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知青好伙伴,最右边是我。</h3> <h3> 我的知青年代
如果我把自己10年的知青生涯比作一条长河,那么1973年我从新洲垦殖场调到茅山头垦殖场正好5年,船行中段,平缓宽阔。10年文革,10年知青,上帝按部就班的将我们这堆石子倾倒在这10年的历史缝隙中,前5年,从懵懂无知的少年长成浑身是劲的青年,脑子长没长,不得而知,因为看不出来。来茅山头时21岁,我姑且称这后5年为我的青年知青年代。
茅山头该是都市里的村庄,一个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先说领导吧,因为分场和后来的菜科所的领导站在明面,况且我们又有议论领导的传统。分场李启坤书记我不太熟悉,只是觉得他为人和善。他父亲去世时各排派力气大的去帮忙,名曰“八仙”,我也是“八仙”之一。起棺前李书记按风俗向“八仙”跪拜,当时吓我一跳,后来我想,尽管当时在那个政治统领一切的年代,其实还是很多人仍然照传统意识为人行事的,后来很多人说李书记人好,我想与之不无关系。菜科所刘火生所长是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省市劳模。那老套的,因衣着破旧,工作人员不让进门开会的传说不知真假。干活那是叫真干,特点是不停不歇,下班时间到了喜欢拖,口头禅是“克服一下”,我听排里老茅山知青说,有次抬石头,他的手被石头压住了,痛得叫,而大家笑言:克服一下,克服一下!我多次目睹他和我们谈心时,一脚前出呈弓步,两手平伸作开门状,口中亲切地说:“党的大门对你们随时是敞开的!”真真的令人忍俊不禁。大家从心里敬重他,只因为他“真”!
来到三分场一队,很快的熟悉了环境。队长张水龙,吃得做得,敢怒敢骂,与之相处甚好,因我也是能吃能做也肯做的主,只是怒骂到老都没学会。水龙兄拿手活儿是上锹,一担土,两块,一百四五十斤是有的,我也擅长此活,但还是佩服不已。早几年闻他已逝,不禁唏嘘不已。
茅山头还有个编制叫青年排长,来之前的垦殖场没有这位子。王凯洪当时是青年排长,他是老高中生,聪明,物理学得好,也很有思想,后来我们十分要好,最后还成了师专校友。有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次我和他上街拖粪,记得那天天色很晚了,在铁桥头某巷子里一间公厕旁,我们正忙着,搅动着的臭气弥漫在小巷深处,那天气压特别低,以致臭气逼人,几乎睁不开眼。一老太婆可能实在受不了,对我们骂骂咧咧。王凯洪突然发作,指着那老太婆怒斥,大概是骂她资本家臭老婆什么的,那老太婆一下搞懵了,嘴里嘟嘟囔囔躲进了屋。昏黄的路灯下臭气弥散着,只剩下这位整整读完十二年书的老高三,无名、愤懑、不甘的呐喊久久不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许多……
和排里的兄弟姐妹们平时相处感觉十分和睦。我现在还能叫出一大串名字来,郭华荣、肖远国、张浔阳、章裕华、赵江林等等,女同胞好多记不得了,可能是平时交流少原因。但有一个叫封建英的记得,干活很出力,性格直爽,不知何故想不开,竟从黄梅轮渡上强行开门跳了长江,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草草结束了。在垦殖场建设中还有人受伤,开拖拉机的陈建楠肝部就曾被拖拉机手柄撞了,幸庆的是经过医生七补八补,补好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个时代没熬过来的人真的是遗憾,谁能料到今天有这样的日子呢?
其实我来茅山头前可以说已经完成了知识青年再教育的,贫下中农能干的我都能干,都会干,当时把我扔在中国任何农村,我相信我都能活命。更何况从一个纯粹的农民群体来到一个知青群体,这里的劳动强度不及以前垦殖场的一半,时间也少了三分之一,因此我有了较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
我来茅山头时已经开始学习英语,为什么学?一个有伴,几个市里的同学都在学,其次认识到英语是一门工具,将来会用得着,压根没想到后来恢复高考,成了个人人生及其重要的敲门砖,可学英语费时费力,有时就将单词本带到场里,有空就记上几个。一来二去,场里有人知道我在学英语,当时子弟学校缺老师,有意让我去试试。记得学校有两个英语教师,一个女老师姓陈,年龄较大,还有一个姓叶,是个印尼华侨,年轻,长身玉立,皮肤很白,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我给他看了我的作业,我用的是北京外贸学院编的教材,当时是市面上唯一能买得到的英语教材,里面大都是《北京周报》内容,他看了可能也麻了头,那些政治术语就是中文他也未必理解,但这两位老师都认可我当时那点可怜的英语水平,可是依然未能进得学校,原因是不言而喻的。</h3><h3> 那段时间心情格外烦躁,以致还犯了一回浑。
那次是在总厂下面河段清理河泥,天气很冷,我干活不惜力,只穿了条背心,排里一个叫“裁缝”的坐在边上说我风凉话,积极呀什么的,我也懒得理他,可后来竟然用泥巴扔我,平时我在排里言语不多,再加上有的人讲究哥们人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那一刻心里那个火啊,终于我把锹一扔,疾步上去,一把楸住他的前胸,只一提一压将他摁倒地上,踩了几脚。在新洲我练过举重,100斤的杠铃左右臂单举可以举几十把,这次发了威。后来他哭了,我心里又老大不忍。好在知青在一起也不记仇,不几日又和好于初。有时我想,怎么会打架呢?还是年轻,打架还真的是知青的必修课,前五年也打过,不说也罢。
死了当老师的心,却惹犯了我的庄稼火,体面的事没有份,难不成还不让我学种菜?于是一头扎进农业知识的学习中,植物保护方面功夫下得深些,经常早上三四点钟跑到地里观察昆虫习性,植物病理学、昆虫学的书常看常新。这时菜科所已成立了。后来场里办“五七”农业大学,还鬼使神差地被聘为兼职教师,并编写了一本植物保护的教材,经过江西大学教授们审核没有什么问题。有次在南昌开研讨会,我居然在100多人的会议上滔滔不绝吹了一个多小时,出了回风头,要知道离开了具体内容我是半句话都说不出的。在我快要离开茅山头的时候还参加了江西省蔬菜誌的编写工作。在学习农技的过程中认识了李维新,当时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后来我们成了一辈子常来常往的挚友。
人一辈子只有一段全神贯注做某件事的时光,这段时光我抛在了这里!
70年代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亦不免身耽其中,国家命运,个人前途,无时不刻困扰着我,如影随形。和几个要好的市里同学还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时如果被人知道牢狱之灾是一定的。我上下班要经过三马路,那里有家废品收购站,,里面有不少旧书,马列的特别多,我在其买了不少,大家分读。那时真的是捧着大部头生吞活剥胡乱啃,真理没找到,但还是长了知识,养成了读书习惯,也不怕大部头了。像这样学习小组全国一定不少,以致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其实当时我们还不过是几个文青,看的说的以文学作品居多,如:《九三年》,《约翰.克里斯多夫》,《奥勃洛摩夫》,《复活》《邦斯舅舅》,《唐璜》等,退休后想重读一遍,读不进。可以说这时我的人格、价值观业已基本形成。
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难以忘怀的一年,一月八日,周总理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九月九日下午四时,我正在地里打药,高音喇叭里传来沉重的哀乐......,我默默地放下药桶,坐在地头,连抽了两只烟,没有悲伤,没有欣喜,只感觉身体里流动的气息似乎停滞了,历史终于在这一刻,投下了一个巨大标点!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70年代提前三年结束了。
这之后我更加拼命的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这之前我的等待是无期的,等的日子是加法,而现在的等是减法。果不其然,77年高考恢复了,没敢报考。后看到77届也有“黑五类”出身的被录取,78年赶忙报考,一考即中,虽后录取有段一波三折的折磨,但终是个人命运随着国运走,势不可挡!
78年12月,我离开了我成长的摇篮——茅山头!
</h3><h3><br></h3> <h3>和农友在一起,后排站的是我,蹲在我前面的是内人。</h3> <h3>当年的农友</h3> <h3>78年参加高考</h3> <h3>受聘兼职老师</h3> <h3>毕业照,知青生涯终结</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