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font color="#ff8a00"><b>每年到这个曾经加入便终身难忘的节日</b></font></h3><h3><font color="#ff8a00"><b>总不免会引起种种回忆,种种联想……<br>总不免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br>然而无论说什么,做什么,</b></font></h3><h3><font color="#ff8a00"><b>相对所有当兵的经历,都是那么的苍白……<br>当兵,对有的人是青春;</b></font></h3><h3><font color="#ff8a00"><b>对有的人是终生……</b></font><br><br></h3> <h5> 爸爸海军 我陆军 弟弟空军 并非刻意,碰巧了就是这样的</h5> <h3> 这些年时兴起了家族文化——姓氏家族史,家谱,家风……不一而足。</h3><h3> 也是, 树有根,水有源;人有祖,要知渊源。一个家族文化的载体对于一个家族和子孙后代的命运是极其重要的。于是也不免扳扳手指头想来……自己也大吃一惊——这个家族谱系中竟然已经有五代从军的人。<br><br> 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原生家族一样,我的父系母系家族都起源于农民,如果世道太平,或许会如同很多人家一样,成其为“耕读传家”。然而百余年来国家民族的沧桑巨变,时代风云的跌宕起伏,使得大多数中国传统家族主动或被动的发生了嬗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后,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拐点。<br><br></h3><h5> (我是个非常粗放大条的人,少小离家,复员后又常年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亲戚们分居全国各地,有的见过,有的没有见过;说句难为情的话,有的后来改了名字,不按照家谱排序我都不知道该称呼什么。更弄不清是哪支哪房的。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们碰在一起,报了生辰年月,才知道谁大谁小。仓促间思捋了一下记忆,肯定多有遗漏或误断,恭请各地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们指正)</h5> <b>第一代从军者</b> <span style="color: inherit;"> 沈维岳(妈妈的叔公,遗憾的是我没有他的照片)</span><br> <h3>(摘自【抗战人物传】东疆儿女)<br><br> 沈维岳(1899~1989),启东北新人。1925年经季方(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介绍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受周恩来、恽代英的影响,倾向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参加北伐、先后任政治宣传员,连指导员、营指导员等职。<br>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启东,任启东县公安队队长,因掩护共产党员顾南洲被革职。<br> 1930年春在上海参加邓演达组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积极从事反帝反蒋活动。1931年8月被捕入狱。3个月后经宋庆龄营救出狱。之后到19路军工作,翌年参加淞沪抗战,因蒋介石对19路军抗战不积极支持,使其更加深对蒋的反感,逐渐向共产党立场转变。<br> 抗战爆发后,沈维岳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5月与另一民主人士施方白,长途跋涉数千里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三次接见。临别时,毛泽东给他们题词:“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施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并指示他们,回到家乡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在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沈维岳遂于1938年底到上海,找到“华东人民武装抗日委员会”,受派遣回到启东,召集南通、崇明、海门、启东抗日指挥部一支队三大队的失散人员及陆洲舫旧部,成立启东人民抗日自卫总队,沈维岳任副总队长。193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抗战支队二总队副队长。<br> 1940年11月,新四军东进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后;沈维岳任四分区抗日军政干校教育长。1941年12月--1943年1月,任海启行署、海启崇行署、东南行署副主任兼启东县长,1943年2--3月任东南行署副主任,为组织抗日武装,特别是启海建立抗日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br> 1943年4月,反“清乡”斗争前调离启海。历任华中九分区军政干校副校长、山东渤海公学教导主任,两广纵队教导总队军教主任,三野训练一团团长等职,为提高人民军队政治、军事素质,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夺取全国胜利再作贡献。<br>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在南京市公安局,上海市劳动生产管理局,南通市委统战部,政协南通市委员会担任过领导职务。<br> 晚年,他十分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希望通过各种联系工作促使台湾国民党当局顺应历史潮流,顺乎民心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为祖国建设事业而共同努力。<br><br> (沈维岳另有两位同辈兄弟,一位沈维载在4.12大屠杀中牺牲,另一位在解放前夕舟山起义中牺牲。妈妈92岁高龄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br></h3> <h3><b>第二代军人</b></h3> <h3><font color="#010101">沈载 (沈汝舟)</font></h3> <h3> 外公的哥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期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除名,回到启东老家参加了新四军土改工作队,并在抗日民主政府中担任财粮主任。解放后在农场系统工作,多地转辗后定居南京。<br> 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敌后工作;敌伪扫荡有人告密,沈家祖宅被拆去修炮楼,全家流离失所。江南水乡,没有崇山峻岭的掩护,没有地道暗壕藏身,也没有大湖芦荡转移,他只能不停地辗转在较可靠的群众家,哪家也不能长住,一旦被发现就会被连累杀头。几十年后,当年掩护他居住过的那家人家的外孙女成了我的弟媳妇;这是后话了。<br></h3><div><br></div> 沙秀山<br> 外婆的弟弟 <h3> 抗战时期坚持敌后根据地工作,曾经通过转运站把我妈妈送到新四军。也是通过各个转运站寻找、帮助流离失所的抗属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离休后回到江苏如东。<br></h3><div><br></div> <h3><b>第三代军人</b></h3> <h3><b>大姨家的军人</b></h3> <h5><font color="#ff8a00"> 八一勋章(参加红军达到一定级别的)<br> 独立自由勋章(参加抗日战争达到一定级别的)<br> 解放勋章 (参加解放战争达到一定级别的)</font></h5> <h3> 大姨 黎光(沈美贞) 华中军区司令部情报科电台报务员。1948年随华野四纵参加了开封战役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时是三野四纵司令部电台报务员,随七兵团从安徽庐江一带渡江直下宣城。1955年转业到杭州电信局工会副主席。<br><br> 大姨夫 潘醒民 依稀记得儿时去大姨夫家,那时四平路周边还是广阔的菜地,他们居住的营区虽然有院墙和绿树,但那两排绿瓦黄墙小楼仍然非常醒目,太阳光一照,绿色的琉璃瓦闪闪发光,老远就能看见。但他们家里是什么样的却完全记不得了,虽然大姨夫是家族中军衔最高的;但那时军官家里都是部队统一配备的营具,大同小异谁家都差不多。倒是他家对面的空四军司令部大院留下深刻印象,门岗戒备森严,树木森森,一眼望去看不见一所房子,连冬青树都像刀切的一般齐。所有的军人真的两人成行,三人成列,标准步伐都像是在走队列。我也算是部队大院长大的,海、陆、空军大院都见过,还真少见像这样正规和严肃的。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时,样样要求争第一,内务环境全军一流真不是吹的。<br> 大姨家四个儿子,两个表弟当过兵。<br> 大姨夫今年百岁寿诞。遥祝福寿安康。<br><br></h3> <h3><b>二姨妈家的军人</b></h3> <h3> 二姨妈 沈凤珍是三野十一纵队的电台报务员,渡江战役被编入第一梯队,在靖江抢渡长江,她是首批渡江部队中仅有的几个女兵之一。</h3> <h3><font color="#010101"> 二姨妈沈凤珍15岁在学校入党,并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学联主席。参军后数次立功。转业后在南京军区通信处6902厂当人事科长。“文革”中有人以“15岁怎能入党”为由诬蔑她为“假党员”。不懂得历史的人,也误认她是假党员,使她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打击。</font></h3> <p> 二姨夫龚宝康1948年就是我军的一位团级干部,解放后是南京军区通信兵部的机务主任。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发生了我党隐蔽战线的潘汉年、扬帆等被打成“汉奸”、“特务”、“反革命”的冤案。龚宝康的哥哥龚宝仁曾在潘、扬领导下开展上海地下党工作,“文革”中,潘、扬冤案把龚宝康也卷了进去。在各种批判和斗争的折磨打击下,1975年10月二姨夫龚宝康去世。</p><p> 二姨妈家四子一女,两位表哥是铁道兵一师的。二姨妈的一个孙子也是军人。<br></p><p><br></p> <h3><b>我家的军人</b></h3> <h3> 我爸我妈都是新四军一师粟裕的部下,因为有中学文化程度而进了医训队。新四军北撤后,我爸和伤员留在了敌后,就有了诸多比奇葩抗日剧更传奇的真实故事。老年后,逢年过节儿女孙辈聚齐他必开讲粟裕……被儿女们戏谑“革命战争后遗症”……只有我那几位古灵精怪的上海兵战友偶尔来探望他,迎合着他装萌卖傻听故事,老爷子能乐呵一星期。<br> 粟裕善战,重在带兵。号称打仗不落下一个伤员,妈妈所在的野战医院往往都是天将黑了上阵地,看得见,就死者伤者都抬下;看不见了,就用手摸,还有口气的就抬下。真也想不通,身高刚够一米五,体重不足40公斤的她怎么抬得动伤员?我当兵演习时也抬过担架,那“伤兵”被我们摔的爬起来自己跑了。<br> 妈妈其实是个很胆小的人,一大把年纪了,见了猫狗都会哇哇叫。当年十几岁的瘦小姑娘黑夜里在战场死尸里摸索搜寻伤员,满手血污心惊胆战;于是她想最好有月亮,可是月光下清理战场,死伤者的惨状更像恐怖片。不过那时候的她倒没有吓得哇哇大叫。<br> 妈妈所有的战斗经历就是被所有的敌军追着打,野战医院战斗力弱,又有伤员跑不快,任何敌人只要得到他们的消息就会追上来打。甚至连地主还乡团都敢打他们。于是野战医院只要得到敌人的消息,立马收拾起药品辎重,带上伤员就跑。有一次,她们被敌人一直追到海边,再无退路,还好有两条捕捉黄鱼的海船,她们刚把伤员安顿上船,敌人已追到看得见的距离。渔船立刻撤掉跳板,扬帆起航;剩下的医务人员扑进海水里爬上渔船。然而,掉在最后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护理员,大约是个逃出来的童养媳,没什么文化,只管给伤员喂饭,解大小便之类的工作。于是除了自己的背包她还背着两大串伤病员用的尿壶和搪瓷碗。这些叮叮当当的重物更加妨碍矮小的她跑不快。等她跑进海水里,敌人的子弹已打到船板和她周边的海面,船不能停下来等她,海水很快没过了她的脖子,渔民扔了好几次缆绳,她终于抓到了一根,被拖到船上;呛了不少水的她仍然死死抓着那两串死沉死沉的尿壶和搪瓷碗。<br> 儿时曾问过妈妈: 为什么腿上的血管青青的曲曲弯弯的?妈妈说:那是静脉曲张,打仗的时候跑出来的。<br> 妈妈老了, 终于坐上了轮椅。终于可以看见猫猫狗狗,甚至毛毛虫都哇哇大叫了。<br> 组建新中国海军,除了起义人员,我爸妈恐怕是首批选调进海军的,后来又先后成为新中国首批调干生,分别上了大学。爸爸成为海军科研人员,妈妈转业到了医药单位。<br></h3> <h3><b>小姨妈家的军人</b></h3> <h3> 小姨妈 沈品兰当年为苏南军区司令部电台报务员,后来是铁道兵七师电台的报务主任。抗美援朝入朝参战后是铁道兵司令部通信处的电台台长。战争年代也是多次立功。铁道兵流动性大,小姨妈既便转业后也是不停的搬家调换工作。曾经小姨夫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张半墙大的全国地图,上面有五颗红色的图钉,姨妈姨夫和他们三个女儿各在全国五个省市。曾经有司令部干事向他诉苦夫妻分居。他便敲着地图调侃人家:哎呀呀咯小年轻,你们才有几年啊?你看看我都几十年啦!过年全家说个话都得让总机开会议专线……<br> 到晚年他们终于安顿了下来, 小姨妈离休前是上海邮政总局组织部长,纪委书记。<br> 小姨夫周震也是个极富性格特点的传奇人物。周家到他已经是三代单传, 他的爷爷将他视为珍宝。只要能办到的绝不能给孙子半点委屈,真不亚于现在宠溺的独生子女。江南水乡多河流水塘,不会游泳怕他被淹着;学游泳也怕他被淹着。爷爷就用一根长绳牵在他的腰上,他在水里,爷爷在桥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直到他完全学会游泳。<br> 这样一个家中的宝中宝,竟然也拿枪投入到战争中。十九岁便是当地的武工队长。一次敌人抓了他爷爷和一批抗属来要挟他,他连夜带人赶回村里,抓了全村和镇上所有的敌伪家属绑在树上,放一个人进县城里报信:你不放我的人,我就把你们所有的家属全杀了。就此再没有敌人敢惹他爷爷。<br> 我曾经说他:小姨夫你还是当政委的,怎么不讲政策呢?他瞪着眼睛说:那是打仗!等他把人杀完了,你跟他去讲政策?你晓得那时候什么叫政策?<br> 我心下一直想,按他的性格就不应该当政委,不管是日本鬼子的迫机炮,还是美国鬼子飞机扔炸弹,仗打急了他那一米八的大个子都直挺挺的站着,大声的吼着。于是家族中他受伤是最多的,几块在颈椎骨的碎弹片伴随他终生。战争年代牺牲了五位跟随他的通讯员。<br> 小姨妈三个女儿两个当了兵。</h3> <p> 老姊妹们的聚会</p> <h3><b>二姑妈 二姑夫</b></h3> <h3><b>大舅舅 小舅舅</b></h3> <b>传奇被拍成电影的表舅</b> 倪介祥 (妈妈的姑妈沈汝英的儿子)<br> 人们或许不记得他的名字。但或许还都记得1998年9月10日晚上。虹桥机场那一场紧急迫降。所有市领导都聚集机场会议室,北京直线联通。满满一飞机人呐!如果迫降不成功,那将是一场惨烈空难。<br> 后来,就有了那一部由徐帆,邵兵合演的电影《紧急迫降》<br> 那天晚上紧张的看完电视新闻,一颗心放进肚里准备睡觉了。一会儿电话铃声大作,电话那头妈妈急声大气的嚷嚷:……虹桥机场迫降的机长是你介祥舅舅……我却怎么也不能把这场激烈勇猛的迫降和那个在家里笑眯眯烧饭、汏衣裳的“暖男”舅舅联系在一起。<br> <p> 1961年,16岁的倪介祥成为了长春空军第一预校学生。 毕业后属空军34师专机大队</p><p> 1967年转业,分配到上海的民航第五飞行大队从此便将此身奉献给了中国民航事业,他先后在上海第五飞行大队、北京第一飞行大队、上海5703厂试飞站担任过飞行员,飞过伊尔14、伊尔18、BAe146等机型,累积已有上万小时的飞行时间。<br></p><p><br></p> <p> 摘自当年报道 </p><p> <b>上海虹桥的奇迹迫降,拯救了137人</b><br><br></p><h5> 一个从不想成为英雄的人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然而,这瞬间的闪光绝非可以轻描淡写地用“幸运”一词以蔽之,这是几十年能量积聚、沉淀后的集中释放。</h5><br> <b>重温惊心动魄夜</b><br> 1998年9月10日。当天晚上,东航一架编号为B-2173的MD-11客机执飞MU586航班,从上海飞往北京。飞机起飞后不久,机长倪介祥马上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按照程序要求,在飞机离地后,机组要做的第一个动作是收起落架。但倪介祥完成这个程序后发现起落架的红色警告灯没有熄灭。倪介祥判断,可能是前起落架没有收好。这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返航。<br> 由于不知道前起落架的状态,机组与塔台联系后请求进行一次通场,请地面人员看看起落架放出来没有。300米高度通场,地面人员没有看清;再来一次30米超低空通场,这次看清了:前起落架没有放出来!<br> 在地面指挥室内,几种方案正在迅速地拟订中。迫降之前,机组又采取了3项辅助措施:做45度大幅度盘旋,交叉关1号、3号液压放轮和落地“震轮”。但这些措施均未奏效,看来只有最后一招了——跑道迫降。<br> 倪介祥说:“在完成所有应急放轮程序,也就是该用的招数都用完后,我的头脑里确实闪过‘万一’的念头:老婆身体不好……但仅仅是一闪念,这种情绪稍纵即逝。因为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我是机舱里的主心骨,不能乱。只有保持高度镇静,将一切处置得当,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br> 此时,虹桥机场已停满了消防车、救护车。<br> 5辆机场的消防车倾巢而出,在黑夜中闪着警报灯向跑道疾驰而来,向整个飞机跑道喷洒了阻燃泡沫。机场周边五家医院的救护车也拉着警报向虹桥机场赶来,每个医院都要预留三十多个病床,医院骨干医生被紧急从家中召回,等待救治伤员,瑞金医院的烧伤科顶尖专家也被邀请参与救治。<br> 媒体们闻风而动,几乎在上海的所有国内外通讯社都派出了记者,路透社惊呼:“这将是上海的不眠之夜!”<br> 在现场的上海市领导、东航领导焦急地仰望天空。<br> 在民航总局的值班室里,几位总局领导的心都悬在了嗓子眼。<br> 停机坪一侧站满了民航员工和家属,他们流着泪在心中默默祈祷。<br> 飞机还剩4吨油,倪介祥从容不迫、细致周密地布置完迫降时需要做的一切准备工作,还特意关照机组成员用一下洗手间,以防迫降后受伤。<br> 只有2吨油了!他向塔台呼叫:“我必须马上落地!”<br> 地面人员发出指令:“同意落地!”飞机切入五边,此时时 针指向11时05分,生与死的严峻时刻到来了。<br> 倪介祥提前制订了三项迫降预案:一是机身不能侧,要正对跑道;二是主轮在落地时要尽量与跑道面平稳相切;三是机头在下放时要尽量带杆压住,让它缓慢下放。<br> 在迫降时,飞机所有姿态正如倪介祥预料的那样,不,应该是比预料的更好。失去“前蹄”的巨大机头在轻轻接地后溅起团团火星,飞机又平稳地滑行了700米,然后十分“驯服”地停在了堆积着大量泡沫的跑道上……<br><p></p><p><br></p> 地面人员欢呼着向飞机跑来,乘务员放下紧急滑梯疏散旅客。而倪介祥与平时飞行一样,直到关车,所有的操作程序一个不落,并且不忘将飞机彻底断电,以确保安全。<br> 他最后一个跳下飞机,平静地登上跑道边的面包车。<br> 在这令人永生难忘的时刻,我们看到了崇高心灵的闪光。<br> 当天晚上,倪介祥回到家,换掉湿漉漉的衣服,洗完澡倒头便睡。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飞行部正常上班了。<br><br> 1998年9月10日晚上,倪介祥机组在前起落架放不下来的情况下,在虹桥机场成功迫降,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br> “9•10”迫降后,倪介祥成了名人,到哪儿人们都能认出这位英雄机长。有一次他在美国机场超市购物,收银员看到会员卡上倪介祥的名字后,马上向他比画:“Landing gear!Landing gear!(起落架!起落架!)”倪介祥只是谦虚地答道:“Yes,I am a pilot.(我是一名飞行员。)”<br>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向谦逊、低调的倪介祥并不想张扬此事。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br> 迫降成功后,倪介祥回家看望父母,他在父母面前只字未提迫降之事,父母也始终没有提到这个话题。<br> 倪介祥依然是过去的倪介祥。他说:“我不喜欢背包袱,无论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什么事都要放得下。”他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平平淡淡才是真。<br> 2005年,他光荣退休了,成为一名全职的“家庭主夫”,照顾生病的妻子,打理所有家务。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民航,没有忘记飞行。民航的每一步发展,他都会由衷地喜悦;飞行的每一次事故差错,他都会与其他退休飞行员一起讨论,分析原因。他感叹地说,过去有时要一周甚至两周才能飞一个航班,而现在的飞行员每周都要飞好多班!<br> <h3> 还有早年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堂兄,以及他们的后人在空军,在总参,有些人职位敏感,父亲以避攀附之嫌,从不主动联系来往,我也只和来二军大进修的堂嫂见过一面,没有他们的任何影像和资料,只待以后请家族中知晓的亲戚们搜集了。</h3> <h3><b> 我们是家族中第四代军人</b></h3> <h3> 我们的兄弟姐妹兵</h3> <h3> 大姨家的弟弟,这是同一个人。1980年整编,他从某守备师划归海军陆战队,成为海军陆战队导弹营电台报务员。这么多报务员的家庭总要出个继承人啊</h3> <h3><b>第五代军人</b></h3> <h3> 目前知道的有,大姑家的孙子;二叔家的外孙;二姨妈家的孙子;然而我只有一个人的照片,这是二叔家的外孙</h3> <h3> 好啦!漫漫90余年,一个家族不下30余人投笔从戎;再加上一批没有穿过军装的地方革命干部;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家国之情不可谓不深。哪一个家庭不是战功煌煌,炽情烈烈;每一个人,无论老的小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这一段当兵的历史,都有不能遗忘的精彩篇章。<br> 然而岁月也会磨蚀,早已不是那个经天纬地的时代,我们也不选择把子女再送进那个号称熔炉的军队中去重新锻造。先辈的身影渐渐淡去,那些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的先烈,我们这些亲族竟然记不起他们的名字……我真的扪心问过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成了不肖子孙?繁华与物质是不是也让这样的大家族消损沉沦?<br> 我这个最搞不清家族历史的人,牵强地扯起这一篇,只愿我们中文思隽永的兄弟姐妹们收拾起各家的经典故事,是不是可以出一卷本“兵”书了?但愿这些前辈的辉煌,能给我们的后辈留下一些些自豪,一些些自尊,一些些志气,一些些自立于天地世间的胆气……我相信,在有一天祖国需要军人去鼎立的时候,这个家族依然会站起一排山一样的兄弟姐妹。<br><br><br></h3><h5> (犹豫了一下,还是隐去了大多数人的姓名,想到现在网络文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反正有照片,认识的自然认识,不认识的不与相干)</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