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的路

万元

因为贫穷，走的都是别人的老路。

――题记

　　我的故乡位于江苏东南部，南望长江，东邻黄海。

听爷爷说，解放前他的祖父从苏州阊门沿运河向北迁涉过来的，浩浩荡荡几十口人的家族，多半留在北凌河之南的旧场（西场）洋上叫立头的地方定居，而我爷爷随同他那无子嗣的三哥二十来岁时来到这位于北纬32度3分，东径180度30分的北凌河之北的洋下，这片海水冲积而成的名叫北凌的盐碱地上生存。

爷爷那辈人到来之前，这里是一望无际的红柴与杂草，到处是蛇虫和钉螺。由于全部是盐碱地，加上地势低洼，他们只能选择沿水塘岸边开荒种地，靠卖柴草为生。

海安县是1949年1月20日解放的。随着土改的深入，洋上的人家因田地少迁来洋下的人逐年增加，一个生产队也有上百人之多了。可居住房屋依然择河而建，零星散落在土地之上。

农家人行走的路，几乎就是这辈开荒先驱用脚趟出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家）

　　 （记忆中的磨盘）

　　（玉米地中央的粘土路）

　　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之后，农村的路第一次有了大的发展。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海安掀起第一次“筑海堤、挖沟渠、引淡挤咸入海、改土脱盐”为目标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老北凌公社的主要交通要道都是在较大的河流两岸的土圩上或沿水渠而筑。而连接田野中各家各户的道路是那些窄小、泥泞、难行的羊肠小道，那些路，往往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

我是1962年出生的。

自我记事起，生产队已是人畜兴旺了，但低畦处仍然有荒田未予开垦，常年长着红柴杂草。

我父亲姐弟5人，上有一姐姐和哥哥。我爷爷原先住一高地的中央，距东边一条南北向的河塘有百米。爷爷住的是三间元宝屋，这是一种江苏东部农村特有的简陋草屋，它的构造很简单，外部似伏置的元宝（听起来很好听）。这种屋子屋里地面比外面低，冬天暖和夏天也闷热，光线差，屋面盖的茅草，沿海地区风大，每年夏秋常会被大风刮去，几乎每年都得找草匠来维修。干旱季节极易发生火灾，若抢救不及时，常常是寸草不留，倾家荡产（小时候，生产队里每年都有人家草屋着火，每当此时，听见一阵紧似一阵的铜盆敲打声，全队和邻队的男女老少都会拿起盆和捅，没命地奔向火场救火）。紧靠元宝屋东隔壁的是四叔家的房子，他结婚之后刚刚分家另过日子。四叔住的是“顶头虎”（一间正屋加一间披儿，似伏着的老虎），厨房在披儿里。门前有一水井，磨盘（碾磨粮食）安在早已分家另过的大大（伯父）的厨房里。

我父亲婚后几年搬到东河边盖了4间草房（泥土墙）独立生活。我家与爷爷、伯父家有一条宽不足一米的土路相连。因是高地，庄稼长着一季麦子一季玉米与小豆（小豆与玉米套种，玉米收完一个月之后小豆成熟）。

那些年，这条东西向的粘土路是我家进出的唯一通道。春风吹起，顽皮的巴地草经过一冬天的积蓄力量不几日爬满了路面，早起行走，裤脚和布鞋常常被露水打湿。夏季这条路被两边地里的玉米杆子遮天蔽日，夜间去伯父家磨粮食，好像行走在千年古道之上，时而有几声凄凉的鸦叫鸡鸣，弟妹们手拉手，而我手中要拿一把铁钗才敢前行。秋风起，玉米棒子被掰下，玉米杆被齐腰割掉，褐黄色的玉米杆上缠满绿色的小豆（赤豆）藤，田地中央高高的几座坟墓土堆常常令小小的我夜间不敢出门。冬季，北风呼号，下雪的日子里，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地。去奶奶家吃好吃的，弟弟常常就睡在哪儿不回家了，而我和妹妹不知摔了几回跟头才回到茅草屋。

　　 （生产队晒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收割图）

　　（秋天季节田野里的羊肠小道）

　　时间进入1967年之后，海安农村进入了提高排灌能力、建设圩堤闸站、推广旱改水等俗称“丰产水利工程”建设。家乡农村的南北向、东西向的河道逐步得到系统的疏浚。一些新迁涉来的农户以及有能力新建房的农民，逐步沿着主河道两岸安下宅基地了。相邻人家都有意将门前修建成二、三米宽的土路了。

每个生产队都建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晒场（打谷场）。粮食仓库、猪牛羊养殖场、养蚕室、队部都在一起。农业学大寨运动之后，队部旁增加了高高的旗杆，升旗为上工，落旗为下工。后来，在社员群众的建议之下，旗杆旁增加了以废弃的铁犁头代替钟的设施，为提醒在家休息或干活看不到升降旗的社员群众，以敲犁头为信号上下工。而各家各户在通向晒场的羊肠小道都修建成了可踦自行车的二、三米宽的粘土路。

　　 （孩童学踦车）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家的土路）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修造小桥）

　　　　学骑自行车，我们几乎都是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进行的。

小时候个头不高，坐在上面骑脚够不着脚踏，只好将一只脚从车杠里斜伸到对面，叫“别大杠”或“掏螃蟹”。刚开始时后面是大哥哥姐姐或邻家伙伴双手扶着后架，逐步地放开一只手，慢慢地把手松开，让我们在晒场上踦圈儿。等胆子大一些之后，到渠沟边的土路上学踦，这时候，只要前方窜出一条狗或出现一头耕田归来的水牛，往往慌乱得连人带车跌到路边的水渠沟里去。待到从头到脚都是烂泥猴儿推着泥污的自行车回到家中，母亲领到河边，挑上一担水，用瓢儿一边舀水冲洗一边责怪，当然，最后还是犒劳一个玉米糁儿饼或一片菜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产队分口粮）

　　 （农村排灌站车口打水）

　　（泥泞湿滑的乡村小道）

　　（沐雨解冻之后泥泞的乡村路）

　　最难忘的是上学的路。

我在海安县农牧场（后改称为种畜场）小学读到三年级，因上学人数少，二、三年级为复式班级（两个年级一间教室内上课，一节课分上下两个半段时间，前半段时间一个年级讲课另一个年级做作业， 后半段时间相互调换）。三年级之前，我所在的生产队与学校中间隔着一条河，没桥只能摆渡过河。四年级没上几天课，小桥造好了，我也转学到宏伟学校就读了。摆渡过河是不堪回首的，因为要凑满一船人船主才开船，所以迟到是经常性的。冬季的雪天，虽然渡船主人把河岸坡上台阶都铺上了稻草防滑，可走的人多了，那稻草稀少上冻了，加上我早已走了几里路，露出夹层里棉花的棉鞋冻的硬绑绑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到河里去。

我的初中是在离家5里地的宏伟学校读的。上学路上要经过一座小木桥和一座水泥桥。那小木桥没有栏杆，是乡村木匠用数根槐树圆木捆绑而成，只能两人通过，人到桥中央只听见“咯吱咯吱”的响，12岁的我每回听到这响声心中总是发慌，便觉得桥在晃动。每次走到这桥边，我都要前后观察一番，如有大我的人过桥或在附近，我会甜甜的叫一声，请人家帮我把自行车先推过去了，我跟在后面过去。如果没有人，那只得多行3里的路从宏伟果园绕过去，因而一个学期总会有好几次迟到，好在班主任老师储飙是我父亲的同学，对我照顾有加，仅是善意的提醒我下回早点儿上学。

转眼进入1976年，这年秋天我上高中，就读于海安县北凌中学。虽说公社与各大队和一些生产队早已铺成了砂石路，可我们生产队与9队交界的二里路仍是泥路，只不过拓宽了点。晴天还好，雨天走路，又烂又滑又险，一边是水渠一边是河沟，如同过鬼门关。

不过，这鬼门关你还非过不可（直到一年之后10队北大河的水泥桥建成了才不走这条路了）。

那时候，最怕半道上突遇雷暴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天气骤变，一阵狂风后便大雨如注，淋得我成了落汤鸡，更要命的是道路泥泞不堪。只得缩着身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

我们那年头没有雨衣雨披之类的雨具，下雨天只带一小片塑料布或笨重的竹制油布伞。可骑车是没法打伞的，因而碰上下雨天只能提前一小时早早出门（提前出门得提前吃早饭，那一碗稀薄的糝粥顶不到十点钟，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要不然，迟到了，班主任雷振华老师可不客气了，班长华粉明一点名，迟到者上课肯定要罚站挨批评。

冬季来临，道路更难行。

北风呼啸，白霜如雪，粘土路冻得硬棒棒的。早起的我上学路上小手和耳朵早已冻得麻木，到了学校赶紧跺脚搓手取暖，一会儿也就好了。中午放学回家可就惨了，因为泥土解冻了。在过那段粘土路时，我弯着腰驼着背探着头一步一滑地如蜗牛般负重前行。可车子却越推越重，越陷越深。尽管我最后使出吃奶的力气，车子却如泥牛似的，寸步难行。

原来，车子完全被层层泥浆包裹着，粘泥塞满前后轮的橡胶轮胎与档泥板中间的空档，让人束手无策。不时有人从我身边而过，都是扛着自行车（车骑人）的，可我才14岁，荒芜年代成长的我仅比自行车高一点。怎么办？真想把这家中唯一的车子扔在路上。

没办法，只好用双手来剔除车上的烂泥了，我笨手笨脚的一会儿便成了三花脸――到处是泥点。

后来，我每天上学前母亲都会在我车后座架上用草绳子绑几根两头削成平面树棍儿，专门用来剔除泥土。

也有若干回，我将车子寄存到家住9队的同班同学储开贵家（可惜他英年早逝），我走着回去。

这沐雨化冻寸步难行的土路，烙印在我成长的岁月里。

　　 （雨后乡村之路）

　　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学校广泛开展了学工学农活动。

海安县中学（如今闻名全国的海安市高级中学前身）高中部在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办了一所北凌分校，规定高二年级必须来此学习一年。从1974起共有三届学生的高二年级是在北凌分校完成学业的。

给我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一是学生们分散寄宿在爱武大队第10、11、12队的社员家中。

二是学期开始和结束的往返校、节假日的回城，规定必须步行。海安县城与北凌公社的农村公共汽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通车的，开始一天2班次，后来发展到一天4班次，行程23公里。而海中北凌分校的师生们，于贲集至北凌大河边的土圩上行走，从北凌公社穿过大公公社、立发公社到县城，抄近路走小路跨过数座小木桥，起码也得走行二十多里路。曾经寄宿我四叔家的1976届学生钱小玉回忆说，每一次行走脚上都要起好几个水泡，这些城里15、6岁的女孩子，何曾吃过这种苦的。更害怕的是她们手拉手的过小木桥，比我初中时还胆颤心惊。河边的蛇又特别多，最毒的腹蛇、火赤练在路边盘成一盘，女孩子们往往惊吓得嗷嗷大叫，好在男同学胆子大一些，拿根竹棍在前边一边走一边打草（惊蛇）。夜晚来了，她们常常一边唱歌一边前行，以壮胆色。朴素善良的沿路社员，也常常用水瓢舀几瓢汤罐水（苏中农村锅灶上通常在两口大锅之间安置一只小铁罐，你无论烧哪一口锅那铁罐的水都有窜火烧热它）给学生们解渴。

（小康之路）

　　 （幸福之路）

（绿色之路）

　　1981年我离开家乡参军去杭州，中午从西场公社坐机器快（小轮船）到南通换“东方红”号大轮船，到上海再换乘火车，凌晨到达杭州。

改革开放40年了，神州巨变。在外几十年，每次回故乡，望着眼前宽阔的水泥路，成行成排的绿化，都感觉到家乡的路越修越宽，越修越多，越修越好。

现在从乡村老家去上海，自己开车只要2个多小时就到达。

富裕的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