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那些美好的刻痕

桃李不言

刘媛媛: 81届初中毕业生（初三二班）

班主任:郭吉明

——惟愿，我们曾在你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某种有美感的刻痕，而非擦伤。（戴锦华）

在许多的广告语中，“科技改变生活”最让我敬服——每当我在手机上几秒钟就交了电话费、水费、电费；在急用钱的时候一瞬间收到转账红包解了燃眉之急；动动指头订好了机票车票，我都会由衷地双手合十说一声“感谢科技改变生活”！更神奇的是微信的出现，它让手机变成了一个神奇的魔盒，不仅满足了人性中天然的窥视欲，还真正做到了天涯若比邻，破除了所有空间时间上的阻碍，人与人的链接变得简单快捷。于是，我找到了失散三十八年的中学好友，于是，我被拉进了一个已经想不起彼此模样的同学群里，于是我在这里看到了一则关于校庆的征稿启事，于是，我想起了三十八年前的一些人和事。

其实，我一直不能确定自己能不能以母校来定义这所学校。对我来说，她遥远又陌生，我们的交汇是那么的短暂，仅仅一个学期而已。作为一所已经有六十年历史的学校，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难以计数，我这样一个微小匆忙如影子般一闪而过的过客，连校园里树上的叶子也不曾惊动一下，去哪里寻找过往的痕迹呢？但是于我个人来说，这短暂的一学期，却是生命中一次重大的转折，一段洗礼般的启蒙时光。在这里，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师长，他们昭示出来的教师的意义，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因此，我怀抱着忐忑，一厢情愿地把这里认做母校，并企图用一些文字，还原一下当年的记忆，表达一直以来藏于内心角落里的感恩和铭记。

八〇年的冬天，十五岁的我告别了华北大平原上的故乡，来到父母工作生活的小镇。那时候的古交确实是一个小镇，而对于一个懵懂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儿来说，小镇的一切已经足以令我意外和陌生。单是那连绵不见首尾的大山，已经让我惶惑。家乡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对于山的概念只是书本里的插图。以至于那天跟随父亲下了火车，到晚上搭一辆军用卡车从太原回古交，黑黑的路上只感到左旋右转，司机叔叔告诉我，我们在爬山，我愚笨的脑袋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汽车是如何能在陡立的荆棘和怪石中快速前进，直到后来看到盘山公路才明白。这个山坳里孤零零的小镇，原本是寂寞荒凉的，因为当时的历史契机，在我来时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说不同口音的外地人多起来，但本地土著还是保有很强大的优越感。我的父亲早年在北京工作，后来热血沸腾地响应国家号召当了兵，又糊里糊涂地转业到山西太原，不久莫名其妙地被打发到离省城遥远交通闭塞的在当时属于山老区的古交区。我的命运在这些变化中悄然地发生着某些改变，当我在八〇年冬末的寒风中被父亲带着来到这个学校，我不知道，命运在这一刻已经向我微笑。

我记得当年的学校要爬一个坡，没有围墙，记忆里没有古交一中的校牌，左手边是一排平房教室，第一间是初三（一）班，挨过去就是初三（二）班，我被分在了初三（二）班，当时初三中只有两个班。父亲告诉我古交一中是这里最好的中学了，他没有熟人，去找学校要求入学，学校说要考试，成绩合格就上，不合格就不能收。那天和我一起考试的还有一个女孩儿，一共考四门：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我三门课都在九十分以上，只有物理勉强及格。我想起原来的物理老师，一个瘦小的留着分头的中年人，我总是被他讲的更糊涂，那些电路图，磁场、磁力线像被随意团起的麻绳，在我的脑子里混乱成一团。我担心自己糟糕的物理成绩会被学校拒绝，终于得到通知可以来上学了，被告知我分到了二班，那个一起考试的女孩儿分到了一班。据说二班比较乱，当听说被分到一个差班里，我觉得一定是物理的问题。

教室很简陋，木头的课桌，讲台也是一个大一些的木头桌子，课间的时候被一些同学当做了乒乓球案子。班主任郭吉明老师教数学，他生着一对很浓的眉毛，配上有些外凸的眼珠，让他看起来很严厉。我的舅舅也有这样的浓眉，他总是拧着眉毛训我，所以我对郭老师无端地就起了惧怕。郭老师讲课从来不笑，讲到关键处语气就重起来，方言很重的话，我居然能听得懂。他的课和数学本身一样严谨条理，一个个证明推论，一个个方程连环下去，像迷宫里的探险充满惊喜和乐趣，于是我迷上了那些函数，立体几何，那些美丽的符号，至少在这时候，我没有觉得我一定是文科生。

因为物理成绩差，我就很关注教物理是一个什么老师。冯克胜老师出现了，他爱戴一顶帽子，印象中他是一个方脸，但不胖，面色在男老师中应该算白净，但是冯老师上课态度很不友好，他经常说的就是“你们这些笨蛋”！记得当时有一个男生总爱迟到，想来当时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因为他穿着当时还比较稀罕的皮鞋，每次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很拽很酷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冯老师都会愤怒地盯着他，然后就是一番疾言厉色的训骂，那种神态很像一个年轻的愤青。每每这时，大家都低头窃笑，冯老师骂完了，接着讲课，他讲的实在是好，“这有什么难的，拉一拉拽一拽不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一边在黑板上快速地画出不同的图形，一边用最形象最简单的语言把那些复杂的串联并联线路图的不同讲出来。他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经他一讲书上的枯燥单调的内容，变得有趣而生动。于是，在冯老师的责骂中，我脑袋里的乱麻找到了头绪，条理明晰起来，物理课不再是讨厌的了，变得有趣好玩。虽然冯老师从来不给我们好脸，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难得的好老师。仅仅一个学期，中考时我的物理成绩达到了90分以上。

相比于冯老师的急躁冲动，教化学的闫栓味老师则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永远让人觉得笃定可信。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双圆圆的眼睛，对学生和蔼可亲，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最不怕的老师就是闫老师。有时候遇到一些化学之外的问题，也会去请教闫老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闫老师要求不严，当你做错了题他会收起笑脸严厉地看着你，那个眼神的威慑力让你下次必须小心。后来上了师范后，师专组织过一次古交同乡会，记忆中应该是闫老师组织的，忘记我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反正是去了，见了闫老师，彼时我是一个很木讷无趣的呆女孩儿，不善言谈也没有才艺，缩在角落里不动弹，应该让闫老师很失望吧？还有一年在太原某个会议上遇到了闫老师，他好像已经不在一中了，还是那样笑眯眯的。

最后要说的是教语文的张锦文老师。于我，他是可以称为恩师的，如果说我在文学上有一点天赋，张老师是最初的发现者和启蒙人，我喜欢上文学并最终选择这样一个专业作为自己终生爱好和职业，与张老师当初的鼓励分不开。张老师是一班的班主任兼我们的语文老师，他常戴一顶鸭舌帽，清瘦，儒雅，就是一个语文老师该有的样子。张老师讲课也慢条斯理，不急不躁，但是他也有生气的时候，记忆中有一次因为某件事涉及学生的利益，他十分激愤地据理以争，当时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真是幸运。我初到二班的时候，没有朋友，每天孤零零地上下学，班上很多同学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话题，我显得格格不入。在我到来不久，语文课上布置了一篇作文，因为刚刚过完春节，内容正好是和春节有关，我记得作文里有一段关于烟花的描写。张老师在班里宣读了这篇作文，他毫不吝啬地夸奖了它，作文本上画满了鲜艳悦目的红色圈圈。同学们仿佛才注意到我的存在，于是每次作文课，成了我的期盼。张老师的每一次表扬，都加深着我的自信，现在想来，人在少年时，是需要理想激励的，需要给一个美丽的海市蜃楼，让他看到未来的光明与期待。好的老师应该是一个播火者，一个种植理想希望的人。遇到张老师，是我的幸运。

这四位老师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其他老师记忆模糊了。但是还有一个人，我感念至今，又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让我对这个学校一直怀有感恩，他就是当时的校长白奕。当年中考结束后，我因为要解决农村户口选择报考师范学校，那时候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有天壤之别。分数出来后，我意外地考出了高分，除掉外语成绩（当年外语分数不计入总分），我居然是古交区的第一名。我和我的父母并没有因此有什么想法，但是这些老师着急了，张老师、闫老师都力劝我放弃报师范，上高中考大学。事情不知道怎么让白校长知道了，他亲自跑到教育局，问教育局能不能帮助我解决户口问题，说一中很多年没有这样文科出色的学生，希望能留下我。尽管最终我还是辜负了校长和老师们的厚意，但是多年后想起，心里总是一片暖意。

前几天的一个早晨，好友从遥远的加拿大打来电话，说张老师仙逝了，我们本来约好今年秋天她回来，一起回母校看望老师们的。我们说了一句“好难过”，就沉默了。窗外下着雨，我感觉有泪水静静落下。中年的遗憾和悲伤，已经不愿意过多表露了，更愿意在空寂无人处独自品味。

到如今古交一中已经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据说很气派很宏伟，这些年的教学成就，已经说明这所学校的传承。值此校庆的喜庆之日，写下这些文字，是怀念，是感恩，更是祝福。

刘媛媛校友简介

1981.2——1981.7 在古交一中初三二班学习，现任职于太原学院中文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