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又来（三）

在路上

　　一九六六（上）

说起来应该是十二年前的事了。记得一九六六年夏天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天气一天比一天的火热起来，“赤日炎炎似火烧”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我背着书包从家到学校的二里多路总是蹦蹦跳跳地，有时赤着脚巴，脚板拍打着地面，尽管是滚烫的但我开心。记得神话故事里有一个大力神打了败仗，但只要两脚一踏上大地立即就又有了无穷的力量——因为大地就是他的母亲，是母亲又给了他力量。我虽没有无穷的力量但心里却有无尽的幻想，是书本给了我无尽的幻想。我就读的是位于县城里的古城小学，每次走进教室浑身轻得像要飘起来，我就要小学毕业了，就要上中学了，该多高兴呀！

我的书包里一直放着一本《神机妙算》，被我翻的又破又烂，作者应该就是华罗庚，我不知道华罗庚是什么人，但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就记住了华罗庚。《神机妙算》比什么动画游戏的书都好看，书中所讲的加减乘除各种速算法则魔幻般地呈现，将我过去所学的运算规则都改变了，本来用一张纸的草稿都算不出答案的，现在一口就能报出来。自得到《神机妙算》我做算术题就基本上不再使用草稿纸了，都是眼看心算直接写出结果。《神机妙算》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算术世界。许多年后来我还读过一本叫《史丰收速算法》的小册子（好像是作者史丰收一九七七年高考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后整理出来的），感觉它与《神机妙算》在算术运算逻辑构建上有类似之处。实际上我学算术一直比别的同学轻松，从一年级开始算数就从不辨手指，九九乘法口诀看别人费心费力的背，我是不用背的，一看就会，包括高小算术课里的许多内容老师还没有教我就自己想明白了。大概是受这些经历的影响，后来我在研究所工作做各种试验结果统计计算基本上都是将计算器扔到一边，左手捏记录表右手握笔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直接写出答案，弄得同事们都围着我看，好奇这些原始记录没见运算怎么就有结果了呢？

我语文学得不好总不开窍，尤其到了高年级每篇课文学完写个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什么的，我总也弄不明白，写不出来，还有辨别什么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的弄得我晕头转向，像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虽能背几句但总不明白有什么好的，也从不理睬什么年代作者是谁。至于一直语文成绩没有拖我成绩后腿那是因为我喜欢读各种杂七杂八的小书，特别我的邻桌吴S慧，她总是从家里拿书给我读，所以我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故事和句子，造句写作文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语文学的不好，一年级语文是郑R林老师教的，她是我的第一任启蒙老师，我喜欢她也就喜欢语文课了，只是二三年级起才厌恶起语文来。

正在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专心致志准备考中学时，学校平时用于做早操的大喇叭无休止地喊叫起来，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断地循环播放。开始同学们还异常奋，渐渐地就烦燥起来，再后来大喇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不是这个社论那个社论就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学校轰轰隆隆地掀起来，同学们再也坐不住了，已很难像往常那样静下心来听课了，不管是上课时间还是下课时间，同学们有的手拿报纸，有的模仿喇叭上的语声语调“高谈阔论”起国家大事。

一次我和一群同学扒在学校会议室外窗台往里瞅，只见主席台上坐着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人激动地指手划脚，向着坐在面前的校长和老师们讲着喊着什么。在熟悉的上课铃声中，教算术的周R海老师挟着课本走进教室，见大家仍叽叽喳喳地静不下来，就在黑板上写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七个字用手指敲着讲桌问到：“那个同学认识这几个字？”都沉默着，周老师用目光扫视了一遍，最后盯着我问到：“你认识几个？”

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答到：“吴—沙—”，“嗯，还有邓。”

“另外四个字呢？”

“不认识。”

周老师转向大家：“还有那个认识另外四个字的？”

见没有人回答又问到：“你们最近在干什么？”

众答：“读报纸听广播！”。

突然一个同学喊到：“邓拓吴晗廖沫沙！”

周老师接着问：“你们知道这个“邓拓吴晗廖沫沙”是什么意思吗？”大家摇摇头。周老师用教棍敲着讲桌喊到：“你们下面要考中学，以后还要考大学……”

下课铃响了，周老师挟着课本气呼呼地走出教室。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在这个教室正规地上过课了，也很少能见到周老师了。再后来听人说周老师是右派，以前没有给戴帽子，这次可能要给戴帽子了，同学们并不明白“右派”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戴什么帽子——以前我们的老师不管冬天夏天是不戴帽子的。其实许多同学还是挺喜欢听周老师上课的，周老师个子不高，可算术课讲得好，上课时从不看教本，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边写边画边讲，一会儿这个等于那个，一会儿那个等于这个，好玩极了，就像在做游戏。受周老师的影响，还有《神机妙算》的吸引，我开始做起了将来上大学当“数学家”的梦。

张S平老师也是我在古城小学时最喜欢的老师之一，他做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历史和地理，我最喜欢他教的历史和地理课。他有一手漂亮的粉笔画，每次上地理课他走进教室首先就是三下五除二地在黑板上画出一幅生动的中国地图粉笔画，山水、河流、蓝天、沙漠、戈壁、高原，其视觉感立体感一下子就将中国地图地形地貌印进我的脑海里了，每幅都让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感觉祖国山河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美妙，“这就是我的祖国！”那时的我心中就油然生出做一个中国人的快乐和自豪感。成年后当我走过祖国的每一片土地时，注视着大自然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片图景时，都能对应上我脑海中的一个影子、一个题目，尽管它们都有些模糊，但都是当年张老师留给我的。成年的我在报名到西藏工作之前，心中早就有了对雪域的影像，我是带着张老师留给我的记忆去感受喜马拉雅冈底斯、巍巍昆仑唐古拉和巴颜喀拉的壮美，去欣赏可可西里藏羚羊、柴达木盆地塔里木河、茫茫戈壁塔克拉玛干的恢宏和胡杨林的妩媚，是带着张老师留给我的问号探寻高原神奇民族古老历史的，为此三年间我走过了西藏七地市，阿里七县，还有青海的部分藏区。为向我的同事和朋友讲述在雪域所见所感，讲述高原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我将这些感悟与经历写了系列散文《走进高原》。

记得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算是学校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校的大字报普天盖地上墙了，愚昧无知又狂妄的我也是在这一天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张贴在教室高高的山墙上的。那是用毛笔在旧报纸上写的，题目是“打倒三家村”，内容是从报纸上照抄一段关于“打倒三家村”的话。这一天以及我的这一张“大字报”的黑色影子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了。这之前学校动员同学们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在作业本上抄上一段撕下来贴到教室里的侧面墙上。以前老师在班上读某同学的作文感觉是一件很光彩的事，现在大家把自己抄出来的小字报贴墙上感觉也是很光彩很开心的事。广播里天天批判“三家村”，同学们就抄写批判三家村小字报，至于广播里报纸上到底说的是啥事情，还有同学自己抄的小字报是啥意思，全都不知道，老师也从不做解释——实际上也没有人去想要个解释，大家都是按吩咐照葫芦画瓢。直到“三家村”这个词在耳中烂熟了，才有同学在心里问自己，这“三家村”到底是个啥玩艺呢？我就曾想过这个“三家村”大概就是有三家人家的小村子吧？或许这个村子的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了，会是什么不好的事呢？大概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在我们的心里偷东西那是很丢人的事，是很坏的事，对这些坏事狠狠的批评那是很应该的。后来学校说这样的小字报声势不够大，要写大字报，校长还特别强调我们是高年级学生，要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做榜样，我们是M主席的好学生，要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除了要“打倒三家村”，还要“砸烂四家店”。过去每天六节七节的课是完全不用上了，同学们就在教室里参加文化大革命，讨论如何打倒三家村砸烂四家店。反复的讨论让同学们的意识似乎清晰了，一个同学突然问：这三家村在哪？四家店在哪？另一个同学：这个三家村当然在农村——城里是没有“村”的，至于四家店嘛嗯…就应该在城里了，农村生产队哪里会有“店”呢。立马有城里同学问农村同学：你们生产队有叫三家村的吗？几个农村同学都摇摇头说：我们大队有后村，有李家村，没有叫三家村的。接着又反问城里同学：你们知道四家店在哪吗？城里同学回答，我家旁边有百货店，他家旁边有杂货店，前面还有个铁匠铺子，没见过四家店。

到放学时间了，讨论也没有结果，大家心事重重地回家了。

后来有老师说，大批判是大人的事，这些学生小娃娃懂什么“三家村”“四家店”的，让他们上课去吧。马上就有人反对，学生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不能让大毒草毒害了他们，一定要让他们参加大批判。同学们听说自己是祖国的花朵是接班人，立即又自豪起来，参加大批判的积极性更高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既不上课，也未见文化大革命有个所以然，同学们都乏味无聊地一天天地熬着。熬到放暑假的日子了，也没有听说升中学考试的事情，我很焦急，我想上中学考大学，做数学家的梦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冒头，我也要像华罗庚写出《神机妙算》那样的书。自从读了《神机妙算》我的梦想就明确了，将来上大学，做一个数学家！尽管我不知道数学家是干什么的，更不懂得当数学家是需要天赋的，但我就是要当数学家，我就要做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

从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季节里我就一直地盼望着，盼望考中学的那一天快点到来，一直盼到天气转凉的某天，我居然等到了升中学的考试并很快地成了一名中学生。已是冬天了，我就像春燕一样在中学辽阔的操场上飞来荡去，中学生的身份让我快乐无比。在交林中学我参加了红卫兵，继续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跟着年长的红卫兵参加大窜连来到省城，白天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在省城的第四中学睡地铺，折腾几天后又糊里糊涂地被人送上汽车回到交林。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比往年寒冷得多，可这并没有让我这个小中学生的激情下降多少。整个冬天里我在中学里的学习就是按照别人的安排抄写大字报——我在小学书法比赛得过第二名，算个“小书法家”，抄出来的大字报别人都还能认得，在抄写大字报的过程中，我对别人能把文章写的那么的长那么的振振有辞很是羡慕。

即使这样的中学生生活对于我来说也只是昙花一现。在冰封大地寒冷彻骨的某天突然有人通知我，说我们通过考试升的中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算数，要回到小学去重新来。我就这么一下子又由中学生降回到小学生，回到原来的小学。小学班主任张S平老师说：现在学校又有了新的六年级，你们回到小学也不好按排也没有什么事了，你们回家去吧，以后有什么我会通知你们的。

就这样我又由小学校落寞地回家，回到生产队，变成人民公社的小社员。农村的孩子到了十岁的年龄一般是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的，以此减轻家庭负担。生产队的农活有多种，任何时候都有适合少年干的活，劳动一天大人们可得十分工，像我这样的小劳动力表现得好可得三四分工。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不管做什么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说的是人不分三六九等但却是要讲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的，讲对革命对领袖忠诚度的。每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以解放前的家庭经济状况来划分的，越穷越革命越光荣，越富越反动越耻辱，在城里人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敌对阵营，在农村则按照在旧社会对土地占有来划分的，以此划分出雇农、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其中的雇贫农和下中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中农是团结对象，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统称为“五类分子”，是贫下中农的敌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对象。我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应该归为革命队伍专政力量。

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让人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经常把阶级敌人押到群众大会上斗一斗批一批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是当时一首流行很广的革命歌曲，不管大人小孩，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音质优美的还是五音不全的人人会哼会背。每次斗争会或诉苦伸冤会结束后就是吃忆苦思甜饭，以示牢记血泪仇阶级恨。可是对于阶级斗争我天生愚笨，每次斗争会别人能一眼分辨出好坏人我就不行，感觉好人坏人都一个样有鼻子有眼的区别不出来，只好学众人的样，众人举拳头我也举拳头，众人喊“打倒”我也喊“打倒”。

现在想想当年在极“左”思潮渲染控制下，以阶级斗争之名开展的种种政治运动，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一打三反”运动等对社会良俗的冲击还有对人性摧残心理的伤害是多么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