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粮票的故事

草地

　　

至所以至今还留存有40年前炙手可热的全国、全省通用粮票 ，是因为我打小受饥挨饿怕了，备以万不得已之用。岂料想，这个"万不得已"再也没有出现过。

出生于贫苦山村贫穷家庭的我，经历过1958至1961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每日所吃的食物都是大米、麸皮、瓜菜混合的稀粥或稀糊，捧到嘴边那是"一吹三条浪，一喝九条沟" ，每餐的碗筷被 舔的干干净净，无须洗涤。俗话说，"一餐不饱，等于活埋" 何况我小时候忍饥挨饿达十余年之久，那滋味岂止是用"活埋"来形容？！更有甚者是遇上连续40多天的断炊，除其间遇春节，供应两斤大米外，不见一粒粮食。为了活命，一家人不得不挖回观音土回来（其实就是白色泥巴）与老糠相拌做成粑，放到没油的红锅里煎"熟"拿来充饥，那东西免强吃下去，却拉不出来，说不出的痛苦。母亲为保我的小命能存活下来，总是尽她的最大的所能，弄点野菜（那个年代挨饿的人多，更何况当时正处冬末春初之际，野菜特别难寻找）单独弄给我吃。

　　也记不清是196几年起至70年代末，虽然不用吃观音土与老糠，但因我家劳动力少且弱，工分粮少之又少，每人每月从生产队称回的仅是基本口粮，每日总是吃了上顿盼下顿，长期处于挨饿状态。肚子里没有油水，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我非常能吃。记得十五六岁时在红旗铁矿搞副业的一个雨天，工友中有人赌我吃两斤四两米的大米饭，堆堆的三大海碗，我竟然全吃了下去，赌我吃饭的工友因此难过好几天。从此我能吃的名声在毛坦大队，那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后来的日子里，每逢挑水库、修公路吃食堂，炊事员打饭时当着大家伙的面总要多加给我一锅铲拐，竟然也没人眼红提意见。每每想起，总是从内心里感谢各位父老乡亲待我的宽宏大度与包容！其实那个年代人人都在忍受饥饿。

　　上世纪的1977年9月，我被省内一家农业专科学校录取，在当时我所住居的自然村（现贵池区梅村镇檀林村前边村民组），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上大学的，全生产队社员都为我高兴。缘于我曾经创下过一顿吃下两斤四两米饭的记录，在我办理粮油关系迁移前，生产队长在一次社员会上说，过两天大黑子（我的小名）就要上学去了，听说学校供应粮一月只36斤，这伢饭量大，平均每天只有一斤二两，他哪能吃得饱？生产队补贴他点粮食，弥补他在校每日三餐的不足。不想队长的提议得到与会社员的一致同意。在那粮食紧缺年代，生产队无条件地照顾补贴我稻谷200斤（折成大米是140斤），父老乡亲的厚爱，着实让我（包括我一家人）激动不已，刻骨铭心！久久难忘！

　　为了携带的方便，我将粮食挑到公社粮站兑换成粮票，其中多数是本省通用的，只有及少部分是全国通用粮票，这在当时显得尤为珍贵。为了细水长流，在校的两年里，我就将这140斤粮票，在学校供应的基础上每日添上3－5两。好多同学对我的这种"特殊待遇"羡慕非常。最后剩下30来斤，我怎么也不舍得再吃它，总想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动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责任田联产的到户，杂交水稻产量大幅提高、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人们一度视之珍贵的粮票也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我那几十斤粮票就这样被留存了下来。直至今天，我一直为自己没能力回报家乡、回报父老乡亲甚感惭愧！唯有将这份真情深深地珍藏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