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伦敦,世界现代工业化的先行地,现代科学的集结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伦敦,也是我工作和学习过的地方,生命中我曾与她同行。</h3><h3> 1988年八月,我第一次踏上英伦的土地,肩负使命,带着学习先进、报效祖国的信念攻读博士学位。那年我已届不惑。三年半后,我完成学业,如约回国,践行诺言。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为改革开放后的祖国口腔医学发展,我贡献了力量。</h3><h3> 30年后,2018年的七月,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员,作为一个老口腔医疗科技工作者,我又一次回到伦敦,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国际牙科研究学会(IADR)年会,访问我的母校伦敦医院医学院,看望曾给我帮助和指导的老师、同学和老友。事过境迁,感慨良多。<br></h3><h3><br></h3><h3><br></h3><h3> 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都十分钟情于伦敦的古老与沧桑。那些老建筑和旧街道,个个声名显赫,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再次相见,仍然那么亲切、那么熟悉。</h3><h3>
与古人对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徜徉于那些历经百年、数百年的石条路上,在一座座古建中穿行。这次到伦敦,不经意又一次来到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教堂的外表面显然是清洗过,不像当年看到的那样黑黢黢的(以往城市燃煤和空气污染的结果)。据说进入新千年的时候,伦敦市政府专门拨款对历史著名建筑的表面进行过清洗,使建筑的美丽外貌得以重现。圣保罗大教堂是我十分喜欢的一处建筑,最早建于公元七世纪初,17世纪中叶毁于大火,后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雷恩独自一人设计,历经35年建造成功,矗立至今。据说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刻意标出大教堂的位置,不得破坏,足见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其整体建筑设计优雅、完美,内部环境静谧、安详,是现代建筑美学的盖世之作。 <br></h3> <h3> 图1,2018年七月拍到的圣保罗大教堂。300多年过去了,大教堂高贵优雅的气质丝毫没有因岁月的侵蚀而减弱。<br></h3> <h3> 伦敦最值得称道的是那数不清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大型的如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家艺术馆、科学博物馆、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建筑艺术博物馆,等等。30年前,这些博物馆多数是收费的,但一般会在下午的3:30-5:30免费向学生开放。当年我的参观全部是利用的这个时间段,穷学生,没钱呐。而现在,所有这些场馆所有时间段,全部免费向游人开放,足见社会的进步。伦敦的每一个大型博物馆的藏品都是世界性的,这固然与大英帝国过去的影响力有关,但也可以看出英国人对各类文明与历史的敬畏与尊重。也正是这种敬畏与尊重,才会让这些珍贵的藏品,继续地发挥着教育民众的功能。<br></h3> <h3>
图2,生命的全部意义来自太阳,在位于鸽子广场国家美术馆内再次见到的梵高的著名作品“向日葵”。<br></h3> <h3> 图3,人存在于世的意义在于思考,在位于罗索尔广场的大英博物馆一层再次见到罗丹的“思想者”。<br></h3> <h3> 小型的博物馆(museum)、艺术馆(gallery),林林总总,如繁星般散落于伦敦城市的各个角落。住的公寓附近有一个福尔摩斯博物馆,似乎年代不久。有一天清晨经过,见有一、二百人排着长队等候在外面,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不知为什么,或许福尔摩斯的故事在中国更深入人心? </h3><h3> 职业使然,我们更关注牙科的博物馆。这次专门又去了位于英国牙科学会的英国牙科博物馆。30年前曾来过这里,这次算是故地重游。博物馆的面积总共不到100平米,位于图书馆的一角。展品也算不上丰富,但却极细腻地反映了近代牙科在英国的发展史。博物馆如今还同时承担着科学普及的作用,展示的几幅宣传画大概距今已经超过了60年,那质朴简洁的画面仍然值得今天我们从事科普工作时借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伦敦的皇家医学院院内还有一处关于牙科的博物馆,展品更多,但囿于时间的限制,此次无法成行。</h3><h3><br></h3><h3> 伦敦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与尊重还体现在遍布城市的各类人物塑像和纪念碑,这些塑像和纪念碑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政权更迭而毁坏,就如历史本身那样依然留在那里,让我们今日仍可以领略古时的风貌和人情世故。比如位于北郊的马克思墓,1989年我曾去参观过,那时候恰逢东欧剧变,但马克思的墓地并没有受到丝毫破坏。据说最近些年还被重新修缮,迎来送往一拨拨来自世界各地的朝拜者。英国人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br></h3> <h3> 图4,为纪念1666年伦敦大火而建的纪念碑(monument ),曾经是伦敦的最高建筑,也是伦敦重要的地标,如今已经淹没在周边的楼林中。纪念碑的设计者与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者和建筑者是同一个人。<br></h3> <h3> 提起伦敦的“旧”,不得不说说伦敦的地铁(英国习惯把地铁称为TUBE)。伦敦的地铁最早建于1863年,到1893年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城的网络。一些老的地铁线如环线、中央线和贝克卢线已经运行了100多年了,隧道小,车辆窄,没有空调,运行状况真无法与中国新建的任何一个城市的地铁相比。我在的那几天,室外的气温超过了30度,地铁里的温度据说已达40度,伦敦市民叫苦连天。但如果想想它的历史,这些都是可以谅解的了。尽管如此,伦敦的地铁网络仍然是世界最发达、最方便的,在市区的任何一个角落,步行10分钟总会遇到一个地铁车站。</h3><h3><br></h3><h3> 几十年过去了,伦敦除了古旧建筑和大片的绿地与公园得以保留和保护,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整个城市其实也在悄悄地进步,细看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老旧建筑得以保存翻新,以往城市的空地上,见缝插针,新增了许多现代化的、分不清国籍与文化的高层玻璃建筑。最最吸引眼球的是伦敦桥畔的“Shard”大厦,中文译作碎片大厦,高过300米,俯瞰伦敦全城,成为伦敦新的景观。当然,相比如今在中国的大型超大型建筑,这个只能算是小弟弟了。站在伦敦桥上,看看泰晤士河南岸新添的摩天高楼,再看看北岸的秀美古建,感慨万千。现代、古代,我们究竟应该走向何方?<br></h3> <h3> 图5,The Shard, 新建的高层玻璃外墙建筑,中文译作碎片大厦。已经看不出属于哪种文化、哪个国度啦。</h3> <h3> </h3><h3> 参加IADR会议之前,我再次回到我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伦敦医院。当年我在那里的时候,伦敦医院已经有250年了,依托伦敦医院的医学院则是200年。如今医院和学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医院在原址的花园上建立了现代化的大楼。医学院和牙学院甚至有了新的名称,但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古老的建筑和校舍,那里寄托有我的情思和回忆。<br></h3><h3><br></h3><h3> 伦敦医院原先的旧建筑仍然在,但里面已经腾空等待改建,不知改建后做什么用。医院正面的建筑工地遮挡板上展示的是这座医院的历史和辉煌,给人们留下无穷的遐想。伦敦医院医学院如同北京的协和医院医学院,没有独立的校园,牙学院是医学院的一部分。伦敦医院医学院的主楼还在,这里是当年我天天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又一次见面格外亲切。图书馆还在,只是管理员已经不是我所认识的了。当年居住的Gwynn house清秀如往,边上的酒吧还是老样子,但原来的停车场变成了玻璃外墙的实验楼。英国人将酒吧叫作PUB,是下班后常去的地方。但我在英国待的那些年,很少去过PUB,一是没时间,更是没有钱。我所在的实验室已经搬到了大学校园,我导师在世的时候我曾回去过几次,如今导师已过世,我就再也没有回去。<br></h3> <h3> 图6,汇拼当年(1990年)拍摄的伦敦医院、伦敦医院医学院和我一家三口住的公寓。</h3> <h3>
图7,汇拼今日的伦敦医院、医学院和我住过的楼寓。伦敦医院旧楼正面临翻新改建,楼前的一排展板展示了这所有近300年历史的大型医院的光辉历史。伦敦医院医学院主楼依然秀丽。当年住的小白宿舍楼Gwynn House还在,记得当年住在4楼(英国3rd floor)最左边的单元。</h3> <h3>
同门师兄弟W教授带我参观了牙学院的新楼。牙学院有了许多的变化,但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置身于我曾学习和工作的地方,我为她的雍容和尊贵而感动,更为她对我的培养而感恩。IADR会场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位同门师兄弟A教授,我们热烈拥抱,我拉着他来到北医的会场展台,他又拉着我去到玛丽女王大学的展台,在那里见到了原先实验室的D教授。当年同样年轻的我们,合作发表了数篇有价值的论文。访问与会议的间隙,还拜访了数位当年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朋友。30年了,这些朋友都已经在伦敦扎了根,有了第三代,但是回忆起当年的生活,大家仍有说不完的话。因为,生命中,我们曾经同行。<br></h3><h3><br></h3> <h3>
图8,与师出同门的玛丽女王大学教授Paul Anderson 相拥于我家(北大口腔)的IADR会议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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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DR是世界上唯一的综合性牙科医学研究组织,2020年将迎来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在过去信息不够发达的年代,每年的年会是集中全面获取学术信息的机会,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每次参会,我习惯于全程“泡”在那里。不仅可以一览当今的科研信息,也可以会会未曾会面的新朋友。对于如今的我,则更多地是会会多年未曾见面的老友。</h3><h3> 我1989年第一次参会时,还在攻读PhD。当时参会的中国人真是凤毛麟角,而如今中国已经成了IADR的第三大成员国,参加会议的中国人已经是组团而行了。当年在年会上经常见面的中外学者,如今如果还可见到,一定是一群肯于坚守并有所建树的人。</h3><h3> 本次会议的开幕式上宣布2022年的年会将在中国的成都举办,着实让人感慨。我虽不再活跃在学术研究的一线,但也衷心地祝愿中国的牙科学研究不断地深入,不断地增强。期待有一天,中国这个名字不仅仅代表的是大和多,更会显示出她的智与慧。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到!
<br></h3><h3><br></h3> <h3> 图9,1991年我第一次在墨西哥阿克尔科波的IADR上展示论文。在那次会上已经可以见到许多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者参会了。上图是当年别开生面的开幕式主席台,下图则是我站在自己的壁报前。那时的我除了头发多一些,也已经不年轻。</h3> <h3> </h3><h3> 图10,今年参加伦敦IADR的中国学者已经超过了300人,真是今非昔比呀。这是在China night上的合影。</h3> <h3> 重回伦敦的行程结束了,丰满、充实。再见,伦敦;再见,生命中曾经同行过的朋友们!</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