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铁列克提

上校1970

目录

★为什么在铁列克提开打

★是遭遇还是伏击

★为什么没有增援

★沉默的司令官

★忠勇之铭

★浩气长存

★编后语

(序)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九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国新疆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的铁列克提，中苏发生了一次激烈的边境武装冲突，苏(俄)军300余人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下，与我方仅持轻武器100余人激战三个多小时，我军先后打退苏军三次冲锋，终因力量相差悬殊，我军主阵地除一人被俘外，其余22人(三名中央记者)全部牺牲，另外，我支援分队还有6人牺牲，伤40人，最后，阵地被苏军占领。苏军战死2人伤11人。

当年三月，因东北珍宝岛边境保卫战我军完胜苏军，举国欢腾，一派战无不胜的英雄天下，但仅隔不刭半年，苏军以报复的手段，在铁列克提制造了血腥惨案，让我丧师失地。但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此事，而且参战生存的官兵也在战后第二年纷纷调离、转业、复员，更让这场惨案没有了下文。

今年，是惨案发生四十九年祭日。其实，早在1977年我于空军长春二机校(现空军长春航天航空大学)读书时，就听驻新疆空九军的同学讲述过这一事件，因他在空军乌指工作过，故悉其事件经过。四十九年过去，但军号依然嘹亮，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的呼叫似乎还在耳畔回响，胜利不忘牺牲，辉煌不失血色，英雄永存心中，为了江山长治久安，让我们再一次回顾这段历史，一定会有更新的意义。

(战场地形)

★为什么在铁列克提开打

战后，曾有與媒说是我军训逻队遭遇苏军伏击，故尔因没有准备而失利。事实如何？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1969年中苏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刀枪相对你死我活？

自中苏关系自六十年代初恶化后，双方开始从政治斗争向军事斗争演变。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公然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舆论之下，举国沸腾。战斗断断续续打到3月15日，终以中方控制珍宝岛而胜出。战后双方均开始了战争升级准备，苏方公开叫嚷要对中方核设施进行"手术刀″式打击。一时间战争阴云笼罩全国，"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提高警惕，准备打仗″的口号标语铺天盖地。珍宝岛英雄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连一年级的小学生也纷纷参加红小兵，要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不退！

当中国的东北还在红旗飘飘一片胜利凯歌，中国的西北边疆已有霍霍磨刀之声，苏军的复仇阴谋正在实施准备之中，大战在即，而中国的西部边境则悄然无声。

铁列克提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巴而鲁克山西部地区，与苏联交界，并长期存在一段争议地区而未划界。我方控制区地势较高，可以观察中苏"友谊″铁路及苏控区的交通情况，是可控制争议区的制高点，这让苏方怀恨以久。

进入1969年6月后，苏军频频在这一带挑起冲突。一开始只有步兵，后来逐渐出现了坦克和装甲车，甚至还有直升机，我方时有伤亡情况发生。当时前线部队将情况上报，但当时新疆军区司令员Long(以下简称L0)认为，苏军的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因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前沿人员提出的暂时停止巡逻的建议也未予采纳，这直接造成了事件恶化的加速。(注意，这是Lo司令的第一个失误)同时，中方的麻痹松懈正中苏方下怀。敌人刀已出艄，我军帐中犹唱"凯旋曲″，铁别克提喋血埋下了伏笔。

(正在向我军射击的苏军士兵)

★是遭遇还是伏击

这场武装冲突究竟是伏击战还是遭遇战？这关系到谁是始作俑者的问题，中苏都指责对方事先埋伏有意制造了这场血战。虽然，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但毕竟事实只有一个。

据后来双方公开的资料证明，苏军在8月12日已完成部队集结，并于13日零点进入伏击地点，同时坦克、装甲车、远程火炮均完成目标标定。而中方的布署在12日才刚刚形成，而且仅以掩护巡逻为行动目的，部队予13日5时30分才进入预定简易阵地。这样看来，双方事前都有了战斗准备，只是苏军的准备更充分、时间更早，目的就是趁机占领无名高地~石头山。

我方的布置是：

巡逻组9人；
中路掩护组13人，5时30分进入无名高地掩护点；
左路掩护组20人，5时30分进入预定掩护位置；
右路掩护组17人，5点30时同时出发进入预定掩护点。
预备队36人，5时10分在前沿指挥所集结。
前沿指挥组(15人)带一个警卫班(12人)。

8月初，根据总参和乌鲁木齐军区，逐渐恢复在争议地区巡逻的指示精神，塔城军分区向北疆军区，乌鲁木齐军区、总参、外交部上报了1969年8月13日在铁列克提巡逻预案，被批准。此次巡逻非同寻常，做了一些自卫还击的准备。由304边防营康友福营长、浦其武政委统一指挥。掩护队于凌晨5：30进入易遭敌袭击的巡逻地段潜伏，预备队也在巴尔布鲁克山上提前待命，巡逻队配备1挺班用机枪、两具40火箭筒、两枚枪榴弹、十几支冲锋枪、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以及1部硅电台。虽然事前我边防部队已侦察发现苏方有重装甲部队的调动，但从这些部署来看，中方还是轻敌麻痹，完全没有估计到对方的真实意图。(这是L0司令的第二个失误)。所以，事实上这是一场不对称的由伏击转变成的遭遇战，只是苏军比我军准备的更充分更有目的性而已。

　　(战场示意图)

我军因边防体制在7月份刚刚变动，新上站的领导（连级）不知道巡逻路线的走向，于是决定由老领导（营级）带领新领导及有关人员沿线巡逻一次，这实际上也是新老领导的一次交接班。

为什么时间选定在8月13日？原打算这一天邀请苏方边防代表到我巴克图进行会谈，将其领导调离岗位，以便苏难以下定决心，我方乘机进行巡逻。

为什么巡逻队伍有记者？是因为在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方没有在这一带组织这种规模的巡逻。因此就在此前两天，来自新华社、新影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的10名记者先后乘车前往铁列克提边防站。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动向已被苏方侦知，正好成为苏方预作准备作战的重要依据。我军这次巡逻虽然准备了一个月时间，目的确实只是巡逻，但由于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为了确保巡逻队的安全，除了巡逻队以外，我方还组织了掩护部队。

(我军牺牲的战士)

★为什么没有增援？

当年，我方出于某些政治原因，将冲突定性为二十几人排级战斗。事实却是由营长率領的一百二十二人的连级队伍，但由于上级麻痹大意，前出小分队在遭到苏军阻击后，支援分队距离较远，且没配置重火力，在遭到苏军远程火力拦截后，根本无法支援主阵地巡逻分队，使23人(3名记者)的前出分队陷入敌人火力包围之中。

因历史问题，已无法弄清是谁先打的第一枪。但从战斗一开始，我军就陷入被动，在敌人装甲车、远程火炮掩护下，苏军先后从正面、侧翼发动了三次冲锋，均被我主阵地23位(三名记者)勇士又一次又一次打退。

战斗自上午10时20分，中国巡逻、警戒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开始，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苏军装甲车又掩护步兵从南侧向无名高地攻击，再次被中国边防分队击退。接着苏军又发动第三次进攻，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到无名高地后侧，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击，遭到中国边防战士的顽强抵抗，多次冲击被击退。中国边防战士因寡不敌众，战斗于13时30分结束。坚守无名高地及其南侧小高地的中国边防指战员22人及3名随军记者全部牺牲，另有一人伤俘。苏军共出动装甲车10多辆，步兵300余人，有远距离火炮支援，仅亡2人，伤11人。

 战斗中，前沿指挥所几次请求乌鲁木齐军区重火力支援，上级指示“坚持到晚上九点，炮兵部队就能赶到”。在我无名高地部队遭到重创后，北路掩护组副连长肖发刚带领的预备队发起了3次进攻，营政教蒲齐武命令肖副连长一定要炸掉苏军装甲车，肖连长向敌冲击时，右腿中弹，苏军火力密集猛烈，使我军根本无法接近苏军 。

        惨烈的战斗仅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最后中方包括增援部队伤亡69人，其中阵亡28人，1人因伤被俘，受伤40人(因重伤不治牺牲1人)，主阵地被占领，烈士遗体、装备也全部落入敌人手中。

(牺牲的我方战地记者)

        巡逻组牺牲的11人和无名高地牺牲的8人，共19人的遗体，9月22日由苏方交还。

交换时苏方告知我方，无名高地东侧山头阵地还有我方2人遗体，随后允许我方进入寻找，9月22日当天我方只找到王永仁遗体。杨振林遗体于牺牲的50天后找到，系最后一名安葬。

       铁列克提战斗是一个失败的战斗，有许多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铁列克提战斗失利，除了敌我军力和武器装备的悬殊外，军区的指挥失误是主要原因。 

        从兵力来说苏军投入300多人，明显的优势。我方连预备队在内总共才95人，除去3个随军记者，战斗人员才92人，还不如敌人的三分之一，是明显的劣势。

        从装备来说，苏军投入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各种火炮和轻重机枪，我军装备只有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和班用机枪，以及几件40火箭筒和刚刚研制的枪榴弹，没有一件重武器。敌人的重机枪和炮火，可以在远距离封锁我预备队，我们的轻武器根本够不上敌人。

        指挥组和预备队的配置不合理，超过轻武器射距，根本无法火力支援主阵地小分队，而且在敌人远程火力拦截下，人们只能干着急，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消灭我无名高地的战友。 

        地形地物上对我不利。我小分队虽退守无名高地，但在光秃秃的小山顶上，既无工事掩体，也无草木遮挡伪装，完全暴露在敌人直升机的视线之下。勇士们只能靠临时用手刨出来的土坎进行反击，如此条件，别说据守，就是撤退也是死路一条。

        苏军在战斗中没有前出坦克，坦克只是提供火力支援，掩护步兵冲锋的而是BTR-60装甲车。可惜我军连这种薄皮大馅的装备也无法顶住。虽然小分队携带了我军新研制的枪榴弹，但射程仅150米，对400米外的装甲车根本构不成危胁。而BTR-60的重机枪的射程就超过2000米，把我们的支援部队远远地挡在了一边，无法靠近。 这就注定了我巡逻分队一开始就掉入了死亡陷井。

        如此不对称的战斗，火力增援是唯一的解脱方案，但前线指挥员向军区最高指挥官的呼叫却无一下文。我们的司令官究竟怎么啦？

(被苏军缴获的我军枪枝，注意:半数武器已被炮弹损毁。)

★沉默的司令官

当时，新疆军区最高指挥官是老红军L0司令(为某些原因不便指名道姓)。其人为红军抢渡大渡河十八勇士之一，又是开国将军，身经百战，战功显赫，1969年刚刚荣升新疆军区司令。按理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的铁血将军，对铁列克提这种规模战斗应有必胜把握。

        然而纵观这场战斗策划部署，上级机关首长明显的轻敌麻痹，丧失警惕，对珍宝岛事件后苏联要在新疆寻机报复，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物质准备。当时我军的侦察手段太落后，不能及时掌握苏军在浅近前沿边防站调动和兵力准备的情报；我军装备落后，克敌的手段不足；战斗指挥缺乏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 如果是有主动出击的安排，认真总结汲取珍宝岛的经验的，这次交火，就不会出现以卵击石惨败。退一步说，当时沿边界埋设一些反坦克地雷还是可以做到的，结果，这些准备都没有！

        塔城军分区司令员与参谋长都没有直接参与指挥体系，而是由大军区副司令直接指挥到边防营。对比珍宝岛战斗，也是由大军区分管边防的副司令（肖全夫、46军抗美援朝时的军长）指挥，在两年前就调集23军与46军的军、师、团三级侦察分队在边防一线直接与苏联边防军对抗，在69年3月的战斗部署更是用野战军精锐部队为主参战，边防站站长带队。而对比新疆，完全处于一种轻敌松懈状态。 

        还有一个现象，参战的100来人没有一名指导员、副指导员。参军五个月的新兵倒是占了多数，战斗中牺牲的战士好多都是入伍不足半年的新兵。不清楚这么选派人员有什么说道。

        战斗一开始时苏军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被我军打了回去，并一次次如此。至中午以后，情况变化，苏军由百余人逐渐增加到300人，甚至过来6辆坦克，还有两架直升飞机予以配合。 

       战斗打响后，前沿和军分区、北疆军区的电报电话一刻未停。是打？是撤？是增援？军情十万火急！只待军区首长发令。我们的司令员就在会议桌前，开会、散会，他老人家就那样呆坐一天，电话铃一刻未断，他一声没吭…… 

       前方，边防站长明知电台无指令，只能高喊：“坚决顶住！大部队两小时内赶到……一小时内赶到……半小时内赶到……10分钟内赶到……5分钟内赶到……” 

       血腥的场面可想而知。到最后，我们的记者把胶片全部拉出报废，摔烂机器，捡过冲锋枪猛烈射击……打到烈日当头，枪声杀声骤停了，血染的云霞为之哀痛……

        其实，早于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梧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的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Lo。但L0没有答复。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当面苏军可能有重大行动。请示明天的巡逻可否取消。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经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究竟是因为什么让我们的L0司令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沉默无语没有作为？真的仅是麻痹大意能解释的吗？这里面究竟是因为什么？至今无人了解司令内心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半个月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乌鲁木齐。先后就决策责任问题调查了军区司令员以下近百人。1971年9.13事件后L0司令受到处理，这也算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应该说，铁列克提事件是当时中苏边境形式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在珍宝岛未能占到便宜，肯定要在边境的其他地区找回一些面子。因此，象这样的预谋伏击，即使不在铁列克提发生，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毕竟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对苏联方面还是有可乘之机的。

(我边防军人在已回归祖国的战场遗迹前宣誓)

★忠勇之铭

　1999年11月下旬，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北京；中哈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铁列克提地区的主权问题得到解决，当年冲突地带已明确划归中国。2008年5月新疆军区决定将当年铁列克别的主阵地，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并在2008年的8.13，由新疆军区在当年的战场举行了庄严的烈士纪念碑揭碑仪式。碑文正视了历史，首次明载我们是100余人参战，并给予勇士们很高评价，还把当年的血腥战场命名为“忠勇山”。

在无名高地西侧立了“忠勇碑”，上面详述了我方一百多人与苏军三百多人的激战过程。

(烈士陵园)

★浩气长存

四十九年过去，祖国疆土业已回归，当年，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的热土已立丰碑，烈士们终可以阖然安息。但我们享受和平安祥之际，怎可忘记他们，请让我们再一次敬咏一下烈士们的英名:

      1、裴映章烈士：甘肃省天水县新阳公社老传村人，贫农成份，生于1932年，1951年4月入伍，1959年6月入党，师团通报表扬两次，铁列克提边防站副站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长，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37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李国贞烈士：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人，生于1947年1月，中农成份，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授奖一次，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高春苓（高春林）烈士：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兰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3月，贫农成份，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年，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李连祥烈士：上海人，生于1935年5月，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像记者。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随行摄像记者，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4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曹新龙烈士：陕西省渭南县南七公社曹庄人，生于1948年12月，贫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1969年4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铁列克提边防站报话员。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曹兴龙报告：“苏军坦克向我开来，并向我开枪，我们也开枪还击”，话音未落就中弹牺牲，终年21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奕中宣（樊中宣）烈士：河南省临汝县杨楼人，生于1947年2月，中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1968年9月入党，连续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铁列克提边防站临战时提干任司务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郭玉峰烈士：河南省新乡长垣县孟岗公社人，生于1946年6月，1964年8月入伍，1966年9月入党，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3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8、刘允增烈士：河南省濮阳范县范相公社徐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4月，下中农成份，1964年8月入伍，1968年7月入党，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四班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9、李贵昌烈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新华公社红卫人，生于1949年5月，贫农成份，1968年3月入伍，1969年7月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四班副班长。1969年8月13日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0、景长雄烈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井冈山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4月，贫农成份，1968年3月入伍，1969年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1、王明远烈士：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人，生于1936年1月，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62年10月入伍，塔城军分区翻译。1969年8月13日本是留守人员，追赶巡逻组，成为巡逻组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2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图为在铁列克提事件中指挥解放军还击苏军，最后阵亡的边防连连长范进忠与其子合影。)

        12、李建烈士：河南省洛阳滦川县三川公社人，生于1945年5月，贫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班长。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负责人，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年，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3、温炳林烈士：河北省人，1943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出身中农，文化程度中专，1961年8月入伍，中共党员，1966年3月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任摄像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像记者，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壮烈牺牲，终年26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4、王一兵烈士：河南省郑州市人，生于1939年8月30日，新华社摄影部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影记者，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0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5、余长安烈士：河南省洛阳滦川县白狮公社人，生于1945年10月，贫农成份，1966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三班副班长。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6、张积礼烈士：甘肃省金昌永昌县东升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1月，贫农成份，1968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铁列克提边防站机枪手。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7、刘遗新（刘宜新）烈士：河南省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0年7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左翼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8、王承贞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1年12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7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9、尹清启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公社慈圣东村人，生于1950年11月，下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成员，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0、王永仁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周庄人，生于1951年7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战士。炊事员王永仁看到有战斗任务，就积极要求参加战斗。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该阵地成员，该高地牺牲，牺牲后还手握钢枪，终年18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1、杨政林（杨振林）烈士：新疆阜康县天山公社人，家庭系小手工业者，生于1944年6月，1962年8月入伍，1964年10月入党，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排长，临战前提一连代理副连长。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两个阵地的指挥，伏该阵地，两处负伤坚持战斗，转另外阵地途中牺牲（正式说法是在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生命垂危时还鼓励战士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而战。终年25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图为李连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上海市人，1956年5月入伍，公映的珍宝岛战斗系列片摄影人员之一，1969年8月13日随解放军部队巡逻时，遭苏军袭击。战斗中，英勇奋战，牺牲，时年34岁。经新疆军区授予烈士称号并追记一等功。)

        22、范进忠烈士：甘肃省天水秦安县莲花公社人，生于1939年4月，1957年12月入党，1958年3月入伍，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一连连长。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指挥，带队增援无名高地，通过开阔地带时，被苏军密集火力拦阻，因地形不利，范进忠胸部中弹后昏倒，苏醒后叫战士快去支援无名高地上的战友，壮烈牺牲。终年30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23、丁西年烈士：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胜利公社大寨人，贫农成份，生于1946年2月，1968年3月入伍，铁列克提边防站机枪手。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4、袁国振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孔楼人，贫农成份，生于1948年3月，1966年5月入党，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给养员，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5、贺宗义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人，生于1949年11月，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塔城军分区304边防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6、李天高烈士：四川人重庆市北倍区人，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塔城军分区骑兵营六班长。1969年8月13日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伤危，医院没抢救成功死亡。 

       27、杨世怀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佰岗公社贺大庙大队人，生于1949年5月，贫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8、张克志烈士：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后台人，生于1948年5月，下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战士。1969年8月13日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9、李瑞增烈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李元公社李庄人，生于1950年，中农成份，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塔城军分区卫生员。1969年8月13日北掩护组成员，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编后语

多少年过去，参战幸存者对战场的位置均说知道大概，但在边防站的什么方向和位置都说不清楚。他们是那天0时后出发，深夜间攀爬崎岖山路于五点半而到达指定位置。参战人员很少的是老站人员，绝大多数是50天前、20天前和8月12日下午才集中到铁列克提的新兵，甚至在阵地上趴在身边的还叫不出名字，许多牺牲的烈士才十七、八岁。

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年初，原有领导和干部撤的撤、调的调；战士大复员，甚至在战场上顽强拼搏荣立二等功、三等功的部分战士，连入党还没来及就退伍回原籍了。加之时间太久，上了年纪，对曾经流血玩命的战场在图上的哪个位置，不知道所以然。

但历史记住了这一切，祖国记住了这一切，鲜血染红的疆土记住了他们！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战无不胜的军队，更没有常胜的官兵。铁列克提之战我军虽败犹荣，20多人以轻武器抗击直升机、坦克、装甲车武装的300余人的侵略者，三个小时，打退敌人三次冲锋，英雄之壮烈已示人间，威武与顽强已震环宇，试看当今世界，谁人敢与我军试比高？

参考资料:

1、1969.08.14《人民日报》报道

1969年8月《人民日报》对铁列克提事件的报道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侵入我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我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969.08.14)

2、新华社十三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八月十三日召回我国驻苏联大使，对苏联政府指使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数百人，蓄意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挑起新的流血事件，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提出强烈抗议。照会指出事态正在发展中，要求苏联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照会全文如下:
苏联驻华大使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苏联方面出动直升飞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两公里，无端地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并向中国边防巡逻人员进逼包围。中国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于北京

3、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冰点下的对峙》

4、《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2期《国防大学教授揭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

5、《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3期《解放后我国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回顾和总结)

6、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