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片枫叶》 杨斌 著

杨斌（星光）

作者简 介

杨 斌（笔名星光），剧作家。1941年10月出生，江西南昌人。1959年12月入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干事、文艺创作组团职创作员、南京军区驻南昌铁路分局军事代表办事处政治委员，中共江西省话剧团支部书记、江西省木偶剧团团长兼书记、江西长城影视中心总经理兼总编导、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是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会员、中国木偶皮影艺术学会理事、江西省电影家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老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入编《当代中国电视人》辞书。

主要文学作品及获奖情况:

1、《矮砣砣——解缙》（十集木偶电视剧）江西省木偶剧团摄制，中央电视台播出，获90’国家“金童奖”；

2、《状元老表》（6集电视连续剧）中国农业影视中心、长城影视中心摄制，中央电视台播出，获中国视协“优秀行业电视剧奖”；

3、《皮旅——中原东路突围记》（5集电视连续剧），江西电视台摄制，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华东优秀电视剧“银燕奖”；

4、《包二爷打工》（上下集电视剧）金盾影视中心摄制，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国家公安部“金盾奖”提名；

5、《快乐嫂》（4集电视连续剧）江西电视台摄制，江西等全国20余省市电视台播出，获江西省优秀电视剧奖、中国视协“金鹰奖”提名；

6、《迷彩预备队》（上下集电视剧）江西电视台摄制，江西等20余省市电视台播出；

7、《湖畔相思曲》（四集电视连续剧）江西电视台摄制，江西等20余省市电视台播出；

8、《状告"父母官"》(动漫故事剧)泰豪动漫网播出;

9、《摆渡》（课本剧）江西省南昌（第二职业中学）代表队演出，获全国第五届普通话推广周南方八省区中小学课本剧比赛编剧奖、演出一等奖；

10、《家园》（多场次木偶剧）江西省木偶剧团演出，获江西省文艺创作“三个一工程” 创作一等奖、演出一等奖；

11、《闪光de水晶》（六场木偶剧），江西省木偶剧团演出，获江西省创作剧目演出超“双百”（场）特别奖；

12、《清贫》（课本剧）江西省木偶剧团、江西省军区文工团演出，获南京军区文艺汇演优秀作品奖；

13、《马蹄表》（快板剧）福州军区通信团战士演出队演出，获福州军区优秀作品奖；

14、《撤岗》（南昌渔鼓）福州军区通信团战士演出队演出，获福州军区优秀作品奖；

15`、《参军记》(小歌剧)获福州军区优秀作品奖;

16、《我爱我的总机房》(女声小合唱）福州军区通信总站战士演出队演出，获福建省“武夷之春”音乐会优秀作品奖；

17、《醇美甘甜 意浓情深——介绍葛军和她演唱的歌曲》(音乐专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广播电台播出，获“海峡之声”优秀文艺作品二等奖；

18、《豫章古韵 赣鄱春色》（时装音画）江西星光艺术团演出，获江西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离退休干部文艺汇演二等奖；

19、《滕阁夕阳红》（时装诗画）江西星光艺术团演出，获南昌市离退休职工文艺大赛一等奖；

20、儿童文学剧本集《闪光de水晶》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1、杨斌影视剧作选集《皮旅》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2、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李伯钊和蓝衫团的孩子们》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3、传记文学《我是一片枫叶》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4、杨斌小品短剧曲艺演唱作品选集《春天的信息》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艺术家委员会选编；

25、纪实文学《苦楝花开》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6、杨斌评论札记文选《星光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7、杨斌影视剧作续集《包二爷打工》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28、长篇电视剧文学剧本《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我是一片枫叶

（自 题）

大枫树，

树大根深，

我只是一片枫叶。

虽然渺小，

却也连着根和脉……

我是一片枫叶，

我重复着四季，

四季也轮回着我：

寂寥中思念着

春日暖暖的风；

飘摇中怀想着

夏天丝丝的雨；

当秋风再次吹起，

我把火红火红的思念

寄给了你……

冬

捎来一床洁白的棉絮，

盖在我褪了色的身躯，

我沉睡了，

梦里

我又变成一叶新绿……

作者 2015年仲秋月

一、放鸭人与大枫树

我出生在鄱阳湖西南畔麻丘镇（今属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附近一个叫“珉冈”的杨姓村子里，村子虽小，却很有些来历：相传南宋淳熙年间，这里还是一片水网涂滩，一杨姓放鸭人游牧到此，见这里水草繁茂，鱼虾丰盛，田螺肥美，便在滩中一丘地上支起鸭寮，不走了。

放鸭人之所以在此安家落户，还有着各种美传：一说有日放鸭人牧归，将竹篙插于寮旁，一夜之间竟生根发芽，长出绿叶，后传为“节高地”；一说是年大雨成灾，湖水暴涨，周围数十里一片汪洋，唯此丘地终未被淹没，后传为“荷叶地”；一说洪水退去，丘上蒿草尽数枯死，枯草中却生出一棵枫树苗来，不足一月竟长到一人多高，且枝繁叶茂，后传为“风水宝地”。于是，放鸭人便决定在此繁衍生息，并定名“珉冈”（意“宝地”）。又传：后其孙娶河西一闵姓女子为妻，那闵氏一家亦慕名迁来客居，故珉冈便有了一村两姓，并世代友好，相处至今。
旁的传说可信可不信，唯村后小山上那棵大枫树，却是我亲眼所见，且长成五人合抱，十余丈高，推算起来，总在八百年以上。记得小时候，我还常和村上的小伙伴们一起到大树下玩耍：秋天，满山红叶，我们边在山上放牛，边朝古树洞里掏乌龟，用火烤着吃，那味道甭提有多香；冬日，大树秃了，我们又攀上高大的树干，边抅枯枝，边掏鸟蛋，然后拿回家让家里的老母鸡代孵出小鸟，大家轮着喂（当然，能活下来的极少）；待到来年春暖花开，再放归大自然，特别开心；到了夏天，那宽阔的树荫，能蔽盖半座山，这里更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大伙或带上草席，或搬来竹床，到大树下边纳凉歇晌，边听老人们讲述那“放鸭人和大枫树”的故事，个个神往……
啊，大枫树！您见证了这个村子八百年的沧桑巨变，也给一代代的珉冈人带来过福荫，您是珉冈杨姓引以骄傲的唯一标志物。遗憾的是，“大炼钢铁”那年，被村干部们砍了拿去当焦炭，真是无知呀无知！

二、平民绅士杨得琛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辛亥革命的胜利，西欧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所放松，我国的民族工业亦趁机发展。这就给濒临倒闭的杨记钱庄带来新的商机。
不知出于愧疚还是生意上的需要，小三老板又亲自回乡，请我的祖父（杨骑凤）回汉复职。如同曾祖父一样，祖父亦婉拒，却也把三个儿子（即我的三伯父、父亲和五叔）交给了小三老板，要他“给碗饭吃”。小三老板不便推辞，勉强带走。可这一次的工作安排得的确不怎么样，全都留在后宅院干粗活，唯我的父亲杨得琛（小名冬婆，1905-1970）还算走运，后被钱庄的“江西同乡会馆”主事（后来成为我的外祖父）相中，收去做了徒儿。
我没见过外公外婆，也不知他们的名字，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就相继去世。只是后来听父亲说起过，外公也姓杨，是老三老板在世时从河南聘来的一位高厨，据说还是三百年前从南昌支出的杨姓族人，与祖父同为“民”字辈，人们都叫他“杨家坊先生”。既不是外人，加之厨艺高超，为人正直，又知书达礼，善于辞令，深得老三老板的尊敬和器重，很快升为会馆主事。遗憾的是，人过中年，膝下仍无儿无女，便从湖北沙市一家外国人开的育婴堂领养了个小女孩，父亲入馆时，已长成大家闺秀，后来就成了我的母亲。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自然是由于外公对父亲的垂青，但与父亲的表现和人品不无关系。听母亲说，父亲当年也是一表人才，且为人忠厚，乐于助人，虽识字不多，却勤奋好学，不但炒得一手好菜，而且能协助外公应酬往来客商。后来就独挡一面，常代表外公乃至小三老板出席一些当地的社交活动。由于当时应酬外交均着长衫戴礼帽，加之彬彬有礼，口才也不错，颇有些“绅士”风度，不少人便把他当成了“官家子弟”，乃至杨记钱庄的“小掌柜”。而父亲总是赶紧解释：“我不是掌柜，只是一名伙计；也不是什么官家子弟，而是一介平民”，后来，便有人送给父亲一个雅号——“平民绅士”。
啊，“平民绅士”！多么有意思的称呼，可见父亲当年也是位“帅哥”，“酷”得很！若继续留在城里发展，说不定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绅士。只可惜由于时局动荡，频发战争，父亲后来又被迫回到乡下，与“土”相伴至终，真是可惜呀可惜！

三、都市才女杨胡氏
人们都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这话一点不假。我的母亲姓胡，名淑女，与父亲结婚后，改称杨胡氏（1906——1969）。前文提到，母亲是个孤儿,出自湖北沙市一家外国人开的育婴堂，幼时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后为外祖父领养。虽书念得不多，却在城市长大，耳闻目染，加上外祖父母的悉心调教，倒也见多识广，聪淑贤惠。特别来到乡下，更显才貌出众，难怪村上人都夸她是“都市才女”。
母亲通晓古今，什么《三字经》、《百家姓》、《贤文》乃至《论语》及唐诗宋词，均能熟背如流。而她知道最多的,还要数中外童话和神话故事，乃至戏文、话本。什么《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姑娘》、《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牛郎织女》、《花木兰从军》、《孟姜女哭长城》、《杨家将》、《岳飞传》等等，讲起来绘声绘色。每当夏夜纳凉，或冬日暖被窝，我总要缠着母亲讲故事，讲完一个还要一个。而母亲亦总是有求必应，不厌其烦。听得多了，我也能“现买现卖”，放牛时，讲给村上的小伙伴们听。上学后，我还从一破落地主家，偷借来一些小说、传书看，请母亲为我讲解，并试着将自己看过的书，变成故事，讲给同学们听，或将所念课文改编成小剧本，和同学们一起演给大伙看。或许，我的文学（戏剧）耕耘之旅，便是从这里起步，而第一启蒙老师，便是我的母亲。
母亲的学识才华，还表现在遇事能高瞻远瞩，常借用历史典故中的谋略，处变不惊，化险为夷。如“跑鬼子”那年，为避鬼子的杀辱，附近村子的村民，几乎全逃往吉安、泰和一带的大山里。而我家却因父亲要留下护村，母亲又刚生下我正坐月子，不能成行，只好打算在村后湖心的芦苇荡里暂避一时。可身边还有我的两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姐姐（即二姐茶香、三姐九妹），着实让母亲放心不下，要是万一让日本鬼子搜出，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她想起古人的一句诗：“道是无情胜有情”，于是狠了狠心，临时将她们分别“送”给了邻村两户好人家做“童养媳”，随两家去了山里。为此事，父亲还和母亲吵了一架，两个姐姐也哭着说母亲太狠心。但后来证明母亲的决定是英明的：那些未及逃离的年轻女子，不少在“荷埠”和“塘南”两次“大清乡”中，惨遭日寇野兽的凌辱杀害，其中就有我的大姑妈和六婶。
又如“土改”头三年，小三老板突然从汉口捎信回来，要将其名下及“大夫第”的全部田产交父亲接管，并且租谷不用上交。对于这“天上掉下的陷饼”母亲毫不动心，并用《论语》中的话“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开导父亲：这事接不得！何况眼下时局不定（此时国共内战共产党已占上峰），可千万不能捡顶“富帽子”头上戴！我的一位堂伯父却急不可待，赶紧接过那盘“肥肉”，结果“土改”时被划成“二地主”，可遭了不少罪。
啊，“都市才女”，我最最敬爱的母亲大人！您的卓识，开启了我事业成功的大门；您的远见，奠定了我人生道路的基石。只可惜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有见到儿子的奋斗成果，未能共享儿子的耕耘收获，真是遗憾呀遗憾！
    

(父毌亲大人六旬合影)

（1965年冬与父亲福州合影）

四、我想当文艺兵

有一天，从麻丘通向我村的大路上，走过来一支队伍，一色的黄军装，一色的红五星，迈着统一的步子，唱着一样的歌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惊呆了：啊，这就是解放军，真雄壮！……
解放军一进村，我就赶上前去看热闹。其他的孩子和有些大人都离得远远的，有的干脆躲在屋里不敢出来。说也怪，我却一点不害怕，就跟见到老熟人似的。不过我有些纳闷：他们的装扮虽然很神气，可使用的武器却不怎么样，跟村里人差不多，每人扛着一把铁锹，或挑着一担泥筐。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复堤堵口”的，以免明年春上再遭水灾。我明白了：他们真的是穷人的队伍，要不怎会帮老百姓“作堤”？
他们放下东西，也不进屋，就在村东祠堂前的场地上坐下，并支起一口大锅准备做饭。两个挎盒子枪像是当官的向我打听：小朋友，你们村谁是村长？我楞住了。一来，出于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二来，我们这里新解放，还没实行民主改革选村长，父亲就主动上前搭腔：我是早已子大家推举的“甲长”，愿意为大军效劳！于是，将他们领进祠堂和几家财主的大屋里，又发动大伙找来不少门板、稻草及桌椅板凳。可他们只要了些铺草打地铺，不要桌椅板凳，吃饭全在门前的场地上，一个班一个班的围成园圈蹲着吃，真有意思！
队伍住下都好几天了，我多想和他们说说话，摸摸他们的枪。可他们总是天不亮就出发去“作堤”，天黑后才回村。后来，父亲领着村上的大人们也跟着他们去了，每人每天还发一斤半大米，两毛钱菜金，除了自己吃，还能省出一半给家里人，这真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家差不多已有一年没吃上这么好的大米饭了），村上人家家像过年一样高兴，就如战士们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总算盼到有一天，他们提前收工回来了。炊事班大胡子班长（妈妈问过，据说是河南人）亦早早的回来，为他们做饭，我即趁机上去看热闹，和他搭腔：大叔，你弄的什么饭呀？老班长笑了：好饭——饺子！吃过吗？我摇了摇头。正好母亲背着小弟也来了，是叫我回家吃夜饭的。大概因为父亲常帮他们办事的原因，他认得妈妈，问：大嫂，恁几个儿子？妈妈回答：三个。并指着弟弟：这是最小的佬子（南昌话）。老班长楞住了：老子？这么小！妈妈笑了，并用河南话（小时候跟外公学的）对他说：呵，佬子是本地土话。恁河南叫娃，我说得对吧？能不能给我娃尝个恁包的饺子？老班长乐了：中中……并赶紧盛了碗水饺交我手上：来，这碗饺子拿回去尝尝，就算我“孝敬”恁两位“老子”的吧，哈哈……不过，吃完得马上把碗拿回来，晚上跟我去麻丘看戏！我乐了，并用一只手朝他打了个敬礼：是！可差点没把碗里的饺子泼出来，弄得大家大笑。
当晚看演出的多是来“作堤”的解放军，差不多有一千人。老乡亲们来得也不少，把个“刘闯庙”（据说是为纪念明朝抗倭名将刘綎而建造的）挤得水泄不通。演戏的也是部队的，戏名叫《白毛女》，好看极了，也很神奇：大晴天的，台上怎么就闪起电，打起雷，下起雨来！我好奇地钻到后台偷看——原来全是演员们用摇手电、晃铁皮、垂麻绳、笸箩筛豆子等办法摹仿的。扮角的年纪也很小，有的还没我高，不过演得都很像，特别斗争地主黄世仁那场戏，我都跟着喊起了“打倒黄世仁”的口号。有个老乡还要往“黄世仁”身上扔石头，被部队人劝住了。回来的路上，老班长问我：好看吗？我说：好看。就是不明白，小孩子也能当解放军吗？老班长笑了：呵，他们是文艺兵，专门演戏搞宣传的。我乐了：那我也要当文艺兵！

五、蒋巷中学——我的“文艺摇篮”

有一首校园歌曲唱得好：“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为穷人要翻身哪，不受欺负不做牛和羊……”。虽然它创作的年代是旧社会，但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唱。这不仅因为它形象生动，富于哲理，更因为它唱出了家境贫寒学子的心声，尤其像我这样过来人，听着是那么的亲切。不是吗？直到新中国成立的第八个年头，家里还是那样的穷：一根竹扁担，一头担着旧棉被，一头担着破竹床；一头挂着旧书包，一头挂着盐菜罐，赤着背、光着脚，这就是我当年到蒋巷中学报到的真实写照。

那一天，这所南昌县五个大乡（蒋巷、尤口、滁槎、麻丘、塘南）共有的初级中学的茅草房校园里倒是挺热闹，尤其我这个保送生的到来，把先到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吓了一大跳：大红榜上，麻丘小学的保送生是个女孩的名字——杨毛妹，可见到的却是个光着脊梁的小男孩，弄得大家好一阵哄笑，我也怪不好意思。这是怎么回事呢？前篇中已经说到：我的妈妈共生了七胎，前面三个全是女的。为盼男孩，也图好养，有人就给我母亲出了个主意，以后不管生男生女，都叫女崽子名字。所以，我哥叫“毛姑”，我叫“毛妹”，可还是没能保住我哥的命。到生我弟时，妈妈就不再相信他们的话了，我和小弟都按族谱上叫（即按“安”字辈叫），我叫“安发”，小弟叫“安财”（大概希望我哥俩都发财）。可我上学时，父亲觉得“发财”太俗，一时又想不出新的大号来，只好还是报了“毛妹”这名字，这一来，就再也没改得了，直到我参了军，六二年紧急备战时，部队首长怕我当了“战斗模范”名字不够阳刚、响亮，才给我改成现在的名字。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其实，我的名字在蒋巷中学，乃至刚到部队时，还是蛮响亮的。这是因为，我在众多同学（战友）中，是小有名气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而蒋巷中学，便是我后来能成为一名专业文艺工作者最初的文艺摇篮：初一时，我就在同班同学中，倡导演“课本剧”，一出《王冕》，轰动全校，带动各班，也引起了我对“戏剧表演”的更大兴趣；初二时，我同时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学生文工团长，一出话剧《向秀丽》，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更激发了我的编导潜能；而初三时，我们三（甲）班参加全南昌市的作文比赛，并一举夺冠，更奠定了我走文学（戏剧）创作之路的基石。到部队后，我之所以马上能成为连队的文化教员、很快当上团战士业余演出队的队长兼编导，其基础，主要还来源于蒋巷中学——我的母校。

六、我终于当上“文艺兵”
都说“好梦难园”，可我当文艺兵的美好愿望，还真的实现了，不过这已经是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一九五九年冬，初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就要到来，我和同学们正投入紧张的复习。有一天，教导主任许家哲告诉我：县人武部的黄科长把你的学生档案调去了，好像要招你当文艺兵，你怎么想？我当然是心里高兴，嘴里又不好说。因为，一来再有一学期就初中毕业了，老师和同学们（特别是班主任胡义兴老师）都觉得太可惜。说实话，凭我的学习成绩和表现，再来一次保送上重点高中，将来上重点大学都不会有多大问题，可我还是选择了当文艺兵，因为它是我多年的梦想，机不可失；二来当时国家有明文规定，在校中学生不服兵役，能不能去得了，还不一定。  恰这时，老家的两位村干部也来找我，要我回区上（现麻丘镇）参军体检，说是县里和乡里指定的。我这才想起，头年寒假回乡参加乡里（那时叫渡口管理区）打腰鼓欢送青年参军时，我对魏双喜书记（一位很了解我的土改老干部）说起过想当文艺兵的事，想必县人武部一定是从他那里得到我的信息。那么为什么又要我回老家体检？一是学校不让招兵，当然不好以学校名义办理；二是因为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青年大都身体不合格，或家人思想保守害怕当兵（其实我父亲也不太同意，还骂过村干部到学校找我像是旧社会“抓壮丁”），我可以给乡里凑任务。果不然，我们乡32人体检，只我一人合格，而且是乙等甲级，渡口乡总算没有“理光头”。
我又回到学校，还参加了期末考试，没拿到成绩单就赶回区上集中。我是悄悄含泪告别母校的，故意没让老师同学们送行，我怕控制不了我自己， 因为我对母校，对老师、同学们太有感情了，现在回想起来，鼻子还酸酸的，心里却是暖暖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刚进蒋巷中学的情景：泥巴路、乱葬岗；茅草棚、煤油灯；矮课桌、长板凳，这就是学校的全部硬件。“穷则思变”，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运动：全校师生总动员，没有操场自己开，锹挖镐刨，挑灯夜战，硬是把一大片乱葬岗子开成一块平展的大操场；没有瓦房自己盖，人拉肩扛，夜以继日，硬是靠有限的基建费，盖起了一排教学平房；课本学杂生活费自己挣，课余开荒种菜，暑期进城打工，硬是帮助那些特困生解决了上学费用（光靠国家少许助学金是远远的不够哦！）。加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先进教学理念，及全市名列榜首的教学业绩，蒋巷中学的“穷棒子办学精神”一时名噪全省（后来樊孝瑜校长还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刘少奇主席的单独接见）。
在艰难岁月结下的师生、同窗之谊是最真执最宝贵的。我忘不了郑效忠首任校长、许家哲教导主任、胡义兴班主任及熊道新文学老师、吴伟华语法老师、邓叔刚音乐老师等对我的偏爱和引导，乃至“响鼓重槌”的敲打；更忘不了学生会、团支部、学生文工团的徐水莲、刘友香、张前锋、聂隆堂、闵宇德、肖加保、胡生国、熊文生、罗权根、胡同裕、张细火、熊苏洲等知音挚友同窗的支持帮助：因为工作忙，耽误的功课，他们会帮我补上；因为写剧本，来不及洗的衣服，他们会帮我洗掉；排练演出，需要演员，他们会带头报名；晚上加班，肚子饿了，他们就给我弄来夜消……  
那天，虽然我执意不让他们送我，可他们还是派出了代表三甲班班长闵宇德同学，一直把我送出镇口，并塞给我一大包东西——几十位同学的相片、十几本写有告别赠言的笔记本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女同学（我的最知心女友，学生会文娱部长兼学生文工团副团长），因眼疾住院，头天托她念初二的妹妹带给我一封信，上书：“……祝贺你如愿当兵！不能来送，见照如面。我的痛苦也是你的不幸，别难过，到部队好好干  ……”只可惜，羞涩和忙乱中，没当场把信看完，却又把照片掉了（幸被一位小男同学捡到），加上时间匆促，未及到医院见她一面把话说完，这件事成为我终生遗憾……

七、通八团——我的“天然艺校”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我接到南昌县人民武装部的“入伍通知书”，也就是说，从这天起，我投笔从戎，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军人。二十八日，村里（茶熊大队）为我送行，半斤米饭，两只鲫鱼，就是招待午餐；一九六零年元旦，到区上（麻丘卫星人民公社）集中，也是半斤米饭，一罐子萝卜排骨汤，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待遇了。土改老干部陈柘林书记要我代表新兵们表决心：到了部队好好干！可私下却对我说：老弟，退伍时你可得回到咱公社来，到时我让你当团委书记，再接我的班。可我心里想：当书记那有当文艺兵好玩（我真是个大傻冒）！当日下午，到县上集合，晚餐倒是吃了桌真正的酒席，鸡肉鱼蛋俱全，可就是新兵们没有“肚福”：大概油份太重，受不住，全拉稀。弄得晚上一出好戏《三女抢板》也没看好，来了个“千人抢茅房”，连女厕也被新兵蛋子们强行“征用”了。入伍第一天，便发生扰民事件，这让武装部和接兵部队首长都哭笑不得。据说，不少女观众到武装部告状，并为此推迟了发军装和分兵开拔时间。经一番训导，三天后终于发军装了，我还见到了那位到学校调我档案的科长，并问他：首长，我分到哪个部队？他诡秘地笑了笑：没见你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我朝周围一打量：果不然，麻丘来的新兵，只我一人是宽袖口。好，准是去“文工团”！可上了火车又纳闷起来：跟我一样衣服的，足有二、三百人，有这么大“文工团”吗？到了部队驻地更傻眼：到处是架电话线、发电报的，这哪是什么“文工团”，倒像个“通信团”！
一点没错，我确实来到了“军委独立第八通信团”。新兵教导连的李天诚连长看出了我的心事，笑着对我说：到你们学校挖你来，的确是我们的主意。但不是挖来当“文艺兵”，而是当“技术兵”。因为农村兵文化水平太底，不能适应特种兵部队的需要，只好到学校找一些。但现行政策规定，除“选飞”、招“文艺兵”外，不得在中学生中征兵，我们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其实，建设国防现代化，技术兵更重要，希望能服从国防需要，好好干，“技术兵”你一样会喜欢！经李连长这么一说，我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服从分配呗！在新兵连，干得还不错，尤其发挥文艺特长，演节目、出黑板报、指挥唱歌、搞土广播，让老兵们都刮目相看。一个月后，分到老连队——电话连，当了一名接转电话的守机兵，学得也挺快。可星期天放假随老兵上城里，看到那些穿军官服的小文工团员，心里还是痒痒的。是孙祥俊指导员，知人善任，才帮我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不过不是当“文工团员”，而是当“文化教员“。
一个月不到，我就住进了连部，任务是教战士们学文化，兼做教歌、开晚会、做游戏、出墙报等俱乐部工作，总算和“文艺兵”挨上边，可干起来也不轻松：一人同时要教“初小”和“初中”两个班；每班要分别上“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真有点难为我了。最难的要数：教初小要教“汉语拼音”，我根本没学过；教初中，我自己还没毕业，有些课程还没学，也只好“赶鸭子上架”和“现买现卖”，晚上经常自学和备课到深夜，有时得干通宵。有道是“事在人为”或“车到山前必有路”，在连首长的关心鼓励下，在团政治处宣教股的指导帮助下，我终于啃下了这两块“硬骨头”，全团“五四文教大比武”，电话连名列榜首。这一年，我连立两次三等功，照片上了团“新兵标兵”光荣榜，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生日这一天），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
此后，我的工作逐渐向“文艺兵”靠近：第二年，部队取消文化课，我改当文书，但主要工作除文秘档案、军械管理，还是抓连队演唱组和“四句话”（即处处有歌声；月月有晚会；经常做游戏；假日有活动）落实；第三年，我即参加团演出队，开始从事文艺节目创作和演出，并在大军区报刊正式发表作品；第四年提干，调任团政治处文化干事兼战士业余演出队队长，经常深入分散施工、执勤分队慰问演出和参加上级机关乃至福建省组织的调、会演，并享誉福建前线。后进入大军区领导机关，从事更专业的文艺工作。我之所以能跻身于专业文艺队伍，通信八团，就是我的“天然艺校”。

（1962年夏摄于通八团一连）

八、战士业余演出队——我的“文工团”

一九六三年初，我调任一营营部书记，并提干，授少尉军衔（正排级）。半年后，升任团政治处宣传股文化干事（连级），负责全团的“吹拉弹唱、打球照像、迎来送往、布置会场”。但工作重点，是组建一支精干的文艺小分队——团“战士业余演出队”（我任队长兼指导员）。

于是我在原有团演出队骨干基础上又在全团举行了连演唱组文艺汇演，从中发现、选拔出一批新的文艺尖子人才，主要有：擅长吹奏西洋铜管乐器，会拉小提琴的上海兵（如潘南平、戴明科、朱静山、朱柴根、沈谷容等）；擅长南方民歌民乐及熟悉革命老区文艺传统的江西、福建兵（如刘祖清、陈志森、李玉和、黄捍东、廖仕福、杨洪全、张詹照、唐文喜、方再生、李建德等）及擅长北方曲艺演唱的北京、山东兵（如陈文忠、薛靳才等），经短期培训（含型体和表演技巧训练），即正式排练，住团训练队，排练就在团部礼堂，后勤处还给配备了一辆中卡面包车，我团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像样的“文工团”。

搞战士业余演出队，创作是关键。我从队员中挑出几位“笔杆子”，搞了个“编导组”（自然是我亲自“挂帅”），先后编排出一批很有特色和受干部战士乃至驻地群众欢迎的节目。像反映部队良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的快板剧《马蹄表》、南昌渔鼓《撤岗》、民乐合奏《军队和老百姓》（久演不衰）；歌颂革命传统的对口词《针线包》、《革命歌曲联唱》（引起共鸣）；配合形势教育的诗朗诵《读‘南方来信’》、小演唱《我们是连队漫画家》（很有感染力）以及福建民间灯彩表演《闹元宵》（喜闻乐见）、西洋乐五重奏《小鸭子》（耳目一新）等。上述节目，无论在部队和为地方群众演出，反响都很强烈，甚至认为比专业文工团的节目还活泼。所以，除在本团各分队巡回演出和为驻地群众慰问演出，还经常被邀请到兄弟部队演出和参加军区领导机关乃至福建省福州市组织的调、汇演，在福建前钱算是小有名气。《撤岗》、《马蹄表》、《我们是连队漫画家》等一批作品还在军区文化部《演唱材料》发表，并获“优秀作品奖”。

当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十年代，专业、业余文艺创作、演出都是有风险的。令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当时的潮流，把西洋乐曲看做“靡靡之音”，演奏西洋乐器是“崇洋媚外”，西洋乐器几乎被全部“赶下了台”。可我却从团仓库里翻出十来件西洋乐器（主要是铜管，还有大小提琴、曼陀林、吉他等），还找来一些上海“少爷兵”（当时允许技术部队在大城市招收一些小业主以下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入伍），演奏什么《小鸭子》，有人就警告我说：小心犯错误！可我却觉得：这有什么？西洋乐器也可以“洋为中用”嘛，这是毛之席说的；既然允许“少爷兵”入伍，就应该人尽其才，何况《小鸭子》不是西洋乐曲，更不是靡靡之音。至于错不错，好不好，要由实践来检验。实践结果是，演出效果好得很！不光部队干部战士欢迎，地方群众也欢迎；不光基层欢迎，军区机关也欢迎。记得军区政治部机关曾特邀我们去演了一场，连那些老部长都听得津津有味，摇头晃脑。有位对西洋乐器颇有研究的部长对我说：不错，有水平，有胆识！连军区文工团都不敢演，你们演了，这就是业余演出队的方便之处。话虽如此，可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其实后来“样板戏”里也用了西洋乐器，我们不过虚惊一场。

福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颁发杨斌创作的快板剧《马蹄表》获优秀作品奖奖状

（1964年冬摄于江西武宁）社教工作团

（1965年春摄于湖北武汉）采风和到二姐家探亲

九、军人没有初恋
说一点轻松的话题——军人的初恋。但我的初恋还是和“文革”有点关连，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初恋过，因为我这人太“愚钝”、太“正统”、太“实际”，一点都不“罗曼蒂克”。结果自己——一个文化人，竟然没体会过初恋的感觉。话还得从头说起：
我当兵离开蒋巷中学那天，我的一位最知心女友（同班同学、学生会文娱部长、学生文工团副团长）因眼疾住院，未能来送我，却托她念初二的妹妹带给我一封信和一张像片。羞涩和忙乱中的我，却没把信看完，还把像片弄丢了，幸被一小同学捡到。后才发现信是用红笔写的，其中有句话“我的痛苦也是你的不幸”，我竟不知道这是一封表示“与我分手”的情书，也没想想她为什么这么做（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是自卑，或在试探我），更没到医院去向她告别和问个究竟，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都因那时太小，才18岁，还不懂什么是初恋（她也18岁，或许比我明白，否则人不在学校，为什么还要给我写信，送像片，还知道用红笔写“分手信”）。到部队后，又恪守“士兵服役期间不能谈恋爱”的规定，三年没通信，直到提干后才去找她，当然是马后炮。再后来都有了家口，更不敢去打扰人家，以免节外生枝（近年老同学聚会见过一面，也只好相视一笑，没更多话好说，但各自心里都非常明白）。

虽然我现在的老伴，比上述几位相识都晚，文化层次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更无初恋过程的浪漫色彩，但我们的相识是最实在的。1963年春，我提干后第一次休探亲假，时间是20天。本不想这么早，更不想在家乡找对象，因为我那时才22岁，还想上军艺读书深造。可眼看着母亲双目失明，瘫痪在床（前文提到过：母亲是在生我时，月子里下芦苇荡躲鬼子落下的“类风湿”，后又加重为“帕金森”；1953年我大哥去恒湖农场当童工放牛得“黄胆病”夭亡时，又哭瞎了眼睛），弟弟还在上学，全靠父亲一人照顾起居，忙里忙外。更不幸的是，父亲在一次打谷时，又被谷子崩瞎了左眼。想想这些年他们为让我在部队安心服役所吃的苦，我哭了，一咬牙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趁探家就地找个对象，以便能照顾二老。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入伍时给我写“分手信”的那一位，结果白跑一躺。而另一位追我者，又阴差阳错，没缘分。
那天，我心里不畅，从南昌回到麻丘，也没回家，而是去了杨柳村我大姐家，并且喝了不少酒。不知是自发还是大姐故意安排，门外站着十来位十七、八岁的俊姑娘（其中就有我现在的老伴，她大眼睛，瓜子脸，梳长辫，穿件带补丁的青花小棉袄）朝屋内窥视。我姐让她们进屋坐，可一个个嘻嘻哈哈往后退着跑了。只有穿带补丁青花小棉袄姑娘留了下来，并进屋，若若大方在我身旁坐下（其实我早就认得她，还是参军前。我寒暑假常来村看我姐，知道她原先住广安村，叫闵爱英，是个孤儿，九岁上才来到晚嫁的母亲家，是个十分聪明能干，朴素大方的小姑娘，就是书读得少了点），并劝我：“少喝点，家里有什么难处说出来，大家可以帮忙。”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席话，还有那件带补丁的青花小棉袄，真实、大气、懂得军人，将来一定错不了。我故作醉意问她：“我的难处大得很，你愿意帮吗？你敢帮吗！”她这时倒腼腆起来，可还是大着胆子说：“不就照顾两位老人，那有什么不敢！”

大概是缘分，我心里一热：“就是她了！”于是，未经任何人介绍，我们当场拍定：我归队后她就去我家照顾两位老人，三年后结婚，待我升营职或军龄满15年就随军。不过好事多磨，中间也有些小插曲：我要他上夜校补习文化，以便为随军参加工作做准备，她却自卑学不进，后也就不难为她了。但她后来当上大队团支书，文化见识方面的确也长进了不少。三年后如约结婚，并怀上第一个儿子。同年八月，她所在的文革保守组织——南昌“八一战斗兵团”，被“大联筹”追杀，不得已，“夜过封锁线”（罗家集和莲塘哨卡），绕道向塘上火车，来到通八团“避难”，可没料到，部队上也不太平。

十、我有儿子了
有人说，和平年代生女儿，动荡年代生儿子，我不大相信。可说来还真像有那么回事：文革最动荡的一九六七年，我们那个不足百户的村子里，共生了七个孩子，全是男的，其中就有我的第一个儿子。他妈妈怀他五个多月的时候，“逃难”到部队上来找我，又遇上“8.18”造反派（俗称“反军派”）冲击我团，母子二人吃了不少苦，根本没享受到孕期应享受的待遇。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也为了告诉儿子：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人民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同时也希望儿子接我的班，成为一名军人，故取名“杨晓军”（那个年代出生的小孩叫“小军”的真是太多了，现在看来太一般，但具一定纪念意义，也不错）。名字虽然一般，但孩子的外貌内在都像我，也像他妈，而且是在老家——珉冈杨村出生的，得到过爷爷奶奶的疼爱，比我强（我生下来就没有了爷爷奶奶）。
孩子出生时，我正在福州市新店区“支左”（其实是“支农”），还是干老本行——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队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作用不可小看，特别在缓和两派气氛，增强军民团结，促进“大联合”、“三结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团“三支两军领导小组”和区“三结合筹备小组”拿我们当宝贝，不让我休假，四个月后，我们父子才见面。记得我爱人还给我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事先从邻居家抱来个与儿子同月出生的男孩，并分别睡在两只外形相似的摇桶里，让我辩认，结果我还是一眼就认出那个头发又长又黑（像他妈）、笑起来眼睛眯成线（像我）的小家伙是我儿子，在场的人都说：神了！八个月时，他妈带着他来部队团聚，儿子比我还神：竟然就可脱开大人手走路，追着邻居家的小鸡小鸭满院跑；刚满一岁时，就能叽哩哇啦学说“大人话”，还会学着警卫排叔叔们，举着《毛主席语录》喊“*****！”一次，把邻居大妈家正在孵小鸡的老母鸡从窝里抱出，并指着那一窝子鸡蛋说：“大妈，你家的鸡妈妈真能干，一次生这么多的蛋！”把在场的家属们全逗乐了……

十一、进入大军区领导机关
1969年1月，“支左”还未结束，我便要求下连队任职，回老连队（通八团一营一连）当了一年副指导员。期间率一、二连各半个连组成的通信连，赴军区闽北前线指挥部执勤，为代理指导员（连长是郭义正）。主要任务是对马祖列岛实施布控，防止老蒋趁我文革混乱从闽北方向对我大规模突袭。我虽来自连队，也协助指导员做过战士思想政治工作，但当连队主管，特别执勤连队主管，感觉就不一样，压力大得多。记得一次载波站与璜岐半岛前沿观察所失去联络5分钟，把我急得不得了，要是就在这5分钟内漏报当面重要敌情，怡误战机，那可得“军法从事”。而战士们却觉得我“过于紧张”：文革都乱了这么久，老蒋也没敢来！事后虽查明不是我连原因，但我还是在全连干部战士中用讲历史故事方式，进行了一次战备思想教育：侥幸轻敌是兵家大忌！
次年一月，我便进入大军区机关——升任福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文化干事，任务还是“吹拉弹唱、打球照相、迎来送往、布置会场”，但管辖范围更大，要求更高，更专业。其实，前两年，主要是随军区首长下部队，当秘书，写材料。如随王玉清副参谋长视察闽赣两省民兵工作；随李光辉副参谋长赴闽赣两省老区作“长征”报告。
给大首长当秘书，我还是平生第一次，不免有些紧张，也不知怎样干，所以事先就找到司令部办公室常秘书取经。常秘书是位很有经验的老秘书，他给我讲了三条：第一要熟悉首长的革命经历及性格特点、工作作风乃至兴趣爱好；第二要熟悉首长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乃至起居、饮食规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要绝对保证首长的安全，管好司机、警卫、护士，细心安排首长的吃住行。必要时要以临时党小组的名义劝说首长遵守安全纪律。总之，心要细、眼要明、手要勤。所以，任务完成得都还不错，首长也很满意。如跟随李光辉副参谋长赴闽赣两省老区作“长征”报告，我事先熟读熟记和备足了有关“长征”的资料（含路线图），乃至首长的回忆录；事先对司机、警卫员、护士进行了安全保卫保密和护理突击训练，对车辆、武器、卫生保健器材进行了保养测试；事先请他夫人介绍了首长的健康状况、生活习惯及兴趣爱好，备够了常用药品乃至首长爱喝的保健茶、打猎用的枪弹。但在实际过程中，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首长非常随和，生活上尤其简单。不过有些事，还是弄得我哭笑不得：他作报告一般不用讲稿，有时用一下，反倒念错别字，我只好在稿子上注上同音字；他不喝酒，却不阻拦主人上“茅台”，说：我不喝你们喝！原来他长征时到过茅台，有感情，可好几次差点把我喝醉；他坐车从不肯坐后座，说是打仗养成的习惯，改不了，弄得我却提心吊胆。
1974年部队恢复体育竞赛，我这个“文艺编导”，竟又靠“现买现卖”和“赶鸭子上架”，当上“体育指导”，成功筹办了“军区直属队第四届运动会”，并选拔集训，组成代表队，参加了大区运动会，获不少单项奖，其中女子游泳队获团体第三名。不过姑娘们可“恨死”我这个“魔鬼指导”了，骂我是“南霸天”！因为每次50X20泳池冲刺训练，我总是打着雨伞，掐着秒表，站在泳池头，轰赶她们“不许停留！”1975年，我又干上了老本行，组建“军区直属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任队长兼导演，排练出大型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并参加了大区“样板戏调演”，与军区后勤部代表队并列第一名（通信总站女兵、著名歌唱家葛军的妹妹葛建华饰柯湘；工兵一团战士、原江西崇仁采茶剧团演员王冬喜饰雷刚；工兵170团战士刘建国饰李石坚；通八团干部黄延生饰温其久。执行导演：前锋话剧团戏剧队高学兵；乐队指挥：前锋歌舞团乐队王金城；置景：通信总站文化干事马志瑞）。随后又赴闽赣两省向各直属部队及驻地群众进行了慰问演出，水平胜过地市专业剧团。
1976年5月，我又请求下部队锻炼，司令部首长同意并任命我为军区独立防化学营副政治教导员（正营级）。但真实原因是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要调我（文化部老部长曹奎之和文化科单承恺科长在文革前我带通八团演出队时就很尝试我），可派人来联系，直政又不放，理由是军区三大部机关干部不能相互直接调动，除非是下属部队干部，曹部长便给我支了这一招。结果三个月不到，调令就来了，我正式调任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干事。

十二、参加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
1976年8月，我调入福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后，一度分管前锋歌舞团、话剧团的业务联络和《前锋文艺》期刊的编辑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不但业务上要求更加精通，更加全面，而且必须具一定文艺理论水平和指导能力，否则只能在那些科班出身的专家们面前出丑或犯瞎指挥甚至政治错误。业务上的事还好些，可以用“现买现卖”的老办法，拼命读书和虚心求教，又恰遇军艺来我区办巡回培训班，倒是学到不少东西。可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上，却不能胡说八道。记得刚到职不久，按总政文化部某部长布置，各大军区文化部门都要遵照“四人帮”要求，召开写“穿军装走资派”、演“穿军装走资派”的创作座谈会，而且所有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人人都要表态。刚“解放”不久的老部长曹奎之（自称是“老运动员”），知事情又不妙，就私下给我传授“经验”：要么请病假不参加，要么当“哑巴”。但结果还是没逃脱参会，只好采用第二招——以刚到机关不熟悉情况为由，当“哑巴”，总算躲过了又一场麻烦（那些在会上“发言积极”、“旗帜鲜明”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一个个“写检查”、“遭批判”，或处理复员回老家）。
粉碎四人帮后，军队的文艺工作得到“拨乱反正”，1977年7月至10月，我随八一厂新调来的曹欣部长，率两团（前锋歌舞团、话剧团）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军五十周年全军第四届文艺会演。这是我第一次进京，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军大型文艺会演，任务既光荣又艰巨。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节目的创作和演出，但从准备阶段协助部长统筹、指导节目的选题、创作、排练，大量的审查、报送，乃至人员、道具、器材装车启运，到汇演阶段安排食宿、看场、装台，接待看戏首长、安排记者采访、出席剧评会、编印演出简报、安排观摩游览等，把我累得快趴下，加上气候不大适应，有时高烧39度还得坚持工作（因部里就部长和我，外加保卫部洪茂宝干事，他专管保卫）。但有苦也有乐：一是我区参演的节目，整体得到好评，突出了福建前线特色，话剧《台湾儿女》、合唱《台湾组歌》、舞剧《朱德的扁担》、《送盐》等节目获大奖；二是第一次领略到伟大首都，特别是天安门、故宫、长城及“十大建筑”的壮丽雄姿；三是第一次观摩到几十台高水平演出及国外参考片电影；第一次进入中南海、国防部、公安部、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所；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首长、名人，真是大开眼界。尤其光荣和自豪的是：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开放第一天，就瞻仰到毛主席的遗容；在京参加了庆祝党的十一大召开的三天大游行和国庆28周年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演出，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78年秋，我又率军区坦克团战士业余演出队，代表军区首长赴北礵、西洋、台山等岛屿，向驻岛官兵及群众慰问演出，这是一次更为艰巨的任务。北礵、西洋、台山岛位于闽东北海域，距大陆最远的有百余海里，与蒋军盘踞的马祖列岛对峙，气象敌情都比较复杂。担负海上运送的是守备一师船运大队的一艘大型登陆艇，装备齐全，安全没什么问题，就是气象变化莫测，又值台风季节，演员们可吃了大苦。记得出发那天，开始还是风平浪静，不少女演员第一次见到大海，高兴得朗诵起来：啊，大海！可驶至中途，风起浪涌，登陆艇像是要翻转过来，演员们赶紧钻进大舱，又一个个“啊”了起来，差点没把肠子吐出来，有的女演员竟哭了。我还算好，被艇长留在驾驶舱，是队里唯一没吐的一个。第一站是台山岛，靠岸后，几乎没人站得起来，可看到岛上军民千人全体出动，每人手上都拿着鞭炮，来码头夹道欢迎，队伍一直延伸至招待所，又振作精神，马上搭台，当晚演出，大大鼓舞了岛上军民守岛建岛的热情。就这样，我们在几个岛屿巡回演出近一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军区杨成武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的表扬和奖励。
自调文化部以来，由于一直忙于文化行政工作，没有时间搞创作。当时主持部里工作的亓尧副部长（这是一位抗战时期就担任师文工团团长的老同志），看出了我的心思，当即报请军区政治部领导批准，任命我为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团职创作员兼部党组秘书，从那以后，我便把从事文艺创作当成了我毕生的事业。

十三、就任南昌铁路分局军代处政委

一九八二年一月，我又调任军区后勤部军事交通部驻南昌铁路分局军事代表办事处政治委员。这是我第三次下部队任职：第一次，1968年底，由通八团政治处，下到老连队一营一连当指导员，不足两年，便调任福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任文化干事；第二次，1976年5月，由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下到军区独立防化学营当教导员，不足三月，又调任福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干事；第三次，从文化部下到我的老家南昌当团政委，整整四年，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下基层任职，是我党干部培养使用的光荣传统，用我的一位老首长的话说：机关和部队都要有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但应定期交换。部队干部可调机关任职，便于了解全面；机关干部更应下基层任职，便于体察基层实际，增强服务意识，但时间都不要过长，还应发挥其特长。对我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个“小九九”，那就是利用此机会，到基层体验生活，熟悉人物，收集创作素材。前两次均按计划，可后一次有点乱套：客观上，军队大裁军，福州军区撤并南京军区，南昌铁路局又撤并上海铁路局，弄得机关回不去，部队不存在，只好转业。主观上，家乡观念太重，心眼又太死，回到老家就不想动了，没有早点活动回福州军区创作组，更没想到活动活动回合并后的南京军区创作组，直到1985年年底，赴南京军区和总政送审电视剧《皮旅》剧本时，原福州军区宣传部老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洪家德副主任，乃至总政郭林祥副主任都建议我先别转业，可作为南京军区创作组编外创作员，留驻南昌。但此时江西省安置办已下达安置命令——平调安置我为江西省话剧团书记，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言归正传：四年军代处政委的生活体验，收获还是满多，为我后来转业地方搞文艺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我上任后不久，南方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仍然紧张，每天都有大批军列路过南昌局管区。我随江西省副省长蒋祝平在向塘军供站负责接待供应，所见情景令人震撼：六月三伏，暂停补给的闷罐军列车箱里下来的，全是理着光头，汗流浃背的十几二十岁的小伙，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也许上去就回不来，可他们还是那样的开朗乐观。记得有趟从浙江开来的列车，下来就餐的战士们跟我开玩笑说：“杨政委，你们江西真是老区，只有冬瓜（指唯一的下饭菜冬瓜烧肉），没有西瓜（即没有防暑降温的西瓜）！”我当时既脸红又心震：是呀，这些年纪轻轻的孩子们，就要上去拼命，这点要求不过分，何况南昌是子弟兵的故乡，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于是当即与蒋省长商议，急令南昌县民政局临时调来两车西瓜、一车猪肉罐头，乐得战士们高呼：“老区万岁！”第二天傍晚，又有一趟从福建开来的列车，下来开饭的大多是南昌籍士兵。也不知是谁走漏的消息，站台上一下子来了好几十个送行的家长，并有的家长抱住孩子大哭，弄得我们非常紧张，当即决定把饭菜和西瓜、罐头送进车箱，提前发车。可部队的一位首长不同意，说：“应相信我们的战士和家长！”于是站到高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番话语，转悲为壮，出现战争年代“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上述素材，均借鉴到我后来创作的《皮旅》等战争题材作品中。

任职期间第二件让我深有感触的事是：和平年代的军人，虽有生与死的考验，但更多的是权与利的诱惑，尤其担任领导职务的军人。过去在机关里当一般干部不觉得，来南昌当团政委后就不一样了，房子、车子、妻子、儿子，甚至票子的问题都好解决了。尤其铁路军代处手里掌握着军用车皮计划的审批大权，私下来找的老战友、老同学、亲戚朋友不少，稍不小心，就可能被糖衣炮弹击中。记得有位曾在大区机关一起共过事的老战友——某军队离休干部休养所副所长，一天拿着份不知是谁冒我的名签批的军用车皮计划私下来找我，名义上是核实有无此事，其实际用意是想让我“将错就错”，重签一份（因那份明显不是我的笔迹，连我的名“杨斌”亦写成“杨宾”），言下之意，好处均分。我当即表示：这份不是我签的，我也不会重签另一份。并将那份“伪劣假冒”的计划没收，交给了南昌铁路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代为调查处理。这件事，虽没对我的那位老战友进一步追究，但却给我自己敲了一次警钟，使我在军队及后来转业地方，都没有犯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方面的错误。可我的那位老战友，却没有从中接受教训，转业后，终于栽了大跟头……

（1985年摄于南昌）任驻南昌铁路分局军代处政治委员

（1985年初出席福州军区后勒部党代会留影）

（1985年冬摄于上海一大会址）转业前出席驻上液铁路局军代处欢送大会留影

（1985年夏摄于吉安具龙岗镇）到红军反围剿活捉张辉瓒实地采风访问，吉安军分区干部陪同

（2014年春，原驻南昌铁骆分局军代处老战友南昌聚会）合影留念

十四、“解甲”前的“突围”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演变，以及中美敌对关系的改善，宣告国际冷战阶段性结束。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更使我国“百万大裁军”成为可能。这一大胆决策，是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说实在话，开始我并不大理解，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有一个传统，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况在军事战略方面，中国也只有靠邓小平了。不过，如此大规模裁军，是要冒风险的：就外部而言，此时是西面“冷战未全冷”，东面“军国又发热”，南面“硝烟仍弥漫”，北面“大炮尚未撤”；就内部而言，改革阻力还很大，开放怨气还很多，尤其对那些已为国家作出过不同“牺牲”的中国军人来说，又面临着一场不流血的“牺牲”（尤其那些既无“文凭”，又无“技术专长”的团以上军官，到地方是很难安置到一个合适的工作的。即便能，那也得请客、送礼、走后门，否则，你只能去那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企业上班，更不必说“降级使用”），难怪许多人想不通：我们犯啥错误了？难道就因为不该“保家卫国”来当兵！

说一个小故事：我的一位老战友，一位很有才华的团政委，要不是人长得黑点，个子矮点，就当上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贴身秘书了。后到某工兵团任职，率部三上前线，三次立功，结果转业安置到一个县级市，连降三级。就因为“服从分配”才回了原县；就因为是“工兵”只会“埋地雷”，人家不好“分配”；就因为“死脑筋”没送礼！不过听说后来还混得不错，大概“开了点窍”。再说人家毕竟才华摆在那，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我还算幸运，礼也送了点，但是不多。不像我的一位表妹夫，把转业费全花光了，还搭上一架进口收录机（据说那位收礼者后来犯受贿罪，又把东西吐出来了）。我嘛，是自已要转业的，加上有“创作专长”，老婆也不用重新安排，她已在铁路上班，两个儿子一个在部队，一个毕业分配也上了班，所以不太着急。但当了二十八年兵，而且是自己喜爱的“文艺兵”，一下子就要变成普通老百姓了，感情上还是转不过来，足足有三个晚上没睡着：官可以不当，但文艺这一行不能丢了！不过我心里也很明白，地方文艺界很复杂：一方面是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又是文人相斥。就算上“威虎山”，有“见面礼”会好得多！写一部戏吧，分量轻了还不行，就写《皮旅——中原东路突围记》。主意已定,立即行动，也顾不得去托关系，走后门了，趁着还没脱黄皮，全国通行的铁路免票还拿着，找老首长们收及收及素材，福州、上海、南京、北京，特别到了无锡皮旅老部队——181师呆了半个月。先后采访了皮定均夫人张烽同志，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子波、副参谋长钟发生，军科院政委王诚汉，原皮旅三团团长曹玉清，军委工程兵副参谋长许德厚，总政郭林祥副主任等，并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福建省委大力支持，他们分别表示愿意赞助摄制费10万元和5万元……

回到南昌，就趁上南昌陆军学院补习文化，拿高中毕业文凭的机会动笔了（实际上我在火车卧铺车厢里已经动笔）。上课时耳朵在听脑子在想，下课就赶紧写（不过不是写作业，而是写提纲）。晚上他们去看电影，我就写电影（一稿就是个电影剧本，《影剧新作》没发表，才改成写电视连续剧）。苦战了一个多月，剧本终于“出笼”，恰巧江西省安置办挺“新潮”，搞了个军转人才“超级市场”，把有“专业特长”的“老转哥”的情况都写成“牌牌”，挂在几根绳子上，供用人单位“自选”。得亏我事先带着我的“见面礼”（剧本）到省委组织部走了趟，找到头年由南昌陆军学院秘书处转业分配到组织部当处长的我的一位老战友，他把我的情况直接打电话告诉了省文化厅晏政厅长，晏厅长当即表示欢迎，平调安置。所以文化厅人事处处长一进门就盯上了我（因我也去“超市”看了看热闹）。无独有偶，南昌市文化局也相中了我，想让我去市采茶剧团当书记，被我“婉言谢绝”：我是搞创作的，当不了领导！“货单”还是被文化厅摘走，三日后，晏厅长就接见了我，我终于“突围“成功！

十五、走对“路”　摸错“门”
地方文化部门跟部队不一样，管的是“大文化”，行当虽然多，厅机关却没有“创作组”。晏厅长倒是蛮实在，说：地方上搞创作的人有的是，可要找个懂业务的领导干部不易，正好省话剧团缺第一把手党支部书记，我看你去比较合适。天啦，下剧团？！我当时就凉了半截。剧团可不是好呆的地方，要下我早下了。记得来南昌铁路当军代处政委之前，部里就想让我到前锋话剧团当政委，被我赶紧推掉了，地方剧团更去不得！我请求留在机关，做什么都行，可晏厅长有些为难：省里有规定，机关人事已经“冻结”，只许出，不许进。分管人事的副厅长涂国杰还不错，又给我换了个单位，到省新华书店当书记。可没过几天又出了问题——该店原副书记是个女的，据说是位不小领导的夫人，怕我去“盖了她的帽”，这事又黄了！没法子，只好“共产党员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硬着头皮还去话剧团了。好在我还不算外行，万一那天书记干不了，还当我的“创作员”就是。
一九八六年一月（农历正月十六），脱下“盔甲”，走马上任，“路”是没走错，“门”摸错了，一切尽在预料之中：江西省话剧团，的确是个“头痛单位”，虽然有过辉煌，大型话剧《八一风暴》曾进京演出获奖，周恩来、朱德等接见过演员，名噪一时。可此时，戏剧已跌入“低谷”，话剧团亦无例外，人心浮动。加之文革造成的影响，派性依然存在，原班子又比较软，厅里的意思，让我来掺点“沙子”，加强点“硬度”。可我哪来“金刚钻”，怕是揽不了这“瓷器活”。“既来之则安之”，总还得做点事，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党员、干部思想进行了初部整顿，先稳住队伍再说（失策是过于谨慎，没对干部班子进行调整，我是只身进团，也无法调整，因而收效不大）；二是集中抓了剧目建设，在团内外征集剧本，先后组织创作排练演出了三台大戏《你在我的瞳孔里》、《她在寻找自己》、《血染的风采》，并分别获奖（失策是过于谦让，未亲自介入创作，反被人轻看）；三是抓了解决演职人员实际问题，如落实政策、子女就业、住房分配（失策是过于民主，反失威严，以至出现抢房现象），结果“三把火”没“烧热剧团”，反把自己“烤糊”了。后厅派工作组来分房，并免除我话剧团书记职务另行分配工作，我正求之不得。
无官一身轻，在新的任命没下来前，正好开始我的创作“十年规划”（用十年时间，写十部作品）。还是先瞄准自己熟悉的军事体材，形式亦由舞台转向屏幕。第一步就是拍好第一部作品电视连续剧《皮旅——中原东路突围记》（该剧由江西电视台摄制，1988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反响较大，获华东优秀电视剧“银燕奖”），接着开始写反映江西“五次反围剿”的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反围剿》（含已经写出初稿的《活捉张辉瓒》，归为前四集）。我带着初稿和提纲，上北京采访了李聚奎上将等老红军及黄公略将军的女儿黄岁新等老红军亲属，并请教了中央党史办、军科有关专家和陈播、陆柱国、翟俊杰等老师，又下吉安和赣南，到当年战场实地考查、搜集资料，不到两年的时间，十六集初稿终于完成（后来还出席了井冈山“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不过人也瘦了一大圈。

（1989年罗马尼亚木偶艺术团来我省访问，与江西省木偶剧团交流演出后合影）本人时任江西省木偶剧团团长兼书记

（1991年春摄于上海住小旅店修改准备出国参加在韩国举办的国际木偶艺术节剧本《龙虎山的传说》，筹办前期化服道等排练设计工作）本人时任江西省木偶剧团长书记兼编记。

（1996年同江西教育电视台张世贡副台长等赴国家教育部中国教育电视台开会并向中央电视台报送24集少儿电视剧《红都故事》剧本时摄于央视大楼前）本人时任江西教育台艺术总监兼电视剧部主任。

（1993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长城影视广告中心在南昌江西省军区第三干休所掛牌成立，本人被聘为总经理兼总编导）图为总经理办公室。

（1995冬与大儿子杨晓军摄于北京）大儿子时被聘为长城影视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兼财务总监。

电视剧《皮旅》剧照

电视剧《迷彩预备队》剧照

十六、世人笑我“矮砣砣”

在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反围剿》搁浅的情况下，我并没有灰心，又应南昌预备役师的约稿，写了个现代军事题材上下集单本电视剧《迷彩预备队》，反映和平年代预备役军人的军训生活，并很快投拍、播出。我正应我的老领导，李志民上将的夫人刘萍主任之约，欲提笔写另一部革命历史军题材电视连续剧《兵临塞上》（反映杨罗耿兵团和平解放宁夏的故事）时，另行安排我的工作的命令下达了——到江西省木偶剧团当团长兼书记，真叫我左右为难，哭笑不得。去吧，有点不甘愿；不去吧，也不好办。因为地方和部队不一样，没有“正团职创作员”的编制，只有“高级编剧”的岗位。可“正团职创作员”不算“国家专业技术职称”，我这“正处级干部”若无实职，你就什么也不是。有道是“宁做穷官，不当富民”，“穷官”起码有职有权有奉禄；而“富民”（含“饱学之士”）无官府依靠，也会变得“穷困撩倒”。为了保住“铁饭碗”，又只好“走马上任”，好在这次还带“长”（此时已实行团长负责制，“书记要是不带长，恐怕放屁都不响”）。我给江西省木偶剧团订了“三大目标”：一是先拍一部木偶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提高剧团知名度；二是再编创一台木偶儿童剧到全省中小学巡回演出，以占领演出市场；三是编创一台精品剧目，出国商演，以创最佳经济效益，只是扬州之行，更坚定了我实施的信心。

“三项目标”得到全团演职人员的拥护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赞许，但也有少数思想阴暗的人，在一旁说风凉话：一个从部队转业的“大兵”，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我不禁想起了明代江西籍才子解缙矮子儿时写的一首童谣：“世人笑我矮跎跎，我笑世人穿布多。肚里空空无墨水，身高一丈又如何？……”你说我“折腾不出什么名堂”，我偏“折腾”给你看看！对，就以这首童谣作引子，先写一部木偶电视剧——十集儿童木偶电视连续剧《矮跎跎——解缙的传说》。剧本写出后，得到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首肯和江西省文化厅、广播电影电视厅审查通过。我又奔走于吉水、吉安、长沙、北京，争取到解缙故乡吉水县人民政府、吉安赣新彩电公司部分经费支持和湖南木偶剧团、中央电视台以及江西电影制片厂对摄制工作的支持，并全部由我团演员操作木偶，中央电视台赵安执导、刘文山摄像、刘纯燕等配音、徐沛东作曲、徐沛东四岁女儿徐唱小朋友演唱。历时三个月完成，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黄金时段多次播出，获广播电影电视部“金童奖”，江西省木偶剧团自此全国榜上有名。

紧接着实施第二个目标：创作排练出六场木偶儿童故事剧《闪光的水晶——赖宁的故事》。该剧根据团中央、国家教委命名的“英雄少年”赖宁事迹创作，采用人偶同台等全新的表现手法，寓教于乐，在江西艺术剧院首演，引起轰动。又由团省委、省教委、省文化厅等五家联合下文，到全省中小学巡回演出达500余场，并获省文化厅“演出超双百（场）”特别奖。《江西日报》发表了我的专题文章《愿木偶戏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并应邀出席了在北戴河召开的“全国课本剧研讨会”，在会上作了发言。

第三年，开始实施第三个目标：根据民间故事，精心创作出木偶神话剧《龙虎山的传说》，并请著名漫画家詹同设计形象，请上海木偶剧团代制主要木偶，请上海轻音乐团代制音乐，并聘请上海木偶剧团一级导演陈为群执导，拟应韩国“国际木偶艺术节组委会”邀请，出访演出，并拟在韩国、日本巡回商演。也就在这个时侯，个别心理阴暗的人，迫不及待发难（据说从请赵安来拍戏起就开始预谋，几个人私下请赵安吃饭，说了些啥不知道。还是我从赵安处得到点信息，无非说给的钱太少，小家子气；说我在文化厅没后台，这个团长当不长。所以也就从那时起，我对赵安没什么好印象）。他们一方面向文化厅告黑状，说我大手大脚，请上海导演排戏，还住一天30元（含伙食费）的招待所。文化厅领导听了更滑稽，说其他剧团无此先例，可让上海导演住办公室嘛！（我心里好笑，在大区文化部我呆了六年，“没吃过肉，也见过猪走路”！）；另一方面唆使个别演员抢房，企图击我的“软肋”，好让我像在话剧团一样，“卷铺盖走人”，至使排练中断（当然也有另外原因：文化部复：“与韩国未建交暂缓出访”）。不过这一次文化厅倒没有免我的职，而是任期届满，我自己辞的职。厅里的意思再给我挪个地方，我是哪也不想去（加上岁数也不小了），干脆当“员外”——正处级调研员，钱照拿，不用上班，挺好！（注：《龙虎山的传说》2020年已由我改写成大型传统木偶神话剧《霞岭仙踪》，由该团申报国家重点剧目创作演出基金，拟排练上演）

电视剧《矮砣砣一解缙》剧照

（1990年十集木偶连续剧《矮砣砣一一解缙》获国家广电部颁发《金童奖》）图为奖状。

十七、我不闲，所以我快乐

　　本想“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美好的愿望不一定都能实现。“三大目标”实施了两项半，也算“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现在该继续我的“十年创作规划”了（不过那三年也没白费，三部剧本的著作权还属于我）。

从退二线那天起，我一天也没闲着，因为我觉得“闲着老得快，不闲才快乐”，所以，我把时间都打发在写作上，比当团长时还忙。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回老家，返母校，下农村，进工厂，那有熟人那里去（因为熟人好办事，起马能蹭到饭）。于是，一串串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原型，装进我的脑子里；一部部写作提纲，跃然纸上……

记得一次回老家，遇上我的一位儿时的伙伴（他已是这个乡的乡长），接待我吃饭时，他却不在场。事后我问他：都忙些什么？他苦笑着摇了摇头：还不是忙基本国策——“妇女结扎”！我问他：人家要是不想扎怎么办？他说：好办——拆屋、赶猪、扒谷！我说：你乱来！他说：要不你来试试！几句话，引起了我对“计划生育”题材的兴趣，于是，留在乡里住了两天，向干部群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采访，收集到不少正反面素材，其中有许多矛盾曲折故事，便蒙生了写一部“计划生育”题材的电视剧的想法。回省城后，我把这一想法向省计生委刘主任作了汇报，正合她意，并同意拿出十几万经费来办这件事。我特别兴奋，决定再到农村走一趟。我带上计生委介绍信，又到赣南矿区农村跑了半个月，接触了不少干部群众，特别是乡“计生专干”和“钉子户”，人物、思路更加清晰，决定写一位由“乡村接生员”改行当了“乡计划生育专职干部”的女共产党员，因职业的大反差，带来一连串的“酸甜苦辣”故事，并定名《快乐嫂》，变“沉重话题”为“喜剧风格”，剧本很快获得通过，由江西电视台摄制，在全国20余省市电视台播出，反响不错，并荣获江西省优秀电视剧奖，全国“金鹰奖”提名。

其实，我也想开了，名和利这种东西，不过是过眼烟云。人活着，主要是活得快活，写作就是我的最大快乐。所以，我又投入了繁忙的写作中。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不少地方早已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回来了，各地正采取措施“再送瘟神”。我便到余江、德安（共青垦殖场）等地走了趟，写了部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又名《苦妹子后传》），立即得到省卫生厅血防办的重视，并计划拨款12万元摄制。后江西电视台揽拍，并改名《湖畔相思曲》，虽与我的原稿有些走样，但这一题材总算与观众见面，我也就没去计较。

电视剧《快乐嫂》剧照

十八、打工”与“下海”

　　电视文学剧本，只是一部电视剧的“设计图”，要与观众见面，还需要有经费（为筹够经费，我可是绞尽脑汁，磨破鞋、跑细腿、说干嘴，还搭上不少差旅费，其中的艰辛自不必多说），有摄制单位，还要有媒体播出。前几部作品，我都是连“本”带“钱”，交给当地电视台制作、播放，总以为他们是正规的新闻媒体，且人熟地不生好合作。谁知他们与我还隔着一层纸——一是认为我是从部队下来的，还摸不清拍电视剧的“奥妙”；二是因为他们掌管着制作审批、发布权，我“有求”他们。所以，我把“本”和“钱”都交给了他们（其中有几部还是他们得到消息后，上我家来做工作、许愿，要去的），他们却成了“老板”，我成了“打工崽”（那时还不懂“签约”），一切由他们说了算：剧本随意改动，改得狗屁不通，还吹嘘他们水平高；二度创作本该是导演的事，却死乞白赖要挂编剧；答应好的“稿费”和“兼职费”亦不按标准兑现。更有甚者，有的片子粗制滥造，根本不敢送中央台播出，浪费了作者的心血和投资方的钱财……

1993年初，我从南昌市公安局一位老战友处，得知有些工矿企业在体制改革中，撤消了保卫科，至使国有资产严重被盗、流失，国家公安部又不好行文制止，因为实行了厂（矿）长负责制后，企业有权自定人员、机构编制，只能用疏导的办法。我便提出，可以拍部电视剧，用虚构的办法，就不会有企业“对号入座”，立即得到市局领导、省公安厅和国家公安部的赞许。于是我便在市公安局二处同志的陪同下，到南昌市近20家企业作了调查、采访，又单独到三家工厂体验生活，写出第一稿《闲科长后传》。后到国家公安部汇报，经公安部政治部和二部领导指点，又住在公安部招待所，用二十天时间，改成《包二爷打工》（上下集），得到通过，并确定由公安部政治部、公安部第二部、江西省公安厅、南昌市公安局共同筹资，联合录制，由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报批许可证，南昌市公安局具体监制，我为作者兼制片主任，全权操作。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决定“下海”了——再也不想受制于某电视台或某电影制片厂，自支炉灶，独立制片，着手筹建“江西长城影视中心”，并通过摄制《包二爷打工》奠定班底。有了“本”和“钱”，又有公安部金盾影视中心大力支持，摄制工作非常顺利：我请来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马精武执导并兼主演，又在南昌找了些演艺界的知音好友出任摄、录、美、音、化、服、道、制和主要演员，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保质保量完成。送公安部审片时，得到好评，连牟新生副部长（后为国家安全部长、国家海关总署署长）都感动得掉了泪，并于当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宴请了我和马导。不久，该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很高。公安部又专门下文，该片复制成录像带，作为教育片在全国公安保卫系统内部发行，由我正在筹办的“江西长城影视中心”具体操作。

《包二爷打工》的成功，为“江西长城影视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七月，“中心”挂牌成立：性质全民，挂编江西省军区，注册资金60万元人民币，地址井冈山大道224号（军区第三干休所内），我为总经理兼总编导，并聘请了中国视协阮若林书记兼副主席为艺术顾问、江西省军区原参谋长为军事顾问（均义务支持），成为江西和军内一支重要影视制作队伍。半年后，第二部作品——电视连续剧《状元老表》开拍。该片由国家农业部、江西省农业厅和江西长城影视中心共同筹资联合录制，我为编剧兼制片人。并特聘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宋业明执导，青岛话剧院一级演员黄港、张佳谊领衔主演。该片制作上乘，在中央电视台及北京、江西等20多个省市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反响强烈，被认为是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并获“全国优秀行业电视剧奖”（因办证方农影厂未及报评“飞天奖”，可惜了！）

　　

电视剧《包二爷打工》剧照

电视剧《状元老表》剧照

十九、皈依舞台 “小本”经营

不知为何，上世纪末，不少影视剧大腕明星又纷纷回原单位演起了舞台剧，更不必说，舞台小品演出风靡一时。这大概便是戏剧理论中所说的“任何表演艺术的根基都在舞台”、“剧场艺术是面对面的艺术，有着影视剧不可替代的魔力”吧！我本想就此“保本为重”“金盆洗手”，可一回到团里，一见到舞台，又神使鬼差地拿起了笔，写起舞台剧来，而且变本加厉，一发不可收拾。不过还是能量力而行，主要应团里、学校和有关单位约请，写些儿童剧（含儿童木偶剧、课本剧、小品、短剧、电视单本剧等），如《拯救丹顶鹤》、《清贫》、《摆渡》、《西门豹治邺》、《黑虎大队》、《勾子与将军》、《看电视》、《状告父母官》、《春雨沙沙》、《都市里的乡村小学》、《月光光星光光》、《李伯钊和蓝衫团的孩子们》等。上述作品多数投排上演并获奖，有的收入我的儿童剧专集《闪光de水晶》《李伯钊和蓝衫团的孩子们》（均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在写作儿童剧的同时，亦有不少单位约我写大学校园剧、企事业行业小品、短剧，乃至歌舞演唱节目，虽然“小本”，报酬还不菲。这使我摸到一点时下文艺创作的“市场规律”：过去是“先有本后有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现在是“先有钱后有本”，“没人出钱，再好的剧本成废纸”。所以，我不再写好东西等人来要，或背着剧本去推销，而是平时积累好素材，有人找再动笔写（当然也要通过新老朋友做些宣传，帮着牵线搭桥），此类作品写了不少。如：《天使与上帝》（中国移动约写）、《花非花》（中国电信约写）、《反客为主》（江中集团约写）、《春天的信息》《见面礼》（江铃集团约写）、《村长助理》（江西财大约写）、《流动党小组》《金婚》（德兴铜矿约写）、《望夫楼》（江西交警总队约写）、《报应》（江西省话约写）《艳阳天》（南昌人行约写）、《绿色网吧》（东湖区文化馆约写）、《戒毒》（东湖区疾控办约写）、《为了七十二个阶级姐妹》（市三医院约写）、《心路》（江西教育台约写）、《盛世修谱》（江西电视台约写）、《父与子》（西湖区文化馆约写）、《月儿明风儿静》（西湖区纪检委约写）、《英雄城市有我在》《老兵生日》（西湖区人武部约写）、《民政工作为人民》（东湖区民政局约写）、《清贫》（南昌燃气集团、竞晖学校约写）、《乌拉，雷锋号！》（南铁关工委约写）、《七色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江西省木偶剧团约写）等。上述作品，多是“长期积累，偶尔一得”，一般有三五天，最多十天半月就可成稿，可谓“多快好省”。

然而，我与影视剧似乎情缘未了，没拿到“飞天奖”总觉得是个遗憾。闲暇之时，又着摸出一大串提纲。如：《绿色的梦》、《圆梦》、《红鲤传奇》、《红杏出墙》、《红土恋》、《黄公略将军》、《陈云与中央特科》、《小矮子大学士》、《兵临塞上》、《阿凡正传》、《招魂》、《井冈山1949》、《毛泽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可我又忘了“市场规律”，走上了“先有本后有钱”的老路（当然与过去不同的是有的只写出了提纲，有的干脆写完自费出版）。倒是有几位“经济人”在帮我操作，可基本上是“石沉大海”。也有几部搬上了屏幕，可已是别人的东西。不过人家改编得比较巧妙，又有人出钱投拍，同一题材，谁都可以写，谁先抢到算谁的。至于“经济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就在这时，脑血栓突发，我住进了医院，好在抢救及时，有惊无险。但也宣告我的“飞天梦”就此结束，还是“知足长乐，享受人生”吧，哈哈！

动漫剧《状告“父母官”》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