往前走，一路无语。牛群跟着二虎眼儿，我跟着牛群。不知不觉地我们来到了离村最远、最偏僻的大西沟。过去我最喜欢在这儿啦！这里沟宽草肥，牛到这儿也不乱跑，我还可以在树荫下休闲地看看书！至于风景，就不用说了，沟底的大杨树，冒尖儿地高，在树木多的地方，有不知名的小鸟在浓密的树叶间欢快地叫着，树下的荆棘丛中常有斑鸠惊起，岩鼠乱窜，有时还会遇到蛇。可是那天，这地方显得阴森森的，我一直跟着二虎眼儿。快到沟掌时，二虎眼儿突然在一个石头堆前停了下来，默默地站了会儿。他弯下腰，在周边捡了一些石头，轻轻的放在石堆上。之后，又在石头堆前伫立了一阵儿。我不解地问：你这是做啥呢？看看老婆坟！我感到一股冷气从背后升起，没听说离村子这么远，还有坟茔啊。我赶紧问：是你老伴儿吗？不是，是老母猪婆儿！我大惑不解。怎么老母猪也要修坟呢？

故事原来是这样的：说来话长，也不知是哪一年了？我们村边住了一户姓刘的穷人，他家养了头老母猪，生了一窝娃。那天老母猪带着八只小猪仔到大西沟吃草，不巧遇到了狼。老母猪带着猪仔儿一边往回跑，一边和狼斗。跑到这里，老母猪精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它就找了个小崖头，在崖头下，老母猪用屁股拱了个窝，把八只猪仔儿都护在肚皮下。面对凶恶的狼，老母猪张着大嘴，露出獠牙，满嘴的白沫，呼呼地朝着狼喷着气。狼看到老母猪决死的架势，始终没敢靠近。当村民拿着火把赶来的时候，狼只得悻悻地逃跑了。八只小猪仔，一个也没被狼叼走。可主人去拉老母猪时，怎么也拉不动。这时人们才发现，它已经成了一尊雕塑，它一直瞪着大眼，张着大嘴。主人不忍心把它吃掉，就把它埋在这里了。我想起社员们曾说的那段往事：那年闹饥荒，部队拉练从我村过，军马得了传染病，被打死后埋在了我村的南梁。可队伍还没走远，天一黑马军的尸体就被社员们刨出来吃掉了。可老母猪埋在这里始终没人动！放牛放羊的人走到这里，都要给它的坟添上几块石头，有的石头甚至是从河湾那边捡来的。后来人们给这坟起了个名字叫–老婆坟。听到这儿，我不禁又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头。在瑟瑟的晚风中，在苍茫的天地间，确实有一种气概是亘古不变的。二虎眼儿长长地出了口气，好像在和亡灵说话：谁做了好事，谁就是神圣！我望着天边的晚霞，望着广袤而荒凉的黄土高原，心中反复的念着这句话：谁做了好事，谁就是神圣！谁做了好事，谁就是神圣！

八、《瞎管员》

初秋的雁北是最美丽的季节，梁上的庄稼有的黄了，有的还是绿的。裸露的黄土和崖头线条分明，起伏的沟梁色彩斑斓。一场秋雨过后，林中的空气格外湿润清新。地皮菜像羊粑粑一样，到处都是。不知名的野花开得特别灿烂，沟里的酸溜溜也红了，招来了许多麻雀和岩鼠。我在林地放牛，忽然发现在树根下有一些白白嫩嫩的像鸟蛋一样的东西，有的上面还覆盖着顶开的土皮，打开一看是一窝窝的蘑菇。看着它们干干净净，白得耀眼，煞是可爱，我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拔出来，捧在手中。跑过去问二虎眼儿：这蘑菇能吃吗？吃不得吃不得，有毒！二虎眼儿紧张而严肃地说。我赶紧把它们扔掉了，过了一会儿，二虎眼儿若有所思地说：吃斋念佛的人能吃，咱们吃不得。随后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咱村儿的瞎管员多经广见啥也敢吃。那年，他采了些蘑菇在家吃，险些要了命。要不是我那天早上从他家门前过，心想这个灰鬼咋还不出来做营生？到底咋了？我扒着窗户一看，他头扎在锅台上，闭着眼，满嘴白沫。要不是我把他从家里抱出来灌了些粪汁儿，才把蘑菇吐出来，它早就死球了。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好像刚干完一件很累的事情似的。随后他若有所悟地说：瞎管员啥杀声的营生都做，还想吃蘑菇。据说村里杀大牲口的事儿都是瞎管员干，别人下不了手！

他说的瞎管员儿四十多岁，一双小而狡黠的灰蓝色眼睛说明它是西郭人。他个子不高，富有活力，走路一窜一窜的，和谁都拉呱，很是随和。每每见到我们知青他也总是显得很热情。后来我们听说他是个光棍儿汉，坏分子，都有意地和他疏远。他倒也不在意，对我们热情依旧，有啥需要帮忙的仍是跑前跑后的。

瞎管员早年参加过贺龙的队伍，出口外扛过活儿，还会点儿兽医。二虎眼儿很信任他，说他比公社的兽医强！公社的兽医来了就说牲口有病没法治，其实就是想杀了牲口吃肉。可瞎管员给牲口放点儿血，灌点儿草药就能顶事儿。瞎管员常以给牲口看病之便，和二虎眼儿拉呱拉呱。久而久之，和我也慢慢熟了，他还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听说日本人来了那一年，他父母都死了，他十来岁就和奶奶相依为命。后来奶奶也死了，他便给地主老财放牛。当打伴的，和我的营生差不多，他和牛住在一起，饥顿饱一顿。有一天他看见一只队五伍从西北过来，打着红旗，说是穷人的队伍。他便把鞭子一扔，跟上去了。人家问他为啥当兵？他说打鬼子，打老财！问他多大？他说十八，其实当时他还没有那么大，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在部队里他很机灵，打过很多大仗，但没受过大伤。尤其是他放过牛，手榴弹扔得又远又准，连长很喜欢他，缴获的号手榴弹在关键时刻都让他扔。听他讲，有一次打一个堡墙上的碉堡，鬼子的机枪就像刮风似的扫射着，让人不敢抬头。他们一次一次地冲锋，死了不少人！连长最后命令他爬到堡墙下面的壕沟里，往上扔手榴弹。堡墙两三丈高，若扔不准掉下来，就得把自己炸了。他不歇气地往上扔，连长还专门派人给他送手榴弹，也不知扔了多少箱，碉堡里的机枪终于没声儿了，可他还在扔！打完仗，他的胳膊肿得像腿那么粗，后来日本投降了，队伍就开拔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是否知道天边的山有多高？我说不知道。他说天边的山可真高啊！晚上我们爬到山顶时，天把我的后背蹭得嚓嚓响！我会意地笑了。他说：村里人啥也不知道，都说我是骗子，其实那是真事儿！

后来的故事就不光彩了。鬼子投降了，他成了解放军，跟着解放军队伍南征北战。革命都快成功了，可他不知在哪里搞到一包银元。当时他太想回家了，或许是太想过老财那样的日子了。总之，他找了个机会，把枪一扔就逃跑了。他说，在贺龙的军队，如果带枪逃跑，抓住就枪毙。他一路上昼伏夜行，抄小路回到了村里。后来还买了点儿地，娶了个媳妇儿。那时我们村儿还没解放，他回村的事儿，让国民党知道了。有一天天还没亮，几个国民党兵突然把他堵在家里抓走了，说他是共军派来的特务。走到南梁，他趁匪兵不备，突然挣脱了绳子，一下跳到了三米多深的沟里，沟里全是带刺的荆棘，国民党兵不敢跳，只是向他乱发了一通枪，他当过兵，知道怎么规避子弹，再加上天还没大亮，他很快就顺着沟跑掉了。这就是村里人传说的瞎管员年轻时跑得比兔子还快，子弹都追不上的故事！

他逃脱后就跑到了口外，讨饭、打短工、当兽医、真是什么都干。他在部队还认识了几个字，有一天，在一家老财门口看到一张求医的告示。他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地主的女儿有病，久治不愈，上面说：谁能治好，必有重谢！他当时饿得眼冒金花，就想到老财家骗顿饭吃，他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说自己是游走神医，有祖传秘方，专治疑难杂症。他说，他是从大青山那边儿听说姑娘有病，专程赶来的！一天走了一百多里路，水米没沾牙，老财很感动，立即叫人为他准备饭菜。莜面窝窝，油炝辣椒，腌菜盐水，别提多好吃了。他一连去了好几屉。吃完饭后，老财迫不及待地把女儿搀扶出来，只见那女子大腹便便，面黄肌瘦，不知是有娃了还是积食了？他心里暗暗盘算着！他的口袋里确实有一点大黄和巴豆，可那点药，连个猪娃吃也不够啊！就算够也不知顶事不？若是姑娘真的怀上了娃，吃了这药可就要出人命的。他想了想，还是决定逃跑为妙。他说他想大便，佣人就把他带到后院儿的茅房。进去后，他才发现茅房的墙特别矮，佣人站在外面都能看到他。由于这一代常闹土匪，老财的院墙砌得都很高，没法找到逃跑的地方。忽然，他发现在茅房的墙角尿骚处有半截木梳，他随意拿在手里，边拉屎，边在地上瞎划拉。突然，他灵光一闪，心想就是它了。他把木梳掰了掰，放在兜里回到庭堂，他要了个捣蒜的石凿子，很神秘的拿到背人处，把大黄、巴豆和掰碎的木梳都放了进去，装神弄鬼叮叮当当地捣了半天，然后拿出来指挥佣人煎好，让姑娘一次服下。眼前的事儿，好歹是混过去了。但姑娘究竟是死是活，他可心中没底，他一直寻找机会溜掉，可老财的家人把他看得紧紧的。姑娘到了晚上是又拉又吐，折腾得死去活来。他只好胡说八道，骗老财安下心来。一夜没合眼的他总算熬到了天明，这时姑娘却安然入睡了，脸上还泛起了红润，姑娘的病竟然好了。老财很是感激，说想多买几副药，以备不时之需。他说这是祖传秘方，很难配置，一副便可见效，所以他每次出来只带一副。老财给了他不少钱，并叮嘱下次一定要多带几副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把钱花光了，又变得穷困潦倒了，转到这边儿，听说老财的女儿病全好了，财主正四处给他扬名呢。他又来到财主家，并在那里当了帮工。没想到没过半年就解放了，地主被斗争，他成了狗腿子，被遣送回原籍，后来又查出他的逃兵经历，最后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好在他的家族成员中，在村里尽是当官的，所以他也不在乎这坏分子的帽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红卫兵小将斗争他，说他拉干部下水！他说：莫，干部过河我还背他呢！逗得群众哄堂大笑！

九、《郭铮》

郭铮可是王屯的一个人物，老党员，二队队长，干活儿不惜力，遇事认死理，有时连大队书记也得让他几分。他五十多岁，车轴汉子，五短身材，一头短发，一张青铜一般的方脸，一看就知道他是地道的北方庄户人。他那一对小黑眼睛炯炯有神，有着农民特有的朴实和精明。年轻时他当过车把式，多经广见。他一嘴黑牙，说话总是骂骂咧咧的，但从不害人。说起他娶媳妇还真有个故事，他媳妇儿原是矿上的。我们插队时她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但比村里其他女人都看着顺眼，人也热情大方，常给我们知青送点腌菜、米醋什么的。难怪村里的后生们都爱见他，私下里亲昵地叫她“东方亮”。

那年矿里发生了矿难，死了好多人。听说这事儿都惊动了中央，北京还来了个大人物。郭铮当时是村里唯一的车把式，平日经常赶着村里唯一的胶轮大车到矿上拉炭，每次去矿上他都要给社员捎上一些山药和粮食，和矿工换点儿零用钱，那时管的严，没有农贸市场，这是社员唯一能挣点儿现钱的途径。那天郭铮象往常一样到矿上拉碳，那里的矿工们，多半儿住在沿山坡盖的排房里。他把车停好后，背起一袋山药，径直顺着台阶儿向排房走去。山上一家姓马的工人是他的老主顾，他到了门前大声喊：“马大哥，您要的山药我送来了。”喊了半天没人应，若是往常，一听到他的喊声，那熟悉而热情的女主人就会跑出来。他正在纳闷，邻居过来小声的说：“这家马大哥前两天遇难走了！”郭铮楞了半天没说话，之后他便把山药往门前一放说：“这是我送给她家大嫂的”，转身就走了。后来就是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寡妇带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嫁给了三十多岁还孑然一身的郭铮。村里的生活比矿上差得多，但“东方亮”的幸福都写在了脸上。待我们到村时，郭峥又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儿子，日子过得温馨和美！

我说的另一件郭铮的事儿，可能是在全国自然灾害那几年，我们村儿却风调雨顺，收成不赖。社员们都盘算着多分一些口粮。按规定社员每年只能留三百斤毛粮作为口粮，其余都要上交。公社搞一大二公，平调给更穷的村。这三百斤毛粮其中一半儿还是土豆，五斤土豆儿顶一斤毛粮，毛粮主要是谷子，上好的谷子一斤也只能出7两5小米儿。村里多分口粮，在这些偏远的山区虽普遍存在，但当时这是县里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被称作瞒产私分，许多村干部为此受了处分、撤了职，甚至被监禁。为这事儿我村的上层在一个黑夜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书记开门见山地说，村里人想多分点口粮，让老婆娃娃们吃饱。我若不同意，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社员一年的辛苦。我要是同意了一是犯法，二是对不起党，咱们在座的不少是老党员。当年支援前线，饿死老娘，不动军粮。大家都不吭声。在昏暗的社房里，只听到吱吱的抽旱烟袋的声音。烟袋锅上的火星像坟茔里的鬼火一样，此起彼伏。忽然郭铮说，不多分点，春天青黄不接，扶犁耕地都走不直垄。他说，去年闹饥荒，咱村儿吃返销粮，也就是上面拨下来的每人每天六两毛粮，社员们走道儿都得扶着墙，社员们没劲儿干活儿啊！上级问咱村儿咋才能摘掉贫困帽子？社员们却说如果轮流当队长，大家都能富，这是啥话呀？今年咱们这茬儿干部带头拼命干，谁都不敢为自家谋划，才有了今年的好收成。如果分得口粮和过去一个样，社员们还图个啥？给社员多分点口粮，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说啥的！郭铮停了停又说，只要分得公公的就行，上面知道了就说是我办的，把我绑到县里算了。全场鸦雀无声，这时有人低声说：要绑也把我算一个。接着连续不断的地有人说，算我一个，算我一个。书记狠狠地阻止了大家：别说了，抓你们队长做啥？你们啥也不知道。这事儿就是我一个人定的，有啥事儿杀呀，剐呀，我去！大家又一次静了下来。会不知道何时散的，大家像鬼一样悄悄地溜回家。那年分粮可能用的是大斗，斗尖的粮也刮得格外的高。全村人对此心知肚明，却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我们插队的第三年秋天，郭铮差点惹了大祸。当时公社的武装部长到各村视察反修防修的战备工程，就是监督家家都要挖的，互相连通的地道。就像电影儿地道战一样，要求村村通，户户通，还训练民兵，说要和苏修打地道战。秋收很忙，社员们都不愿干，再则若在窑洞下挖洞，窑基很容易下沉，那可是件危险的事儿。但上面抓得紧，宣传说苏修在中蒙边界陈兵百万，要往中国扔原子弹，郭铮却说，苏修的原子弹再不值钱也不会扔到咱这穷地方。这一天，公社武装部长又来我村视察地道的落实情况，在我村郭书记小心地陪同下，从村边走过。看到社员们正在场面上搓弄扁豆，部长说你们村儿的扁豆长得不错，这梁上的庄稼就是比沟里的好吃。书记心领神会，赶快问：您想装点啥？武装部长随手拿出一个鼓鼓的小口袋递给书记说：就装点儿扁豆吧！书记暗暗庆幸，心想有个五六斤就能把这小口袋装满。不管怎样，公社干部要点儿粮食是看得起咱庄户人！他满脸陪笑地把口袋递给在场面上干活的队长郭铮说：“把这口袋装满！”然后陪着武装部长向村里走去。郭铮往那个小口袋一掏，里面还有个大口袋，五十斤也装不满呀！社员们面面相觑，暗暗叫苦，郭铮猛地捡起一块石头向场面边上的一棵大树扔去，嘴里大声骂道：“这些吃国贼，我日他娘的！”一群麻雀从树上哗然惊起，纷纷逃向远方。“什么吃国贼？”书记赶快说：“不是吃国贼，是吃谷贼！就是那些家巴雀儿！”武装部长自知理亏，顺坡下驴，赶快走了。事后社员们更加敬重郭铮了，说他真有种，敢日撅公社的大官儿！他梗着脖子说：“当官的咋啦？当官儿的拉在锅里也是臭的！”

十、《五保户》

记得插队时，有一次我们知青养的狗–黑虎闯了祸，它把五保户郭大娘的老母鸡的咬死了。郭大娘是一个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寡妇，听说她是个对革命有功的人。老人早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口粮由大队发放。郭大娘听说我们的狗咬死了她的老母鸡，就披头散发地跑到我们知青门前大哭大骂，队长书记来劝也不行，最后大家决定把狗打死用狗皮赔那只鸡。我们知青看到这阵势，也吓得不知所措。再看看那黑虎，它也没了往日的威风，知道闯了大祸，吓得躲在我们身后汪汪乱叫。看热闹的社员，听说要杀狗，个个摩拳擦掌，狗命危在旦夕。

郭大娘六十多岁，裹着小脚，一脸皱纹，又黑又深，她手中拿着根棍子，使劲地敲打着地面，嘴里不停地诅咒着！她的眼睛小而浑浊，仅剩的几根眼睫毛也翻到了眼睛里，红肿的眼窝全是泪水，这是典型的西北地区的沙眼晚期。老人可能早就看不清这个世界了，平时眼中的泪水就不断，今天遇到这伤心的事儿，让她的眼泪格外地多。她斜着眼睛，歪着嘴，满脸怒气，又可怜，又可怕，还不断地往我们的门窗上甩鼻涕。这时的黑虎藏在屋里连声也不敢出了。糟糕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向老人解释、道歉，她都不听，也可能是听不懂我们这些垮子说的话。队长和社员们都盼着把狗打死吃肉，可我们从小把这小狗崽养到现在，还真舍不得。正在这时，瞎管员钻了进来，大声在郭大娘耳边喊：“这些知青是主席老汉儿从北京派来的，你让他们赔鸡，他们回北京要和主席老汉儿说起这件事儿，老汉儿肯定不高兴。”这话就像符咒一样，老人迟疑了一下，想了想，转身蹒跚地下了沟。

我们心中也很不是滋味儿，于是凑了些钱，让女知青给郭大娘送去，可她死活不要。大娘家住在村边崖下两眼破窑中，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家里只有一个盛水的瓮，一口做饭的锅和一把破刀是有光的，其它都是泥做的。炕上连个炕席都没有，只是铺着几张水泥袋儿，被子破的像一堆烂棉絮和破布片胡拉到一起。就是这么个瘦弱的小脚女人，在解放战争中，她为我军不知推了多少磨，碾了多少军粮！如今，她家的墙上还挂着那张泛黄的“拥军模范之家”的奖状。这张奖状，当然还有她男人的一半儿，想必她男人一定曾鲜活地存在过，又像落叶一样在秋风中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张奖状还能证明他和郭大娘曾经爱过，恨过，挣扎过，渴望过……!

女知青回来说眼见就伏天了，郭大娘的棉裤还换不下来，没办法，只能把棉裤中的棉花掏出来改成夹裤。母鸡下的蛋是她唯一的收入，她很少舍得吃一颗鸡蛋，因为当时社员生活所需的火柴、煤油、食盐、碱面儿等都要用鸡蛋和供销员换。为了每斤鸡蛋多卖五分钱，郭大娘有时要背上几斤鸡蛋往返二十多里路到公社的供销社去卖，而不卖给村里的供销员。她是小脚儿，去公社要过一道沟，一条河，在路上，只要碰破一个鸡蛋就等于白背了……。

我们几个男知青壮着胆儿又一次去给他送钱。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却是那样的倔强，坚决不收。

我从沟里走到梁上，心里很沉重。耳边仿佛响起了雁北的曲牌–王婆骂鸡的那段儿。那王婆诙谐而泼辣，但骨子里却透着一种坚韧和刚强。“车花子偷了我的芦花鸡，一辈子打不上个好伙计；打铁的偷了我的芦花鸡，火星子蹦到他的眼窝里；卖豆腐的偷了我的芦花鸡，豆腐掉在了灰堆里……。”

十一、《跟车》

冬天的太阳升得晚，东方刚刚泛起一抹红霞，在黄土高原的梁脊上就已经蠕动着几个小黑点儿了，这是几挂牛车，像剪影一样清晰而鲜活。这些老牛车，根据考古发现证明，在秦汉时就有了。只不过那时拉的是王公、贵族，现在拉的是焦炭、粪土。每辆牛车有两个人，前面是车倌儿，后面是跟车的，负责拉磨杆，就是在重车下坡时拉住刹车的闸，我就是其中一辆车的跟车。这个活儿，虽然寒冷寂寞，风餐露宿，但毕竟是直腰活儿，我喜欢。刚刚走下梁，就听见远处飘来一阵歌声，沙哑而苍凉。“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咋就留下个人爱人，莜面饸饹羊腥汤，生生死死相跟上，莜面饸饹………。”随着歌声，从沟里又冒出一队牛车，车花子们见面很亲热，互相一搭话，就知道都是为大队搞副业到口外卖焦炭的。老乡把焦炭叫蘭炭，就是把大块儿烟煤堆起来点燃，把烟放净烧成焦炭，这样的炭轻，好运输，而且附加值高，大多卖给口外的铁匠炉。

外村的车倌主动找我们搭讪，我的大倌叫大本，遇生人只会傻傻地笑，不善言辞。我穿着一件从房东家借来的旧皮袄，腰里煞了根麻绳儿，头上戴着房东儿子借给我的狗皮帽，像个本分的庄户人。外村的车倌儿问我：“后生，多大了？”“二十多了。”“娶过了吗？” 我的山西话说得很地道，两年前我就能用老乡的话念报纸，我随口说道：“莫！”“那么大了还没娶过，为啥？”“莫钱！”“太可怜啦！” 过了一会儿，他又凑过来说：“后生，到我村寻个吧，花不多钱！”“不行，自己还养不活呢，哪有钱养媳妇？娶个媳妇要吃穿，打个'伙计' 多心宽！”那人笑着走开了，和我的大倌说：“这后生不正经，尽说莫的哩！” 大本说：“你别戏弄人孩儿啦！人孩儿是知青。” 那人吃惊地连声说：“知青？知青？不能哇？真狡猾！真狡猾！”

跟车不累，就是单调，总是枯燥地走路，也不苦，就是寒冷和孤独。偶尔有一两只鹰在天上盘旋，其他就是漫天的黄风和走不完的土路。后半晌时，我们来到了边墙脚下，马头山突兀在眼前。过去在村里锄田时，觉得马头山很远也不大。现在走到跟前，仰视这座大山，一种敬畏油然而起。据老乡说，当年秦始皇修长城，命人把马头山圈进来，长城修好后，一夜间马头山就跑到了长城的外面，秦始皇大怒，命再圈，结果又跑掉了，反复三次，秦始皇只得作，至今马头山还高傲地耸立在边墙外。所谓边墙，在岁月的消磨中，现在只剩一道若隐若现的土圪塄了，连接土圪塄的土墩和峰燧台还倔强地屹立着。山脚下的淤泥河日夜流淌，汛期浊浪翻腾，冲出一片沃土，平时蜿蜒曲折，描绘着两岸的丰饶。这里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碰撞的古战场，从长城边上的一串儿地名就足以表明这一代在古时的烽烟和故事：拒墙堡、镇川堡、宏赐堡、得胜堡、镇虏堡、破虏堡、威虏堡……。

一路向北，一路上坡，一路顶风，老牛走得很吃力，大木头车轮的嘞嘞车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车花子们一边骂着牲口，一边给车轴点一种像沥青一样的黑油，并骂道：“这是啥油啦？球不顶，还不及过去的麻油渣子。” 过去都用麻油，后来据说怕车花子们偷吃，都加了沥青。当看到远处车马大店的炊烟时，老牛们也来了劲儿，拼命往前赶。太阳快落山时，我们终于到了店里，这一天显得特别长。到店后，我们卸车、绞水、饮牛、铡草，给牛抢个背风点的圈，添上草料。忙完牲口，就忙自己，这方面大本显得很在行，很机溜。口外的店和口里的店差不多，只是围墙更矮，店更大，最多能住几十号人，都是自助。车花子们合伙搅一锅拿糕，就是莜面糊糊，就着点儿酸胡萝卜丝儿就是一顿饭。人家口外的车花子们能常吃莜面窝窝，我们很眼馋。这是我第一次住车马大店，一切都听大倌儿的。我在混乱嘈杂的土炕边挤了个睡觉的窝，从荒野跑进店里摆脱了冷风的折磨，觉得很幸福。但店里的空气真是浑浊，有做饭的煤烟味儿、有劣质的烟草味儿、有点灯的煤油味儿、更有车花子们常年不洗澡，浑身散发的汗臭味儿。此外，还有臭屁、臭脚、臭咯吱窝等各种怪味儿！我也顾不得许多，走了一天路，盖个破皮袄倒头就睡。半夜时分，被一阵喧哗声吵醒，一看，是一群车花子正在赌钱。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一双筷子摆个十字，在四个方向标上1234，然后在十字的四个方向下注，再拿个色子摇决定输赢。后来听大本说，我们村的哑巴，大家叫他愣子，可会耍钱了，主要靠揪头发，揪眉毛决定往哪个数字上下注，每次都很灵。车花子们几乎都喜欢赌钱，不赌是因为没钱。他们认为，只有在这种博弈中他们才能找到激情、尊严和公平。赌场上六亲不认，只认输赢，没有平日的等级、贵贱、贫富之分，认赌服输，欠债还钱。社会最底层的人有时在这种场合才能找到一点难得的快感。当时文化大革命在城里搞得热火朝天，而在偏远的山区，老百姓的生活还停留在远古的状态中，我恍若隔世！ 在跟车的日子里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甜板女的故事”。那是在口外的一个店里，晚上车花子们领来一位盲人，四十多岁，拿着把破胡琴，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小孩儿戴着顶破皮帽子，脸脏兮兮的，也分不清男女，是给他领道儿的。车花子们，不管咋戏弄他，他始终一句话不说。盲人用嘶哑凄凉的声调唱一些古老的传统词牌，什么《转山头》、《挂红灯》、《跳粉墙》等等，还有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啥。盲人豁牙露齿，唱得走风漏气，我虽懂山西话，但仍听不清唱的啥内容。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忽然听大家叫喊着：“唱一段儿《甜板女》！” 听说这是压轴的剧目，我躺在炕上赶快认真听，盲人缓缓地说：“现在国家管得严，不兴唱这种曲子了。” 车花子们不依不饶，说：“不咋，不咋！没人知道！我们多给莜面。” 随着吱吱呀呀的琴声，我仿佛听到：“马头山，长城下，有个村子叫啥啥啥，这个村子虽不大，阶级斗争挺复杂……。” 我凭着北京知青的政治敏感，赶快竖起耳朵听。刚才的内容多是男女调情的陈词滥调，什么爹亲娘亲不如哥哥亲呀，怎么还有阶级斗争了？这老汉还懂阶级斗争？后来断断续续地听，好像是说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男人，后来出了人命，因为故事太长太乱，我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在路上我问大本盲人唱的《甜板女》是咋回事？他说，那年大炼钢铁，一个内蒙司机在口里的一个村子住，和一个叫甜板女的女人打上了“伙计”，那女人可俊了、又白、又胖、又喜人。后来这女人跟上那司机跑了，自己的孩子、男人都不要了，跟上这司机在内蒙混了几年，再后来，不知咋球闹的，被那司机杀了！最后司机被枪崩了。我心里想，怪不得我咋就没听出阶级斗争的事儿呢？我带着疑惑问大本：“为啥说司机是反革命呢？” 大本说，甜板女成分低，那司机成分高，司机杀了甜板女，所以叫反革命杀人犯。我更加糊涂了，一路都在想，如果甜板女杀了那司机，莫非就是革命的杀人犯啦？怪不得那瞎老头儿，后来莫名其妙地加了一句“枪崩了那个反革命，贫下中农都高兴！”

十二、《收秋》

春耕、夏锄、秋收, 经过一年的辛苦，庄稼终于上场了。因为我头年冬天跟过车，去口外卖过焦炭，队长派我跟车收庄稼。车倌儿还是大本，我们是负责从大河湾往回拉扁豆，道儿还挺远，在我们村的最北边。雁北的秋天挺好的，天高云淡，沟梁起伏，色彩斑斓。成熟的庄稼在凉爽的秋风中沙沙作响，田野里到处弥漫着庄稼熟了的香味儿。天特别蓝，地特别远。

到了豆地以后，我挥起草叉赶紧装车，这是我们队在村边的一块“飞地”，不赶快收回来，别村的社员就会很快把庄稼偷光了。车已经装得冒尖儿了，但是地的周边还有一些散乱的豆孑没装上。大本把鞭子一挥说，算了，等后晌让驴车再来一趟吧！车因装得太高，起码儿三、四米，天气又干又热，豆荚被晒干后，用刹车的大绳一勒，许多豆荚崩裂了，豆子撒了一地。我说：“不是说颗粒归仓吗？这地里料撂下这么多豆子多可惜呀！”大本说：“糟蹋不了！一会儿放羊的，放牛的就来了。周边的社员也要来捡点儿。再有地里的虫虫牛牛（甲虫等），小牲口，小鸟儿都盼着秋天这点收成呢！他们也是父母生来父母养，天下的生灵都得活呀！”开始我心想，他是为偷懒找借口，但听他说到父母生来父母养时，我的心里不由的一震。我重新审视我眼前这个没有文化，自己过得很贫苦的农民，他有着一颗与生俱来的菩萨心肠！

快到中午了，总算把车装好刹紧。此时我的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大本呲着黄牙笑着说：“后生受个直腰苦还行！” 作为奖赏，他让我坐在豆荚顶上回村儿。我三下两下爬上去，在中间找了个窝儿躺下。在秋日的阳光里，躺在车上忽悠忽悠地像腾云驾雾一般，舒服极了。晃晃悠悠地我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突然我听到一声鞭稍划破空中的脆响，大车猛地一颤，皮车轮儿碾上了大坷塄，我没有防备，从车上弹起直接滚到车下，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没了知觉。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睁开眼睛，只看见眼前一张大嘴，满口大牙，一个人正对着我的脸大喊着，也不知在喊什么！过了一会儿，我才认出这是大本！大本让我站起来试试，我挣扎着站了起来，大本高兴地说：“不咋，不咋！”我苦笑着问大本，这车是怎么了？怎么颠成这样？我回头看到车后草叉的叉尖儿凛凛地冲上立着，寒光闪闪，就在我刚才从车上滚下的位置。我不进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挂在草叉上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第二天，我的这点儿糗事儿就成了全村的故事。

十三、《看场》

我从车上摔下来，后来被人传成我死了好大一会儿才活过来。队长可能是为了补偿我，让我看场。就是晚上在场面的小屋里睡个觉，看着场上那些没有收拾完的庄稼。看场是个好活儿，也是一种信任。队长狡黠地问我：“你怕鬼吗？”“不怕！就是怕狼！” 队长神秘地笑笑说：“咱们这场面离大东沟不远，狼不常有，但沟里常有没头鬼！”

大东沟有条小路，出了沟门儿就是去口外的土路，早年去口外的受苦人和商旅不断，也常有土匪出没，杀人越货。解放后修了公路，沟里的小路很少有人走了。老乡说的没头鬼，就是指有人曾在大白天看到没有头的人影儿在沟里走，据说都是些被土匪杀死的冤魂，以至于后来一两个人都不敢下沟里。还有人说夜里常看到沟里有鬼火，我对这些当然不信，只是当故事听听罢了。

看场确实是件好事，先说小屋里有个土灶，场面上的粮食土豆等随便吃。到了后半夜没什么动静了，还能打个盹儿。小屋虽然没有门，没有窗，但在热炕上迷糊上一会儿，天就亮了。挣这个工分儿比在大田里，骄阳下耕耩耧耙容易多了。开始两天平安无事，第三天，我把我们知青的狗黑虎带来了。队长看到了说，使不得，使不得！他说晚上狗会乱跑，会把粮食上的印版痕迹弄掉，丢了粮食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可能是炒黑豆吃多了，半夜里肚子咕噜咕噜地响个不停，我赶快跑到场面背风处去拉屎。那天夜里，天特别黑，没有月亮，当我方便完了往回走的时候，我仿佛看到远处有几个黑黢黢的人影，我心里想，还真有鬼呀？我大着胆子拿着铁锨慢慢走到那边，那些影子像幽灵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场面边儿是一片没收割的高粱地，静得瘮人。“难道真有没头鬼？” 我心中一颤，走到莜麦堆旁边又一次仔细查看，结果什么也没发现。

回到场房，我认真的回想着刚才好像看到的一切，一夜也没睡着。心里一直在琢磨：“是我看走眼了。可好像真有人啊………! 肯定不是鬼！我觉得有个人影的动作很像队长！” 终于熬到了天亮，细心查看莜麦堆，感觉确实有人动过，但印板的痕迹还在，奇怪啊！（印版就是一种用木板刻的大章，上面写着太平两字，压在粮食堆上，以防止被人触动。这个印板只是由保管员一人掌握着。） 很快社员们陆陆续续地到了场面，都说莜麦被偷了。我很紧张，也很内疚，无地自容。队长只是围着麦堆走来走去，左看看，右看看。嘴里不停地说：“咋球闹的？咋球闹的？” 不过他并没有骂我什么。只是我看场的工作被解职了。又过了两天，队长怪怪地看着我，我赶快低下头，他走到我跟前，诡秘地说：“不咋，后生！不咋。社员不偷，庄稼不收！”

十四、《收草》

我虽然丢了看场的营生，但队长并没有因为我的失职惩罚我，社员还明里暗里地说我仁义，我真是又惭愧，又糊涂。

雁北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突然有一天矿上来了一些人，说是工人宣传队到村里搞一打三反。村里的政治气氛比不了城里，有什么宣传呀，指示啊，社员们也不当回事儿。只是一来外人，社员们就害怕，领导更是紧张。有一天会计把我叫到社房，说从今天开始让我每天从队里拿两百元现金去西边儿我们村的车马大店收谷草，可能得收一个月。山西的谷草质量不好，数量也不多，每年各村儿都要买内蒙的谷草。当然这种交易都是在私下进行的，在那个年代这是违法的。但如果不买外面的草，将直接影响来年的春耕。往年我村这个活儿都是书记的舅舅干。因没有监督，多有病垢。

会计郑重地把钱交给我，在当时二百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壮劳力一天才挣三毛多钱。会计认真地问我，用不用派个武装基干民兵送我去西店，我说不用，我拿把铁锨就行了，谁要抢钱，我就和他拼！会计乐了，信任地点了点头。

西边的车马店位于通往口外的梁上，离我村足有三里路，中间还有一条沟。一大早我就揣好钱，拿上铁锨出发了，旷野寂寥无人，只有无休止的北风鸣鸣地叫着。半个时辰，我就到了店里，店老板就是曾经给我们知青忆苦思甜的老党员，五十多岁的小老汉，村里人都叫他耐磨老汉，因为他办事执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队里让他帮我把今冬的草收好。耐磨老汉说话总是低声下气的，他眼睛小而浑浊，但却很有神。他虽然满脸细碎的皱纹，但看上去比一般的庄户人文静，只是他的手粗得像个老树根儿。店里白天几乎没有车马，诺大个店就我们两个人。我问他是啥时入党的？他说是打鬼子那时！我问他打过日本人吗？他说，没，日本人打过我！我听了又好笑，又好奇。继续刨根问底儿，我问他日本人来过咱村儿吗？他说，莫，美军来过。他说那时咱们这里是拉锯区，鬼子人少，只是到了川里，没赶上梁。白天他是维持会长，晚上他给八路军领道、送信、筹公粮等。他说，筹公粮最难。那时是：不怕偷，不怕抢，就怕半夜叫老乡，老乡老乡也没粮！他停了停又说：“那阵子人太穷啦！有一次，鬼子捎信来，让咱村儿送猪送粮，还要一车红参，限期送不到，就要烧村子。这可把我愁坏了，肉粮还行，但红参到哪儿找啊？后来有个伪军告诉我，红参就是胡萝卜！鬼子稀罕这东西，就叫它红参！” 说完耐磨老汉儿得意地苦笑着。耐磨老汉儿说他给日本人送粮，见过日本兵，个头不大，但凶得很！对中国人张嘴就骂，抬手就打。

耐磨老汉还有一件他很得意的事儿，我至少听他说过三遍。那年抗日，有一天八路派人告诉他，让他给鬼子送个信儿，就说南梁来了八路，只要把鬼子引上南梁就行。耐磨老汉儿心领神会，赶快跑到川里的据点儿绘声绘色地说，从西边儿来了很多八路，还装出一副真心为鬼子着想的样子，劝鬼子千万别去。鬼子娇横惯了，正愁找不到八路，很快就过来了，扑了个空，悻悻地往回走，在大西沟让八路打了个埋伏，丢下十几具尸体跑了。每说到这里，耐磨老汉满脸的细褶儿都挤在了小眼睛和鼻子的周围，心底发出的笑声被紧紧的压在肚里，脸憋得通红。

太阳开始偏西，风也渐渐小了，内蒙的车队来了，一串串地往我们店里跑，骡马看到了车马店浑身是劲儿，一路小跑。车花子们有意地在店门前甩响鞭，抖威风。内蒙的车倌确实有派，狐狸皮帽子，白生生的一身皮袄皮裤。腰上系根粗粗的红腰带，手持的那根大鞭子上有一束耀眼的红缨，真是威风凛凛，意气风发。进了店，他们大呼小叫，从他们和耐磨老汉儿说话的口气与称呼上看，就知道他们彼此都很熟悉，可能还是远房亲戚。当年的店几乎都是自助的，店外有井，有圈，有铡刀。车花子们自己铡草，饮牲口。店里有灶、有水、有酸菜。车花子们自己动手做饭。我主动上前问他们卖不卖谷草？大伯、大叔、老哥、老板叫了个遍，可他们几乎都不搭话。只有少数人似是而非地说了声“哦！” 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听明白我的话没有。这回答是表示怀疑，惊奇，还是嘲笑？我一头雾水。这个字儿在老乡不同的表情里太复杂了。可能是真的？行啊！是吗？哦，是这么回事儿！别骗我啊等等很多意思。我回来问耐磨老汉，他安慰我说：“后生，别着急，等等，等他们忙完了再说。” 风尘仆仆的车花子们也确实不容易，先是伺候牲口，然后收拾好挽具和大车。最后是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儿地在灶前忙活着，把饭胡乱做好，找个地方胡乱吃完。我和耐磨老汉的晚饭是莜面窝窝蘸酸菜，还有香气诱人的炸辣椒。老乡说，炸辣椒就是穷人的肉。正吃着，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愣鬼，坐在灶边和老汉闲聊，他问：“你这酸菜咋腌的？”“就是把胡萝卜洗干净，撒上盐，放上水，还能咋腌？”那人不屑地说：“我们那里不这么腌，地里的萝卜拔出来，不用洗，放到缸里，倒上水，也不用放盐，放点粑粑就行了。” 耐磨老汉不解地问：“那臭的还行？”“不臭，不臭，和你们腌的差不多。”耐磨老汉终于听明白了，拿起做饭的铁铲大声骂道：“你这鬼猴子，敢戏弄我老汉，看我打断你的腿！”那人笑着逃跑了，并大声说：“你闻闻你那腌菜有屁臭味！”吃完饭后，我就到外面转了转，看有没有买卖，我看到有些车倌从车上抱下许多一米多长的大鱼，鱼冻得邦邦的，就像一段一段的木头。他们把鱼放到铡刀上，铡成段儿，以便进行交易。我过去看，他们都很警惕，后来看我无恶意，也就不在意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大鱼，一问才知道这是内蒙岱海滩的鱼，看来店里天一黑就成了黑市。我不买鱼，也没人理我，转了半天，没见有人卖草，我一无所获，只好回到屋里。这时已经掌灯了，在灰暗的小油灯下，车花子们早早躺下，有的在认真抓虱子，有的用手掐，有的用牙咬，嘎巴嘎巴直响，听得让人浑身瘙痒。有些车花子还狠狠地说：“你吃我，我吃你。”有些车倌索性把皮裤脱下来，把毛儿翻到外面，光着屁股跑到院子里，把裤子挂在车辕上，还时不时地出去看看，要是把皮裤丢了那可就惨了。据说虱子一冻就僵了，用棍一敲就能落下。虱子多了，就得这样，但虱子的卵除不净！我和车花子们住在一起，也是一身虱子，就是抓不着！

耐磨老汉儿对我是关怀备至，让我睡最好的地方，我已经在农村呆了三年。头年冬天，跟过车，住过店，对于店里臭烘烘的味道，我也不在乎了。老汉看我盖了个破棉袄，怕我冻着，便把炕烧得格外热，这个热炕头儿可把我烤得够呛，我想像翻烙饼一样，没法入睡。快半夜了，来了个买卖，老汉神秘地说：“后生，有人卖草！”我后来明白了，草是集体的，是车花子偷出来卖的。交易的方式，什么花样都有，有几个人比较光明正大地进行大宗的交易，也有个别人抱着一捆草，挣盒儿烟钱。我只是攥着钱，记着帐，既不懂草的成色，也不会看秤，算起帐来还不如耐磨老汉儿快。在这儿我就是个傀儡，真是磨房的磨听驴转。老汉让我买，我就买，从不问草是哪儿来的，草款多少都是老汉砍价，他说多少我给多少。十几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从会计那儿陆陆续续领了两千多元，之后我在忙忙碌碌中花光了这些钱。草也陆陆续续拉回村，耐磨老汉儿告诉我说，书记表扬了我，说我干的不赖！ 收草的工作结束后会计叫我去结账。说起来，我每天上午去会计那领钱，第二天再到会计那报账，然后再领钱，再报账，但脑子里始终都是一头浆糊。现在和会计结算，我的心忐忑不安，像做贼似的，在会计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中，我也不知这十几天的帐有什么出入？最后听说帐不对，我的心咯噔一下，会计说我欠了队里两块多钱，我赶紧跑回宿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两块多钱还给了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