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祖国而战！

郭勇sy

　 1982年夏从地方大学毕业后，当年军队开始从地方大学生征招军官入伍我选择去部队。1983年夏任副连职学员（122名学员中仅二人是副连职学员我和张佐峰）在大连陆军学院四大队二十四队担任副区队长，学习军事理论，学习团及以下的进攻、防御等军事作业和战术。

　　在大连陆军学院获全优学员纪念照。

沈阳军区《前进报》报道了我的事迹。

大连陆军学院24队一个学员班的战友。我在前排右二。

在沈阳家里。

1985年2月，从老山前线回来去16军坦克四师报到时先到16军报到在长春车站。

长白山天池，摄于1986年夏。

1986年在龙山，16军坦克四师。

　1984年夏，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员、刘振华政委、张午副政委等军区首长为我们大连陆军学院赴滇参战干部学员送行。后排右9是我。

后排右四是我。

　大连陆军学院校长肖文泉、李锡文政委、赵树峰副校长等为我们参战学员送行。后排右5是我。记得在陆军学院的动员会上，赵树峰副校长给我们讲的一段话：认真刻苦学习训练，掌握好军事技战术，发挥大连陆军学院学习和训练的成果，做到艺高人胆大。

1984年拍摄的中国河口与越南老街大桥。

　为加强昆明军区对越作战，军委决定从沈阳军区大连陆军学院选派部分经过军校培训的干部学员去昆明军区的一线部队挂职参战。

保家卫国，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在全队第一个志愿报名申请参战获批，报名后告知家人。1984年8月至12月被派到昆明军区部队在麻粟坡老山地区八里河东山参加作战。

出征前，大连陆军学院组织多个教研室教员的班子，对我们参战的干部学员进行了高强度的一个多月特别培训：大体力的锻炼、团以下各种火器的实际实弹操作、各种地雷的布设识别与拆除、各种通讯器材的实际操作使用、防炮防化的动作和设备操作、战伤及毒气的处置及预防等等，以利于我们发挥并掌握战场出现的各种情况。

从大连坐了二天火车到达昆明（火车途径沈阳站时家人去车站为我送行，沈阳军区高克副司令员、大连陆军学院院长肖文泉登上火车看望我们。途经北京站时，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刘凯将军的夫人杨培琴阿姨专程到车站看望我）。

到达昆明后，我们住昆明陆军学院宿舍二天我们继续出操训练。期间昆明军区史副政委看望我们并讲话鼓励我们，昆明军区作战部派人给我们讲了战场情况和态势：越南仗歭前苏联为其撑腰即在边境骚扰我边民又欲在东南亚称霸已出兵柬埔寨，为了打击越南称霸的气焰支援柬埔寨的对越斗争等，我军即在中越边境地区同越军展开边境作战给越南施加压力。

我们沈阳军区大连陆军学院的战友分别被分到前线昆明军区14军各部队。

在昆明二天之后，我们大连陆军学院的战友分别乘卡车去前线各部队。我乘坐的这台部队卡车约有十个战友从昆明向南经弥勒—开远一屏边一河口，行程近二天到达前线部队14军42师126团，过屏边后海拔骤降热浪袭身而来，部队住距河口几公里叫蚂蝗堡的一个华侨农场种满橡胶树的山林中（附近有窄轨铁路通往越南），部队预设防御阵地在河口附近的两个高地。8月份当地天气酷热白天约有40度，晚上也30多度。因为河口以西5公里越军29军（四个师及一个炮兵团）一直没有动作，因此我军42师后撤。我们在河口驻防二十几天后我们这部分学员又转调到麻粟坡的老山地区14军41师123团。

越靠近边境天气越热，海拔较昆明低很多，进入亚热带的边境，路况极差都是工程兵炸出来的盘山路，路面坑洼不平的战时路，炮兵部队的阵地就在路边很多大型火炮就设在盘山路边，距边境十几公里多处山下较平坦的地方（当地人称为坝子的地方）有成片的军用帐篷和车辆。路途中经过79年自卫反击战的几个师、团的烈士陵园，修的很简单土包加上木制的碑。

我被分配到昆明军区14军41师123团1营1炮连挂职副连长参战。

部队给我们每人发放一个战伤急救包：一个防水布封装的沙布三角巾，一管防毒气的解磷针（含注射液的注射器），一小塑料瓶防蚊子药水。

当时规定给我们每月增发边防补贴5元，加战场补贴10元，合计15元。

当时规定阵亡抚恤金2000元。

盘龙江（河）口西侧为松毛岭（当时称为662.6高地）为越军主要进攻方向，东侧为八里河东山，该地区统称老山地区。

　　在云南省麻栗坡八里河东山阵地，左一是我。

中越两国在此地的边界以山脊为界，中国方面都是大山，山脊以南是越南站在山脊看越南基本上是丘陵及平原。

边界的山脊有个口子，东侧是八里河东山，西侧是松毛岭，该地统称老山地区。

我军阵地基本上设在山脊处。

当年我军从德国进口的炮位雷达，越军一旦打炮，炮弹在飞行中炮位雷达即可测算出越军炮阵地的地理座标，我军炮兵即刻设置射击诸元进行面或点覆盖的反击。越军的炮兵基本上是被我军压制的。但越军也有几次较大团规模的进攻行动，小规模的偷袭多一些。

有几次估计是节假日，我军炮兵集群对越军目标进行长时间（约半小时左右）炮火覆盖射击，炮弹在我们阵地上空飞过，大地在颤动，声音震耳。因在山地作战当时我军炮兵群主要是152加榴炮、160重型迫击炮。因在军校学习过：200克TNT炸药即可炸断铁轨，3公斤TNT药包挂在坦克上即可将坦克乘员震昏或死。152加榴炮弹头重含装药是43.56千克TNT威力、杀伤力大。我们阵地附近有我军的152的掉弹，可能是炮兵发射时药包装少的缘故吧（火炮的射程取决于火炮诸元的设定及相对应射表加几个药包又称几号装药），事后我们去察看落弹点，弹坑有6、7米深毁伤树木半径有50多米。

我随同班、排一起生活作战。晚上排班和战士一样轮流站岗。当时部队规定天黑以后任何人不得在阵地移动，夜晚站岗如果感觉或发现有人在移动那必定是越军，站岗人员不必要时不开枪只需要向移动目标投掷手榴弹，即等于发出警报又不暴露自己。

按照军校教程：防御时堑壕需几米就要有折线，不能是一条直线，阵地防御时每个战斗人员间隔不应低于8米。

由于昆明军区123团先行占领了阵地，又在阵地前方、后方均抛布了大量防步兵雷（没有布雷图），所以我们到后不能随便改变现状，也不能随便走出阵地（随处都可能有地雷）。当时我军的地雷有多种使用最多的是月饼形状大小的防步兵雷，外观材质类似硬塑料涂了一层深绿色的涂料（经雨水后和泥土几乎同色），此雷不含金属成分探雷器无法探测，拔掉保险抛出后解脱第一道火（类似炮弹引信有二次触发机构才能引爆，从静止到发射出膛解脱第一道引信，触地后从动态到急减速触发引信引爆），然后需要7.5公斤以上的压力才能引爆。

生活用水需大家轮流用制式橡胶背囊下山到山下河里背水或洗澡，下山的路是一条人踩踏出来露出土的小道下山要走近2个小时山路来回需半天时间，昆明军区战友提示，路两边都可能有地雷不可以踏出小路一步。即便是这样也有人在别人走过的路上触发地雷。

由于老山地区开战不久，后勤保障跟不上，支前民工半个月左右才能背上来一些米和青菜，我们自己在山上以一个山头（高地）一个班的人自己做饭吃，青菜或煮着吃或拌酱油吃很少能吃上肉。什么压缩饼干、肉罐头，只有到后边的团部那里能看到。

由于是雨季（当地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每个人需要自己去挖“猫耳洞”铺上雨衣作为个人休息睡觉的地方。

在阵地上看不到报纸、没有收音机，也无法同家里人通信，也收不到家里人的信（因为信无处投递，阵地也无地址）唯一的与外界联系的是摇把子电话，我还是通过这个电话知道了1984年10月1日庆祝国庆北京举行了阅兵式。

后来1985年1月，我军之后实行各军区轮战，接替我们的是南京军区1军1师，看到他们带上来的装备要好多了，弧形的“猫耳洞”钢制组合支撑架等等....真是羡慕。

我们在阵地上向越南方向看除了农田看不到农民，很远外偶尔能看到零散的越军，因为近距离越军已经不敢露出来。只要看到多个越军在一起，我们就将炮弹送过去。

部队经常组织侦察队去越方抓越军。

同样，越军也组织小股人员来我方抓人。

　　84年9月，在云南麻粟坡老山与一个阵地昆明军区123团的战友。左一未戴头盔是我。

100迫班进行炮击前准备。难忘的昆明军区14军123团的战友：蒙光福、王银松，还有田维国等...

我在老山地区82迫的阵地上。

　大连陆军学院学员在1984年8月至12月赴云南省麻粟坡县老山地区参战共110人，阵亡1人（安葬在麻粟坡烈士陵园），重伤2人（截肢）。

　 这是84年在云南麻粟坡老山与大连陆军学院二十四队的战友相会。右一是我。右二洪波、右三宋吉生，看到战友非常高兴我们都还活着。

　　在1984年12月之后，我军开始在对越作战上实行各军区轮战，南京军区1军1师的部队轮战接管我所在昆明军区14军41师123团的阵地。

1军1师提前十几天派部分人员上来熟悉阵地，之后部队上来了我们移交阵地撤出。

亚热带的山岳丛林。

84年在云南麻粟坡老山与昆明军区123团的部分战友合影。前排右三是我。

　　1984年8月一85年1月参加云南麻栗坡老山地区作战纪念。昆明军区发给我的作战纪念章。

　　昆明军区给的纪念品之一。战后到昆明，昆明军区送给我们沈阳军区大连陆军学院战友每个人一个箱子、一个绣有参战纪念的浴巾、一个带计算器的电子表、一个刻有参战纪念字的钢笔、一瓶习水大麯、二条大重九烟，二盒普洱茶及水果等。

41师赠送给我的笔记本。

　　123团参加老山自卫反击名单。

　　参战从河口归来到昆明军区14军42师126团营房住地蒙自，同126团部分战友合影，前排右二是我。

有一个小插曲，我随126团返回营区后，部队帮助附近农民收庄稼时见到一架我军的战斗机俯冲下来离我只有200米左右坠机爆炸，各种部件落到我附近，我在散落的部件中拾到了飞行员的小手枪，随后将手枪交给赶来的空军部队的人。

随后，我们大连陆军学院在126团的参战学员调往麻栗坡县的老山地区41师八里河东山各参战部队。

123团的战友送给我的纪念物之一。

大连陆军学院赴老山参战的部分战友，在老山合影。前排左一是我。

　　战后在老山的合影，后排左三是我。

参战归来后到云南石林游览。

　　参战后返程路过北京短暂停留，1985年1月在北京。与到北京迎接我们并给我们送冬装的大连陆军学院闫副政委等干部合影。

返程乘火车经过沈阳时，军区高克副司令员登车给我们讲话说：你们表现很好，军区首长很满意，你们给沈阳军区争了光，给大连陆军学院争了光。

从南疆到北京温度相差30多度，我们穿的单衣感觉很冷了。

　　大连陆军学院部分参战学员在北京的合影，前排左7是我。

　　参战的部分大连陆军学院四大队二十四队（地方大学生队）的战友返程在北京合影，左5是我。

　　返回到辽宁省金县（大连陆军学院所在县），学院领导及金县领导及群众在车站举行仪式欢迎我们参战学员凯旋归来。

到达大连陆军学院，学院搞了个凯旋门全院干部、学员等上千人，鸣放礼花欢迎我们凯旋归来。

参战后返回大连陆军学院，后排左6是我。

　　建国以后，自1954年11月之后的参战军人只有部分人可以得到参战认定。如在企业、伤残人员、农村户籍的等，现在所有（2024年）参战退役军人均可得到国家的认定。

　　由于参战不充许个人携带照像机，许多珍贵的影像只能留存在脑海和记忆中。（昆明军区原在一个连的战友“私”带了一个像机（最近才知道）只有一卷胶卷，他给我们照了一些像，有些照片他还有在帮我找[呲牙]），幸亏战友自带了像机才能留下一点当年阵地的照片，一线阵地距团指挥所（在后一座山）约5公里，主要是靠通讯联系所以在阵地上未见到过团机关的人。

　　中越边境的自卫反击战从1979年持续到1989年，这10年狠狠地教训了越南，赢得了中国在越南方向几十年的和平安定。

（因为过去时间太长，参战过程待慢慢回忆。未完待续）

点击链接《父亲郭奇的军旅生涯》