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梅子

　　 文/李东涛

母亲生于1942年农历六月廿七，生她那天正好立秋，姐弟四人中她排行老二。姥爷给我大姨起的名字叫慕贞，给我妈起的名字是秋贞，出自千字文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母亲家境还算殷实，姥爷是旧城北街人，曾是国民党军政人员，1949年9月19日参加了董其武领导的“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姥姥是旧城南街人，其母早逝，父亲是开饭馆的，她的父亲很开明，让姥姥进入托县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堂学习，也没有让她缠足，因此姥姥在同龄女子中算是独树一帜，能够迈开大脚走路。就是在这样较好的家庭环境中，我的母亲慢慢长大了。

　　1959年，母亲考入内蒙古气象学校第四班，1962年，母亲毕业后回到托克托县气象站工作，成为家中第一个挣钱的“公家人”。

　　1967年元旦，母亲与曾是初中同学的父亲结婚，直到2002年10月9日一同离世，父母亲一起恩爱生活了三十五个春秋。

　　1970年以后，人们的生活还停留在仅仅能吃饱的阶段，记忆中那时天天晚上吃酸焖饭，想吃不想吃都是这。没想到有段时间母亲竟然给我订了一份牛奶。每天早上有人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个白铁皮桶，用铁皮测子从桶中舀出半斤牛奶，母亲在值班室火炉上滚了让我喝。还有段时间，母亲每天给我拿一毛钱去南坪供销社找三角大爷买一个糖三角。可惜我那时候还小，就只顾自己吃。

　　母亲很惯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时，看大人们抽烟，很好奇，就向母亲提出去供销社买盒烟抽，母亲竟答应了。我拿着母亲给的二毛多钱，买了一盒凯歌烟，终究是好奇，我也没有养成抽烟的习惯，时至今日都不抽一支烟。我上小学时很顽皮，母亲被老师叫到学校，她却一直为我辩护......

　　我很依恋母亲。小时候母亲值夜班总带上我。半夜三点，在值班室单人床上睡着的我就会被母亲从睡梦中叫醒，随后身高不足一米五的母亲拿棉袄把我的头一蒙，身子一裹，就抱着我走回家去。漆黑的夜里，只听到母亲噔噔噔的脚步声。

　　最高兴的事是每周去姥姥家，当时没有26自行车，只有加重带大梁的自行车，牌子有飞鸽、红旗、永久、白山。母亲骑着从单位借来的白山自行车带上我，车座子高，母亲个矮，两腿蹬车一扭一扭很是吃力。很小的时候，我是坐在大梁上；后来我大了点，母亲就让我坐后座上，她左脚踩在脚蹬上，右脚蹬地靠惯性滑行开再将右腿从前面大梁迈过骑行；再后来我长大了，就是母亲骑行开，我再从后面跳上去。就这样，在母亲的自行车上，我慢慢长大了。

　　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找妈。母亲爱串门，当时气象站家属房是一字排开的四栋（每栋三户），没有院墙。邻里和睦相处。不知母亲在谁家串门，我就扯开嗓子喊：“妈哎！”几声之后，母亲便从某一个门里走了出来。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赶交流（物资交流大会）。印象中第一次赶交流是在现在民中东操场那块地里。我还提前去南坪机械厂捡了几斤烂铁卖了二毛多钱，把钱交给母亲，母亲让我拿着赶交流花，我乐坏了。记得那时小西瓜五分钱一颗，我买了两颗，真甜呐！母亲和姥姥总爱在交流会上买盘碗，说是添人进口好着呢。受母亲的影响，我也养成了买盘碗的习惯，出门在外、赶交流都免不了买几个大碗。

　　母亲每年都要到市里开几次会，母亲离开的日子总是特别难熬，每天掐着指头算日子。每次回来，母亲总要给我带好吃的，现在想起来还能感受到那股子高兴劲儿。

　　母亲很重视对我的教育。小时候学造句，母亲总是出口成句。姥姥家对面就是新华书店，问母亲要钱买书她从来没拒绝过。后来有次跟母亲一起路过新华书店，她特意帮我选了三本一套的《三国演义》。印象中，母亲还给我买过一本成语词典，我珍藏至今。有一次母亲病得好几天起不了炕，我正好放假，领上通知书我一路小跑回家，在炕前告诉母亲我考好了，想以此减轻母亲的病痛。

　　偶然看到我五岁生日时母亲给我买的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只记得在父亲的被窝里听完这些故事。我的读书启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今48年过去，母亲镌秀的字体和那被窝里的温暖好像还在昨天……可他们只能在回忆和梦里出现……多想回到那金色的童年，至少可以感受那久违的温暖……

在给我买的汉语成语词典的第一页，母亲摘录了高尔基的名言，足见她的用心良苦。

　　1988年，我在补习一年后终于考上了大学，成为母亲的骄傲。每次假期结束返校，母亲必把我送出气象站门口，往西再陪我走出一截，目送她的儿子渐渐远去。我大学两年花的全是母亲的工资，花得那么心安理得，现在想来真是惭愧。母亲节衣缩食，我却不懂事理。儿子今年领的第一个月工资还给了我和他妈各伍佰元。我和儿子说：“我不如你懂事”。

这是母亲为了庆祝我考上大学绣的门帘

母亲带着我姥姥去北京

　　1990年工作以后，母亲更是全力支持我，不让我操心任何家里的事情，还总给我补贴钱。
1993年儿子出生后，母亲又把精力放在了孙子身上，母亲溺爱孙子，有次竟把打她孙子的儿媳赶出门去，小时候父亲打我她也是这般护着。

这是母亲亲手给我织的毛衣

　　到1997年退休，母亲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一直是业务骨干、测报工程师，工作细心严谨，没出过任何差错，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当选了托克托县第一届政协委员。

　　母亲很热心，逢年过节都让我把要好的农村同学请到家里来吃饭，同学们至今还交口称赞母亲做的面条、饺子、凉糕好吃。
2000年，姥姥、爷爷相继去世。姥姥活了85岁，爷爷活了92年。在给两位老人养老送终后本该享受晚年生活(老两口准备出去旅游一次，买下了楼房准备装修)的父母亲却迎来了新的不幸。

　 2002年5月，母亲高烧不退，她哭着和我说要到呼市看看病。一查是结核性脑膜炎并伴有偏瘫，住在内蒙医院。那时我刚当上乡镇党委书记，白天在乡里忙，晚上给母亲陪床接替一下劳累了三个月一直陪在母亲身边的父亲。那是我和母亲呆得最多的几个月。

母亲因服用激素总是饿得不行，我从超市给她买回熟肉，她迫不及待地说：“快，吃点儿、吃点儿”。现在生活好了，每到大锅炖肉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母亲“吃点、吃点”那几句话，可她再也吃不到了。我只能把好吃的奉献于父母的遗像前，倒上两杯酒，敬上一炷香，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我曾为住院的母亲买过一只大碗，母亲每天用这只碗吃饭，我一直保存着唯恐打破，一看到碗就会想起母亲。

　　母亲唯一一次给我提出要求就是她生病前订做了一块儿纯毛地毯，这也是她有生以来订的第一块纯毛地毯，900多块钱。她说看病花了很多钱，希望我把地毯钱出了。我第二天就把地毯买回来了，母亲在这块地毯上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几个月，如今地毯还铺在我的床上，那是妈妈用过的。

　　2002年立秋，母亲在家过了她六十一岁生日，这也是她在世上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至今还记得母亲吹生日蜡烛时的吃力表情。两个月后，她和父亲在我为乡里开税票发工资而离开他们的那两个多小时中不幸离世，成了我一生中永久的悔恨。

　　我把母亲节时给她买的她特别喜爱的铂金戒指戴在她的手上，许多过去的老同事专程从呼市赶回来为他们送行。

　　如今，十六年过去了，我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想喊妈，谁来听？有人说人死以后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老是天真地想，说不定哪一天在某一个地方突然看到母亲像往常一样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我必定会像经常在梦里见到母亲那样紧紧抱住她再不分开。

　　 明天又是立秋。母亲要是活着，我们又要忙着为她过七十七岁生日了。

谨以此文，怀念并纪念我亲爱的母亲。

2018年8月6日 晚22:24

写于山东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