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难忘的知青岁月</h1><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h1> 作者:米山</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题记】</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有人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技术性考虑,也有驱散不稳定因素的非技术性谋略,是“文革”内乱极左的产物。这场运动,使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有人说:“知青是一部史诗,凄美凝重,婉转跌宕。知青是一种精神,百折不挠,任由风浪。这场知青运动,最大收获是学会了吃苦耐劳,坚强无畏,踏实和奉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岳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片热土,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青春岁月。我们是1969年3月,到岳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四川南充知青。在广阔天地练红心的蹉跎岁月,有我们的激情、有我们洒下的热汗、有我们的凄美凝重,有我们的人生第一次历练;更有老乡们,在自身非常艰辛与贫困的煎熬中,给与我们力所能及的照顾与莫大的关心,教会我们吃苦耐劳,坚强无畏,踏实和奉献……在我们的心田中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感激。</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往昔的岁月已成记忆,插过队的人们,谁也无法抹去曾经有过的生活,谁也难以释怀伴随青春走过的人生履历。随着一代人历史的翻过,知青生活已变为一些老人心中抹不去的历史,不会轻易提起,也不会轻易忘记……</h1><p class="ql-block"><br></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20px;">(一)、告别果城 </span></p><p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h1> 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与共和国同岁。该长身体时、遇到国家三年自然灾害;该升学时、遇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该工作时、遇到上 山下乡;该谈婚论嫁时、遇到晚婚和独生子女政策;该可持续发展时、遇到企业改制。我当过知青、勘探工人、上过大学、做过教师。我人生中经历的许多人和事,至今难以忘怀,回味无穷。 </h1><p><br></p><p> <span style="font-size: 20px;">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我所在的川北的一个小城市,在主席指示发出第二年初才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我当时十九岁,是初六六级的。我们学校的城市同学全部住校,户口都在学校,学校的一切都由军宣队主宰。1969年3月军代表在师范学校(现教院)给停课闹革命近三年的学生,召开了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后,同学们纷纷两人或叁人自由组合成下乡知青小组,我和同班的好友新民同学组成一组。动员大会一周内,不论愿不愿意下乡的同学,学校采取强迁户口,一锅端的作法、形成下乡一遍红。就这样,我们自愿或不自愿的都成了插队落户知青。说实话,我们当时对于为什么要下乡,下乡去干什么?一概不知,心中无数,毫无准备。在我们即将告别家乡,启程到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前一天,我的同组知青新民同学突发急性阑尾炎,需开刀住院治疗。我到专区医院看望他时,他对我说:“兄弟,只有你一人先去了哟。”我说:“你好好治疗,我去打前站,你病好了再来。”</span></p><p><br></p><h1> </h1><h1> 1969年3月26日将永远铭记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上千名知青、一大早,就从各自的家中带着简单的行装聚集在市人民广场(今环形商场),参加市知青安置办在广场举行的出发誓师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大红的标语铺天盖地。当知青代表在主席台上,满腔激情地宣读完,用豪言壮语编织成的决心书后,车头扎着大红花,车身两边贴着大红标语,满载着下乡知青的三十多辆“解放牌”敞篷大卡车缓缓启动时,家长和亲朋好友,都紧跟着汽车不断地挥手、不停地叮嘱。广场里的锣鼓声、口号声、广播声、喇叭声、哭泣声、再见声、交汇在一起,不知是喜还是悲。</h1><p><br></p><h1> </h1><h1> 我们下乡的知青,一个公社的知青共坐一辆车,每车由一位军代表和一名老师带队护送。我们是到号称“银岳池”(因产白大米而得名)的岳池县插队,接受再教育。我坐的车在车队的中间,当晌午,我们路过县城时,汽车一啸而过,在离县城10多里的地方才停下,后得知,因前面的车在县城停下来方便休息时,下乡知青与当地的“土天棒”(实为文革中的造反派)康八娃、小毛娃等发生了摩擦殴斗。同学们狼吞虎咽的吃干粮,解决了午餐。下午两点过,汽车终于把我们拉到了插队的岳池县中和公社。这时,公社早已把有接收知青的生产队队长、贫下中农代表通知到了公社。在公社会议室,公社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会。公社领导、贫下中农代表讲话后,军代表和带队老师要我代表知青表决心,血气方刚的我,口号式的高吼着:“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h1><p><br></p>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二)、插队中和</h1><p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h1> 欢迎会后,公社知青安置办的领导宣布了知青插队名单和落户的生产队,我被安在中和公社四大队一小队。我与来接我的队长、会计对号入座后,离开了公社前往生产队。队长和会计各挑了一副箩筐(他们以为是接两个知青),因我东西太少,只有一个“知青箱子”和一个被褥。(大多数知青同学,都用百货木板包装箱,在箱内糊上白纸、外面加一把明锁而制作成为知青箱子)。箱内装了点衣裤,几本书、纸、笔、一瓶红岩牌蓝墨水、一把干面、小半瓶猪油。会计只好将箩筐一头放箱子,一头放被褥再加两块石头(保持两头平衡)挑着我的全部家当向生产队前行。 </h1><p><br></p><h1> 我们生产队在渠江边,离公社五里地。一路上,队长给我讲述着队上的情况:队上有多少人、有几个地主、富农,有多少挑田(他们把亩折算成挑)、有多少亩地、全年收成多少、交公粮(称为爱国粮)多少,人多地少、条件差等等。对于城市长大的我来说好象在听天书。翻过几个丘陵,队长指着河边岸上山梁上的茅草房对我说:“那就是队上的保管室,因你们的知青安置费(当时国家给每个知青的安置费是500元)在公社,没拿给生产队,我们就没法给知青建房,只好把队上的保管室隔一间做为你的住房。”踏入生产队的土地,队长和会计直接领我到我接受再教育的新家。正忙于在秧田育秧的十几个农民,看见队长领回来了知青,他们立马从田里爬上田坎,拖泥带水,捞袖卷裤,急奔我而来。农民们嘻嘻哈哈,左看右看;小孩们躲躲闪闪;大妈大娘们问长问短。一阵寒暄之后,队长对我说:“你现在就是我们队里人了,有啥困难尽管说,以后相处的日子还多”。</h1><p><br></p><h1> </h1><h1> 队长和农民与我告别后,我走进房内,平眼望去一眼尽收。屋内只有一张用竹篾条将几根弯树棒捆扎成的一间床,房顶铺盖着谷草,并己隙牙漏缝,墙壁是竹篱笆墙,还大洞小眼,房外用一个烂箩筐糊上稀泥做了一个灶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凉了半截,深感孤独和凄凉。这时,我的肚子在“闹革命”,咕咕直响。我想煮点我妈给我装在箱子里的干面吃,一看无柴无火,无锅无水,只好作罢,饿着肚子卷着身子上床睡觉。睡在床上,听见了渠江哗哗的水流声和破墙而入的风声,睁眼从房顶透过房屋草盖可见天上闪烁的星星,这一夜是凄凉的一夜,更是艰熬的一夜。</h1><p><br></p><h1> 好不容易熬到天明,突然听到急促地敲门声,我合衣而起,打开房门,看见是本公社三位同校的知青同学。大家彼此诉说,发着感叹……他们说:“走!我们去看看其他同学的情况”。我关上门,不辞而别与同学们串队去了。</h1><p><br></p>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三) 知青现象</h1><p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h1> 特殊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特别的道路,在这条特别道路开始之初,我们幼稚无知,不知所措。在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也没有老师和家长管教的知青,下乡之初最散漫、最不安、最无助。留下了特别的知青现象:</h1><p><br></p><h1> 【串队】</h1><p><br></p><h1> 就是插队知青之间的串联。</h1><p><br></p><h1> “天下知青都一家,走遍乡村都不怕。”同是背井离乡的知青,他们有着共同的境遇、共同的感受、共同的语言……知青之间不论认识与否,不论是男是女都会相互接待。知青串队几乎都是徒步,有的是有目的串队,有的是走到那里黑就在那里歇,无目的游历式地串队。其串队空间,有跨大队、跨公社、跨区的串队,还有跨县的串队。大多数知青都有着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串队。插队知青的串队在下乡之初达到高峰,三个月的供应粮吃完之后逐渐消退。</h1><p><br></p><h1> 知青串队不可否认有着消极的一面,但它有利于知青之间加强了解、勾通信息、释放牢骚;同时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能,熟知和了解了乡土人情和农村的现状,对知青后来能安心农村,接受再教育有一定的作用。</h1><p><br></p><h1> 【赶场】</h1><p><br></p><h1> 就是赶集,进行物资交流。</h1><p><br></p><h1> 我国农村有逢阴历一、四、七,或二、五、八,或三、六、九,赶场的习俗。知青最喜欢赶场,开初几乎是本公社的场,场场必赶。一到赶场天,知青都会到场上去,要么在场上的理发店、要么在馆子旁、要么在公社门口逐渐集结,形成了场上一道亮丽的知青风景线。知青赶场除有时到邮局发发信件,到打磨房打点米面,到公社办公室打听点情况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一起吹牛打闹,天南海北散打闲聊。知青还不时的在场上东看西瞧,喊这叫那,指指点点,评头论足。</h1><p><br></p><h1> 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个小偷,左手拿一件衣服(作遮掩),右手正用一个长夹子,刚夹出一个老农放在衣服包里用手帕包裹好的几十元卖猪的钱。知青们大喊一声:“抓贼!”小偷听见知青的喊声丢下钱包慌忙逃跑,知青们边喊边追,跑到场边捉住小偷,知青们拳打脚踢把小偷打翻在地。小偷跪在地上不停的叩头求饶,并不断地说:“知青爷爷 ,求求你们饶了我嘛。”打红眼的知青那肯饶他,来了一个苏琴背剑,将小偷双手反绑,押到被偷的老农面前。老农对帮他捉住小偷的知青感激万分地说:“我老婆病了,住院开刀急需钱,我把自己喂的窝子猪卖了换成钱,拿去医病。不是你们我不晓得咋办?”说着说着老农泪流满面。知青见此情景,一把抓起小偷按跪在老农面前。小偷又在老农面前不停的叩头求饶。最后知青把小偷押送到公社,交给治保主任,围观的群众拍手叫好。这以后小偷们再也不敢在赶场天到我们公社场上来行窃了。</h1><p><br></p><h1> 知青赶场,实际上是自我意识的表现,也是聚集开心,互通信息,联络情感的平台。</h1><p><br></p><h1> 【智力吃饭法】</h1><p><br></p><h1> 是指串队知青共同吃大锅饭的吃法。</h1><p><br></p><h1> 下乡知青年当时正处于年轻气旺,胃口特好,(据说有知青一顿可吃十来个馒头)加之长期无油荤,处于半饥饿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青在一起共同抢饭吃,更会增加食欲和海量。同学来串队,东道主知青煮一大锅放了点盐巴的稀饭。开饭时,有心机,耍小聪明的知青,先看看有几个人吃,锅里的饭有多少,每人大概舀得到几碗,做到心中有数。如每人只能舀得到一碗多,他就先舀大半碗快速的吃,等舀满一碗的知青还没吃完时,他又己经舀上了满满的第二碗,再慢慢的吃,当吃完第一碗饭的知青去舀第二碗时,锅底已朝天,无饭可舀了。就这样,他比其他知青多吃了大半碗饭。如煮的肉稀饭,(从家里带来的肥盐肉或肥腊肉)他就轻轻的从饭的上面舀(因肥肉要浮在稀饭上面),如只是煮的光稀饭,他就重重的海底捞月式的从下面舀。有知青将此种吃饭法,戏称为“黄金分割吃饭法”或叫“智力吃饭法”。</h1><p><br></p><h1> 知青吃大锅饭谁烧火、谁煮饭、谁洗锅碗,都用打牌的胜负或用剪刀石头布的叮当的输赢来决定。</h1><p><br></p><h1> 【跳丰收舞】</h1><p><br></p><h1> 就是知青顺手牵羊摘取农民地里瓜果蔬菜,偷鸡摸狗的行为,知青把它称之为“跳丰收舞”,也叫“打秋风”。</h1><p><br></p><h1> 在使用粮票、肉票、布票的票证时代,物资生活极其贫乏,生活的艰辛难以言表,知青偶尔跳点丰收舞也在所难免。知青跳丰收舞,是三、五成群的知青,在无外人看见的情况下,将其他生产队田角地边,长成熟了的瓜果蔬菜顺手摘取。</h1><p><br></p><h1> 下乡修地球半年,有一天下雨,生产队没出工,两个男知青到邻近的知青组去串队,见一只老母鸡正在知青屋外躲雨。己几个月没见过油水的男知青顿生“歹念”,用一把谷子把老母鸡引进知青屋里,又采取“诱鸡深入”,用小节竹子把一个背笼衬起并在背笼内放了一些谷子,老母鸡刚入笼吃谷子,只见一男知青飞快地盖下背笼,伸手就一把将母鸡头扭住,母鸡还来不及叫唤,男知青快速地将鸡装进背的黄挎包内,迅速地“战略转移”到另一组知青那儿去炖鸡吃。</h1><p><br></p><h1> 知青跳丰收舞虽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有恶作剧的成份,回想起来深感内疚和忏悔。</h1><p><br></p><h1> 【知青歌曲】</h1><p><br></p><h1> 我们下乡时,文艺娱乐除八个样板戏外几乎别无它样。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的条件,也需要精神娱乐的充实。空虚的知青下乡后,在参加生产队修地球的劳作之余,为打精神牙祭,释放情绪,调节气氛、寻求欢乐,寄托希望,在知青群体中唱响了“知青歌曲”,并漫延成风。</h1><p><br></p><h1> 知青歌曲大体分为四大类:一类是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卡秋莎》等;一类是革命歌曲,如《抬头望见北斗星》、《打耙归来》等;一类是改动歌曲,如将《我们走在大路上》改为《我们走在田坎上》等;一类是自创歌曲,如《知青之歌》等。</h1><p><br></p><h1> 知青歌曲的传唱全是自发的,有时在夜幕降临时,同组知青坐在小河边、或山岩上、竹林下独自清唱,悠扬的歌声拔动心弦。有时有串队的知青来访,晚饭后,三、五成群的知青,就在知青屋内原生态的合唱,美妙的歌声飘向窗外,回荡在田野里。有时同路而行的知青,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无伴奏的轮唱、齐唱、合唱,一路欢唱一路歌。</h1><p><br></p><h1> 知青歌曲,时值今日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是青春的火把,点燃我们的激情。</h1><p><br></p> <h3></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font-size: 20px;">(四)、绝食相助</span><br></h3>
<h1> 串队半月之后,我不得不又重新回到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于无生活自力能力的我们来说,不仅五谷不分(把麦苗当韭菜),也不懂时令节气和栽秧打谷、犁田打耙、褥秧除草、播种施肥等农活,更不明白打成记分(也就是量化评工分)。接受再教育刚开始时,队里安排我同半劳动力的妇女做一些农活,对看似简单的体力农活,我却洋相百出。播种挖窝:我总是挖不直,歪歪扭扭,搞错行距。农民笑着说:“看来我们大老粗是最会写一字的人”。欠干田:我把锄头紧握,捞得高高的,总是欠不碎泥块,而且满头大汗,双手打出血泡。农民教我双手怎样握锄和挖地欠土的要领和方法,还说:“多打几次血泡,只要血泡上长上老茧就好了”。裁秧时:我动作笨笜,农民又手把手教我,如何分秧、插秧。耨秧时:农民又教我脚应怎样在秧苗中划动,如何识别稗子等。记得我在耨秧时,秧田里的蚂蝗爬上我的大腿,叮吸在我的光腿上,被叮处流出鲜血,我就弯身一把抓住蚂蝗,使劲往外扯。农民大妈大娘见后,叫我不要使劲扯,大妈走到我的身边,弯下腰,一只手抓住叮吸在我腿上的蚂蝗的尾部,一只手轻轻的拍打着叮吸在我大腿上的蚂蝗的头部,一会儿,蚂蝗就取出来了。农民朋友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h1>
<h1> 正当我开始学农活、干农活的时候。有一天,插队在另外一个公社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同校知青同学,来到我的队上找到我,他们对我说:“我们班某某同学,他们一组两人分在华蓥山半山腰,单家独户,极其凄惨”,“那里还有土匪出没(实为盗贼)”。叫我与他们四人一起去某某同学的高兴公社帮他们调队下山。我听后,出于对知青的同情,同学间的友情,不加思索的答应了。关上我的知青房门,又一次不辞而别,与同学们匆匆地上路了。</h1>
<h1> 下午三点过,我们五位同学到了公社,在公社办公室找到公社领导,恳求他们把某某组知青调到山下来,并七嘴八舌地阐述着调队的理由。公社干部根本没把知青小人物放在眼里……激怒了无助的知青,有一个同学突然宣布:“我们绝食”。我们五位知青就这样开始了在公社办公室长达三天三夜无声的诉求。绝食的第二天,各方人马对我们进行劝说、公社食堂送来了诱惑的饭菜、赤足医生在保温桶内兑好了葡萄糖开水,这一切的一切,都动摇不了我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我们仍无声的绝食着。绝食的第三天,我们真是饥寒交迫,体力不支了,肚子唱着“饿龙岗”,心中还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这无声的绝食惊动了县、市知青安置办的主要领导,在他们的干预和指示下,第三天下午,公社答应了我们调队的请求,同意把某某同学这组知青调到山下生产队。我们知青小人物用“饥饿疗法”,给官僚主义者上了一课。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h1><h3></h3>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五)、调队普安</h1><p style="text-align: center;"><br></p><h1> 下乡两个多月之后,与我同组的知青新民同学病痊愈来到生产队,他看见我们的知青屋和生产队的条件,对我说“我们调到班上某某同学他们公社去。”我因两次不辞而别,深感公社和生产队对我的印象不好,赞同了他调队的想法。我对他说:“调队是很难的哟”。他说:“我的关系还没办到生产队,可能问题不大。”通过朋友的帮助和我们的努力,县知青安置办同意了我们调队的请求。</h1><p><br></p><h1> 告别了最初插队的生产队,我们来到了调队的普安公社,公社知青安置办把我们安置到十六大队四小队。我们新插队落户的普安公社,古名叫“余家场”,是吴雪(原文化部副部长)的故乡,也是电影《抓壮丁》的外境拍摄地。公社共安置有42名知青,全是我们同校同学。我们生产队的地名是远近闻名的“斑竹园”。因“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办公共食堂,斑竹园的斑竹和树木被砍光了,现已名不符实。</h1><p><br></p><h1> 十六大队的书记姓唐,当过兵,身材高大魁悟,是公社党委委员。他在公社来接我们到生产队的路上,非常健谈,话语中时偶还冒出几句“川普”。深感唐书记见多识广,和蔼友善。他把我们带到生产队,这时队长和农民社员,已在村头迎接我们的到来。我们的队长姓吴,四十开外,中等个子,话语不多,朴实本分。吴队长语气平和的对我们说:“大队长前几天才告诉我,我们队要安知青,还来不及给你们修房子,你们就暂住到吴大爷家”。队长把我们带到吴大爷家的院坝前,我们看见吴大爷黝黑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他站在院坝中央笑哈哈地迎接着我们,他的老伴和女儿,马上把我们的知青箱子搬到早已打扫干净的房内。吴大爷的家是一通典型的老式川北民居木结构瓦房,房前是一个大院坝,院坝前方栽有桃树和一棵较大的老柑子树,正房的屋檐下还养有两箱蜜蜂,走道上安放着一副较大的手推石磨,厢房走道上整齐的放着各种农具,房后栽有几窝茂盛的竹子。吴大爷是标本式的中国农民,他家共六口人,养有三女一儿。大女儿是村上小学的代课教师,爱人是国防工厂职工,二女儿出嫁他乡。吴大爷的一家在当时生产队,乃至整个公社都算条件最好。我暗暗的为我们能遇到这样好的干部,这样朴实的农民,这样善 良的老乡感到庆幸。</h1><p> </p><p style="text-align: center;">(请继续阅读《难忘的知青岁月》(下)</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