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得水安葬在合肥大蜀山

周德峰

　　说起于得水，在胶东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英雄人物。红军时期，他参加“一一四”暴动，失败后带领游击队员在昆嵛山区坚持武装斗争，像地下火种一般隐蔽力量等待时机，“成为华北仅有的红军队伍”（《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抗战时期，理琪领导“天福山起义”，于得水率领的游击队成为起义的主要武装基础，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旗帜，“从此胶东人民的抗日烽火，便如火如荼燃烧起来”（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碑文）。抗战胜利后，他参与指挥解放烟台的战斗，粉碎美军企图侵占烟台、威海的阴谋，发动民兵参军参战，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不朽贡献。他担任过胶东部队的营长、团长、东海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在胶东的最后一个职务是胶东军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部长是由许世友兼任。

1949年4月，他奉命南下，任浙江省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1950年5月，调任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军区建筑委员会主任。1958年7月，南京军区任命于得水为南京板桥工程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同时，安排作家为其整理回忆录。1961年8月4日，组织上决定于得水转业，到安徽省任民政厅副厅长，同时担任政协安徽省第三届常委会委员，一直到去世。

　　于得水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1967年初，在四人帮的鼓动下，“文革”动乱波及安徽，安徽合肥的政局极度混乱。李大钊的儿子、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打入“牛棚”，反复批斗，横加羞辱。于得水经历过战争年代，对战火斗争中走出来的老干部很有感情，对他们遭受如此折磨非常看不惯，对社会局面如此混乱非常不理解。当安徽各地的复员转业军人成立组织，欲跟“造反派”对着干时，出于对老革命的崇拜，于得水被推举为负责人。但这与上面关于复转军人不得单独成立组织的规定相违，于得水他们的所为所作显然不合时宜。1月25日，“造反派”逼着安徽省委作出决定，把于得水关进监狱。2月26日，仅仅一个月后，于得水就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死的时候非常凄惨，他嘴角沾着菜叶，嘴里含着豆腐渣，躺在地上的稻草堆里，被草草埋进劳改犯的莹地。这一年他61岁。

于得水去世的具体原因，至今是个悬案。“造反派”放风说他是用稻草搓绳自己上吊死的，又有人说是打空气针让空气进到血管死的，还有的说是在狱中洗澡淹死的、得病死的等等，不一而足，反正不是他们给整死的。甚至在省会合肥的街头到处张贴大标语，说于得水是“畏罪自杀”。于得水的右手在战争年代受过伤有残疾，日常生活全靠左手，一只左手怎么能搓绳上吊呢？熟悉于得水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些传言全是假的，是造谣。

安徽的严重混乱，引起了党中央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3月27日发出中共中央1967年117号文件，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设立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领导，掌握全省的领导大权。这个决定的第九条，明确要求查清于得水的死因。周总理亲自作出安排，让军管会将于得水的遗体迁入合肥西郊大蜀山的墓地。

但是“造反派”并不肯善罢甘休。两个不同派别的争斗逐渐演化为武斗，而且越演越烈，军管会的管制也敢抗拒，局面再次趋于失控。10月27日，失去理智的“造反派”拿于得水的遗体撒气，跑到墓地撬开棺材，倒上汽油焚烧。事后，几位合肥的学生拾掇了未烧尽的骨头，于得水的骨殖才得以保存。

两年后，我的老爸由南京步校迁到合肥大蜀山的南京军区司政五七干校，某日与战友散步走到一处墓地，看到棺木狼藉墓碑歪倒，墓穴里半坑积水，用脚将碑上的草沫泥污挪开一看，竟然是于得水的墓。他们大吃一惊，连忙给军管会打电话，军管会这才知道，赶紧派人收拾整理。

于得水这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与敌征战屡建奇功，几十年来枪林弹雨都滚过爬过，先后7次负伤13次立功受奖的传奇英雄，实在想不到是如此结局。胶东人民也实在没有料到，这些“造反派”是如此狼心狗肺，连于得水死后都不肯放过！

“噩耗传到山东，老区人民不答应了，要派代表来安徽讨说法，后经中央做工作才未成行”，姜浪拂的子女回忆其父时写道。姜浪拂是乳山人，1939年参军的胶东老八路，任过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当时由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派驻公安厅。他了解于得水的历史，坚持要按中央指示查清于得水的死因。可“造反派”就是不让查，不是百般阻挠，就是推三阻四，查了三四个月竟查不下去。“造反派”还猖狂地闯进姜的家里，威胁利诱硬逼姜说于得水是自杀。姜浪拂坚持原则，把他们顶了回去。他们越是这样说，越是引起人们的怀疑。可在“造反派”百般阻挠的情况下，实在是难以查清。现在时过境迁，于得水之死的谜团，也许再也解不开了。

“文革”结束后，万里任省委书记，主政安徽，拨乱反正。1979年2月19日，安徽省委追认于得水为革命烈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隆重召开的追悼大会予以纪念。安徽、山东省委和有关部门，南京军区的有关部门和有关部队，浙江省的有关部门，于得水的家乡铺集、文登、烟台的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许世友、李德生、谭振林、谭启龙、钱钧、聂凤智、仲曦东、贾若瑜等于得水的老首长，李耀文、张玉华、张修竹、王亮、阎川野等胶东老乡，以及许许多多的各方面人士，都送了花圈。同他一起在“一一四”暴动后坚持昆嵛山区斗争的鞠文仪，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追悼会。2005年5月22日，重新安葬的于得水陵墓落成，这一天是于得水虚岁整百的生辰。

2018年4月22日，笔者和妻在友人同行之下，专门瞻仰了于得水的陵墓（这位友人也是胶东老乡，在于得水曾任副部长的浙江省军区后勤部当过兵，他说也有好几年没去了，也想去看看）。陵墓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大蜀山的西麓，文化陵园的丰碑园内。合肥无山，大蜀山是其唯一的峰峦，最高处海拔284米，现在是国家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去的那天，春雨绵绵时下时停，游人却游兴不减屡屡不绝，笔者1969年在此念书时的荒郊气象已无处找寻，盛世繁华取代了彼时的冷僻。车在林荫道中穿行，下车进得陵园，过小桥，前行数十步，左手就是安葬革命烈士的丰碑园。园的中央是纪念广场，矗立着高高的“大蜀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碑体分左右两块，中间由四道铁链和铜制花圈相连。

面向纪念碑，右方第一位置，就是于得水的墓。在苍翠松柏掩映的如茵芳草之中的墓地，后是常绿灌木，前植四季鲜花。四月了，花团已然锦簇。墓地中央枣红色的石座上，安放着于得水的半身铜雕。他头戴缀有五星和八一帽徽的解放军军帽，浓眉大眼，高阔鼻梁，眉头紧蹙，厚厚的嘴唇紧紧地闭着。铜雕下的石座，高约一米，镌刻着“于得水烈士”五个金字，系曾任安徽省政协主席的张恺帆题写。底部是标有“1906.5.22–1967.2.26”纪年字样的石匣，这该是装着那几块遗骨的骨灰盒了。

墓地右侧，是一山形石块，上面用墨绿色字迹镌刻着赖少其手书的诗作《吊于得水烈士》：“风狂浪拍空，雪白映青松；一根稻草绳，道高化作龙；从此骑鲸去，虽死亦鬼雄。”赖少其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安徽美协、书协主席，是著名的书画大师，也是于得水的生前好友。

　　墓地左侧，离骨灰盒约二三十厘米处，有一同样颜色一尺见方略凸于地坪的石牌，牌上镶有一张彩色相片，刻的大字为“相伴”“翁承华”，小字为“子女 携 孙辈 外孙辈 二〇一〇年冬至敬立”，相片下的生卒年月为“1919.12.28 - 2010.10.9”。这是于得水的伴侣翁承华的安息之地。于得水有过三位伴侣，第一位是吕凤斯，因年轻时送情报腿脚快被人称“高腿机”（也有叫她“高腿鸡”），晚年生活在威海，笔者工作时在领导支持下解决过其住房问题，寿高103岁，2009年4月25日仙去；第二位名叫侯淡如，五十年代去世；这里的翁承华是最后一位，1956年与于得水结合。

边上还竖个不锈钢牌，上面是于得水的简介：“于得水（1906-1967）山东文登人，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他为巩固和发展胶东革命根据地和人民的解放做出卓越贡献。著名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的于得海和《山菊花》中的于震海，即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简介牌不大，是中英两种文字的，上中下英，中文就四行字，将近两行用于作家和作品的介绍。

重新安葬于得水时，子女们遵其意愿，将部分骨灰送回山东，安放在栖霞英灵山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在于得水曾经战斗过的昆嵛山前，他住过的两间茅草房保存完好，记录他传奇人生的石碑竖立在旁。

向于得水烈士的铜像恭恭敬敬地行过三鞠躬礼后，我们离开陵园。大蜀山下，于得水享用着安徽人民年年清明的祭祀。远在胶东，父老乡亲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家乡走出去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